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赵书新 王稳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
一、引言
从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农业保险的属性和特征决定了其只能是政策性保险，即农业保险必须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激励来改变产品的成本收益比，才能达到均衡状态。政府补贴是解决农业保险特殊性问题的重要方式，也是在市场机制下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政策支持尤其是政府补贴政策不仅是农业保险顺利运营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其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政府补贴的效率。为了避免政府做出对己不利的激励政策或降低原有的扶持力度，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不会将自己的成本信息完全公开，而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设计农业保险的各种激励与扶持政策，就会造成政府补贴的低效，即诱发保险公司以及参保农户不思进取、策略性歪曲信息以争取高额补贴。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就会陷入道德风险陷阱，既增加了农业保险的财政负担，也降低了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
本文运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分析方法，在论述承保公司或投保农户之间的博弈关系的基础上，剖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补贴激励政策设计与运行的效率损失，同时也创新性地探讨了博弈双方预期补贴政策变动时的策略性反应，既拓宽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应用范围，也为完善农业保险的政府补贴政策设计，优化其运行机制，避免其政策设计与运行出现低效而提供了理论、方法的支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了农业保险补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补贴激励政策的效率损失;第四部分应用Kreps的简单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双方预期补贴政策变动时的策略性反应;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为农业保险补贴激励政策的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效率的相关研究，多数学者是从补贴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的角度出发，其理论研究多涉及福利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相关问题;而对农业保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则大多是在政府没有介入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研究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效率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Nelson＆Loehman(1987)认为政府补贴只是解决逆选择问题的几种次优方法之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政府花费成本搜集信息以改善保险合同结构的回报可能比政府补贴保险的回报更大;Calvin＆Quiggin(1999)研究中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伍中信和张娅(2008)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如何决定对保险公司的内生最优财政补贴规模;施红(2008，2009)通过分析政府介入农业保险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对农业保险运作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胡炳志和彭进(2009)提出了以再保险补贴为核心的最优补贴方式的构想，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黄英君(2010，2011)则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并构建了农业保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决策模型中，Stackelberg(1952)提出的博弈模型应用非常广泛。在此类决策问题中，决策者被分为两类，即处于较高决策层次的主方和处于下级决策层次的从方，基本问题是上级应如何制定决策或策略，以引导下级采取合作行动。
E．Galor(1965)全面考虑了在同质或者有差异的产品市场中，以产量作为决策变量时的Stackelberg模型，发现不同的条件下，既可能存在一个“先动优势”，也可能存在一个“后动优势”。C．F．Lo＆D．Kiang(2003)考虑了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同质市场的Stackelberg模型，指出当一方企业不知道另一方企业的产品成本，而后者却知道前者的成本时，该模型存在一个贝叶斯纳什均衡，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将失去先动优势。Amir＆Stepanova(2006)考虑了在相同的线性成本下，需求为线性的可替代产品市场中，模型存在一个“后动优势”，且严格的依赖于产品单位成本的不同。孙建胜(2003)通过应用Stackelberg的市场博弈模型研究了北京保险业的市场发展状况及趋势。席友(2009，2010)则应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对财险市场价格竞争的有效性和无效性进行了研究。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多角度、多方面地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问题做了许多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此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政府介入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尤其是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介入农业保险后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补贴政策效率问题的研究更是少见。本文拟通过相关模型的构建与分析，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补贴激励政策的效率影响，以及博弈双方预期补贴政策变动时的策略性反应做些创新性的研究尝试。
三、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分析
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机制下，投保农户以及承保公司不仅表现为隐藏风险类型，还可能隐藏其支付行动意愿，以获得更多的保费补贴，农户、保险公司的此类行为会增加政府介入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损害农业保险的风险配置效率。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的均衡分析方法并不适用，可以通过构建一个Stackel-berg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政府是先行者，为了推动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政府决定对积极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或者参保农户实施政府补贴政策，即对实际参保的每份农业保险产品实行固定比率的财政补助，而承保公司或投保农户则随后选择一个最大化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反应，即承保公司或投保农户决定实际参与投保的数量。假定每一个单位的农业保险产品，政府可以从中获得P元的社会总收益，同时需向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提供W元的财政补贴，于是政府的利润函数为π=(P－W)Q，其中Q为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所提供的农业保险产品的实际参保数量。由此可以获得一簇政府的等利润曲线，如图1所示。财政补贴W越少、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所提供的农业保险产品的实际参保数量Q越多，政府的利润就越大，所以，政府的等利润曲线簇越向右下方，则表示政府的利润越高。假定保险公司承保或农户投保该农业保险产品的总成本TC=cQ+dQ2，边际成本则为MC(Q)=c+2dQ，并且为了分析方便，进一步假定保险公司承保或农户投保该农业保险的产品全部由政府补贴来承担或购买，那么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得到的政府补贴总额(WQ)和总成本TC=cQ+dQ2之差即为该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等利润线，在图1中，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等利润线簇越往右上，表示其净利润越高，即政府的财政补贴越多，而其参与的成本越少，其利润就越高。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对政府补贴的反应函数为W=c+2dQ，它表示任何给定的W水平下，其最佳的承保或参保数目，在此线上的任何一点，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无差异曲线与水平的边际收益曲线(W)相切，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水平。在此点，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不可能通过承保或参保数量的改变来提高净收益，它决定了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承保或参保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量即Qs。#p#分页标题#e#
