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制度（LiteratureInstitution）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文学制度包括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批评等机制。文学制度可以分为“显性文学制度”和“隐性文学制度”，显性文学制度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程序、步骤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学机构、社团、协会等组织体系和以明确的文字表述出来的政策、条文、条例、规则、章程等；隐性文学制度则是指那些蕴含在人们的意识、心理中，常表现为一种习惯性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方式等，是文学生成过程中的“潜规则”[1]。伴随着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进程和大众媒体的兴起，文学生成和接受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文学的近现代化不再局限于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上，它还体现在支撑文学近现代化的文学制度上，“文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并成为其重要组成内容。”[2]文学制度虽然是有关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体制，属于文学文本之外的范畴，但它“制约和规定着文学的意义和形式。”[3]文学制度已经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晚清，近代中文报刊开始聚集作家、刊载文学作品，作为大众媒介的报刊成为文学生产、传播、交流、消费的纽带，逐渐从报刊的媒介特性和商品特性上影响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等方式，并通过这些方式逐步形成显性或隐性的文学制度，报刊成为建构近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力量，推动着晚清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方向发展。本文即以报载小说征文广告为中心分析晚清报载征文广告在近现代文学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和表现。
一、报刊征文广告开始构建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李氏建安书堂刊刻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时曾随书附刊征文广告，其中云“：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4]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征文广告。以后明代书坊主陈龙山、陆云龙及清代李渔、吕留良、张潮等都曾随书附刊过征文广告。但受限于当时相对落后的媒介和传播技术，古文广告并未在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过程中产生一种对古代文学有实质影响的机制或场域。近代中文报刊兴起后，报刊广告一举成为近代传播最广的媒介手段之一，报载征文广告为文学“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成为近代文学走向市场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报载征文广告属于契约性的细则条文，是显性文学制度，它们参与了近现代文学制度的建设，主要表现如下：
1.报刊征文广告成为组织文学生产的重要媒介。近代中文报刊出现后，征文广告很快就登上了这种崭新媒介的版面，如1853年，晚清第一份铅活字印刷、也是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创刊号的封面就有“惠我佳函，为此编生色”的征文广告。报载征文广告因报刊传播而产生以前任何广告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申报馆出版的第一部书是一部多达500多篇、分为4卷本汇编的《文苑菁华》，此书是为科举考生备用的，稿件就是通过申报馆发出的征文广告一篇篇地征集而来，从征稿到出书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5]；1877年6月21日，《申报》刊登“访觅《林兰香》告白”，7月19日，“《林兰香》印齐出售”的广告即见报；1879年9月7日，《申报》刊登“搜访《使琉球记》”，10月21日，“《使琉球记》出售”的广告亦见诸《申报》。如此快捷的征稿、出版、发售足见报载征文广告在组织文学生产消费方面体现的优势。由上表可见，自傅兰雅“求著新小说启”始，报载小说征文广告一般都得到了读者积极的回应。如傅兰雅收到的作品超过162部，新小说社的征文使吴趼人和周桂笙走向撰译小说的高峰期。《小说林》征求的稿子也“非常之多。”效果最显著的是改良小说社，该社1908年开办之后，曾宣称每月出版10种新小说，但因稿源缺乏，自1909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仅新出小说1种，而征文广告刊登以后，截止1909年8月17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出版小说34部。效果为何如此显著？我们可以看到1909年6月26日，《申报》、《时报》和《民呼日报》都刊载了改良小说社该次征文广告，其中《时报》连载持续到7月4日，是更多作者见到广告后的投稿解决了改良小说社的稿荒问题。可见，晚清报载征文广告在组织文学生产中已突显出重要作用，它们是晚清小说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
