政治类期刊范例

政治类期刊

政治类期刊范文1

[关键词]政治类;社科期刊;知识付费;转型升级

经历2016年知识付费元年后,随着各种资深讲师和客户端平台纷纷加入,大量资本蜂拥而至,各种知识付费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用者从种子用户开始向大众用户拓展,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知识付费在2017年的大爆发,至2019年年初势头依旧不减。传统出版机构受知识付费浪潮冲击的影响,纷纷主动或被动地涌入这个战场。与此同时,与知识付费相关的出版事件一直都处于持续发酵状态。本文试以政治类社科期刊为例,通过阐述政治类社科期刊与知识付费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涉足知识付费的现状,厘清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此探析政治类社科期刊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政治类社科期刊试水知识付费

(一)知识付费兴起的渊源

知识付费有着悠久的历史,消费者自始至终都在为知识买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出版业就是最古老的知识付费行业。近几年,知识付费成了一种引领时尚的浪潮,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下有很多用户愿意付费为互联网内容买单。传统出版的知识付费是知识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消费者拿到知识产品后的花费往往是知识产品本身价格的2~3倍,而如今互联网的知识付费是知识生产者→消费者(网络用户),省去了传统出版中的中间商环节,不仅传播快捷、内容新颖,而且价格低廉,深受网络用户的欢迎。这正是知识付费兴起的渊源。

(二)专业原创的社科内容为知识付费提供条件

政治类社科期刊就其本身而言,它没有娱乐新闻传播的活跃度,没有社会报道传播的宽广度。但是,政治类社科期刊依托其专业的学术平台、强大的作者队伍以及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经过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印刷等环节层层把关,最终提供高质量的知识内容,因此其内容的质量、权威性和深度都是娱乐和社会信息所无法匹敌的。对于知识付费来讲,高素质的专业原创编校平台成为知识变现的有力保证。普通大众群体虽不会整本订阅,但有可能会对期刊中的某些文章感兴趣,需要深度了解。此时,政治类社科期刊就可以通过知识付费的方式,把内容拆分成章节单元,借助互联网开放、多元、共享的传播模式,进行精华解读,以音频、视频等多元化方式满足多场景多层次的学习需求,拓展知识变现的渠道。

(三)政治类社科期刊进行知识付费的尝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知识付费平台的搭建以及知识付费用户数量的激增,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压力和挑战。无论是出于主动或被动,传统出版业都在跃跃欲试,正准备或已投身到知识付费领域,希望能抢占一席之地,突破纸质出版的局限,政治类社科期刊也在其列。如《学习论坛》杂志已在纸质出版物中增加二维码,用户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看到每期目录以及部分内容,打造增值服务。该杂志还与专业数据库合作,使其创刊以来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可以在这些专业数据库中进行付费阅读。《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在两年前已开通微信公众号,截至目前关注者突破1.8万人,该杂志与专业数据库合作,一方面可通过知识付费增加些许收入,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自我宣传增加知名度,让更多用户根据需求订阅纸质期刊。尽管这些知识付费形式收取的费用微乎其微,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政治类社科期刊已走在探索知识付费的路上。

二、政治类社科期刊涉足知识付费的问题及挑战

(一)特定的知识付费模式存在“生存瓶颈”

政治类社科期刊因为自身的服务对象及其相对严谨严肃的风格,决定了它与大众认知的知识付费有一定的差别。它永远不可能是短小轻飘的“心灵鸡汤”,更不可能是夺人眼球的碎片化娱乐信息,它自身特有的厚重感同时决定了受众的专业性及对政治的需求度。受众对知识付费消费理念正在从冲动型的“尝鲜”心理,逐步回归到知识“学习”与“掌握”的理性,甚至对于在线知识付费产品的消费诉求达到苛刻的程度,产生了“物美价廉”的双重期待,制约着知识付费平台的市场生存空间。“物美”,一方面包括用户对知识付费产品内在品质的高要求,另一方面包括用户对知识付费消费全过程中的外在品质服务的高要求。“价廉”,则表现为知识付费用户实际的单项消费额度一般在200元以下。随着用户付费行为的理性化,加剧了各方知识付费平台的用户“流量”争夺战,这种情况下,政治类社科期刊也依托纸质内容进行二次编辑或拆分,将篇幅长、内容过于专业的文章进行摘编,放入互联网数字平台。虽然此举让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了些,但同时其二次编辑的获客成本也在不断上升,用户的“流量”也因此变得昂贵,这与受众“物美价廉”的期待相背离,也因此,知识付费平台难以通过政治类社科期刊实现最终盈利。

(二)生产模式上相对粗放

传统出版业出现在付费平台上的产品稍显粗放,多数是直接将纸质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到付费平台,缺乏对知识的分层梳理和深层次加工。比如,颇具影响力的某杂志在封底印上数个二维码,包括官方微博、官方网址、官方微信公众号等,读者扫描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后,需要付费,然后才能打开每期杂志,但阅读的是和纸质杂志一模一样的篇幅长、文字多,且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提炼的理论文章。这样的付费产品送达客户端时,客户需要花费过多时间去筛选、提炼,才有可能搜集到所需的优质内容。如何精准推送优质内容,如何把繁杂的信息进行过滤加工、提炼干货,如何让读者在短时间内通过付费平台各取所需,成为传统出版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产品受众单一,缺乏专业的数字网络团队

知识付费通常包括付费问答、付费教育、综合知识付费等。当前,政治类社科期刊主要涉及综合知识付费,且形式相对单一,主要是以付费阅读为主。据调查,大多数政治类社科期刊知识付费的形式,要么是开通微信公众号,要么是与其他数字平台合作,很少做宣传,推送的渠道相对较少,如此粗放的合作方式导致知识付费的产品单一,受众数量少,无法满足现有用户的需求,不仅维持现有用户困难,而且开发潜在用户更是难上加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严重缺乏专业的数字网络团队,多数期刊仅是依靠几个文字编辑在空余时间轮流打理微信公众号,或者由某个文字编辑兼职义务打理,每1~2月的时间更新一次内容。文字编辑积极性不高,且不懂数字编辑技术,只是把纸质内容原封不动放入客户端,几乎无暇顾及和参与平台互动。

三、知识付费给政治类社科期刊带来机遇和创新

(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互联网+”时代,各种免费信息蜂拥而至,多数人处于选择焦虑状态,在推送的各种碎片化信息中无从选择。打开朋友圈及各种微信公众号,短小轻飘的“心灵鸡汤”迎面扑来,资深用户都知道,这是卖产品或卖服务的前奏,多数都会避开;新手用户不谙世事,购买之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深深的焦虑感和无觉知的状态依然存在,这样的付费并没有解决人内心最关注的实际问题。知识付费过程中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需要传统纸质出版,尤其是专业政治类社科期刊来引领青年大众,重塑社会价值观,弘扬真善美,坚定政治信仰,填补知识付费这一空白。事实上,政治社科类知识付费产品,有一定专业内涵,能够引领大众的学习认知,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的数据显示,对于这些提炼加工过的有一定专业性的付费产品,用户数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产业规模也逐渐增大,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这也正说明知识付费给政治类社科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1]。

(二)凸显了社科类期刊的价值

知识付费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内容的含金量,而内容的含金量往往取决于出版机构中编辑队伍的素质。当知识付费进入“存量竞争”的下半场,如何在各付费平台进行知识筛选、加入内容评价体系、满足广大用户的内心需求,这些问题正需要一直专注于优质出版内容的专业期刊来解决。毋庸置疑,传统的政治类社科期刊拥有丰富的版权资源、具有创新能力的作者资源和优秀的编辑队伍,同时还拥有一批读者与消费者高度一致的用户群,也因此更具备提供优质知识产品和优质知识服务的能力[2]。相对而言,知识付费可依据政治类社科期刊的出版,进行深度加工解读,让读者依据自己的需求获取信息。因此,下一步知识付费纵深发展会更加倚重专业期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更加凸显了社科类期刊的重要性及价值。

(三)知识付费与社科类期刊相互提升

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知识付费产业出现疲软状态。有创业者认为知识付费的红利期已逐渐消失,正在准备撤离。就目前知识付费领域的整个内容而言,四处蔓延的是轻松娱乐性的内容,满屏充斥的是心灵鸡汤画面,专业、权威、高端、刚需的知识资源仍然相对稀缺。这时,政治类社科期刊刚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同时,政治类社科期刊作为传统出版物的一种,其出版时间长、形态单一、传播途径窄、营销方式滞后等弊端也刚好可以通过涉足知识付费领域进行调整和创新。知识付费与政治类社科期刊出版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四、知识付费浪潮中政治类社科期刊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运用长尾理论,注重专业深度发展

