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当代”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这样一个时间段，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即我们正在经历的年代）自“”结束至今，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80年代以前、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新世纪。由于社会变革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每个时期中国建筑语言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笼统谈论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呈现什么现象，出现什么问题，显然不够准确。“失语”原是一个病理名词，即：所谓“失语症”，是由于“大脑言语中枢病变引起的言语功能障碍”［1］，后被引申至人文学科，如人类学“失语群体理论”、语言学“失语症”理论。就当代城市建筑的“失语”，符号学家罗曼•雅各布逊对失语症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失语症障碍的任何形式都在于下列能力多少受到严重损害：不是选择与替代的能力，便是结合与组织的能力。前两种能力的损害含有无语言操作的退化，而后两种能力的损害则毁坏了保持语言单元层次的能力。相似性关系在前一类失语症里被禁锢。隐喻与相似性的混乱相悖，转喻与接受性的混乱相左。”［2］“”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形态发生了巨大变迁，社会急遽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中国人精神脱水，以至于社会的话语瞬间不断呈现出焦躁不安、暧昧不清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城市建筑语言的表达普遍出现“失语”的现象。这种“失语”不仅表现在选择与替代的能力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结合与组织的能力方面；既表现为隐喻的失语情结，又表现为转喻的失语情结。前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无话可说”，即：要么是没有说话的能力，要么是有说话的能力却说得跟别人一样，实质什么也没说；后者我们可以理解为“词不达意”，即：一直在说，说得越多，离言说的意图越远。除了类型上有“无话可说”、“词不达意”的差异，“失语”现象在性质上也不一致。每个人都有哑口无言、张口结舌、默默无闻的时候，但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言语功能障碍。短暂的失语与病理学上的“失语症”有很大的差异。城市建筑的“失语”由于表现形态及发生原因不同，在性质上有病态、非病态的区分，两种状况不能等量齐观。由此，我们在解读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失语”现象时，不仅要分时期，还要分类型、分性质去讨论。 一、失语之“无话可说”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消费层次低，人们对基本产品的需求绝对优先于设计上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诉求，于是，实用成了城市建筑的首要原则，大批结构单一、形体简洁规整、装饰装修标准不高的“火柴盒”式建筑成为城市的主导。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城市对西方城市建筑的引入和模仿，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由于长期以来的住房短缺问题亟待解决，加之西方现代建筑观念与形式的汹涌而入，这一时期中国建筑语言普遍呈现为对西方现代建筑匆忙地、缺乏审视地、表面化地跟风与嫁接。但当国内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旧经济体制和旧观念束缚之下时，沿海开放城市的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城市建筑作为人力量的对象化、人化了的自然，总是自发或自觉地表征着人类的文化，本无所谓失语。之所以说城市建筑“失语”，则是相对于其应该表达的语言而言。这两个时期，城市建筑嘴巴张得很大却发不出声音，因为它没有说话的能力。前一时期，结构单一、造型单调的建筑语言固然是一种失语，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客观现实，导致城市建筑语言表达上很难做到“文质彬彬”。后一时期，对西式建筑匆忙地、缺乏审视地抄袭固然也是一种失语，但渴望变革旧体制、摆脱旧观念的热忱，决定城市建筑语言的抄袭不仅是唯一的选择，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综观中国当代30多年城市建筑发展历程，这两个时期城市建筑的“失语”更多出于一种无奈，在性质上都属于非病态的无能为力。进入90年代，沿海开放城市抄袭、模仿西式建筑的建筑语言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全国大部分城市普遍的做法。无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一些小城镇，其建筑语言都千篇一律地西化，原先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建筑也在一片面向现代化的欢呼声中，变成了玻璃幕墙式的水泥森林。与前两个时期不同，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经济腾飞与观念开放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此时，城市建筑不能说没有说话的能力，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却是千城一面、千面一孔，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建筑都说着相同的“洋话”。本土的建筑语言不仅没有得到传承，现有的表达也在现代化的呼声中变“土”为“洋”，中国的城市建筑不再有“中国”的印记，重庆的建筑不再有“重庆”的特点，各个城市的建筑语言纷纷“洋话连篇”，实质上什么也没有说。这种失语是病态的、令人担忧的。如此下去，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可能会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彻底消失。 二、失语之“词不达意”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建筑又呈现出新的气象。一方面各地纷纷掀起了兴建摩天大楼的热潮，“在2011年之前封顶的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已经占据6席。世界前100座高楼，中国将超过1／3。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已经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现有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将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3］；另一方面，许多造型新奇、视觉冲击力强的建筑竞相落户中国，如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7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中，“鸟巢”、“央视新台址”与“北京当代万国城”一同入选。