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是维持生态系统完整、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宝贵的物质基础，耕地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最有力的保障，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项建设占用大量耕地，尤其是优质耕地，致使耕地数量大幅度减少，耕地质量不断下降，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耕地压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目的是把鄱阳湖保护开发推向新的阶段，使之成为生态优美、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层次较高、城乡协调发展的功能区。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江西省北部，包括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在内，面积为5．12万km2，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30%，人口占江西省总人口的50%，经济总量占江西省的60%［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已经确定发展方向，新的发展方向必然给资源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耕地资源占用需求的同时，保护好耕地资源，使耕地资源处于健康、安全的发展状态，将是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因此，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进行研究，衡量耕地资源安全度，对于促进耕地资源的持续利用与管理，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运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时空差异，构建耕地压力指数变化因素分解模型，探讨耕地压力的影响因素，以期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制定区域耕地利用和保护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1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1．1耕地压力指数测算模型 耕地压力指数是用来衡量某一区域耕地资源紧张程度的指标，通常是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之比［3］。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是耕地生产力、食品作物播种强度、食物消费水平以及食物自给率的函数，耕地压力指数是实际人均耕地面积、耕地生产力、食品作物播种强度、食物消费水平以及食物自给率的函数。由于考虑因素的多少以及分析角度不同，耕地压力指数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本研究采用耕地压力指数扩展模型［4］，考虑了食品作物(粮食、植物油、糖和蔬菜)结构的耕地压力指数模型。由于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相关因子都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所以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耕地压力指数也会呈现动态变化趋势。耕地压力指数以1为警戒值，当K＞1时，表明耕地压力明显，食品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正常需求，可能导致食品作物危机，应该采取措施。相反，则表明无明显耕地压力。K值与警戒值的偏离程度代表耕地压力的强弱程度，离差越大，耕地安全程度或压力程度越强［5］。 1．2耕地压力指数因素分解模型 因素分析法是利用各个因素的比较值与基准值之间的差额，计算各因素对分析指标的影响。因素分析法主要是利用统计指数体系分析在不同时间现象总变动中各个因素影响方向和程度。加和分解值f(ΔSa)、f(ΔIb)、f(ΔGj)和f(ΔPj)分别表示实际人均耕地面积效应、食品作物播种强度效应、食物消费水平效应和食品作物单产水平效应。当加和分解值为正，表示该效应导致了耕地压力指数的增大;当加和分解值为负，表示该效应导致了耕地压力指数的减小。 1．3数据来源及处理 统计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区域中粮食、植物油、糖和蔬菜需求量假定为生产量，同时结合各县(市)的消费支出系数进行调整。为了指标的可比性，根据统计口径，选择其中25个县(市)，剔除了13个城区。具体范围包括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德安县、星子县、永修县、湖口县、鄱阳县、余干县、都昌县、武宁县、瑞昌市、九江县、彭泽县、万年县、安义县、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东乡县、乐平市、浮梁县、贵溪市、余江县、新干县。 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动态变化 2．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整体耕地压力动态变化 利用式(1)，可得到2000—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指数(图1)。可以看出，2000—2009年总体上耕地压力未突破警戒值，表明鄱阳湖经济生态区总体耕地压力还是处于预警区范围内［6］;但在不同的时段，耕地压力呈波浪式起伏。2000—2003年间，耕地压力表现为明显的上升势态，耕地压力指数从2000年的0．87上升到2003年的0．99，到达耕地压力警戒值的边缘。在随后的2年间，耕地压力指数下降到0．9，尽管后来指数有所上升，但是到2009年耕地压力指数回复到0．9的水平。 2．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耕地压力及其变化 利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统计资料，分县(市)测算了25个县(市)2000—2009年耕地压力分布情况(图2)。 2．2．1耕地压力指数县域差异 从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耕地压力指数分布状况来看，各县(市)耕地压力差异较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东南区域(乐平县、万年县、贵溪县)和西北区域(瑞昌县、武宁县、星子县、九江县、都昌县)耕地压力明显大于其他区域。从地形地貌上来看，主要原因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东南区域和西北区主要为中低山、丘陵区，该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为了恢复生态环境，退耕还林使这一地区耕地压力偏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2009年耕地压力指数偏离压力指数临界值的程度，并利用分区标准划分4个耕地压力区:(1)高压明显区，K＞1．2。耕地资源压力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处于高压区的县(市)有瑞昌市、德安县、武宁县、万年县和贵溪县。(2)高压边缘区，1≤K＜1.2。处于该区的县(市)的耕地压力指数突破了1，但小于1.2。表明该区耕地压力比较明显，接近于高压状态，耕地资源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包括星子县、乐平县、东乡县、都昌县和九江县。(3)低压明显区，K＜0．8。该区耕地资源无明显压力。处于无压区的县(市)有高安市、新干县、樟树市、丰城市、鄱阳县和余干县。(4)低压区，0．8≤K＜1。该区的县(市)暂时还没有压力，但耕地压力指数值逼近临界值。包括浮梁县、余江县、安义县、进贤县、彭泽县、湖口县、南昌县、新建县和永修县。#p#分页标题#e# 2．2．2耕地压力县域动态变化 从2000—2009年压力指数值变化情况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指数有升有降，根据变化情况，可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分为3类:(1)上升区，耕地压力增大，主要是德安县、贵溪县、余江县、乐平县等。