所谓长尾理论是指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产生更大的效益。也就是说,盈利的高低通常不在于传统需求曲线上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忘的长尾。当前数字出版与知识付费业态失衡,属于腰部、头部的时间管理和投资理财类产品相对热门,而政治社科类产品却偏安尾部一隅。产品头部化不仅使用户面临较大的沉没成本,而且抑制了政治类新知识的生产。因此,出版单位和知识服务商应多运用长尾理论,开发政治类社科资源,以提高受众需求的动态适应能力,实现最终盈利。政治类社科期刊要在知识付费浪潮中抢占一席之地,就不能一味迎合受众的口味,把知识都改成“短平快”的浓缩宝典,相反,应更加注重自身的专业优势,进行深度融合,坚持走专业发展之路,引领广大读者的学习潮流[3]。多年来,政治类社科期刊一直以“深广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其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人增长专业知识、提升思想境界、了解政治科学发展大势,这也正是人们选择政治类社科期刊的原因所在。其下一步发展的核心,就是要立足自身专业优势,围绕社会热点、难点进行深入剖析、专业解读,广泛加入各种互联网数字平台,给读者提供优质学习内容,真正以自身“深广专”的优势引领阅读学习的风向标,提升读者的整体素养。

(二)强化用户参与感,注重知识产品服务

知识付费产品多数是由“内容+服务”两大部分构成,其中优质内容是核心,多方位的服务是发展必需。与之相比,政治类社科期刊出版一向以严肃面孔示人,中规中矩,给读者一种不敢靠近的威严感,服务意识相对薄弱,读者参与较少。因此,政治类社科期刊要更加注重产品内容的加工设计,强调知识产品本身的“读者感”,站在读者角度,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把纸质内容通过二次编辑,辅以图片、视频或者动画等易看易懂的形式,转化并放至数字平台及客户端,让广大读者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最新的政治社科类知识付费产品。同时可以增加问答应用,与专家名师一对一问答,设置名家课程,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定期讲座,使用户通过不断的体验,逐渐产生消费的意愿,并在交互中搜集受众需求,提高受众数量,降低学习成本。另外,还要增加服务比重,引导用户行动,促进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帮助读者及用户跨越知识和其所需要的能力之间的鸿沟,实现产品和用户之间的零距离互动,这是政治类社科期刊发展的根本所在[4]。把政治类社科产品的二次设计重心放在提升用户自身能力及互动交流上,这对习惯了传统出版逻辑的编辑来讲,可能不那么容易接受和操作,因此需要一批专业的数字编辑团队,拿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知识付费和知识服务,把“高大上”的政治类社科产品进行二次加工编辑,与读者真正实现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政治类期刊范文2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科建设;互融共生;政治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在服务学科建设、传播学科知识、引领学科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一方面,没有学科的研究与进步,就没有学术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也反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二者是你决定我、我成就你,互为依托和支撑的关系。本文以中国政治学为观察视角,透视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相互关系的三个层次,为二者关系的价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读。

一、基于学科:学术期刊依托学科而生

“学科”本质上是知识上升为知识体系后根据某些共性特征划分而成。学科的产生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形成了支撑本学科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价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展示、传承以及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学术期刊由此应运而生。

(一)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需要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但随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全国100多所大学中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新中国成立不久,在苏联学科模式的影响下政治学被看作是“伪科学”,并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然而,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特殊时间点发生的重要事件会对之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以及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踏上了恢复和重建的新征程。为了加快学科恢复重建,作为政治学的专业学术理论刊物《政治学研究》于1985年创刊,随后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国外政治学》等在内的其他政治学类刊物也相继创刊。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速了专业学术期刊的诞生。

(二)学术期刊背靠于学科发展

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初,学界的首要任务是填补学科缺席期间留下的大量研究空白。引介、学习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学科的基础理论、概念和知识系统是“补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学界除了出版专业书籍外,还通过在原有刊物上开辟专栏或者创办新的刊物译介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例如1978年创刊的《国外社会科学》专门提供版面介绍国外政治学的最新成果,1980年创刊的《政治学参考资料》(1985年起更名为《国外政治学》,1990年初停刊),是国内最早的专门介绍国外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涵盖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系列的制度建构和制度调整都需要政治学的知识和理论支撑,研究重大转型期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中心任务,学术期刊的方向和定位也相应进行了调整。有学者以1985年到1989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为主体,结合《中国社会科学》和《政治与法律》等期刊,发现刊发的政治学类文章主要围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政府职能转变、“一国两制”的发展与实践、政党与政权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决策与行政管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权力与腐败、发展与稳定等10个方面,均为当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从中足以窥见学术期刊如何反映学科之价值取向[3]。

(三)学术期刊繁荣于学科进步

经过几代政治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政治学从白手起家到学科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坚实、科研成果丰硕,较好地完成了邓小平同志交代的“补课”任务。截至2017年,设立政治学系的高校共有127所,拥有政治学本科学位授予权的130余所、硕士学位授予权的近80所、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也已达30所。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在不断提升,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系统中的核心支柱,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同步提升,北大、清华、复旦的政治学学科进入并稳居QS全球学科排名前50位。学科的进步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繁荣,截至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其扩展版共收录政治学类期刊51种(CSSCI来源期刊37种、CSSCI扩展版14种),仅次于经济学的95种和教育学的54种,在专业领域的期刊中数量位居第三[4]。在走向国际方面,复旦大学的ChinesePoliticalScienceReview和浙江大学的JournalofChineseGovernance等英文期刊成功进入SSCI扩展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政治学与国外政治学的对话交流。

二、面向学科:学术期刊反哺学科建设

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学术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学术期刊的繁荣提供了基础与支撑,而学术期刊又反过来服务、传播和引领学科建设,促进了学科进步。

(一)学术期刊传播了学科最新成果

从本质上讲,学术期刊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服务学科建设是学术期刊最基本的功能。从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新创办的专业学术期刊来看,无论是专门介绍国外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国外政治学》,还是兼顾国外成果引介和国内问题分析的《政治学研究》,本质上都是为了传播本学科研究成果、支持学科建设。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政治学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总体演进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学科体系不断充实,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学术期刊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2010年间,政治学界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超过了7万篇,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总体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来呈现的[5]。除政治学专业期刊之外,学界还通过《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复旦政治学评论》等“以书代刊”形式进一步拓宽政治学知识的传播渠道,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促进了交叉学科、前沿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和发展。

(二)学术期刊促进了学术人才培养

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先进程度的代表,肩负着向社会各界传播本学科发展新动向的使命。高水平的专业学术期刊更是高品质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不仅为研究者提供学科前沿文献、最新理论和研究方法,还为研究者破解学术难题提供思路和方向,促进专业学术人才的成长成熟。正如《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所强调的,该刊旨在成为政治学研究、教育工作者的园地。此外,学术期刊经过一系列的品牌化打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刊风格,在给研究者提供知识和经验的同时,还传递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学科研究精神,促进研究者形成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和实事求是、敢于探索的科研作风。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主动深入高校、科研院所,对广大师生和研究者进行选题、写作、投稿等方面的培训指导,有效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和水平,这些学术人才一旦成熟并投身于学科研究,反过来又成为学术期刊的优质作者资源,从而保障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

(三)学术期刊引领了学科发展方向

学术期刊通过及时刊载学科最新建设成果,以及对相关栏目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对学科前沿问题的集中,从而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依据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策划具有学科前瞻性和引领性的选题,编发高品质的学术论文,以此促进学科的持续进步。例如:《政治学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的专业高水平期刊,2019年共刊发学术论文74篇,其中26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收录转载,足以证明刊文的质量和水准,在刊文内容上,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国家治理、反腐败、公权力等概念成为研究主题的高频词,反映出本年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此外,刊文中理论/综述研究类和解释性研究类论文占比为77.27%,说明中国政治学仍以规范性研究、定性研究为主[6]。在《政治学研究》编委会2019年年会中,学者们结合当前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实践发展实际,提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回归经典理论、及时回应重大现实问题、重视前沿技术发展、重视新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等重要命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风向标。

(四)学术期刊拓宽了学术交流渠道

学术期刊的繁荣使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渠道进一步拓宽。一方面,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大多由学科知名学者或高校知名专家教授组成,期刊举行的学术会议或者编委会会议不但可以使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思想以保持议题的延续性,还可以在期刊选题和学科前沿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保持学术期刊选题的科学性和引领性。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术期刊开始借助钉钉、腾讯会议等新媒介定期举办线上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等学术活动,跨校、跨区域学术交流成为新趋势,学者们借助学术期刊提供的线上学术交流平台聚焦学科研究热点、传播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

三、回归学科:学术期刊融合学科发展

2021年5月9日,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回信时强调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7]。回信充分肯定了学术期刊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学术期刊既立足于学科也要回归于学科,融合学科发展。

(一)学术期刊与学科形成共同的关注

与学科形成共同的关注是学术期刊融合学科发展的前提。从本质属性上讲,政治学是治国理政、经世致用的学问,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更是以“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根本遵循[8],以“服务国家利益、推进理论创新”为价值旨归。这就要求学术期刊的聚焦方向要与学科的价值取向保持高度一致,在选题上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紧扣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选取面向中国政治现实、指向中国政治发展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层面对问题的产生机理、深层逻辑和发展规律做出解释,建立具有普遍说服力的解释模型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学术期刊一方面可以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设置研究专栏,组织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推进学科知识积累和理论进步;另一方面要重视学术批判,鼓励学者相互砥砺、质疑和批评,推动学科在探索与争鸣中发展。