对于政府而言，政府选择任何可能的补贴激励，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承保或参保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量由其反应曲线所决定，所以，政府的收益最大化问题受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反应曲线的限制。政府的最大化选择就取决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反应曲线与政府最高等利润线的切点，图1中由S点表示。点S即是一个斯坦科尔博格均衡，在这一点上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没有动力改变承保或参保农业保险产品的供给量，政府也没有动力改变补贴。但这一点显然是低效率的。通过点S的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无差异曲线与水平的边际收益曲线(W)相切，而通过该点的政府的无差异曲线与向右上倾斜的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反应曲线相切，所以，政府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无差异曲线一定在S点相交，一定有一个区域可以使政府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双方的利润水平都有所提高，这个区域即是由两条过S点的无差异曲线围成的阴影部分。在这块阴影中，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在政府补贴政策下没有更多提高农业保险产品承保或参保量的激励，而政府也没有理由给予承保公司或者投保更多的补贴。虽然政府和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都可以看到，彼此还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在现实中却很少有恰当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永远不知道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真实的边际成本函数是什么。如果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为了获取更高的政府补贴，他们可以策略性地隐瞒自己的实际承保能力或参保能力。比如在图2中，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以成本上升为由，将最佳的反应曲线向左移动，以争取用较小的努力换得较大的政府补贴。这虽然低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产量，但如果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坚持这么做，也会迫使政府做出调整。当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反应曲线向左移动时，就会与政府较低水平的等利润线相切，表现为政府等利润线由g1向左移动到g2，此时，政府就不得不将政府补贴水平定为Wt而不再是原来较低水平的Ws。
点T成为新的斯坦科尔博格均衡，虽然这一均衡点并不比原先的均衡点S效率更高，但却导致了社会财富从政府向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大量转移，即政府本来对其的补贴定在Ws就可以了，但现在由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策略性行为，政府不得不将补贴支付提高到为Wt。正常情况下，当政府支付Wt的补贴时，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最优的承保或参保量选择应该在点V，并提供Qv的承保或参保量。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为了要达到结果T而不是S，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策略性行为，并严格限制承保或参保量。因为一旦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偏离点T，比如选择在点V上行动，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就会获得最佳的承保或参保量和最大化的利润(在点V，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在点T，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边际成本曲线则与边际收益曲线相交)。现在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为了获得更高的财政补贴，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能力，在图2中，Qv与Qt之间的差额，就是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必须坚持限制的承保或参保量。因为，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一旦将其提高到QV，政府立刻就会观察到其真实的行动能力和真实的反应曲线，这样政府就会削减补贴激励的水平。没有对承保或参保量的限额，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就不可能达到点T的结果。这个情况说明，在现实中，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通过策略性的隐瞒自己真实的行动能力，并坚定地进行限额，往往就会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水平。这可以解释现实中享受政府补贴的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积极能动性为什么不如竞争性行业的同类强，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总显得“不思进取”的原因。在理想的政府补贴激励政策下，政府应该能够激励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产品的承保或参保工作，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也能够向政府揭示其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以使政府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但是若政府补贴激励政策不够稳健，且易变，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则总是担心一旦完全揭示了自己的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提供了最佳的承保或参保量，政府会不可避免地下调政府补贴水平。所以，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为了争取更高的财政补贴，总是保守自己的行动机密或有关成本信息。
四、基于Kreps简单博弈模型的策略性反应分析
对于政府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可信承诺”问题，本文用Kreps(1984)做的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如图3所示，当政府提供一个补贴方案以后，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首先选择信任或不信任。在这里，信任的意思是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向政府完全显示其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而不做任何的保留;不信任的意思是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对自己的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保密，即对其进行限额，不信任导致结果T。如果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信任政府，接下来政府就可以选择守信和不守信。守信的意思是即使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完全揭示了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政府也不会降低补贴水平，由此导致结果V;不守信的意思是政府利用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揭示的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信息将补贴水平降到最低，由此导致结果S。对于这三个结果，政府的效用排序是S＞V＞T，而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效用排序是V＞T＞S。其中，相对于图2来理解此图的结果，T代表帕累托次优的纳什均衡。因为政府不守信就可以利用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来降低财政补贴水平，所以从这层面的意义来说，政府是有激励或意愿对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不守信的。比起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不信任政府的情况，政府的不守信会让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处境更糟，即T＞S，所以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一般都不信任政府，结果就是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都普遍采取策略性的行为，隐瞒自己真实的行动能力和成本信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补贴，而不是积极进取，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产品的承保或参保工作。如果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信任政府，而且政府信守承诺，则可以得到结果V。与结果V相比，结果T使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与政府的境况都有所恶化。在这个博弈中，政府可以预见，如果政府承诺尊重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的信任，双方的情况都会更好。但是因为一旦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信任了政府，政府信守承诺就不再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所以，承保公司或者投保农户往往都会认为政府的承诺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如果政府补贴政策的短期性特征明显，那么补贴政策的出台与调整则经常面对双方的博弈较量。#p#分页标题#e#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剖析了政府介入农业保险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补贴激励政策的效率损失，同时也创新性地探讨了博弈双方预期补贴政策变动时的策略性反应，得出了如下结论:政府介入农业保险后面临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投保农户以及承保公司在开展农业保险工作中可能隐藏其支付行动意愿，以获得更多的保费补贴，由此则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风险配置效率造成了损害;同时相比投保农户和承保公司隐藏自身行动能力所导致的状态而言，政府补贴政策的“不守信”会使状态变得更加糟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损失，在农业保险工作中政府补贴激励政策的设计与运行过程中应该减少不对称性，充分尊重承保公司以及投保农户“逐利”的本质，在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从制度上保障保险公司“逐利”的可能性，尊重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使参与的保险公司与农户充分认识到政策的长期性与稳固性，进而意识到积极努力参与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才是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