中国俨然成了“先锋建筑师的实验场”。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城市建筑有了标新立异的冲动。不排除有些城市的本意是对普遍存在的城市建筑语言“无话可说”的有意识矫正，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盲目跟风，单纯追求“视觉审美”的标新立异，不但没有使当代城市建筑摆脱“失语”的窘境，反而使之走向“失语”的另一端———“词不达意”，说得越多偏离主题越远。城市建筑要表达的“意”至少包含三方面内涵：人性关怀、文化关怀、环境关怀。#p#分页标题#e# （一）人性关怀 “在世界100座最高建筑中，北美所占比例将从1990年的80％下降到2012年的18％。2012年，世界前100座最高建筑中将有45座出现于亚洲，仅中国就将占有34座。”［3］从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高楼与城市住宅区理事会执行董事安东尼•伍德的口中，我们不难发现，摩天大楼并不是北美和亚洲其他国家共同的追求，唯独中国情有独钟。很多国家之所以放慢甚至停止新建摩天大楼的步伐，除了经济学领域的投资风险和资源浪费，摩天大楼缺乏人性关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古语云“道不远人”，任何发展，都不应该忽略“人”的存在，都应该尊重人、方便人、服务人，具有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对于城市建筑而言，人性关怀就是要以人为本，营造适宜人类生活的栖居之地。欧洲许多城市在“救救孩子，救救老人，少建高楼”的口号下，一度有计划地拆除高楼，其实就是对高楼是否宜居的直接质疑。新世纪兴建摩天大楼的热潮不仅来势汹汹，更可怕的是没有保持起码的理智。“国内一些并不具备‘摩天大楼’消费力的城市，也在规划兴建顶级摩天大楼，它们包括：海口、昆明、防城港、南宁、东莞等。比如广西防城港市，计划要兴建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高度超过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但是防城港的城市人口却还不足100万；在‘中国城市规划摩天建筑总量排行’中，GDP总量刚破1000亿元的贵阳，却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在全国居第5位。”［4］没有摩天大楼消化能力的城市，未经深思熟虑地盲目跟风，其建筑语言必然是“口出狂言”。城市发展资源有限，厚此必然薄彼，盲目攀比中豪赌式的建筑规划，必然离人性化关怀的建筑理念相去甚远。 （二）文化关怀 城市建筑首先是人社会实践的对象，是人力量的对象化。当建筑语言自觉地凝聚人类创造的才能和智慧，充满着人类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时，它便成了“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们对建筑进行观照，就是对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观照。在这种关照中，人们看到了人类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和要求，看到了愿望和理想的实现，看到了自己的生命、灵魂和人格的显现。城市建筑不仅是人作为物质生命存在的表现，更是人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存在的外化。人性关怀与文化关怀共同构成城市建筑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城市文化精神是以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标准为主体因素的精神形态文化。历史遗存、文化符号构成了城市的显性特征，民风、民俗、生活方式构成了其隐形特征。”［5］城市文化精神就是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正如伊利尔•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6］当代城市建筑在千城一面和“新、奇、特”的狂欢中，踏平了城市文化的显性特征，丢弃了城市文化的隐形特征，既不保护也不传承，建筑这本“石头的史书”已经没有了本区域、本民族的印记，城市居民的精神也变得焦灼、膨胀和暧昧。 （三）环境关怀 人们习惯把“鸟蛋（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台址”称为北京三大地标性建筑。作为中国先锋建筑的代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造价太高，太浪费；维护保养繁琐且成本巨大；形式过于标新立异，与周边环境与建筑极不协调。显然这三大建筑都很难符合“绿色建筑”的标准。有学者甚至直指其与绿色设计观念背道而驰：“（修建‘鸟巢’）炼四万吨钢得给环境带来多大的负荷，会造成多大的污染？大剧院前面的水池一天得蒸发多少水，清洗玻璃外壳又会造成多少人力和物力的支出？这是哪门子绿色设计？”［7］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建筑价值取向过多强调“视觉审美”，“一味地用视觉审美要求把握建筑设计，只求形态、体量、立面、肌理或色彩等视觉形式方面的新颖独特效果或审美震撼力”［8］，往往忽略与人、与周边建筑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的观念是中国建筑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建筑的美就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的韵律。缺少环境关怀的中国建筑语言，说得越多离题愈远。 三、结语 建筑作为一种人建环境，建筑的“失语”就是人的失语。中国当代城市建筑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种种的“失语”现象，甚至存在病态的状况，其核心原因是人价值观念的混乱、人文精神的失落。“”十年，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经历了一场洗涤，传统的价值观念洗刷殆尽，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使中国再次与世界隔绝开来。改革开放后，汹涌而入的西方现代观念正好满足了人们掩藏“”记忆、重塑价值观念的精神诉求。然而，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心理，导致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现代观念匆忙地、缺乏审视地“拿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传统价值观念与各种新价值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发生混战。新的价值观念还不能自圆其说，旧的价值观念也不能挥之而去，以致人们精神领域混乱无比，心中疑虑重重，并导致了行为的无规则。人们对“现代化城市”观念混乱，才会以“现代化”的名义，纷纷拆毁历史建筑，建造玻璃幕墙的水泥森林；对“绿色设计”观念模糊，才会纷纷改造原生环境，营造诸如“大草坪”、“人工湖”的“绿色环境”。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存在“失语”现象，那什么样的城市建筑语言不“失语”？明代学者文震亨关于好建筑环境的“三忘”境界给我们诸多启示。他说：“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9］这就要求中国各城市在建设过程中能够找准自己的价值取向，为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居民提供一个“可居，可行，可游”的砖石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