(二)学术期刊确立学科专业学术门槛

学术期刊融合学科发展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立学科的专业学术门槛。中国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刊发的论文要运用政治学专属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用“政言政语”来阐释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从而形成学科的专业平台和学术标准,推动学术期刊从专门化走向专业化,从专业化走向职业化。然而,随着我国政治实践的日益丰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许多新兴交叉学科开始涌现,如法律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等等。一方面,交叉学科的出现有利于政治学突破学科壁垒,整合不同学科优势,促进产生新的理论学说。另一方面,交叉学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独立性,导致一些核心理论被边缘化现象。因此,政治学专业学术期刊在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交融渗透的大背景下如何保持学科的独立性值得认真反思[9]。

(三)学术期刊助力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政治类期刊范文3

《期刊》一书及本文所指抗战文学期刊,即在抗战十四年当中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文学期刊,由日伪政权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战十四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与对敌战争,构成了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期刊出版业的高潮期,期间经历了被称之为“杂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出发,抗战文学期刊有如下几点特征。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性由政治性所表达、彰显,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要谈抗战文学期刊,则必须要谈其母集———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学期刊发端于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文学期刊是中国期刊的鼻祖,但这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奠定了一个总基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镜像。近代中国的文学期刊尽管冠以“文学”二字,但随着以启蒙、革命等不同社会政治主旋律的交替变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得文学期刊始终难以真正地“为文学而文学”。如果说,这种对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可作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几乎已经变得无可选择。个人写作可以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走出所谓“逃逸”的第三条路,但是作为公共文学场域重要组成的文学期刊却很难“逃逸”,它不但要面临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当时比较成熟的出版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抗战文学期刊必须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发展大势与总体基调相契合。抗战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当中既有“第三党”主办的《絜茜》,也有“左联”主办的《夜莺》,当然还有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由人道主义作家们主办的《呐喊》与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江浙财阀支持的《越风》及爱国知识分子们在香港编辑主笔的《笔谈》等,这些刊物集中了鲁迅、柳亚子、茅盾、巴金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甚至党派)作为支撑,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观需求与历史主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场而不只是文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其次,相当多的抗战文学期刊属于市场化期刊,其本质仍是文化产品。但事实上,在全民族抗战救亡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战的文学期刊,销量则越好,这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产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文化产业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文化产业,其本质都是大众文化[1]。因此,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文化产业所表现的内容,而大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的事务所决定[2],而这个共同关注的事务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辩,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事务对于大众个体利益的影响。抗战军兴之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存亡,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杀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求生欲,抗日救亡显而易见地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产品,越是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达到了一种几乎重合的景象,这当然全拜抗战军兴所赐。显而易见的是,抗战文学期刊在宣传抗战救亡的程度上,实际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时期创办的刊物对于抗战的宣传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第三党”创办、张资平主编的《絜茜》杂志,虽然可称抗战文学期刊之鼻祖,但仍然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性,在宣传抗战上并不彻底,更谈不上卖力,其销量与影响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沪抗战之时,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呐喊》(烽火)杂志,号召全民族、全人类同仇敌忾,高扬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大旗,虽然极其艰难地辗转出刊,但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抗战中期销量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以至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结合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分析,文化产品在大众消费动机层面是有着共通性的[3],“市民性”与“消费性”是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单是文学期刊如此,戏剧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三场,场场爆满。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来借古喻今,号召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此剧刚刚上演时,因此便遭到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不满并横加干预,梅兰芳只好转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场,结果更加火爆,观众甚至挤碎了剧院的玻璃门。《生死恨》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票房最高的古装剧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别是舞台文化产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战结束之后,电影导演费穆看中此剧当时的影响力,遂将其改编成电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尽管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但反响却非常惨淡。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大众们不再对抗战有兴趣,因此事关抗日救亡的电影,当然不会还重演抗战时的盛况①。这一现象,与当时抗日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的总体状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战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党派与各社会力量所共同组成,因此综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分布与政治选择。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的文人结社之风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极。文人利用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的方式论政、参政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关于国家发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而由他们办的报刊如《申报•自由谈》《努力周报》《观察》等,均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紧密融合②。文学期刊及其办刊者当然无法僭越这样的大环境。因此,文学期刊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诗史互证”的关系。在当时诸刊物当中,宣扬抗战的抗战文学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个相对与之适应的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在当时中国,主张抗战的不同政治力量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当中既有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第三党等在野党派,在层次上,既有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地方党部、支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少抗战文学期刊的“赞助者”。以“第三党”主办的《絜茜》杂志为例,近代史界对于“第三党”抗战活动一直认识不够,在《絜茜》杂志被系统研究之前,对该刊的评价总体水平不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一度将其定义为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刊物①,但随着《絜茜》杂志系统研究的推进,对“第三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它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②,学界对于《絜茜》杂志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具备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将意识形态衍变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满足感与意识形态的传播[5]。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学性,而且政治性(对抗战的宣传)决定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重要在于,通过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与解读,可以管窥当时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这些都是抗战文学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与所指

前文所述为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在本节,笔者欲结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词的能指与所指,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释抗战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意义。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献性意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显得较为特别。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献”的含义,从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双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学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学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献性期刊”这层含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任何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具备文献性,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门类,抗战文学期刊在文献性这个层面上显然比其他文化产业要素要更具有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抗战文学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观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无出其右,尤其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产业的“顶梁柱”。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政治社团乃至文学社团,最擅长也最常见表达自己政见、观点的形式就是办刊,而非拍电影、写剧本或是出版专著,及至抗战时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无论是被称之为“大后方”的重庆、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还是香港、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甚至包括沦陷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可谓上千种,当中既包括《越风》《笔谈》《文艺新哨》等抗战文学期刊,也包括《古今》《满洲文艺》等附逆文学期刊———即使是“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的孤岛上海,最后“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6]在当中,抗战文学期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及历史地位上来讲,当然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地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性意义。其二,文献性意义除了能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一手的历史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完成历史信息的传递。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各个门类要素中,能够完整、系统、全面地传递历史信息,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关系的,只有报纸杂志,而抗战文学期刊则是抗战期间报纸杂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学史证明:近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获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因战乱频仍、时世艰难,技术的应用、转换能力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突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门类较为全面,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对文献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实均相当有限。特别在抗战期间,当时既无先进的录像技术,更无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拍摄电影众多,但留下的影片却屈指可数,至于话剧、戏曲等舞台文化产业更不必说,尽管书籍可以获得较好的保留,但在共时性地阐释并反映中国社会、政治总体格局与社会思潮关系这个层面上,依然逊色于报纸杂志。在抗战十四年期间,因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抗争,特别是全国民族救亡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门类在整体上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战争与各种政治原因,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刊资料都被查禁、焚毁,反而文学期刊在当中获得了存活(当然在沦陷区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学刊物被查禁),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要素而言,抗战文学期刊的还原历史现场的文献性意义,显然具有无可取代性。其次,抗战文学期刊将文学作为手段,而非单纯申明文学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词中的两个名词是并列关系,犹如“文学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与“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从英语语法理论来看,名词作定语表明阐释事物的职能或属性,而非对事物本身进行限定。而这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从“抗战文学期刊”的所指来说,它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战文学”的期刊———尽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当中大多数是抗战文学期刊,但这两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语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这一造词法并不罕见,但前面一般会有限定语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经文学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国文学期刊)等,事实上,这与“抗战文学期刊”的造词法如出一辙,但“抗战”与作为定语的圣经、美国等词不同,它是一个极其冗长的专有名词,显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这样有违基本语法的词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们现在谈的文学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盖是因为此处所言的文学期刊是“文学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为传播、弘扬文学性而服务的,譬如中国大陆的《收获》《花城》或中国台湾的《幼狮文艺》及中国香港的《香港文学》,莫不如是。但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为文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只为文学服务———它不但要承担政治使命,而且还要在当时的文化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可谓是一刊兼顾三者,文学是符号层面的能指———即将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简而言之,就抗战文学期刊的存在情状而言,可以说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学当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属性,但绝不是唯一属性,它只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自身立场并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学”本身,而包括了更为宽泛的范畴———这皆因抗战文学期刊所处的特殊境遇所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文学期刊”的英文译法选择“literaturejour-nals”是较为合适的。

政治类期刊范文4

[关键词]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意识形态

风险防范媒体融合,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多数学术期刊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国内也已有许多就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进行的研究。例如,刘莹等人认为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微信平台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同时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微信平台进行宣传提出了相应建议[1]。谢镒逊指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增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途径[2]。张兰、陈信凌以(2019—2020)版CSSCI来源期刊为例,分析了社科类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3]。从现有的对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大多着重于探讨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现状、运营存在问题、传播效果、运营模式等,并提出增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效果的对策建议,鲜有涉及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究。微信公众号虽然为知识的出版和传播带来了机遇,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失控风险。在自媒体时代,信息创造和传播门槛的降低致使大量优秀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的同时,也不乏低俗虚假、哗众取宠的信息夹杂其中。笔者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若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体不加以管理和防范,其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意识形态失控风险,给学术期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只有以正确的学术舆论、合适的议题引导用户,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才可能成为和谐清朗的学术传播阵地。

一、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一)运营主体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不够强