2.报刊小说征文广告规范着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除组织生产外，更重要的是，晚清报载小说征文广告还鲜明地体现着该时代的文学思潮，直接参与了晚清小说的变革、规范着晚清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报载征文广告既是一种契约性质的合同，属于显性文学制度，这种合同和制度对征文发起者和投稿者皆具有约束作用，一旦投稿者产生应征投稿的欲望，他们就会受制于征文广告这种合同，从而产生“征文广告对写作人的修改”这种文学现象。因而，征文广告可以渗透到文学内容和形式之中，规定着文学的生产。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小说征文，包括申报馆的“蒐书”广告，仅只是希望广告能组织更多的稿件从事生产，用广告细则指导作者创作什么样作品的意图尚不显著。自1895年傅兰雅“求著新小说启”出，报刊载文广告就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指挥棒，有鲜明文学主张的个人或团体开始利用征文广告去影响作家的创作、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并且，凝集着文学主张的征文广告又像简短的文学宣言书一样，借助报刊的传播，影响他人的文学主张，起到传播文艺理论的作用。如“求著新小说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张用时新小说革除陋俗、改良社会：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6]。论者一般认为此段文字和该次征文活动直接启示了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对晚清小说发展沾溉甚深，“可以说，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7]小说改良社会也成为晚清几次较大规模报载小说征文广告一以贯之的宗旨。如1904年商务印书馆征求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1906年9月9日新小说丛报社在《时报》上刊登征文广告：“然欲求其改良之法，自以小说为最有效果。”改良小说社的征文广告“：本社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为主义。”由于与征文要求不符者往往“恕不修复”，甚至出现已刊登仍会被停载的情况，作者创作和投稿时务必以征文广告的要求为旨归。因此，报载征文广告成了文坛的发令旗和指挥棒，规范着一批批的作品按预定的计划模式被创作和出版出来，以1903年吴趼人开始创作的小说为例，《痛史》符合《新小说》征文中“开发国民”的主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符合征文中“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之要求。丁逢甲《扫迷帚》是应1904年商务印书馆征文“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然不可牵涉各宗教”之作，姬文《市声》也是应该此“实业小说：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详其不能制胜之故，以筹改良之法”之作[8]，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规范作品的内容之外，征文广告还引导着作品的形式，例如，征文广告对稿件的文言白话、文字深浅、篇幅长短等形式作出要求，从而影响小说体式的演变。如傅兰雅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希望应征小说能有趣味、妇孺能解；新小说丛报社征求的历史小说“或本国，或外国，用章回体，”对内容形式也有明确的要求。有研究者注意到，为了适合连载，征文广告对小说的回数或字数有明确的规定，也影响了晚清创作类章回小说以八回至二十回居多的特色。另如，《时报》和《月月小说》小说征文提倡短篇，1904年至1910年《时报》刊登标示“短篇”的小说105篇，《月月小说》24期则刊载短篇小说73篇，晚清报载短篇小说的兴起，与这些报刊征文的提倡息息相关。作为文学制度的晚清报载征文广告，已经深入地参与了晚清文学的近现代变革。#p#分页标题#e#
3.报刊征文广告引导着文学制度趋向成熟。作为一种契约性的合同，征文广告中的细则有规定和规范文学生产的作用。例如，晚清文学稿酬制度的初步确立，得益于小说征文广告、尤其是新小说征文广告之赐。再如，利用征文广告可以补充、修正文学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有意或无意的缺失，例如报刊出版对小说的大量需求、报人小说家身兼数役地忙于写作，随写随刊、朝脱稿而夕行天下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开始流行于晚清文坛，造成无结尾小说陡增的文学现象。一些报人试图通过征文广告扭转这种局面，如1907年5月6日《时报》刊登“小说大悬赏”，要求应征者“在小说稿本必窥全豹，方能决定去取，若非全稿者，请勿庸赐寄。”浙江日报馆征求小说广告要求“全稿送阅，始定等第。”
小说时报社的通告规定：