其中德安县耕地压力增幅最大，由2000年的0．96上升到2009年的1．35，由压力边缘区跳跃到高压区。(2)稳定区，耕地压力相对稳定，该区域包括高安市、星子县、进贤县和湖口县。(3)下降区，耕地压力有所减小，该区域包括九江县、都昌县、彭泽县等。 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变化因素分解 为了探究县域耕地压力变化的驱动因素，运用式(2)，分析2000—2009年各县(市)人均耕地面积、作物播种强度、人均食品需求和食品作物单产对耕地压力变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图3)。 3．1区域整体耕地压力指数变化因素分解 在影响因素中，食品作物单产水平对耕地压力的影响最为显著，贡献值为－0．21。说明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由于食品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使耕地压力下降0．21。可见，食品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是耕地压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2000—2009年期间，所有25个县(市)的食品作物单产水平都呈现提高态势，但提高的幅度不一。尤其是瑞昌市、九江县、星子县、新建县、武宁县、进贤县、都昌县、万年县、东乡县和彭泽县的食品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最为明显。表明提高食品作物单产水平是减轻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的最主要的途径。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是耕地压力增加的首要因素，贡献值为0．17。说明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由于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的增加使耕地压力上升0．17。2000—2009年期间，所有25个县(市)的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都呈现增加势头，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增加比较明显的有瑞昌市、星子县、九江县、都昌县、乐平市、武宁县、贵溪市、万年县，整体看表现比较均衡。人均耕地面积是导致耕地压力上升的另一因素，贡献值为0.06。原因是在2000—2009年期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均耕地面积有所下降，由2000年的654hm2/万人下降至2009年的620hm2/万人。从各县(市)来看，2000—2009年期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县(市)有19个，而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的县(市)只有6个。食品作物播种强度是导致耕地压力上升的因素之一，但影响较小，贡献值为0．02。食品作物播种强度是食品作物播种总面积与耕地总面积的比值，反映了食品作物对耕地的利用程度。从各县(市)来看，2000—2009年期间，食品作物播种强度减少的县(市)有11个，而食品作物播种强度增加的县(市)有14个。 3．2区域个体耕地压力指数变化因素分解 从区域个体来看，耕地压力指数增幅最大的是德安县，耕地压力指数从2000年的0．96上升至2009年的1．35，增幅达41%。主要原因是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使耕地压力增大0．28。其次是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影响程度是0．18，耕地播种强度的影响是0．06。食品作物单产水平使耕地压力减小，影响程度是0．14。增幅第2位的是贵溪县，耕地压力指数从2000年的0．97上升至2009年的1．22，增幅达26%。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耕地播种强度的减小三因素的变化使耕地压力增大，食品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使耕地压力减轻。耕地压力指数减幅最大的是九江县，耕地压力指数从2000年的1．32下降至2009年的1．10，耕地压力指数值减小0．22。主要原因是食品作物单产水平提高和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使耕地压力指数分别减小0．44和0．10。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增加和耕地播种强度降低使耕地压力指数分别增加0．22和0．10。由此看出，影响各县(市)耕地压力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从影响区域耕地压力因素效应平均值来看，导致耕地压力减小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导致耕地压力增大的主要因素是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的增加，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播种强度的变化。从影响区域耕地压力因素效应的标准差来看，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耕地压力不平衡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食品作物单产水平，再是耕地播种强度，人均食品作物需求量的影响最小。 4结论与建议 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整体耕地压力来看，2000—2009年耕地压力均未突破警戒值，表明鄱阳湖经济生态区总体耕地压力还是处于预警区范围内，但已接近耕地压力的边缘［7］。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个体耕地压力指数来看，有10个县(市)耕地压力指数超过警戒值，主要是湖区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此外，有9个县(市)处于耕地压力边缘区，仅有6个县(市)耕地压力很小。耕地压力基本上呈现湖区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压力偏大，西南区域和东北区域压力偏小的局面。从耕地压力的影响因素看，食品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减小的主要因素，食品作物消费水平的提高导致耕地压力的增大。人均耕地面积和食品作物播种强度的变化对耕地压力有重要影响，不同的县(市)表现不同。从县域耕地压力因素效应标准差来看，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区域耕地压力不平衡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人均农作物消费水平，再是耕地播种强度，单产水平的影响最小。 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压力现状及特点，提出以下建议:(1)严格约束机制，实行区分管理。对处于高压区的县(市)必须对耕地数量和质量实施严格约束管理，对耕地用途的改变要进行严格控制;处于低压区和边缘区的县(市)要实行有条件的控制;处于无压区的县(市)，可以通过市场手段，鼓励自觉保护耕地资源。(2)保护现有耕地资源，降低耕地压力。重点保护和合理利用现有的耕地，严格控制城市化过程中乱占耕地的现象。(3)改善耕地条件，增加农作物单产。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的耕地单产水平来看，还有很大的潜力。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高新技术等途径来提高农作物产量，保持作物高产稳产［8］。(4)优化用地结构，提高耕地播种强度。合理调整大农业的结构和用地比例，优化作物布局。开展农业立体开发，着力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减小耕地压力。#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