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期刊范例

法学期刊

法学期刊范文1

一、“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以作者的著作权为核心,涉及侵权等问题。“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没有实质变化。不同的是,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导致“一稿多投”等问题更为严重,法律规定的滞后性导致学术期刊编辑在应对新媒体等传播方式时无法正确处理与作者的著作权纠纷,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使得编辑在处理媒体融合发展时对相关法律问题无所适从。这些都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法律素养。

(一)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最为头痛的“一稿多投”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变得更为突出。“文责自负”一直是期刊应对投稿者学术不端行为及解决投稿者与被侵权作者之间纠纷的行之有效的挡箭牌,并且在传统媒体时代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理论上,“文责自负”并不意味着期刊对作者投稿的完全采纳,编辑要对作品是否符合编辑出版方针负责,对作品的规范化和完美程度负责,即编辑要保证作品符合出版标准。[1]传统媒体时代,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就是“剪刀加糨糊”式的拼凑。一方面,这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投稿(纸质稿)的成本比较高,数量毕竟有限,危害也还不算严重;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识别投稿者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依赖于审稿专家及编辑个人的学术素养,因而以“文责自负”作为挡箭牌还是可行的。“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使“文责自负”的应对效力大大降低。就作者而言,各种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使作者通过新式的“剪刀加糨糊”拼凑学术成果变得更加便捷,网络投稿又大大降低了投稿的经济成本。这就使得学术不端行为频发,严重败坏了学术期刊作为道德价值正向引导公器的良好期待和形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编辑而言,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使编辑在识别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用“文责自负”来应对社会各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质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法律素养,站在法律的高度看待学术不端行为的本质及其严重性,提高法律意识,自觉运用信息工具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二)法律规定的滞后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我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由于新媒体迅速发展,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渠道日益开放,这就对纸质媒体的独家发表形成了冲击,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应对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方面明显滞后。例如,什么叫“发表”?在微信、微博上公开叫不叫“发表”?可能期刊编辑在检测作者投稿的学术论文时,系统检测结果是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但编辑工作进入正常流程后,甚至是在要签版付印时,突然发现投稿者的文章在微博、博客上“发表”过了,那么这个时候编辑该怎么处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期刊学术评价的降低,会引发期刊与作者的纠纷。这就要求编辑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在遇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时,能够运用基本法理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的判断并妥善处理。

(三)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法律素养

学术期刊转型发展已经成为目前的大趋势。学术期刊如何摆脱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保持期刊学术特色的前提下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实现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所有学术期刊面临的严峻问题。这既是对以前学术期刊“孤芳自赏”的纠偏,也是对有些学术期刊盲目追求部门利益的纠偏。在学术期刊转型发展之路上,许多期刊已经做出了探索,例如新型数字出版模式、APP推送等。新的编辑方式要求编辑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明确工作中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用法律规范自己的编辑出版行为。例如,关于电子出版物的制作,合作者(包括编辑)之间的权利归属等问题如何处理?新型数字出版模式,是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特性全面提升原创学术作品科学价值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方式,其新型合作方案包括数字与印刷出版合作经营、数字出版与总发行合作经营、数字出版与多渠道发行、多渠道转载发行合作经营、OA转载合作经营以及OA出版合作经营模式等。这些合作模式存在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独家授权会不会影响作者的权益、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如作品的邻接权等)?学术期刊编辑,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如果不具备法律素养,发现不了最基本的问题,就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被动,甚至带来法律方面的纠纷。

二、“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应当具备的法律素养

(一)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意识

长期以来,学术素养和文字处理素养被认为是学术期刊编辑最为关键的素养,编辑审稿主要是审查文章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表达形式好坏。法律素养似乎只是法学期刊编辑需要具备的素养,与非法学学术期刊编辑没有太大关系。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学者在研究编辑的核心素养时也认为期刊编辑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耦合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信息素养等,并没有凸显法律素养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期刊编辑认为编辑业务主要是与学术打交道,学术期刊从事的是公益事业等。这种想法本身没有错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投稿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学术期刊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学术期刊编辑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将很难适应这种形势变化。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意识。在法律意识的支配下,学术期刊编辑在处理编辑工作的相关法律关系时,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学术的范畴,而是会主动查询相关的法律法规,咨询专家,主动去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依法维护期刊的合法权益,防范期刊业务纠纷的发生;在发生业务纠纷后,也会站在法律的高度分析双方的法律关系,正确评估自己的法律责任。

(二)熟悉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法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术期刊编辑预防、处理期刊业务涉及的法律纠纷,不掌握最基本的法律法规是不行的。学术期刊编辑业务涉及的纠纷主要是围绕著作权展开的。笔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在掌握《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印刷业管理条例》等行业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还应当了解并尽量熟悉以下三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一,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着重了解作者享有的基本著作权利———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等,了解期刊的基本权利———专有使用权、版本权、删改权、摘编权、标注作者身份权、转载权等。第二,了解合同法基本知识,明确稿约、作者投稿、编辑部采稿通知等行为的法律属性,正确处理期刊与投稿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了解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如果有可能的话,学术期刊编辑还要熟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这是由于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立法明显滞后于互联网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会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对相关纠纷的处理。

(三)提高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

法律意识具有模糊性、朦胧性、非体系化、非理性等特征。有了法律意识的指引和法律法规知识作为基础,学术期刊编辑提高法律素养,进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提高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运用法律武器预防期刊业务纠纷、遏制学术不端行为、解决期刊转型遇到的问题,涉及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下文以解决“一稿多投”问题为例加以说明。首先,正确定性投稿行为,解决是否允许“一稿多投”的问题。投稿行为,有认为是要约的,有认为是要约邀请的。将投稿行为定性为要约邀请,其对投稿者的法律约束力就非常低,“一稿多投”应是允许的;将投稿行为定性为要约,则投稿者投寄稿件后就要接受要约的约束力。投稿行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可以从要约的构成要件来判别。要约对象特定,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是要约的构成要件。按照要约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作者的投稿行为应当属于要约,特别是经过投稿系统投送的稿件。要约生效后,要约人不得撤回、撤销要约或对要约加以限制、变更和扩张。既然定性为要约,“一稿多投”就是不允许的。当然,作为例外情况,要约发出者在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可以向不特定对象发出要约。相应地,作者投稿时也可以明确表明稿件为一稿多投,即作者表示愿意接受一稿多投的后果。其次,充分利用稿约明确投稿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遏制“一稿多投”行为的发生。稿约是典型的要约邀请,对投稿者没有拘束力,但是稿约可以对投稿者的投稿行为提出明确的要求,引导投稿者在投稿的要约行为中按照编辑部的要求来做。对此,有许多编辑部的“稿约”可供借鉴。例如,“来稿文责自负,凡因作品内容有政治性错误、不实、泄密,以及侵犯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作者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而给期刊编辑部造成的损失”,“来稿应注明专投我刊”,“一旦发现一稿几投,在某段时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稿件”,“如作者不同意被其他刊物转载和摘录,请予以声明,否则将视为放弃此种权利”。需要注意的是,期刊编辑部在稿约中对期刊免责的声明并不具备真正免责的法律效力,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期刊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投稿者追偿。

三、“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提高法律素养的途径

(一)自觉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

传统媒体时代,“内容为王”是期刊竞争的基本法则。互联网时代,“内容为王”的基本规则没有改变,学术期刊编辑的综合素质仍然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法律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只不过法律素质的地位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为重要。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意识,提高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都离不开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因此,学术期刊编辑不但要提高专业素质与编辑业务素质,而且要充分利用各种学习机会和互联网便利的学习条件自觉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丰富自身法律知识,深刻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质和立法精神,结合自身编辑活动中的具体案例,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地学习,有目的地探讨。审稿环节,编辑除了要审查文章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表达形式好坏,还应该从公法角度和私法角度审查论文的合法性。具体包括:作品来源是否合法,作品的署名者是否就是版权人;署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抄袭了他人作品;作品中引用是否合理;作品是否有禁载内容;作品内容是否泄密;是否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及商业秘密等。编稿环节,要维护作品的原意,不随意改变作者的观点;要注意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借以明确标示作品引自他人的学术思想、理论、成果和数据,既体现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又表明学术的继承性和严肃性。