（一）每期小说每种首尾完全，即有过长不能完全之作，每期不得过一种，每种连续不得过二次，以矫他报东鳞西爪之弊。
（二）本报每月一期，每期均有定日，即或中有改变，亦必以半年六期为一结束，六期之内，决不中变，以矫他报有始无终之弊。
（三）本报每一期内所有小说自成一结构，每半年六月内又成一大结构，便分阅，又宜合观，以矫他报东拖西扯之弊。
（四）本报每期均用大纸，每页均用五号细字，每种小说接头处均有笔记、图画布满，以矫他报纸多字少之弊。
（五）本报每种小说均有图画，或刻或照，无不鲜明，不惜重资，均请名手制成，以矫他报因陋就简之弊。凡此五者一一具征实在，本报决非自夸，阅者苟阅一二期，当信斯言不罔[10]。这些细则都是针对晚清小说期刊出版发行的弊端而发，对清末民初小说创作及期刊生产机制的成熟无疑是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二、报载征文广告开始成为策动文学运动的媒介
晚清一批与新闻出版关系密切的职业作家的出现，不但开始改变传统文学批评滞后的现象，文学理论的即时性效果开始凸显，而且先有文学理论、后有文学创作的文学现象开始激荡文坛，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并成为晚清以来文学运动中的主流现象，报载征文广告正是这种文学机制的鲜明体现。
古稿广告除组织出版稿件，鲜有其他功能，更不用说参与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古代文学运动的发展模式通常是：一些文人开始觉察到前人创作的弊端→部分文人在创作上实践、理论上总结→经有影响的文人号召形成文学运动，如中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北宋古文运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等皆如此。古代文学运动从酝酿、发展到高潮一般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中唐古文运动，如果从隋代李谔、初唐陈子昂为萌芽算起，中经萧颖士、李华等人前驱作用，到功成于韩、柳之手，中间历时约200年。晚清一批作家投身于新闻出版，出现了“报人作家”这一文学现象，提出理论指导创作，并迅速形成文学运动的文学体制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凸现出重大意义，如晚清文学的代表———“新小说”，就是先有小说理论，后有实践。如果从傅兰雅1895年5月征求时新小说广告算起，到1902年《新小说》发行后“似乎登高一呼，群山响应”，[11]中间不过7、8年；如果从1898年《译印政治小说序》刊发算起，则只有4、5年。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浪潮中，报载征文广告起着引发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参见表2：由上表可见，晚清小说征文广告的文学主张一般短小简洁、意图明确，如同一份份的宣言书，为新小说“新民”、改良社会的宗旨鼓吹，体现着策划者鲜明的文学启蒙主旨。其传播之广及影响之大，从刊载这些广告的报刊销售和影响可见一斑，例如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1895年5、6月先后在《申报》《万国公报》《中国记事》等报上刊载，以《申报》的销售而言，此时其销售量是每日不低于6000份[12]，以传播区域而言，当时《申报》在全国设立代销处的重要城镇超过32所[13]。
至1902年刊载新小说社征文广告时，《新民丛报》国内外的派报处达75处，期销量约9000份，每一册出国内“翻刻本辄十数。”[14]再如，1909年6月26日这一天，《申报》《时报》和《民呼日报》都刊载了改良小说社该次征文广告，其时《时报》“风行海内，声名之佳，远超各报之上。”[15]并已销售到欧洲。由于报载小说征文广告多选择性地刊载在当时销售和影响较大的报刊上，包含着小说界革命主张的征文广告亦随着报刊的传播而不胫而走、传布海内。吴趼人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16]新小说理论的传播，迅速掀起小说创作和批评的高潮，产生一呼百应之势。正是报载理论、征文广告和创作成就了晚清小说改良中群山呼应之奇观。从此，一种新的文学机制产生了，即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的作家通过报载广告征文这种形式，设计、倡导和指引文学发展，报载征文广告开始成为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策动媒介。
三、结语
本文的探讨说明，晚清报载小说征文广告起到组织文学生产的重要作用，它们属于显性文学制度，报载征文广告渗入文学演变的深层，从内容和形式上影响文学的发展，对文学制度趋于成熟还有引导和规范作用。晚清报载小说征文广告远远超出了其商业功能，已化为近现代文学制度的一部分。晚清报载小说征文广告的实践还说明，如果有一两份有影响的刊物，用报刊及其征文广告来贯彻文学主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就可以在文坛掀起风云，文学的发展是可以预定和规范的，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机制，晚清小说界革命、民初鸳蝴派兴起、五四新文学运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作此注脚。总之，晚清报载征文广告既参与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制度的构建，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制度开始建立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