“思想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人们只有有了意识,其思想才能在行为中得到体现,行为才能够见成效。对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这样的认识同样适用。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有了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意识,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才能防患于未然。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体如果不加以管理,放松对意识形态风险的警惕,就有可能出现问题,轻则关停微信公众号,重则出版单位及单位负责人都要受到相关处置,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目前,我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学术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其对学术期刊定期推送学术文章、传播学术观点极为便利,也大大增强了学术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然而,也有一部分学术期刊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并未从根本上进行管理,如黄锋等人于2016年发现高校学报中已开通微信公众号的学报有31%为“僵尸号”[4]。很多学术期刊编辑只是将微信公众号当成学术期刊电子版的渠道,对内容后的信息反馈不够重视。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使用率并不高,关注的用户也不多,但这并不代表其出现意识形态风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因此,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的学术期刊,从管理层到所有编辑个人都应以认真谨慎的态度去关注和对待,增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意识,时刻注意维护微信公众号的安全运营。

(二)学术期刊缺乏监管的人才条件

目前,我国大多学术期刊的从业者年龄都偏大,编辑人员的人力结构多元化不足,再加上薪资结构也缺乏竞争性,编辑职业的边缘化问题突出。这一方面造成了老编辑对媒体融合理念专业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不足,进行媒体融合的意愿也不够强烈;另一方面阻碍了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发展步伐。在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的过程中,大多数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由某一编辑兼职管理,没有委派专人负责运营与管理。有研究者在38种高校科技期刊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尚未有期刊专门设置新媒体编辑岗位,这说明此类编辑人才仍匮乏[5]。对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管理,运营主体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是不够的,若其因缺乏相关技术和能力,也一样难以处理微信公众号的各项业务,对其管理也很难到位。因此,复合型编辑人才的缺乏限制了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发展,给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在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方面埋下了安全隐患。

(三)学术期刊缺乏监管的技术条件

微信公众号的开通和运营要基于一定的互联网技术条件支撑。目前,运营成功的微信公众号都需要具备一批从策划、设计到搜索引擎优化、内容写作都专业的工作人员。而学术期刊复合型编辑人才的缺乏给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带来了相应的技术掣肘。学术期刊编辑虽然对采编系统的运用、计算机网络的运用比较熟悉,但是对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却缺乏相关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使用比例不高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学术期刊的编辑缺乏建设微信公众号的动力和技术所致。而一旦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在运营中出现意识形态风险失控问题,因相应的技术条件和人员管理的缺乏,将会给学术期刊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

二、新时代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要求

(一)新时代国家网络安全的需要

总书记指出:“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6]因此,维护网络安全不仅对我国意义非凡,对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不言而喻。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构建安全的网络空间尤为重要,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则是我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若不加强管理,就有可能成为传播有害、虚假信息的平台,且不法分子有可能假借学术之名对我国做不利之事。“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6]作为以传播学术思想为己任的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既要尊重用户思想的表达与交流,又要适当加以引导与防范,确保平台可管可控,维护新时代国家的网络安全。

(二)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要求

互联网已成为舆论的主渠道、主阵地、主战场,网络传播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传播方式。因此,做好网上新闻舆论工作也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只有把内容建设作为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才能做好平台舆论工作。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要“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6]的发展理念,以内容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促进学术思想的传播与交流,扩大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意识形态建设在当前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平台,更是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学术期刊有严把政治关的责任,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期刊。进入新时代,国家倡导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其迎来了空前的利好发展时机,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在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期,作为学术期刊人,我们更应坚持用学术讲政治,不能在发展中迷失方向,既要做到守土有责,也要做到守土尽责。因此,在新时代,学术期刊应坚持构建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学术的力量为特定政治话语鼓与呼,其应继续以学术、文字的方式,坚守学术本位,发挥用学术讲政治的阵地作用。对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不断巩固和壮大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也无论媒体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持把正确政治导向贯穿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的全过程,在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中以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三)传播中国声音、构建网络空间话语权的需要

在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应加强中国声音的传播,其应自觉当好新时代中国声音的传播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传媒转型的创新者,借助媒体融合的力量实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跨越式提升。当今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重大变化。面对这种新常态,学术期刊应如何坚守阵地、发出主流权威声音、传播学术正能量?对此,学术期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扎实推进自身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加强政治宣传优势和舆论引导优势,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学术期刊通过刊发和宣传党的政策类学术文章,再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理解和接受党的政策。而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主动设置议题,引导用户舆论,发出权威主流声音。

(四)落实主体责任的要求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一项综合改革,为了确保改革的方向不偏、改革的力度不减,因此必须由权威部门和机构来主导改革。学术期刊的主管与主办单位在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有所作为,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纳入日常的工作管理,以强有力的手段主导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的总要求,维护好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2013年,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直接考验的是主管与主办单位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意识和领导能力,其必须引起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主管与主办单位对学术期刊的监管仅停留在纸质期刊的出版上,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并未纳入其日常的监管范围。因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监管还处于真空地带。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学术期刊的主管与主办单位应将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纳入其监管范围,切实担当起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职责。

三、新时代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对策

(一)深入强化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意识

目前,部分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缺乏防范意识,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上投入的精力不足,而防范意识的松懈或无防范会给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发展带来风险。如果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对意识形态风险不加以及时防范,其就有可能成为不良声音传播的“助手”。关于网络空间治理,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世界互联网治理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7]。因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应积极运用总书记互联网治理思想,综合治理、精准施策,以维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和谐清朗的传播环境。因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要建立健全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制度,确保管理的可持续化,确保管理责任落实到个人,将平台管理、人员管理和内容管理齐抓共管。首先,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要加强平台管理。平台管理是基础,其要明确平台的传播方向,积极维护微信公众号的品牌形象,做好平台的运营和传播途径管理,实现平台的规范化运营。其次,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要加强人员管理。其应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管理能力与责任意识,因此平台在人员的选择上应进行严谨的分析与筛选。最后,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要加强内容管理。平台应严格审核所的内容,使内容逐渐成为引导舆论的风向标。因此,其“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8]。学术期刊上至部门领导,下至期刊编辑,都应绷紧意识形态防范这根弦,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良性运行保驾护航。

(二)加强微信公众号信息审核,确保意识形态风险防范

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势在必行,目前有许多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已迈开步伐,加大机制创新力度,在媒体融合特别是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上积累了经验。第一,学术期刊微信公号运营主体应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有效整合各种资源、生产要素,推动纸媒和微信公众号一体化发展。微信公众号由于在阅读上具有与纸媒用户的诸多不同特点,因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一般需要经过收集素材、编辑文本等步骤,并以适合读者阅读的方式进行推送。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在二次编辑与加工学术文章时,就更应加大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力度,既做到所的内容具有准确的定位和严格的要求,又注意对所内容的核实与确认,杜绝内容出现意识形态问题。第二,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对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实现信息的立体化、互动式、全天候防范,其作为学术期刊传播的重要平台,应具备信息收集、舆情研判、统筹等全方位功能。因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一定要由既懂技术又懂编辑的专业人员负责,一旦平台出现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严的情况,能迅速且及时地做出相关处理。

(三)引进与培养新媒体复合型编辑人才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推送与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业务生产流程,其需要在平台上整合和不同媒介的内容,为用户提供多样式、多形态、个性化的服务。因此,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要求具有更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其不仅需要懂得内容的生产与传媒市场规律,还需要对数字技术保持敏感,能思考运用数字技术给平台发展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应对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意识形态风险,引进与培养复合型编辑人才是学术期刊的当务之急。首先,学术期刊要制订高素质复合型编辑的人才规划,重视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的引进与培养。目前,解决学术期刊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的途径基本为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从2014年开始,国家每年开展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已向具有互联网出版资质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开放,这一举措的实施为学术期刊引进具有“互联网”基因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提供了条件。其次,学术期刊要加强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引进数字编辑人才。2012年,我国对高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其中与数字编辑人才培养相关的专业如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等,为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最后,学术期刊优先培养本单位具有互联网思维的编辑,是其解决目前新媒体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问题的有效捷径。学术期刊在岗编辑对编辑出版业务比较熟悉,学术期刊加强对这部分编辑的新媒体业务培训,使其能较好地胜任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运营与管理,也能成为“又红又专”的复合型编辑人才。

(四)加强用户管理

粉丝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参与者,粉丝经济也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9]。用户数量的几何式增长,带来的是微信公众号传播力的迅速扩张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有了一定规模的用户后,就应有专人做好用户的管理工作。比如,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根据推送文章与用户互动时,其可以设置相关议题,与用户共同讨论学术论文的优点和不足,并对用户的言论加以引导,对用户反馈给予及时的回应。另外,其运营主体也可以提出热点话题或期刊拟征稿的议题,在微信公众号中直接向有兴趣的作者开展定向约稿,开辟绿色通道,以此丰富投稿渠道。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和与用户维系的纽带,可以增进学术的交流与沟通,增强读者对学术期刊的黏性,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10],成为一个相互信任和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知识社群,而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用户群,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意识形态风险的发生。

四、结语

政治类期刊范文5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19世纪开始,文学月报、周报、日报等定期报刊成为推动文学市场发展的规范化主体,如《检测者》《每周政治纪录》《每月报》(亦称《每月杂志》)《纪事晚报》《家常话》等。这种定期报刊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期刊文学的广泛发展。其中,1808年亨特创办的周刊《检测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传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目的,是托利党的核心政治刊物,发行范围非常广泛,办刊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当时英国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学周刊、日报等定期出版的读物,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提供了文化滋养,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是英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英国期刊文学的早期发展