(二)业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编辑法律素养的培训

目前的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多侧重于对编辑的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的培训,对法律素养的培训相对弱化。因此,业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编辑法律素养的培训。首先,在岗位培训中要加大法律素养培训的力度,使期刊编辑对法律体系有宏观的把握,初步形成依法办刊、依法处理期刊与作者法律关系的意识,努力培养运用法律武器预防、处理期刊业务纠纷的能力。其次,利用以国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有关司法解释为契机,举办各种专题培训,强化编辑的法律意识。再次,业务管理部门定期组织期刊业务法律问题交流研讨会,给期刊编辑提供交流的平台。业务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从制度方面加强考核,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编辑从培训中得到实惠,而不是仅仅为了取得继续教育学分而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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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传播改变传统出版生态,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需确立新理念

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在致辞中就学术期刊数字化谈了三点看法:1.树立数字化发展理念。从“内容为王”的模式向“内容为基,服务为王”的新模式转化,建立全媒体全方位的知识服务体系。2.明晰数字化发展路径。首先是整体化布局,要将学术期刊数字化纳入包括智库建设等在内的社科数字化统筹考虑、整体布局。其次是渐进式推进,按照由易到难、从局部到整体的思路,逐步推进。最后是协作中共赢,联合技术开发商和广大同类学术期刊,完成分散化学术资源的有效整合。3.夯实数字化发展基础。优化学术期刊内容,通过专题化聚合、专业化重组、品牌化打造等途径优化内容;加强编辑人员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具备较强信息挖掘能力、内容整合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融媒体传播能力的学习型、服务型编辑队伍;加强传播能力建设,建设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三微一端”新兴学术传播媒介平台。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张骏认为,当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学术生产、传播过程中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生产、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阅读和信息获取的方式,培育了新的数字化阅读与信息获取途径。数字化作为期刊新的存在方式应运而生,学术期刊进入数字化时代。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及其对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学术存在方式还将发生新的变化。只有把握趋势,未雨绸缪,才能真正有益于学术期刊的发展。《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张耀铭以“软实力”“竞争力”“传播力”三个关键词阐论观点。他认为,十年前,学术期刊是一个大学或机构的名片。进入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时代,应提升到更高层面来认识学术期刊。它不仅是学术平台、公共平台,而且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要展示学术成果,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培养优秀人才、提升学术影响力。

二、在破“四唯”“五唯”的同时,需重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继元教授以《基于核心功能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探讨》为题发表应建立中国特色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观点。他认为,建立高质量期刊评价体系最终目的是要建设一流的学术期刊,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重构质量评价体系。这一质量评价标准要和学术期刊原有的核心功能紧密相连。他提出了学术全评价体系的框架,包含六大要素、三个维度和若干条推论。六大要素包括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制度;三大维度包括形式、内容和效用;若干推论主要是指“评价目的制约论”“同行专家主导论”“定性定量方法互补论”“评价制度保障论”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原执行主编朱剑认为学术期刊仍是学术评价最坚实的基础,目前还没有更新的学术成果形式取代它。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深受自然科学评价的影响,但要在尊重自然科学创意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适合文科的规范。期刊人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要有信心,应当明确两个原则与共识:一是专业化发展方向,不是专业性期刊不可能进入专业视野;二是建立联合体,组建期刊联盟,共同推进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建设。《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王建华认为,要从顶层设计打造数字化平台的共同体;探索新的指标体系,评价体系中影响因子的算法、指标体系应该更完善;以更宽容、更开放的方式方法设立一个传播途径。顶层设计与评价体系一定要与未来学术共同体形成逻辑统一,减少推广被弱化,的优质文章没有机会被看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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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技文化领域,社科类学术期刊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席地位,极大地带动了国家科技领域的发展。在2016年就讲过社科类学术期刊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又与哲学社会科学水平发展分不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不断的提高我国科学领域的实践和探索能力。”这里的社科类学术期刊就是属于哲学类社会科学的细分。决定一本期刊知名度和生存价值的最重要因素是其个性特色,亦即期刊的特质品牌。只有对学术个性特色的追求,学术期刊才能显现出它的异彩与生机。但是目前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存在学术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提升期刊的稿件质量和学术价值入手,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保障学术期刊朝着做大做优做强的方向发展。

1规范收稿、编审制度

收稿是学术期刊出版的第一步流程,各学术期刊社收稿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互联网电子邮箱。不同的学术期刊设置的学术专栏不一样,所以需要对投稿要求作出和投稿注意事项作出详细的规定,然后指派专人负责稿件的检测、分类、录入、登记和整理等工作,定期回复投稿作者的邮件、来电,并及时收集相关反馈信息。

1.1制定适当的审稿期限

从浩瀚的稿件中,在一定的审核周期内初步筛选出合乎要求的稿件,这是保障稿子质量的第一步。判断稿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就需要制定严谨规范的稿件审核制度。从审稿期限来看,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假如审稿时间过短,就很可能造成期刊文章质量不佳,行业口碑下降;如果审稿制度过于繁琐,审核时间过长,则容易造成作者等待疲倦,不利于提高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核心期刊出版通常半年一审,这种半年刊的低频出版频率虽然保证了文章质量,但限制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出刊频率太低,不仅限制了读者与期刊之间的交流,也影响了期刊内容的时效性。因此,将社科类期刊的文章初步筛选审核时间最好控制在1-2周内,通过制定相对合适的审核流程,严格控制好时间,避免浪费,寻找出既能够保障期刊出版质量,又能让作者的劳动成果得到及时反馈,对于一些特殊领域需要外审的专业文章,需提前做好安排。

1.2严格执行三审制度

学术期刊的审稿制度与图书的审稿制度大致相同,都是执行的三审责任制。收稿之后首先由编辑对稿件进行初审,初审是三审制中第一级审稿,是文章能否发表的第一环节,是保障出版物整体质量和水平的基础。社科期刊涉及政治、经济、法学、文学、语言、历史、文化等各专业的文章,初审编辑需要始终注意稿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检查内容的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对语言文字和逻辑条理进行全面审查和研究,进而对稿件的质量作出客观科学地分析与判断,最终决定是否采用或者退稿。对于决定采用的稿件,要实行责任编辑制,即审核编辑需对稿件全程负责。通过初审后的稿件进入第二环节,交给编辑室审稿专家进行二次审核。审稿专家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刊物的整体学术水平,这个工作一般是由具有正、副编审职称的编辑室主任一级的人员担任。复审是审读全部稿件,仔细琢磨、推敲、润饰,对稿件质量及初审报告提出复审意见,解决初审中的问题。复审通过的稿件再交给总编或者社长进行终审。社长或总编辑根据初审、复审意见,对稿件的内容、思想政治倾向、学术质量、社会效果、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等方面做出评价。如果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内容,应谨慎考虑是否刊发。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社科类文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学术严谨的角度出发,应对这类稿件单独审核,除了编辑部校审之外,还应安排外审;坚持校内稿件,校外专家审;校外稿件,校内专家审”和“双向匿名法”的审稿制度,进一步强调论文审核的创新性、实用性和时效性等,确保学报审稿的科学性。最后,严格按照国家颁发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稿件进行润饰提高、规范统一、审读校样、付印清样等。三审责任制度之所以要求非常严格,一是在于学术期刊的严谨性特征,二是三审过程如果出现纰漏,造成的后果我们无法估量。如果在后期排版交付印刷时发现作者的观点出现错误,或是涉及敏感话题,如若不能短时间内进行修改,那就只能退稿,期刊的排版、印刷和出刊都会受到影响。

1.3杜绝一稿多投

一稿多投现象可谓是屡见不鲜,作者这种通过广撒网以提高稿件通过率的心态可以理解,也有可能是基于兜底心里,选择一个学术水平较高的期刊和一个学术水平较低的期刊同时投稿,这样即使未能被学术水平高的期刊录用,至少还有一个保底的。从收稿、审核到排版、出刊,期刊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有些作者往往不知道,若是在出刊之后发现一稿多投,期刊很有可能被冠以“抄袭、雷同”的罪名,不仅期刊的名誉受损,这种作者也会被拉入黑名单。

2严谨的编排风格

社科类学术期刊的编校一体化发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主要要求编辑承担“编”、“校”两个任务,而且“编”、校“是保障期刊质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说编辑任务量十分繁重。

2.1编辑分析

稿件经历三审后,如果作者同意发表,再对稿件进行下一步的编辑处理。从语言文字、文章架构、逻辑调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稿件的质量,论据论证的可靠性应该查找相应的资料,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常识性错误;有关政治或敏感话题的舆论谨言慎行;每一处引文都应该认真的核对原文,看看是否同原文意思一致,引用内容是否适用等。互联网技术的利用,通过网络数据库里的资源查找所需的文献和资料,,大量减轻了编辑的编审工作量,也节约了时间。

2.2校对分析

校对工作是一种以“找茬”心态审理稿件的工作,由于编辑的水平能力导致校对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的这个问题,很多学术期刊会采用交叉式校对方法,即一篇文章分别由不同的编辑轮番校对,通常一篇文章会经过三个编辑。通过交叉校对,可有效减少因编辑能力各异而导致校对出错的问题。校对工作是对文章中作者视觉的盲点和知识的疏漏点进行查漏补缺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对稿件进行初步校对。但是不能形成依赖,机器只能代替人脑进行错误或者漏洞检查,却无法代替编辑的思维方式。由于每个人对文章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三位编辑的校对处理,能有效保证稿件的质量。校对工作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马虎不得,因此校对人员必须足够心细,文章质量才能有保障。因此,这就需要培养校对编辑人员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同时,校对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个人知识储备库,多参加政治理论的学习,丰富充实自己的大脑,从而更好地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还应该加强行业内部门人员的交流。每个编辑都有自己擅长的知识领域,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文章涉猎比较繁杂,包含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法律等各行各业的知识。可以通过定期开展编辑交流会的形式,大家在交流探讨的同时,取长补短,吸收别人的知识弥补自身知识体系的不足。

2.3科学排版校对和印刷

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需严格执行《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出版形式规范》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等国家和行业制定的有关期刊编辑质量和编排标准。在交付排版印刷时,编辑仍需把好最后一道关。因为在排版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以下几种错误:一、主、副标题区别不明显,有的排版工人会混淆主副标题的位置;甚至出现文章标题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些错误,这就会影响到样刊的质量;二、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的顺序颠倒;三、对作者的相关信息随意变动或删减;即使是经过三遍校对,也不能保证这些错误的发生。因此,为了保障社科类学术样刊的出版质量,需要与排版、清样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尽量避免错漏。

法学期刊范文4

序和跋(后文简称序跋)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对书籍内容和装帧形式进行分析评判的书评而言,序文依附于文章、书籍之前,意在介绍、申说与著作相关的内容,如作者生平、文章体例,特别是作者创作意图与思想原则。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说》中解释,“《尔雅》云:‘序,绪也。’字亦写作‘叙’,言其善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1](P.42)跋虽在性质上与序相近,但在位置、使用对象和风格上略有不同。一般而言,跋是序的补充。跋,一般比较短小,言简意明,内容多为评价、鉴定、考释之类。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序跋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文献学和地方志研究,对社会风尚、古籍鉴定和地理发展有着重要价值[2-4]。序跋作为一种重要的副文本,在空间、时间和功能层面为读者解读文本提供了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在文学研究方面主要将序跋视作研究资料或工具,在此基础上进行考据研究,佐证研究观点[5-6];在期刊研究方面,学者提出相比于国外期刊,国内期刊对书评和序跋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而书评和序跋对期刊办刊有着重要意义,如钟紫红借鉴国外名刊开设书评专栏的办刊经验,对我国科技期刊书评的组稿方式、写作内容、格式和要求都提出了建议[7],吴晓丽从读者、作者、出版社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了科技书评、图书推介在期刊高级科普效能中的重要作用[8]。王志娟对国内外6种神经医学期刊栏目设置及内容分析,发现国外神经医学期刊突出栏目内容多为论著文章的评论和质疑,值得国内期刊学习[9]。针对我国当下学术著作序跋的发展现状,诸多学者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比如大量序跋不顾书序的基本要求,多是程式化套语,最后甚至沦为一种交际关系,往来利用的工具[10-12]。序跋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阐述、提示、导读、评价的作用,既能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基于对相关学科内在思路的梳理,对著作给出恰当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定位[13-14]。序跋在丰富学术期刊内容,彰显期刊特色,传播科学文化和提升期刊人文情怀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当前国内学者对序跋这类文体却少有关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多维度计量我国学术期刊发表的序跋,提出打通学术专著和期刊之间的桥梁,以期更有效地传播学术成果,提高社会效益,促进学术著作和期刊的协同发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国内外缺少相关的序跋数据库。不过有一部分学术质量较高的序跋在学术期刊发表,特别是被南京大学CSSC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CSCD收录的序跋有着较高的权威性,利用此类数据可一定程度揭示我国序跋发展状况。本研究选用1998-2017年为时间窗口。在试检索中发现“序”与“跋”字对该类文章有较好的标示作用[15],因此在CNKI高级检索页面,选择文献目录中基础科学类别下的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非线性科学与系统科学,信息科技类别下的新闻与媒体、出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档案及博物馆,以及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经济与管理科学类。检索“篇名=序OR跋NOT自序”,来源期刊选择核心期刊、CSSCI、CSCD,逐年下载文献题录数据,获取序跋的原文、被引量、下载量,并逐篇获取引用量和注释量等数据。提取标题、关键词、作者、机构、来源期刊和年份,并对数据进行清洗,去除信函、碑帖类数据,得到1878条数据作为研究数据集。为清晰展现数据间的关系,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信息可视化方法对数据分析,前者通过建立群体关系模型,描述群体关系结构及其对群体和群内个体的影响,后者则将数据转化为图形,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信息及特征。

二、结果呈现及分析

(一)序跋数量变化

序跋数量变化能反映我国序跋的规模变化情况。从图1可看出序跋数量在20年间呈现明显波动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142篇下降到2017年的51篇,说明我国学术期刊对序跋这类文章需求不断萎缩。统计刊载序跋的期刊数量后,发现刊载序跋的期刊规模变化与序跋数量变化基本一致,从98下降到37。可见,我国序跋的期刊发表规模出现了萎缩,无论是产出数量抑或发表序跋的期刊数目都下降。究其原因,既有高质量学术期刊对序跋固有“缺陷”的认知不充分有关,即这类文献的被引次数较低,可能会拉低期刊的总被引数和影响因子;还与序跋的学术质量有关。序跋体裁灵活自由,篇幅较短,质量难以掌控。因此,在期刊学术评价体系之内,序跋不被重视,最终导致发表序跋的期刊数量和期刊发表的序跋数量都呈下降之势。