1.18世纪:文人办报办刊,推动了期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初,英国文学家、政治家开始办报办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尔创办的《闲谈者》就是英国首份文学刊物,该刊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之后,斯梯尔又与好友一同创办了另一份上层阶级读物《旁观者》,同样风靡上流社会。1710年,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的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担任了托利党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编,在18世纪初发表了众多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为托利党在英国政治中积累了声望。1731年,《绅士杂志》成为英国首个正式采用“杂志”字样的刊物,著名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就曾经多次为该刊撰稿。文人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较能接受新潮思想。当时许多的英国文人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虽然当时文人群体办报办刊的初衷更多的是为推广自身的文艺与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英国期刊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期刊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成为影响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文化因子。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选题多样,既有政治类新闻、评论,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学体裁丰富,既有诗歌、小说、散文,也有纪实、评论文[2]。政党拥趸们虽开始通过期刊进行舆论造势,但是争论并不激烈。

2.19世纪初期:以评论文为主的期刊文学蓬勃发展

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英国政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评论文成为19世纪初期期刊文学的主流文体,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当时期刊文学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务于辉格党政论宣传的《爱丁堡评论》是英国第一份明确以“评论”为文体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论文的形式给出论点、论据和参考文献,通过宣教式的语言传播政见主张。在《爱丁堡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托利党也被迫创办了《评论季刊》,其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对济慈、拜伦等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抨击,公开与《爱丁堡评论》开展论战,以期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除《评论季刊》外,《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是保守派攻击辉格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其通过带有讽刺性、批判性的语言,细数自由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诸多弊端,并为传统的贵族政治辩护,大量的文学家、政治家成为该刊调侃、讥讽的对象。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名人的评论能够吸引大批读者,这也使得《布莱克伍德杂志》在英国广为流行。1820年,与《布莱克伍德杂志》针锋相对的《伦敦杂志》诞生,其公开反对保守派的顽固思想,鼓吹自由开放,将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党争论使得评论文在英国风靡开来,期刊文学进入政治与文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1829年,《伦敦杂志》停刊,一个评论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政治的斗争逐渐进入到经济、军事等领域,期刊文学逐渐从政治评论走向多元化领域,题材亦开始回归现实生活,变革下的时代也正孕育着全新的文体和格式。

3.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主流

随笔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议论文、书信等文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杂论式文体,能够凸显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语言个性。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时间,浪漫主义运动席卷英国,大量的现代化、纯文学性期刊开始出现,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主流文体。随笔多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够将作家的思考、体验和主张融合其中,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贴近现实的特征亦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赫兹里特是英国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仅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随笔大师。《圆桌集》《闲谈集》就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作品合集。赫兹里特的作品有着简洁朴实的文风,且能够对形容词加以灵活运用,因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德•昆西是一位辗转于两个党派的随笔作家,最开始担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职员,但是由于文艺理念的不同,其离开了杂志社,并转而向《伦敦杂志》投稿。《瘾君子自白》就是他发表于《伦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随笔,以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实记录了鸦片成瘾之后所经历的幻想和梦境,“猴子”“鹦鹉”“宝塔”等意象均与作家发生虚拟的关联,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动而富于张力——读者从德•昆西的随笔中,能够读到一个现实的、普通的社会人物,从而能够与之产生情感与体验共鸣[3]。擅长描写伦敦城市情调的随笔大师兰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争,而是侧重于刻画城市生活,商人、店铺、咖啡屋等均成为其笔下的城市景象,乞讨者、公司职员、儿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在兰姆的作品中,对过去时光的感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无奈与憧憬均成为感动人心的震撼力量。随笔的异军突起,其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学家脱离政治的束缚,期刊文学亦开始向生活回归。随笔的自由性,释放了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特点

1.语言朴实却极富洞察力

英国早期期刊文学以极富洞察力的语言风格,将社会、生活、政治等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与读者交流。以《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为例,该文是兰姆的一篇随笔,刻画了一个喜欢打牌的拜特尔太太,这位太太在打牌的过程中绝不吸烟,也绝不呼唤奴仆,其口头禅是“打牌就是打牌”——体现了一种尊重竞争、乐于竞争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打牌的结果上,她对于输赢并不过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过程中的娱乐和满足,她喜欢与堂姐去打“只为了开心”的牌局,在自己悲伤的时候会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兰姆塑造的拜特尔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批判了政治评论文学的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尔太太对打牌结果并不太在意,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漠视,也是作家对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讥讽。文学家们通过经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写以及极富洞察力的语言,推出了众多来源于生活,却给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语言风格虽然朴实,但语言犀利、富有洞察力,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

2.具有批评与反批评精神

批评与反批评精神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典型特征。“伦敦佬派”和“布莱克伍德派”之间的争论将政治批评推向高潮,济慈、兰姆、亨特等文学家均成为政治批评的“靶子”。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纯文学类期刊的发展,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期刊文学的又一重要标识。1798年,《英国评论》指出,兰姆的文学作品“不如他的朋友们,但是爱幻想,能够取悦年轻朋友”,并认为“爱幻想是整个时代的通病”,这一“评论”被视为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开端,之后大量的文学批评开始见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批评仍带有明显的政治批评色彩。如1818年,《评论季刊》称济慈的《恩底弥翁》语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激烈争论,并将文学评论演变为一场政治批评。19世纪初期,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在批评交锋中,以兰姆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批评文学风格。在兰姆的随笔《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诸多缺点,直接对自己在读书、算数、地理等方面的无知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5]。这种自嘲式的反批评手法与反批评精神,极具反讽意味——反批评文论将生活相关的嬉戏与玩笑当作主题,是对当时政治批评浪潮的有力回击,更为重要的是,其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亦吹响了英国文艺形态变革的号角。

3.浪漫主义色彩渐浓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期刊文学亦开始将生活与娱乐融入作品之中,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文化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文学家成为令人敬重的一类职业。尤其是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文学意识上,大众逐渐从政治舆论的围墙中逃离出来,开始关注与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也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随着随笔文体的兴起,文学创作的样式更为灵活多变,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渐浓。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兰姆的随笔作品大多描写城市生活,因为他对伦敦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偏好——“斯特兰德大街和舰队大街那灯火通明的店铺,数不清的买卖、商人和顾客……咖啡屋、厨房里飘出的汤的热气;伦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话剧,一场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进入我的脑中,对此我也乐此不疲。对于这些景象的留恋驱使我经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拥挤的街道上”。兰姆将个人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积、情感的释放,将这些事物赋予个体情感,诠释了人类最本真的真善美,凸显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6]。19世纪初,《伦敦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检测者》等许多期刊都刊载过兰姆的随笔。不可否认,文学期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政治类期刊范文6