(二)基金资助情况

文献是否得到基金资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质量。提取序跋的基金数据,发现1878篇序跋中受到基金资助的仅有24篇,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6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为0。从时间段来看,24篇受基金资助的文章中有14篇发表在近5年。这说明学界对序跋重视程度尚显不足,可能由于其不在基金项目验收成果范围内使然,也从侧面反映出序跋质量问题。

(三)来源期刊分布

对序跋的来源期刊统计,可识别发表序跋的主要刊源。登载序跋的期刊共458种,表1列出前20位来源期刊。绝大部分期刊属于文学艺术类,其中文学类占11个,艺术类占7个,民族学和史学期刊各1个。文学类著作数量较多,文学评论期刊相对也较多,这或许是导致其序跋产出相对较多的因素之一。其中《当代作家评论》属于评论类期刊,主要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学术点评,展开思想交流讨论。而《回族研究》、《鲁迅研究月刊》、《红楼梦学刊》往往会对本领域内的学术著作进行品评推介,往往有较高的序跋刊载量。进一步统计发现,排名前20的期刊(占期刊总数1.06%)载文数量占总数量的31.77%,只发表1篇序或跋的期刊占据期刊数的40.83%,这与在序跋发文数量情况相一致,序跋发表主要集中于少量期刊,大量期刊对序跋接受程度仍相对较低。

(四)发文机构分布

将作者的机构分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出版机构和其他五类。其中高校指各大学、学院、党校,科研院所指中央和各地独立设置的科研机构,出版机构指各编辑部、杂志社、出版社、报社等,各地政府部门发表的序跋归入政府一类。五类占比分别为57.65%、15.08%、9.52%、5.18%、12.57%,高校占比最高。逐年分析机构比例,发现虽然各类机构的发文比存在波动,但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大量序跋缺少发文机构标注,虽然该现象在近几年有所改善,缺少发文机构标注的文章占比从1998-2002年的50.27%下降到2013-2017年的27.73%,近3成的序跋缺少发文机构标注,表明序跋文章的文献规范性程度仍有待改善。表2列出了发文的前20位机构,其中综合类、艺术类院校及艺术类研究院所居多。值得注意是,中国作家协会作为繁荣文学事业的群众性学术性的社会组织,会员不仅精于创作,同时发表了大量优秀的序跋文章。

(五)序跋作者分析

表3序跋发文量排名前20位的作者,这些作者在文学、艺术、历史、教育、民族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力。其中傅璇宗和李学勤发文量最高,傅璇宗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培养了大批古代文学研究学者,在古代文学研究和图书出版领域蜚声海外;李学勤在先汉历史与古文字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张庆善、冯其庸、胡文斌为红学研究专家,曾担任红学会会长、副会长等职务;陈思和和来新夏,不仅在分别在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担任图书馆长一职,还在文学和图书馆学造诣颇深。潘懋元曾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一职,在高等教育领域有着颇高的成就;季羡林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被誉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其他学者如林建法、钱理群等人都在学术界有相当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从合作度和合著率这两个衡量作者合作情况、反映研究难度和学术合作关系的指标看,序跋这种文献类型的合作度和合著率都相对较低,20年的年均合作度仅1.0475,合著率仅0.0379。即使从时间维度观察,合作度也仅从1998年的1.02上升到2017年的1.078,合著率从0.023上升到0.044,说明序跋这类文体仍以单人撰写为主,学者间合作的情况很少。

(六)著作与著者分析

在序跋标题中提取出被作序著作的名称后发现,发表序达5篇的著作仅1部,3篇的仅6部,2篇的有54部,仅有1篇序跋的著作达1747部,即有93%的著作仅有一篇序跋。统计著者后发现,有82%的著者仅有一次著作被写序。国外著者占5.06%,并以美国学者居多(29篇)。将被作序或跋大于2次的著作和著作被作序跋大于3次的著者列出,如表4所示。著者一栏括号内为著作的责任者,当著者或编者未列出时,则以编写发行该著作的出版社作为著者。名著《红楼梦》以5篇序名列第1,该著作在国内文学界、艺术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是外研社出版的一套丛书,收录了索绪尔、韩礼德、乔姆斯基等众多语言学名家作品,受到了国内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好评;《续编四库全书提要》是书为《续编四库全书》所著提要,由傅璇宗、赵昌平先生担任主编,概述古籍详情、版本源流等内容,以便研究者参证。回族作家拜学英、语文教育家洪宗礼、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徐引篪、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著作也得到了诸多学者认可,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从著者来看,由于《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每年出版最佳小说集,林建法是该小说集的主编,因此在著者中排名第一。春风文艺出版社因多次出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因此序跋数量也较多。中国小说学会所出版《中国短篇小说》系列也是如此;鲁迅作为国内最知名的近代作家,为其作序者不在少数。马丽蓉、徐杰舜分别在丝路学、民族学领域有较高影响力,在各自领域中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七)著作著者与序跋作者关系

构建著者与序跋作者矩阵并导入Ucinet绘制出二模网络,如图2。去除图中的孤立节点后得到较为清晰的图像,其中红色圆形节点为著作的著者,蓝色方形节点为序跋作者。将图中节点经人工聚类后可分为9类:#1为文学类,著者以林建法为最大节点,作者以陈思和为最大节点,说明二者在文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该类也是网络中的最大子图,说明文学相较于其他领域,作家、评论家之间来往交流更为密切。#2包含傅璇宗、李学勤、季羡林、任继愈等国学史学大师,#3中的牟钟鉴、余振贵是我国知名的宗教学学者,#4-#7也有相似之处;#8邓正来是我国知名法哲学专家,在法学领域有较大影响,与法律出版社有较多关联;#9陈文新和陈传夫是武汉大学长江学者,为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作序较多。结合对序跋作者和对上图的解读可看出,序跋作者多为学术界各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逐篇统计发现,有431篇文章作者在文中注明被“邀请作序”或者“主动求序”,占比22.95%;作者在文中注明的关系中,师长关系143篇,主编作序130篇,朋友作序114篇,同事或同乡作序36篇,同学或校友作序34篇,亲属作序8篇。著者请同学师长或者同行前辈作序,作序者与求序者长期从事相近研究,因此对作序的著作有更深刻的理解,并能指出作者的不足之处。而且前辈对后辈也有引荐、带领和提携作用。但是作序者面对学生或朋友求序,是否会因顾忌面子而少以批评多以褒扬?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情境下,作序者往往难以把握尺度,导致影响序跋的公信度与评价价值。

(八)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可表征论文研究的中心内容。对关键词统计分析,可以展现序跋所涉及的领域、热点及趋势。大量序跋并无关键词,因此由CNKI系统依据算法自动提取出的词汇替代关键词。将20年间的关键词统计并排序,列出前20位关键词,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序跋热点集中于文学、出版、艺术、民族学等领域。排在第一位的之所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被作序的大部分著作以国内文学艺术或历史社会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排在第二位的是“先生”,通过分析发现,相当一部分著作都涉及到对前辈学者的致敬。《红楼梦》和鲁迅别出现42次和31次,表明国内著作对红学研究和鲁迅思想研究有持续关注度。为清晰展现关键词间的联系,利用Ucinet对频次大于2的关键词做共现分析,得图5,其中节点大小表示中介中心性的大小,节点越大则该关键词在网络中具有越重要的地位;连线粗细表示两个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联系越粗表示两关键词共现次数越多,有更强的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图中最大的节点,“先生”、“作家”、“文学”等关键词都与之有相当强的联系,说明文艺研究深植于本土文化;《红楼梦》、曹雪芹、章回小说有很强关联,说明为古代小说文学相关作序是以名著为主要对象,而对其他文学著作关注较少;民族与政治、权利主体、艺术、戏曲关联较多,说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不只聚焦于政治层面,对民族文艺发展建设也有较多关注。经济、社会科学等关键词处于网络的边缘地带,可以看出除文艺作品之外,其他人文社科著作在序跋中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将关键词以每两年为窗口进行切片,取前5位关键词,50个关键词去重后仅剩22个关键词,而且全部处在文学、艺术、出版领域,说明序跋经历20年的发展,并未呈现出与时俱进的趋势。如果长期局限于文艺领域而无法在更广泛人文社会科学中普及开来的话,序跋这类文体或许会在学术生态中出现更严重的萎缩。

(九)中图类号分布

中图类号可反映文献所属学科属性。表6列出了前20位中图类号,其中书刊宣传、评介类最多,这与序跋本身的性质有关。从中图类号很清晰地看出,序跋主要集中于文学、艺术领域,这与关键词的分析相一致,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者对文学艺术类著作容易见仁见智。可见,文学艺术领域是序跋的高产区。将中图类号与作者构造共现矩阵,并绘制出二模网络,如图4所示。节点大小表示中介中心性大小。通过Girvan-Newman分析,可将网络分为7个子类:#1以书刊宣传、评介类为中心,向多个学科辐射,涉及文学、史学、艺术学等;#2主要以文学,尤其以小说为主,#3涉及民族学、音乐、文化相关研究,#4涉及文字学、书法、绘画评论,#5主要以中国历史研究为主,包含中国经济史、文学史,#6以中国高等教育为主,#7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8以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代思想史为主,该类与#4有较强关联,因为I207.411即《红楼梦》研究与评论,与#4中的红学专家张庆善有较强联系。

(十)序跋的页数、引用量、注释量、被引量和下载量分析

提取序跋的页数、引用、注释、被引和下载数据做统计,并使用stata12对变量进行统计描述与相关性分析。由于变量不满足正态分布,因此使用spearman相关求解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变量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发现序跋的篇幅越长,通常会有越多的引文和注释,也常常意味着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更容易被到其他学者下载和引用。从页数来看,序跋以短文为主,4页以下的文章占据了81.32%,其中2页以下占比54.90%。序跋文章较短使其难以承载大量的深度学术信息,在当下学术期刊长文盛行的发文环境下,序跋难免会因“占用版面”而被期刊所轻视,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表序跋的期刊数量和发表序跋的总数量都在下降。虽然从时间维度来看,序跋的页数从1998年的2.74上升至2018年的4.18,但这种文体的特征决定了序跋难以像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长篇大论”而获得期刊的青睐。从序跋的引用次数、注释次数、被引次数、下载量来看,序跋的0引用率达92.92%,考虑到有些序跋中会采取作注的形式,因此本研究对“注释”亦加以考虑,无注释序跋占比也达到87.11%。序跋引用他人文献,表明前者是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实现新知识的累积和跃迁,进一步展现和拓展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序跋的引用率和注释率低一方面表明序跋的学术规范性不强,另一方面则说明其学术性有待深化。从被引情况来看,序跋的零被引率为57.14%,平均被引次数只有2.03次,平均下载次数为162.23次,表明序跋的学术价值仍未受到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利用。从引用、注释、被引和下载量的变化趋势来看,序跋的年均引用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注释量变动不大,而年均被引量和年均下载量在2008年后都出现下降趋势。近十年的持续下降趋势反映了序跋在期刊界的受重视程度不断减弱。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学术期刊发表的序跋数量和发表序跋的期刊数量都逐年变少。受到基金资助产出的序跋文献偏少,其质量仍有待提高。从来源期刊,关键词和中图类号看,序跋主要分布于文学、艺术、民族学等学科,而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对序跋关注较少。这可能由于经管学科主要引进于西方,现代学者大多在细分学科内进行深耕,导致在宏观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了解越来越少。透过序跋关键词分析,发现主题集中度高、变化较小,这与人文学科固有特点不无关系。从机构和作者看,以综合类高校发文较多,高产作者大多是学界知名学者,“名家作序”特征十分明显。从著作和著者来看,国外著作只占5%,说明对国外著作的引进工作还有待加强。序跋的页数、引用量、注释量、被引量、下载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各项指标与其他学术论文相差较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尚显不够。

(二)启示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序跋既作为学术著作重要组成部分,高屋建瓴、开章明义,又是著作评价体系的参考维度。序跋不仅揭示了作者的学问与见识,情怀与功力,也彰显其人格魅力与学者风范。期刊发表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高级科普、科学人文等方面的书评和序跋文章,有助于突出期刊办刊特色和办刊宗旨,以增加读者阅读兴趣,体现学术期刊的人文精神和情怀[16],也有助于联结作者、编者和读者,打通期刊和学术著作之间的桥梁,实现“刊-书”互动,促进期刊和学术著作的协同发展。学术期刊应提高对发表序跋的重要性的认识。除了文学艺术类之外,社会科学类期刊乃至科技期刊发表的序跋在反映学科发展上均有独特的价值。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其不仅发挥着繁荣学术,促进学术成果转化的任务,也承载着建设学术生态,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功能。增设“序跋”、“书评”栏目,既符合学术期刊的属性、定位及导向,又能完善学术期刊的文化普及功能,丰富其期刊的知识表现形式。国外如Nature、Science、NE-JM、JAMA等著名期刊都较为重视书评等非研究论文的发表,并设有相关栏目。国内如《科技导报》、《科学通报》、《读书》等也都十分重视发表书评、序跋文章。开设序跋类栏目对学术期刊建设和助推学科发展有着长远意义。全链条提升序跋的学术水准。作者对论著的评论,无论是质疑还是褒扬均对学术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也是序产出的首要前提。作者撰写序时应着眼著作实质创新程度,实事求是,而非隔靴搔,吹捧了事。有学者被人求序,常常碍于情面,难以秉笔直书。因此培养“对书不对人”的作序风气,对序跋良性发展尤为重要。序作者应高瞻远瞩、提升层次,而非蜻蜓点水、总结梗概。对作者及著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既基于原著,又高于原著;既实现帮助读者选择、阅读和推介作品目的,又实质性推进了学术创新。从期刊和图书编辑看,应重视和关注序跋的学术创新性和规范性。避免序跋没有标注引文、注释、机构、作者等文献信息。充分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期刊编辑应对序跋严格筛选,平衡自由来稿和约稿间的关系。积极与著作的出版社联系,发掘有价值的序跋文章;发表序跋较少的学科的期刊编辑应主动作为,丰富期刊发表的文献类型。可利用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技术,提炼序跋的核心观点、辨析其情感极性,提高对序跋学术创新程度评判的准确性。建立专门的序跋数据库,将序跋引入学术评价体系。序跋既是一种文体、文献类型,也是一种学术评价指标。后者的评价价值远未充分开发出来,建议评价机构将期刊发表的序跋量作为期刊和著作评价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适当赋予其合理权重,以引导学术期刊提高对发表序跋的重视。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则有赖于数据量大、著作的学科覆盖面全、检索路径多样、检索界面友好的专门数据库的建设。建议国内主要的数据库商做好调研工作,尽快建成独立的序跋数据库,建成后可嵌入已有数据平台供学界和评价界使用。

法学期刊范文5

提高对女性学刊的认识水平是做好女性学刊,发挥其对女性研究促进作用的前提。现对女性学刊的兴起和发展做简要概述,以梳理女性学刊的发展脉络和进一步探求其与女性研究的关系。

一、对女性学刊概念的理解

女性学刊是研究女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它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和女性研究带来的个性。其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性。学术性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1]。女性学刊传播关于女性生存发展规律的知识,并促进其系统化、学科化。女性研究学术性论文和系统的学术信息是女性学刊的主要内容。二是传播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具有交换功能。其交换目的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最终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其刊载的学术文章往往长而复杂,进行概念的推理论证和应用专业方法研究,非专业者难以读懂。这限制了学术刊物的传播范围,造成其小众传播的特征。女性学刊也属于小众刊物,不同于大众媒介,难以适用市场运作。但它的传播对于学术交流、观点碰撞、知识交融有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周期性。学术期刊是有确定周期的连续出版物[2]。周期性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图书的重要区别。