一、中文中亚研究学术期刊

我国与中亚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创办较晚,第一份期刊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的复兴时期,此后另外一些与中亚研究相关的期刊陆续创办。虽然最早创办的是中亚史研究专业期刊,但是总体来说中亚研究专业期刊以政治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为主,整体数量较少。另外,学术集刊作为“与期刊互补的一种学术出版方式”,目前已经纳入了我国的学术评价体制,6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从2005年就开始收录学术集刊,因此本文将集刊与期刊同等对待,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中国的中亚研究刊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的中亚研究期刊,另一类是包含中亚研究方向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中亚学刊》是我国第一个专业的中亚研究刊物,是由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创办的“不定期学术杂志”,7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1辑,第2辑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为联合主办单位,此后一共不定期出版了6辑,发表了78篇论文。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于1979年,作为成员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为发挥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靠近中亚地区的地理优势,该协会于1990年在乌鲁木齐市设立秘书处,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代管业务,8《中亚学刊》是其会刊。该刊主编马雍是西域史专家,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的编委,陈高华和余太山亦是精研西域史、古代民族史和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历史学者。《中亚学刊》所关注的古代中亚和西域之地理范围涵盖现在中亚五国的领土,9-109故该刊认定的中亚范围要大于如今的中亚五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大中亚地区,该刊所刊发的文章以西域、中亚古代史为主,同时包含古代中外关系史,多数论文偏重考据,涉及文化、语言、考古、艺术、交通、军事和政治等领域,季羡林、荣新江和刘迎胜等著名学者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自第六辑出版后,《中亚学刊》再未继续出版。1999年余太山教授又主编了另一个“不定期、连续性的学术刊物”《欧亚学刊》,到2018年底已经出版了18辑,每期会刊载若干研究中亚史的论文。《中亚研究》是另一本中亚研究专业刊物,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办,该所所长杨恕教授担任创刊主编。该学术集刊创刊于2014年,创刊时计划每年出版两期。2014年底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辑,从第三辑开始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共出版了六辑,每辑刊登10篇左右的论文。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下设机构,是以“国际政治学科为支撑”的智库,10因此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关注中亚五国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兼及民族、历史与宗教问题和与中亚紧密相关的阿富汗等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亚研究》和《中亚学刊》都没有加入中国知网(CNKI)等期刊数据库,亦未被CSSCI收录,发表的单篇论文不易被检索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刊载文章的传播和期刊的影响力。还有两种以翻译和整理外国学术资料为主的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它们都以内刊或增刊的形式出版。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中亚研究》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内刊。该刊的前身是1981年创刊的《苏联中亚研究资料》,1983年改为《中亚研究资料》,1985年出版过一期增刊,名为《中亚民族历史译丛》,1986年改名为《中亚研究》,以季刊的形式一直出版到1998停刊。从1981年创刊到停刊,该刊共出版60期,发表了近1000篇文章,包括论文、译文和资料等,总字数约70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问题。11改名为《中亚研究》后的12年间,出版了40余期,共245篇,1990年前以译文为主,1991年主编潘志平研究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开始以发表原创学术论文为主,“同时兼顾国外资料的披露和信息交流”。12但因为该刊是内部发行,未被数据库收录,目前已很难找到。1983年创刊的《中亚史丛刊》,由当时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项英杰教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翰笙教授题写了刊名,第1期以内部交流刊物的形式出版,第2期到第7期改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从创刊到1988年终刊,刊发的文献约250余万字。《中亚史丛刊》主要刊登外国中亚研究著作的中译文,第一期刊登了苏联学者帕·波·伊万诺夫的著作《中亚史纲》,还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关于中亚的论述》、《日本中亚史研究动态》等文章。在出版的7期中,《中亚史丛刊》刊载了译自英文的中亚史研究著作6部,译自俄文的两部,译自日文的1部,还有13篇论文译自《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和日文学术期刊《史学杂志》。13这份期刊亦未被期刊数据库收录,目前已较难查找。另外,有两种包含中亚研究方向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如今仍然在出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创刊于1981年,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创刊时名为《苏联东欧问题》,为双月刊,1981年出版了3期,以后每年出版6期,一直延续到现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相继独立,《苏联东欧问题》1992年第2期改为《东欧中亚研究》,继续保持双月刊,主要刊载研究苏联、俄罗斯和东欧中亚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主要关注现实问题。1996年,《东欧中亚研究》被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研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收录,1998年被CSSCI收录。2002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2003年第1期改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1期又改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该刊的内容主要以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为主,但俄罗斯政治研究的论文占大多数,比如2017年刊登中亚研究相关文章仅9篇,2018年有7篇,平均每期不到两篇。该刊目前是CSSCI扩展版(2019-2020)来源期刊,属于政治学类。《今日东欧中亚》创刊于1983年,原名《今日苏联东欧》,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1981年联合成立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14为双月刊。1992年改为《今日前苏联东欧》,1995年第1期又改为《今日东欧中亚》,主要刊载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评述性文章。该刊的独特之处是每期会有“研究资料索引”栏目,列出国内期刊关于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最新文章目录,供研究者参考。2000年该刊改为季刊,同年被CSSCI收录。2001年第1期改为《俄罗斯研究》,2007年改为双月刊,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刊名中已没有中亚,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该刊从2014年开始设置中亚研究专栏,每年会刊载一些中亚研究或与中亚相关的论文,2017年刊登了6篇,2018年6篇,平均每期一篇。这比改名前的状况有所好转,在改名前的1999年到2000年,该刊只刊发了两篇与中亚研究相关的文章。《俄罗斯研究》目前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是中文核心期刊,也是CSSCI政治学类的来源期刊(2019-2020)。最后,还有涉及中亚研究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原名《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6年由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创办,2003年第1期改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4年第1期又改为《欧亚经济》。目前仍会刊发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章,平均每期有一篇。还有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和新疆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的《中亚信息》杂志,主要刊登中亚各国经济贸易相关的商业信息,偶尔刊发研究型学术论文。这两个期刊已被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收录,但没有被CSSCI等带有评价性的引文索引收录,所以影响力较小。总之,我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刊物较少,其中大多数创办于“我国现行期刊体制形成”的1980年代,15当时随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生产力的提升,催生了专业学术期刊的产生和发展。16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在创刊初期多以内刊的形式出版,以中亚历史研究和中亚各国情况和资料的介绍为主,中亚历史研究具有极强的学科导向,主要由老一辈学者完成。在苏联解体前,我国学者对中亚的政策性研究,“实际上是在对苏联整体研究的前提下,针对其中中亚部分的研究”,在中亚国家独立后,才转变为对中亚国家自身“内生性”问题的研究。17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和包含中亚研究方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绝大多数是政治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刊发的论文以中亚五国国别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现实问题为主,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越来越具有学科导向。曾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主的刊物都在不久之后停刊。好几种学术期刊(集刊)在创刊后由于稿源不足等原因改名或停刊,这也能反应我国中亚研究的学术成果产出量较低的现状。