女性学刊的个性表现为研究女性的文化定位。女性学刊承载的学术成果研究的对象是女性整体[3]。同时,对于女性群体的研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女性整体的弱势和发展滞后状况有独具的人文关怀。所以,推动促进女性快速发展以实现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发展的研究是女性学刊的历史使命。它虽然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具有确定的研究范畴和女性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它关照女性现实和历史的理性探讨,区别于妇女工作等刊物的非学术性期刊。女性学刊具有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研究、传播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功能。女性学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书评以及学术活动信息;其内容涉及女性学科领域的各方面。女性学刊的主办者可以是国家、地方的科研机构,包括公开出版与内部发行、期刊出版号与图书出版号的定期女性学术出版物。一些学刊的女性研究栏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女性学刊的特性。女性学刊的外延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从刊物特征与妇女研究关系的角度广义地理解,女性学刊的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4类:以刊登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如《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女性论坛》(书号)等;以研究学术信息为主的定期出版的女性学术年鉴,如《中国妇女研究年鉴》①;以转载或摘录女性学术论文的文献类刊物,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以刊载和交流学术活动信息、阶段研究成果为主,有一定容量、定期编辑的女性研究机构和组织主办的内部期刊,如《妇女研究动态》。从对学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和期刊管理的分类角度的狭义理解,仅指具有公开发行刊号,以刊登女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目前只有《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三个期刊。

二、女性学刊的兴起

(一)女性学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女性学刊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运动已经形成声势。联合国颁布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开展了“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并召开了3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已经进入高校科研和教学系统,并向学科化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妇女解放和女权理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断深化的城乡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掘了妇女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潜力,解放了妇女思想;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也使妇女的权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新的妇女问题不断出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在妇联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期刊和出版物异军突起。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问题亟需理论的阐释和指导,妇女文化的繁荣也需要从妇女理论中汲取营养。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形成了社会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氛围,恢复和建立了社会学等一批学科。科学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涌现出了一些跨界的新学科。这为新时期下的中国妇女理论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环境。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国外的新理论、新著作、新理念被引进。长期封闭所造成的中外妇女的隔膜,以及国外妇女研究的热潮,引起了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妇女研究和研究中国妇女的兴趣,开始了妇女理论新的探索。

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的时期到二三十年代,形成了我国妇女理论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引进了西方女权思想和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融入了民族解放的大潮。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运动为发动和组织妇女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保护了妇女的劳动权利和健康。在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妇女理论的研究处于低潮,主要是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阐释、应用和妇女运动历史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范畴。改革开放后妇女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和反思。妇联系统先后成立妇女运动研究室和妇女研究所/室,组织成立了妇女研究社会团体,妇女管理干部院校成立了妇女理论教研室/组。全国妇联召开了两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和理论沙龙等活动,吸引教师参与研究妇女问题。《中国妇女》杂志和《中国妇女报》等妇女报刊开展妇女专题讨论并设专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员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甚至自费和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有关的妇女问题。对外开放使妇女研究概念引入,一批妇女与两性关系的译著得以出版,这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人口学、史学等既有学科的发展也开始关注和引进国外相关学科中妇女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开始从性别角度关注妇女问题,《夏娃的探索》等论著以及《女性学》等教材相继问世。当代女性研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继承发展了妇女解放理论,植根于中国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实际,借鉴国际妇女科学,突破了原有的研究领域。#p#分页标题#e#

(二)女性学刊群的创办历程

1.初创阶段(1988~1994),妇联系统开创兴办,以论文园地支持社会妇女研究为特点。妇女理论研究的需要催生了研究刊物的诞生。如何解决在新形势下妇女发展的问题是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中,北京市妇联转变工作观念,增强服务妇女的职能。在成立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1985年)和研究室(1988年3月)、举办妇女问题研究征文(1986年)、取得《中外妇女》办刊经验和开展“北京妇女报刊考”课题研究(1988年初)的基础上,1988年11月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创办了《妇女理论与实践》双月刊(内部发行),半年后更名为《妇女研究》,填补了面向各界专门研究妇女理论刊物的空白,打出了妇女研究的旗帜[4]。1991年全国妇联在妇女运动研究室、调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作为直属事业单位的妇女研究所。作为专业科研机构,该所迅速开展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需要调动各地研究力量,需要学术刊物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的窗口。当时北京正在申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国家对妇女工作十分重视。1992年3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创办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妇女研究论丛》季刊,使女性学刊依托科研实体,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随着妇女运动和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1985年在妇女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4年后创办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9年试刊无期号),1991年公开发行。乘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风,该院更名中华女子学院,1995年8月《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随之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该刊从依托妇女干部学校转变为女子院校,扩大了研究领域。与此刊经历相似,1999年,《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在1987年创办的《妇女学苑》内部刊物的基础上创建,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山东女子学院主办的以妇女理论研究为主的学术刊物。该刊在地方妇女干部学校的改革中,对妇女研究最为敏感和最早介入,1995年又有了独立建制的妇女研究所的依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组织与运动》(双月刊)就注重对妇女期刊的理论文章的转载,在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中,1995年更名为《妇女研究》,筛选目标扩大到所有学术刊物,成为文献类的女性学刊。

2.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3),高校和社科系统等妇女研究中心兴办,以依托学科建设项目交流学术信息为特点。1992年之后,《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中共中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政府筹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组织和调动了高校、社科学者的妇女研究热情,妇女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由于妇女研究中心很少进入高校教研体制,缺少资源,人力分散,以及女性研究跨学科的特点,一些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编辑了内部刊物,刊载女性研究论文和学术动态文章。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妇女研究动态》创办于1993年,半年期,至今已编辑40多期。作为女性学学科建设牵头单位的刊物,该刊在校内外、国内外交流女性学学科建设信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上海社科院《妇女研究通讯》(1995)是社科系统妇女研究的首份内刊。随着全国女性研究的发展,女性研究的成果和信息增多且分散,对其的梳理和研究提上日程。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编辑的基础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立项编辑《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于1996年出版了首卷本,成为5年周期的、研究女性研究信息的学术刊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促进了中外妇女研究的交流,国外基金支持的妇女研究项目增多,出现了一些服务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内刊。如:由“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创办于2002年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在3年的项目运行中发挥了联络和交流的作用。1999年底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加强了对女性研究的科研活动的组织,努力推进女性研究进入科研和教育主流。女性学科建设的进展使高校和社科系统女性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一批女性研究学者成为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其中有的在学报、学刊担任主编。同时,一些刊物也相继开辟了女性学术栏目。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妇女史”(1990)和“妇女与性别研究”(1998)、《浙江学刊》的“妇女研究”(2003)、《思想战线》的“女性学视域”(2004,现更名为“社会性别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的“妇女与社会”(2010)、《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中国女性主义研究”(2009)等。这些栏目为女性研究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也因所属刊物的本专业本地区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女性研究的学术影响。

3.扩大发展阶段(2003至今),研究基地和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以以书代刊促进女性理论和性别文化研究传播为特点。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积极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特别是加强了与教育、科研、党校、宣传系统的合作,不仅建立了一批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还争取到了社科基金支持。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的建立,提高了妇女研究中心在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有利于组织研究队伍和争取科研资源,增强科研实力。同时,女性研究在出版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一些出版社为增强竞争力寻求特色,对性别文化传播的兴趣和责任感增强,它们不满足于仅出版女性学术著作,但又得不到刊号,便有意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女性研究刊物。一些女性学者抓住了这个机遇。如: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丛刊于2004年首次面世,该刊每年出版春、秋两卷,有卷首语和栏目。2007年底,武汉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等主办、罗萍、俞湛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论坛》,以1年为周期连续辑号出版,刊载女性研究学术论文。

上述可见,女性学刊是从女性研究活动中破土而生的,并随着女性研究的发展而壮大。如果没有妇女研究,女性学刊便无法生存。女性学刊的学术性决定了女性学科建设是它的发展依托。女性学科建设的制度化进展,推进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妇女教育与出版的发展为女性学刊创办提供了条件。这些共同促进了女性学刊群的形成。经过20年的发展,女性学刊形成了妇联组织、女子院校、出版社多系统主办,学刊学报、年鉴、文献多种类型,刊号书号共用的学刊群体。女性学刊的多样化,使其各自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共同推动了女性研究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女性学刊的发展

女性学刊的发展体现在个体的成长中,表现在刊物思想的明确与成熟、数量的变化和质量的提高、管理机制的形成、影响的扩大等方面②。

(一)定位和办刊宗旨

女性学刊的定位明确。《妇女研究》在总第4期强调了“拓宽妇女研究领域”,“探索妇女研究新路”,“要有学术价值,既有可读性又有哲理性”[5],定位从侧重于妇女运动研究和妇女干部读者转为妇女研究的整体和妇女理论研究人员及热心人士。该刊敏锐地抓住妇女研究兴起的历史时机,突破了北京地域和仅仅为妇女工作服务的局限,树立了《妇女研究》为学术发展服务的理想。该刊后来更名为《女性研究》(1992年),但定位为“普及型妇女研究刊物”,逐步转向女性研究信息和观点的介绍,以及妇女社会问题热点的新闻调查,学术性逐步淡化。

《妇女研究论丛》在《发刊词》中定位为“学术理论刊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妇女解放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促进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6]。1992年第4期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运用多学科内容,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理论、历史、现状、前景”[7]。1994年强调“推动妇女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跨入学术殿堂”[8]。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从开始就举起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研究的旗帜,组织和吸引全国妇女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研究,以创建妇女学科为目标,比《妇女研究》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一个台阶,成为纯粹的学术刊物。2001年7月该刊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该刊依托中国妇女研究会,以推动妇女研究整体的繁荣与发展为宗旨,涉及女性学科理论和妇女发展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关注重大妇女问题研究成果,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刊物。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是高校学报,前身是《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其创刊时定位为研究和探讨妇女解放理论、妇女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顺应发展妇女教育事业的时代需要而生[9]。由于对妇女管理干部教育的依托,其关注点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解决新时期妇女问题,推动妇女运动,提高妇女素质。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的热潮中,该学报随着学院进入普通高校序列而转变为女子高校学报,直接面对女大学生,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其办刊思想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贯彻双百方针,反映妇女理论的研究成果,交流开展妇女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妇女教育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10]。随着学院本科教育升级和女性学的建立,该学报的办刊宗旨确立为“坚持‘双百’方针,立足妇女教育,站在时代前沿,突出女性特色”[11],侧重反映女性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为促进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服务。其办刊思想随着主办机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而调整,由妇女管理干部教育扩展为妇女教育,由妇女教育经验到女性高等教育学术,由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并突出女性特色,从一般的妇女理论刊物发展成为以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为特色的女性学刊。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地方女子院校中少有的以研究妇女理论、妇女问题和妇女教育为特色的专业性理论刊物。其前身《妇女学苑》创办于1987年,办刊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研究探讨妇女干部教育和妇女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积极为教学工作和妇女工作实践服务,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12]。1991年随学校的发展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随着主办单位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分院由成人教育机构逐步改制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并承担全省妇女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其办刊宗旨调整为“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面向改革时代,探索妇女问题,研究妇女理论,促进妇女发展”,逐步确立了以妇女/性别研究为主体,采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辐射与女性参与相关的社会、文化、教育、法律、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刊物定位,形成了融性别研究视角与时代特征为一体的办刊特色③。从上述叙述可见,女性学刊的定位由妇女运动理论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逐步转向妇女理论和学科建设,形成女性学科的核心期刊、女性教育为特色的妇女理论学报。

(二)数量变化

女性学刊的发展还体现在数量的变化,其刊期、开本、页码的变化,使刊物的容量不断扩展(见表1)。载文数量增加。如:《妇女研究论丛》从创刊时的几十篇到每年100多篇。《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每年也100余篇。女性学刊从创刊时的季刊发展到双月刊,年版面字数从四十几万字到一百多万字。稿源数量的增加。如:《妇女研究》从无到有,1992年作者只不到300人,主要以约稿为主。《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从创刊时的每年几百篇到千篇以上(2008年《妇女研究论丛》已超1300多篇)。作者的结构以高校和妇联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如据统计《妇女研究论丛》(1992~2006)载文作者以高校教研人员(54%)为主,其次是妇联和社科系统的研究人员(18%和11.4%);高校教研人员增加了28个百分点,男性作者的人数由几人增加到一二十人,但所占比例仍很低④。研究项目论文增多。如:《妇女研究论丛》项目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率从1992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2%⑤。

(三)质量提高

1.选题的丰富。在女性刊物的选题的统计中,可以见到刊物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女性与法律权利、经济与就业、参政与地位、妇女贫困、教育、健康、传媒、女童、老年妇女、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妇女发展和现实问题,也涉及到妇女历史、女性文化、中国妇女运动、妇女组织与工作、国外女性研究等多学科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逐渐加强了妇女理论基础理论和女性/性别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⑥。

2.好栏目的涌现。随着女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女性学刊的选题内容不断丰富,策划意识增强,新的栏目和专题陆续出现。如:《妇女研究论丛》初期的主要栏目理论探讨、调查与思考、历史与文化、国外妇女研究、工作研究、学术动态等多着眼于研究方法、论文形态及大的内容分类,此后经过了衍变,其内容更加充实,并体现了其倡导的意识,如:理论探索与争鸣、妇运观察、史学研究与反思、国外妇女/性别研究,倡导了争鸣、反思思想,增加了性别研究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研究热点类的新栏目,特别是随着女性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设立了学科建设栏目。该刊栏目“调查与思考”(1997年前)、“研究动态”(2001)曾获得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栏目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充分调动在婚姻法、妇女法学等领域的学科人才资源,创办了“女性与法律”栏目,在两法的修订过程中对妇女法学界和妇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妇女与性别研究”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当时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性别平等理论研究”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8)。#p#分页标题#e#

3.学术规范。女性学刊在初创时对学术规范的执行不是很严谨,经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对学术规范的执行渐趋严格。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于2003年都获得《CAJ-CD规范》首届执行优秀期刊奖。4.期刊评价。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女性学刊的重要评价指标———复合影响因子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如《妇女研究论丛》从2001的0.1065升到2007年的0.404,2011年的0.695;2011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474)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0.221)的复合影响因子较前也有较大上升(见表2)。

随着编校质量的提高,女性学刊逐渐得到出版和社会科学、教育系统评价体系的肯定和认可,特别是进入了学科体系。《妇女研究论丛》从1996年起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妇女运动与组织\2000中国政治\2004社会学、中国政治\2008社会科学总论),经历了从妇女、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推进,终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社会学,2004和2008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获北京市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002),并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05、2007和2009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2008年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期刊;2010年被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女性学刊学科地位的逐渐被认可扩大了其在学界的影响力。目前上述三种女性学刊均已国内外公开发行(《妇女研究论丛》1992;《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1;《山东女子学院学报》1999),在进入邮发系统的同时自办发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尚未邮发)。《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收入首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延续至今,1999年起连续被评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南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清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评价系统等的来源期刊。《妇女研究论丛》早期是《妇女研究》(原名《妇女组织与活动》)主要转载期刊,1992~1996年被全文转载的文章占《论丛》所刊论文的1/3,后来逐渐为其他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期刊所转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也逐渐扩大了学界影响,被选入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ASPT)、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2004)、中文电子期刊服务网(CEPS,台湾,2005),并成为中国期刊网等来源期刊。《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来源期刊。女性学刊实现了资源共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吸引了妇女研究学者,并为学术成果和机构评价提供依据。