二、英文中亚研究学术期刊

英文学术界的中亚研究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学术期刊亦创办较早,二十世纪初就创办了第一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此后各个时期都有学术期刊创办。大部分英文的中亚研究期刊为典型的区域研究(areastudies)综合性期刊,因为区域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集合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法,通常由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合作完成,18所以这些期刊所刊载的文章范围也较为广泛,主要涉及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学科。另外也有一些综合性区域研究期刊包含了中亚研究方向,也在本文的论述范围。英语学术界最早的两种中亚研究专业期刊都产生在英国。《皇家中亚学会学刊》(JournaloftheRoyalCentralAsianSociety)是英文学术界的第一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由位于伦敦的中亚学会(CentralAsianSociety)在1914年创办。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对统治中亚地区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经济上加紧了物资掠夺,19英国的中亚研究学会在这一年创办学刊更有特殊的意义。中亚学会创办于1901年,学会的章程中写到,鉴于当时伦敦还没有一个完全以“中亚问题”(包括政治、地理商业和科学各方面)为主题的学会和研究机构,因此发起者希望成立一个学会为曾到中亚旅行或对“中亚问题”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聚会场所。所谓“中亚问题”是指几乎整个19世纪,英国(英属印度)和俄国在中亚地区持续的政治和外交冲突,因此,中亚学会许多创始成员和核心成员都参与了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博弈”(greatgame)。20该刊原名《中亚学会学刊》(JournaloftheCentralAsianSociety),前身是中亚学会发表海外会员对所在国时事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报纸及发表来学会演讲学者演讲稿的不定期公报(Proceedings),1931随学会改名为《皇家中亚学会学刊》,一直延续到1969年。在此期间,每年出版三期,共出版了56期,主要发表研究中亚和整个亚洲的论文、研究综述和书评,比较特别之处是每期都会刊发一些极为简短的书评(shorternotices)。也会发表长篇的书评,原书的作者会做出回应,产生了几次极为激烈的学术争论。该刊出版后影响力逐渐扩大,获得许多学者和政要的好评,除会员之外订阅机构遍布全世界,1922年有11家机构订阅该刊,1948年增加到89家,1958年达336家(其中美国120家,中国31家,苏联17家,日本7家),1964年更是增至454家(其中美国135家,伊朗35家,印度23家,巴基斯坦25家,中国14家)。21但随着学会研究范围的扩大,1970年该刊改名为《亚洲事务》(AsianAffairs),不再是中亚研究专业期刊。《皇家中亚学会学刊》创刊初期,主要发表一些中亚及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农业和社会考察研究的文章和学术动态,此后逐渐转向关注政治、社会等现实问题。《中亚评论》(CentralAsianReview),创刊于1953年,由位于伦敦的中亚研究中心(CentralAsianResearchCentre)出版,该中心由著名的中亚史学者杰弗里·惠勒(GeoffreyWheeler)创办,并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苏联事务团队(SovietAffairsStudyGroup)保持合作关系。《中亚评论》的全名是《中亚评论:苏联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发展动向季刊》(CentralAsianReview:AQuarterlyReviewofCurrentDevelopmentsinSovietCentralAsiaandKazakhstan),主要刊登苏联出版物文摘的翻译,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在当时由于地理和语言的原因,中亚研究一直被忽略,该刊的出版意义重大,“突破了知识障碍,填补了空白”。22从1953年到1968年,杰弗里·惠勒(GeoffreyWheeler)担任该刊主编,他是十九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两个中亚研究专家之一,出版过《现代苏联中亚史》(TheModernHistoryofSovietCentralAsia)、《苏联中亚的民族》(ThePeoplesofSovietCentralAsia)和《苏联穆斯林亚洲的种族问题》(RacialProblemsinSovietMuslimAsia)等著作。他曾在英国海外军队和情报机构任职多年,1961年到1965还担任过《皇家中亚学会学刊》的编委会主席,伦敦的中亚研究中心由他在1953年创办,并任主任。231968年杰弗里·惠勒不再担任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中亚评论》主编,该刊在第二年与该中心出版的另一个国际研究期刊《平衡》(Mizan)合并,已不再以中亚研究为主,后在1971年停刊。非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有中亚研究期刊出版。《中亚》(CentralAsia)由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大学(UniversityofPeshawar)的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区域研究中心[AreaStudyCentre(Russia,China&CentralAsia)]主办,创刊于1979年,每年出版两期,目前已经出版了83期。该刊编委由来自巴基斯坦、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学者组成,24刊发的文章主要关注当今中亚五国及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问题,因为巴基斯坦与中亚地区接壤,所以不少文章关注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每期十篇左右,篇幅通常在10页上下。虽然该刊未被国际期刊数据库收录,但文章已经开放获取(openaccess),可以在该刊官方网站下载2007年至今的所有文章。美国的第一份中亚研究专业期刊《中亚观察》(CentralAsianSurvey)创刊于1982年,每年出版四期,目前是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中央欧亚研究学会(CESS,CentralEurasianStudiesSociety)的出版物,不过现任主编和副主编都是英国学者,书评编辑是美国学者。编委中有8位美国学者,5位英国学者,同时有来自丹麦、加拿大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学者各1位。《中亚研究》是一份多学科期刊,涵盖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多个方面,是北美洲第一份中亚研究期刊,创刊时针对中亚研究分散在各个学科的状况,该刊申明旨在“连接不同学科的中亚研究”,针对的阅读对象不仅是专家学者,还包括学生、政策制定者和对中亚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25的同时还刊发书评,还会不定期设置专刊,比如2019年第3期(Vol.38,Issue3)就是“传统化在中亚的实践”(PracticesofTraditionalizationinCentralAsia)专刊。《中亚观察》主要关注中亚五国和南北高加索地区,同时关注中国新疆、蒙古和阿富汗等地区和国家及它们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该刊曾是全世界中亚和高加索研究领域唯一的一种同行评审(peer-review)的综合性期刊,2019年开始被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公司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还有一些中亚研究的期刊创刊时间比较短或已经停刊。《中亚研究学刊》(The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1996年创刊,由印度的克什米尔大学(UniversityofKashmir)中亚研究中心主办,目前为年刊,已出版24期。26该刊每期刊发五篇左右论文,同时刊发书评和研究评注(researchnotes),期刊主要关注中亚五国,旁及周边国家,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议题。1996年,位于美国的高等中亚研究协会(AACAR,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entralAsianResearch)27亦创办了名为《中亚研究学刊》(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学术刊物。该刊原计划每年出版两期,由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中亚研究专家鲁埃尔·汉克斯(ReuelHanks)担任编辑,但是出版了7期后于2002年停刊。《中亚事务》(CentralAsianAffairs)创刊于2014年,是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办的同行评审期刊,每年出版四期,目前已出版17期,每期发表五篇以上的论文和一两篇书评。主要关注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大中亚地区当代的政治、经济事务。《中亚学刊》(JournalofCentralAsia)由巴基斯坦真纳大学(Quaid-i-AzamUniversity)的中亚文明研究中心创办,在1978年出版第一期,1997年停刊,一共出版了20期。《当代中亚》(ContemporaryCentralAsia)创刊于1997年,由位于德里的中亚研究中心(CentreforCentralAsianStudies)创办和出版,每年出版一期。从2004年开始由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下设的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CRCAS,CentreforRussianandCentralAsianStudies)主办,每三年出版一期,现已出版了18期,该中心每月亦出版研究通讯一期。28这些期刊除了印度出版的《中亚研究学刊》被数据库EBSCO和ProQuest索引外,都没有被国际英文期刊数据库收录,亦未被SSCI或A&HCI收录,所以影响力很有限。另外有一些多语种中亚研究期刊,会刊发英语的中亚研究文章。《中亚学刊》(CentralAsiaticJournal),创刊于1955年,由德国的哈拉索维茨(Harrassowitz)出版社出版,主要关注中亚前现代时期的语言、历史、考古和宗教等问题,近年也会刊登一些近现代中亚文化研究的文章,29每年出版两期,目前已经出版了61期,仍在继续出版,目前被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公司的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收录。该刊是多语种期刊,除了刊登英文和德文论文,还有中文、法文等语种的论文。《中亚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由韩国的亚洲文化和发展研究所(IACD,InstituteofAsianCulture&Development)主办,1996年创刊,每年出版一期,目前已经出版21期,刊发英语、俄语和土耳其语等多语种论文,主要关注当代中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及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该刊大多数文章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30最后,一些综合性区域研究期刊涵盖了中亚研究方向。美国中央欧亚研究学会主办的《中央欧亚研究评论》(TheCentralEurasianStudiesReview),2002年到2009年共出版了8期,发表了不少中亚研究论文,目前已停刊,但论文都可以在该学会的网站直接下载。31《区域: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Region:RegionalStudiesofRussia,EasternEurope,andCentralAsia),创刊于2012年,由韩国外国语大学(Hankuk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俄罗斯研究所主办,每年出版两期,会刊登少量中亚研究文章。《东欧和中亚研究学刊》(JournalofEasternEuropeanandCentralAsianResearch)创办于2014年,是开放获取期刊,每年出版两期,现已出版六期,由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University)主办,主要关注中亚商业和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基础性研究。32另外,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内亚》(InnerAsia)每年出版两期,每期会刊登不少中亚研究的论文和书评。33英文中亚研究的学术期刊较多,早期创办的期刊有东方学(OrientalStudies)的背景,目前以中亚区域研究的专业期刊为主。西方的区域研究是针对某个区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是以某个区域的问题为导向,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34所以具有综合性和应用性,主要关注现实问题,很多期刊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亚国家独立后创刊,绝大多数对中亚历史(特别是古代史)关注较少,《中亚学刊》(CentralAsiaticJournal)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对中亚历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历史类的期刊上。这些期刊主要由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和学术团体主办,巴基斯坦、印度和韩国也有相关的期刊,但影响力较小。英文学术期刊的数量和刊发文章的丰富性反映出了英文学术界中亚研究的产量较大,同时主要关注现当代的中亚问题,很多文章是政策导向,具有较强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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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使命

彰显时代主题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使命所在。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精神世界及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现象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探寻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的科学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为中国发展和中国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传播和研究中主动担当,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既要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领学术研究,坚持党对学术研究活动的领导地位,做到意识形态要正,政治站位要高。根植于中国实践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政治使命。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同步性和同构性。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是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者、记录者和知识再创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变革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生动丰富的社会变革实践和国家体制改革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研究素材和研究资源,也为创新研究成果提供了广泛的实践检验途径。运用中国学术理论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实践,运用中国实践检验中国理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逐步扩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程度,最终构建以中国实践为支撑的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相对于专业刊物的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伴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细化,各学科均有自己的专业刊物。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其他专业学术期刊刊载学术研究成果显著不同的特征是学术研究成果实现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其既有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跨学科研究,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基础性研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基础性、开放性,凸显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办刊特色。同时,作者群体的广泛性、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严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积极传播、宣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践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新时代的政治使命。

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

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倒逼”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期刊评价标准是学术期刊质量的“试剂盒”,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则是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中的核心要素,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办刊导向,因此,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体系结构与核心要义具有历史性、动态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报告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政治论断,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政治要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充分反映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站在“四个自信”的立场上来审视期刊的学术研究成果,肩负起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通过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宣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学术环境的复杂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各种文化观点观念呈现不同的图景,利益需求多层次、多维度,转型期特有的各种现实冲突也以不同的面目和样态呈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难以辨识。为此,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既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学习精准领悟其科学内涵,也需要在复杂的学术环境和办刊实践中,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学术文化引领,做新时代改革成果的真实反映者、记录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知识再创造者,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框架,以学术成果为材质,在学术创造者和知识求索者之间构架一座方向明确、旗帜鲜明的文化传播桥梁。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国实践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我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适合于中国的哲学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装,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政治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治理体系,但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制度建设和创造的实践结果。作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来自于对社会民众现实利益的准确表达与诉求,把握期刊价值导向与社会观念整合程度,只有在学术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出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从期刊编辑自身来理解,意识形态自觉应指编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所体现的一种意识形态主体意识,包括自觉的意识形态反省、自觉的责任担当、自觉的兼容并蓄和积极的自主创新等。编辑的意识形态自觉渗透在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实践。在目前国际意识形态阵地激烈的斗争中,期刊编辑应自觉防范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倾向和观点,在扩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复杂多样社会思潮的精神旗帜,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在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要主动自觉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选择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性,在社会各主体的互动中,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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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女性期刊的发展历程及市场化过程

中国当代女性期刊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只有《中国妇女》《内蒙古妇女》和《妇女》等少数几家女性期刊。在计划经济时代,女性期刊的管理体制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家出钱办报刊”。这种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是媒体“喉舌”论,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从宏观管理体制看,女性期刊由各级妇联创办,是妇联的一个下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对期刊的领导层和编辑方针拥有决定权。期刊的主要目标是完成上级妇联的宣传任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从微观管理体制看,女性期刊的运作资金、设施投资以及员工的工资福利由政府规定和保障。同时,期刊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被纳入政府计划,统收统支。在“喉舌”论时代,新闻媒体的官方属性和政策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媒体运作体制的顺畅。在这种体制下,各级妇联依靠行政力量的支持,保证了杂志的运营。在公费订阅盛行的时代,妇女期刊都保持了不错的订阅量[3]。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期刊业逐渐走上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道路。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有所减弱,大部分期刊没有了财政拨款,迫使期刊走向市场,依靠广告、发行和投资等多种手段生存。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妇联创办女性期刊的一次高潮。1983 年,广东省妇联主办的《家庭》问世,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月刊。湖北省妇联的《知音》杂志诞生于 1985 年,以“人情美、人性美”为宗旨,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创刊第一期的月发行量就达到了 40 万,当年突破了 100 万[4]。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妇联都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妇联刊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庞大的读者群。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读者生活水平的提升,女性时尚杂志开始出现。1988 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与法国桦谢菲力柏契集团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苑ELLE》,主要介绍国外的时尚潮流和概念。1995年,中国旅游报与美国赫斯特出版集团旗下的 Cos-mopolitan 杂志合作创办了《时尚 Cosmopolitan》,提出“国际视野、本土意识”的口号,注意引导和培养本土时尚意识。《瑞丽》在 1995 年引进日本《主妇之友》社版权,出版了《瑞丽服饰美容》《瑞丽伊人风尚》《瑞丽时尚先锋》等一系列期刊。其后,《嘉人Marie Claire》《世界都市 I Look》《虹 Madame Figaro》《昕薇 Vivi》等一批时尚杂志纷纷崛起。时尚杂志以内容新奇时尚、印刷精美、重视阅读体验的特点获得了女性读者的青睐。