(四)管理机制逐渐完善

法学期刊范文6

当今世界正在飞速发展,任何发展都有一个核心的发展要素,媒介融合的“飞速”发展依赖的是媒体技术的进步,“技术”就成为媒介的发展要素,在具有同样发展要素下,品牌就成为核心竞争力。例如,“麦当劳”仅凭一个“麦当劳”品牌一夜之间就可克隆出无数分店,麦当劳的盈利模式表明,企业是可以复制的,品牌是最大的竞争力。对于期刊来说,品牌代表着刊物形象,也是读者对它的认知度。尽管学术界也有许多著名刊物,有的甚至被业界认定为权威刊物,但遗憾的是,从2016—2017年最新的期刊品牌榜结果看,十大品牌期刊中无一家是学术期刊,可见学术期刊的“小众”,在媒介融合发展的今天,打造学术期刊的品牌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的必然追求。要打造学术期刊品牌,须强化编辑的策划意识,通过挖掘期刊的特色、整合内容信息、构建跨媒体互动平台,塑造学术公信力。学术期刊应重视引领学科发展的能力,主动延揽学术理论水平高的优质稿件,打造品牌,树立期刊个性,构建期刊的公信力,才会有读者、有传播市场。

(二)质量求生存:学术期刊的不二选择

扩大学术期刊传播范围,提高学术期刊传播质量,是编辑追求的目标。学术期刊的质量与发展一直是期刊界一个沉重的话题,2016年,第四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大会上,国内学术期刊知名专家围绕这一主题,就学术期刊的质量控制、期刊评价、媒体融合、转型探索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讨。专家认为,学术期刊想有“学术影响力”,就必须全面客观地提供学术信息,杜绝关系稿等,编辑对资料的取舍择定也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学科繁荣的规律、用户获取原生文献的难易程度等标准来进行全方位的信息选择,以水平为尺度,期刊才能做到“以学术为本,为学术负责”的新目标。因此,在媒介融合的今天,必须坚持以“内容为王”的理念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在此基础上融合新媒体的传播手段,拓宽信息的传播路径,满足不同层次读者和作者的需求,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

(三)创新求发展:学术期刊的出路所在

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是学术期刊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为此必须以创新的思维寻求学术期刊的特色发展之路。一是整合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资源。根据各主办单位的特长,采取市场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办刊模式,比如众多的高校学报,可以集中高校优势学科,将相关高校的学报结成联盟,各个学报改变原来栏目设置面面俱到的情况,合理调整人力资源,让专业人办专业刊。二是特色化办刊。根据高校自身特色或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特色,创办特色期刊或学报的特色栏目,这在业界已经有丰富的实践,比如《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根据地方文化经济发展实际,创办“西游记研究”栏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法学期刊范文7

1对学术期刊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

自从电脑发明应用之后,电脑中所具有的记忆储存功能提高了数据实际存储的容量,通过简单的硬盘就能存储大量数据信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个区域内的电脑实现有效连接,使得网络数据量在理论上不断累计。与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相比较,互联网自身具有较大的信息容量以及传播速率。加上互联网信息来源较为广泛,能够定时定期更新信息,并且保存更多信息,能够便于使用者即时使用。互联网是一种全新媒体,具备较强传播能力,对于传统学术期刊而言,互联网自身大容量能够促进期刊数量的产生。目前随着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等平台网络数据的应用,互联网为学术期刊的传播提供了基础平台,有效扩大了期刊实际传播范围,也使各类数据信息查询具备较为广阔的基础空间。加上当前各个网络之间的共通使得期刊传递的总成本不断降低。所以,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学术期刊借助互联网发展平台也体现出高容量和低成本的主要传播特征。

2互联网发展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意义

在当前全新的互联网发展形势下,现代学术期刊实际传播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过去原有的纸质期刊基础上进行革新,通过多样化渠道进行传播,如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形势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类学术期刊之间的流通速度也不断加快。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学术期刊实际传播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跨文化性。不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各类文化在网络环境下都具备良好的展示性。因特网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得到广泛应用能够看出当前网络在媒体传播中的主要地位,使各类学术思想和学术内容更加丰富。随着学术期刊内容的不断完善,现阶段期刊逐步走向国际化发展,也使得多种语言出版物得到广泛传播。

法学期刊范文8

我国有期刊8000余种,这众多的期刊在学科、主办单位、主管部门、质量、服务等方面千差万别,尽管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声明从未从行政角度对现行期刊进行过级别划分,但期刊之有级别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8000余种期刊没有级别上的区别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实际上期刊从来就有级别,这几乎是政府有关机构、期刊主办机构和作者的共识,只不过期刊级别的认定比较复杂,至今尚无全国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分级目录。期刊的分级最传统的是按期刊的主管部门分级,1991年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发的《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就据此将期刊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期刊,这两种分类又逐渐演化成人们常说的部级、省部级和地市级。70年代,核心期刊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到九十年代,核心期刊已为学界所广为熟知。与此同时,各种与期刊评价有关的大型数据库开始建立,由此得出多种期刊排行榜,很多高校科研机构也研究制定为已所用的核心期刊(或称重点期刊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了各种期刊等级评比。上述各种对期刊的分级评价,得出的排行榜和各种期刊表或奖励实质上也是给期刊分级。由此可见,期刊分级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准的学术期刊,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科研奖励中规定,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奖励10万元),而期刊分级的研究与实践更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

1、按期刊的主管部门分级

这是期刊分级的最传统的方法,也是仍在使用的主要方法。按照这种分级方法,期刊被分为部级、省部级、地市级,由代表国家科研水平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一般被认为是部级期刊,省部级、地市级依此类推。这种分级的特点是简单明白,容易确认;以出身定级,只要主管部门不变刊物便享受终身级别;只要主管部门平级,各类期刊(学术期刊、消息报道、工作指导、知识普及性期刊)都属同一级别,无法区分。所以,这种分级方式只适宜在已经划定了某个特定层次、特定区域的期刊中进行(如严格的学术期刊),而不适宜在大范围内笼统采用,不然就会出现《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和《中国音乐教育》(教育部主办)平级的滑稽现象

2、按期刊是否公开出版分级

按此标准,期刊分为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期刊,一般认为,在主办者级别相同的情况下,公开发行期刊要高于内部发行期刊(有保密要求或非学术因素暂不便公开的除外)。与第一种分级一样,这种分级也只有在某个特定层次或特定区域的期刊中进行才有合理性。

3、以期刊质量分级

以质量分级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分级,主要表现为期刊获奖或入选某种目录。核心期刊的理论传入我国后,情报学界终于有了替代传统的以行政级别分级的较为科学合理的新方法。1988年,兰州大学仿照《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引文报告”的方法,选定我国出版的学术水平最高的10种自然科学期刊为依据,用各刊所载论文的参考文献,每年编制引文索引卡片,分散编印成册,名为《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并从中选出104种自然科学中文核心期刊,这是我国第一个利用引文研制出的较具权威性和学术影响的自然科学中文核心期刊。1990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根据国外主要检索工具列出的110种中国科技期刊和兰州大学提出的104种期刊,又收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重大项目中所列中国(不含港台)大学的学报,经专家评议后提出286种科技核心期刊,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重新选出1230种期刊作为国内“学术榜”的统计源。这几次有影响的期刊分级都限于自然科学,说明一方面自然科学期刊的分级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先于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期刊质量分级,还缺乏学科的全面性和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