为了应对市场竞争,2000 年以来,妇联杂志出现了向时尚杂志看齐的趋势。实力雄厚的杂志社纷纷推出全彩铜版纸印刷以提供时尚资讯为主的杂志。中国妇女杂志社创办了“大型豪华家政时尚月刊”《好主妇 GOOD》; 《知音》推出了“体现了中国小康人群的生活追求”的《好日子》; 《现代家庭》杂志社与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的《HERWORLD》合作,推出了女性时尚刊物《你 HERWORLD》; 《妇女之友》杂志社与美国进行版权合作,创办了时尚期刊《SEVENTEEN 青春一族》等等。这些杂志以“时尚”为着眼点,其形式、办刊宗旨、读者定位、内容、价格等,均和时尚杂志越来越趋同。

女性期刊营销模式的转变

随着女性期刊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期刊的营销模式 也 发 生 了 转 变。期 刊 的 营 销 是“二 次 销售”———第一次销售把期刊卖给读者,形成读者关注,再将这些关注二次销售卖给广告主。其中,以发行收入为主的属于发行主导型模式,以广告收入为主的属于广告主导型模式。传统的妇联期刊与时尚期刊的区别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它们最本质的不同在于营销模式的区别。

传统妇联杂志的商业模式一般属于发行主导型模式。杂志的价格较低,发行以邮局征订为主,以量取胜。例如,2012 年《知音》杂志月发行量就达到600 余万份,居全国各类杂志第二位[5]。这种模式是由妇联杂志的定位所决定的。由于妇联杂志承担着宣传妇女工作的任务,必须面向尽可能多的妇女群体,价格不能过高。同时,吸引广告商的也是妇联杂志广大的读者覆盖面。而这样一来,却无法吸引高档消费品的广告商。在妇联杂志中最常见的广告有妇科保健药品、妇女用品、家用电器、养殖业信息等。由于广告资源有限,不少妇联期刊将医药广告当作主要的广告收入。为了获得可观的广告收益,即使有的广告品质低劣甚至缺乏真实性,刊物也会刊登[3]。随着杂志制作成本的逐渐加大和发行量的下滑,许多妇联期刊的发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时尚杂志的商业模式为广告主导型。它们不以发行量取胜,而是讲求精确有效的发行覆盖,在特定的读者群中获得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供准确的广告服务。时尚杂志积极开辟报亭、书店、超市、地铁、机场等发行渠道,还通过读者联谊会、读者俱乐部等形式与读者直接交流。这些发行渠道选择的读者群是真正的且是主要的时尚产品和信息的消费人群。通过严格的市场监控,以销路确定发行量,保证杂志的利润。同时,杂志社可以得到更多关于订户的数据,方便广告商查询。杂志针对的读者群为有一定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的都市女性,即所谓的“白领”阶层。在市场上,这类杂志占据了书报亭的主要阵脚,广告商争相将资金投入这类媒体。

从 2000 年起,期刊广告经营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在杂志的商业模式中,也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收入以发行为主的杂志营业额日益萎缩,收入以广告与发行混合的杂志日益成长[6]。各种时尚期刊凭借定位和风格的差异化,以及读者群的细分,赢得了年轻读者,更吸引了大量高档、时尚产品投放广告。相较之下,那些缺乏个性优势的传统妇联期刊出现了滑坡的趋势。针对这种形势,一些有实力的妇联期刊社采用改为半月刊的方式来细分市场。1999 年,《中国妇女》杂志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半月刊,将自身的品牌价值延展为《中国妇女( 品牌本) 》和《中国妇女/法律帮助( 专刊) 》两种期刊样式; 《女报》分为“纪实版”和“都市言情版”; 《女友》杂志推出了《女友花园版 STYLE》《女友校园版 CUTE》和《女友家园版LOVE》; 《家庭》《知音》都改为半月刊。这类改版后的杂志如果成功的话,都会出现单期发行量下降,月发行量上升,同时广告量增加的情况。#p#分页标题#e#

传媒市场化对女性期刊内容的改造

期刊营销模式的变化必然对期刊内容产生影响。期刊市场化之前,女性期刊是国家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每当政府有新的妇女政策出台,妇联杂志都是传播、讨论政策,并深化读者理解的主要渠道。妇联期刊重视言论工作,强调正面教育、典型教育,宣传先进妇女人物,批判男尊女卑思想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妇联期刊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经常对与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开展调查、讨论,邀请妇女工作者和研究者撰文专述,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刊物往往回避社会阴暗面,对一些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不报或少报,如、拐卖妇女、溺婴等[7]。

期刊走向市场后,为了吸引读者,女性期刊向“生活休闲”转向,以“纪实类”报道为主,言论和宣传的比重削弱,减少了对社会重大题材的报道和对妇女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这些刊物围绕情感、婚恋、家庭话题,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满足了当时文化产品短缺条件下公众对文化消费饥渴的需求。但是,这种“满足读者需求”的导向同时也迎合了在社会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体现在期刊内容中,就是对女性形象呈现的单向化和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再生产。

首先,报道以家庭、情感类为主,对妇女生活的展现局限在私领域内。根据陈阳对《中国妇女》《女友》等 4 本妇联杂志进行的样本分析,发现其中情感、家庭和关于女人的报道居于前 3 位,共占了70% 的样本[8]。其次,报道情节偏好把妇女描述为受害人的形象。妇联杂志最常见的纪实故事是妇女被玩弄、残害等题材的报道。有研究者将妇联杂志中的女性形象分为无我型女性、自我型女性和家庭型女性。其中,无我型女性没有自我意识,依附于男性; 自我型女性或者追求享受、专横霸道,或者为工作牺牲家庭,两者的结果都是婚恋失败,被男性抛弃; 只有家庭型女性可以较好地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获得家庭生活的成功。可见,家庭成功与否仍然是评价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9]。由此可以看出,在市场化以后的妇联期刊中,女性是作为“家庭中的女性”,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存在着。这些故事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并贬损了妇女形象,表明女性期刊并不因主办者是妇联就自然会传递其主办者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据市场的反应,为了迎合在社会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来塑造女性的形象。

时尚期刊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则决定了其内容的另一种呈现。时尚期刊不以情节类故事见长,但是为了避免单调,也刊登一些名人专访和情感类故事。由于时尚杂志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年轻、高收入的都市女性,杂志选取的人物以女明星、事业女性和一些特立独行的女性为主。与传统妇联期刊的“悲惨世界”不同,时尚期刊打造的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些美丽、独立、个性鲜明的女性告别了“受害人”和“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肯定女性的价值和自我意识,鼓励女性自我实现,用轻松的方式向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观提出挑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时尚杂志对女性的呈现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时尚杂志的一切文字和图片都是围绕着“美丽”这个中心的。不管是介绍女明星、事业女性还是个性女性,一定会搭配她们充满女性魅力的图片。这些图片传递的是化妆、服饰、瘦身、健美的种种信息,其终点都是打造美丽的身体。这同样是男权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女性是美的载体,是被看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时尚杂志强化了女性被物化、被看的地位。其次,时尚杂志毫不掩饰地传达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尚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提供休闲娱乐资讯,以图片为主。图片与文字的比例通常为7: 3 或 6: 4。大量色彩鲜艳的图片,给读者造成直观的视觉冲击,使其跳过了阅读文字时必要的理解和反思过程。在摄影、化妆、印刷技术的支撑下,时尚杂志通过营造一种唯美、浪漫、时尚的幻觉,煽动女性的购买需求和欲望。“钻石比男人靠得住”是很多女性期刊表达的主题。它们在这种看似女权主义论调的掩护下,宣扬幸福与商品有着直接关系。这些杂志着重培养的是女性的消费人格,鼓吹女性通过消费获得幸福和自我实现。时尚期刊对女性个体的关怀总是与女性的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所致力于塑造的是以个体为本位,以消费为自我实现形式的消费女郎的理想形象[9]。

结语

通过对当代女性期刊发展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媒体市场化对女性期刊内容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女性期刊的社会功能从政治宣传“喉舌”转变为消费潮流的引导者。同时,读者从政治宣传对象转变为广告宣传对象。这种转变从表面上看,增加了期刊和读者的自由度和选择性,实际上却掉入了市场逻辑的陷阱。期刊的产品是一整套意义体系。女性在购买期刊时,不仅仅是作为传媒产品的购买者或消费者,同时也是作为特定社会的共同体的成员。多数人就是依据这套意义体系来形成自己的性别观念,并选择自己在学习、工作、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生活中的行动策略。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女性期刊立场的偏移将妨碍其对现实中性别状况的真实反映,从而使读者产生片面、扭曲乃至错误的性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