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1]（P69）而形成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触里把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递下来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樊骏先生与他所接触的几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交往史，来阐释樊骏先生的学科贡献。
一、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人，已经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瑶、薛绥之、田仲济、俞元桂、任访秋、单演义为代表，他们是建国前即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建国后在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文学史研究。他们是这门学科的“前驱者、奠基者”[2]（P484）。前，他们的学术思想大体已经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虽然王瑶是正会长，田仲济和任访秋是副会长，但这时第一代学者都年事已高，当时王瑶是66岁，唐?是67岁，单演义是70岁，任访秋是71岁，田仲济是73岁，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具体事务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这里可以从王瑶给几位学者的书信中确认：王瑶在1980年4月26日给王德厚的书信中说“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瑶致任伟光的信中也说“我能够从未参加具体编辑事务”。[4（]P313）王瑶、唐?健在的时候，樊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樊骏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瑶、唐?、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单演义去世后，据单演义的儿子单元庄给樊骏的回信说，纪念文是由王富仁转给他的，待查）五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5]（P5），对于这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必感伤，处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说些溢美之词，也不应该离开当年的实际，轻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5]（P5）。
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处处体现了鲁迅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方法论、原则）。王瑶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定价值的依据，也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6]（P189）。樊骏据此推论出王瑶推崇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其实“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是樊骏自己在评述各位前辈学者的学人系列研究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也体现了樊骏的“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在论王瑶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风格与派别，同样存在着人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5]（P46），需要结合学者的人生经历（当然学术经历是主要内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学者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学术风格。这可以说就是“知人论世”原则（方法论）在樊骏的学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点时，明确地意识到了王瑶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等对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在论述唐?时，也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从他如何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开始解读的，意识到唐?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杂”的特点，应该说都是和他自学中形成的杂览的习惯、格局直接相关的，也意识到唐?是从以文学创作为主逐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这种作家和学者身份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创作实践中磨炼而成的艺术才能和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细的鉴赏力，“艺术感觉极好”，同时樊骏并没有把作家学者化的论述流于一般化，同时指出唐?的独特性所在，他作为作家，除了创作，他还多方面地参与了文学工作文学运动，与其中众多的人和事有过深浅不等的关系（尤其是与鲁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坛的一些纷争，也就是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并结合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着这一因素的影响作了具体阐述。在论陈瘦竹时，先从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尤其是戏剧研究的现状入手，结合陈瘦竹戏剧创作体验和对于戏剧理论的长期的系统精深的研究这一人生经历来阐释陈瘦竹的学术优势和学术特点，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同样在论述杨犁时，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对杨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读。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7]（P278-2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骏始终注意到了学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从而有效地对几位已故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特点作了深入解读。他并没有单纯就学术（学术成果）谈学者（学术特点），这使得他在分析学者时从来没有把他们游离于他们所从属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游离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游离于他们的学术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联系着整体来说明每个学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现出来的共性，而由此评论这几位学者在整个的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指出他们各自特殊的贡献。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他在评论各位学者时，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准确地抓住具体研究对象（每个学人）的个体特征（学术风格，学人经历），又启发人们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体（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从而扩大了视野，也深化了他对各位学人的具体解读，结合各自学人的得与失，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p#分页标题#e#
在分析王瑶“我是清华，不是北大”时，并没有局限从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结合王瑶的人生经历，并且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高远东在评论王瑶的文章中指出王瑶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表现在对于这种非学术渗透的自觉的疏离上”[8]（P239），王富仁在评论王瑶时，把王瑶定位为“学院派的一员，其治学态度属于这个时期的业务派”[9]（P56）。樊骏并没有简单地对这两种学术观点予以否定，而是结合王瑶的学术人生经历以及具体学术成果作了细致分析。他并没有单纯地就王瑶谈王瑶，在解读王瑶的学术人生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没有具体的组织或者名称，不是一个团体，也没有形成派别，但彼此间多有相似之处: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这个群体与学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5]（P59），并进而总结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是这个群体而不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5]（P59），另外“一些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济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都属于这一群体”[5]（P59）。在意识到这一文化群体的优势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追求志趣并不专一于学术，而且视政治高于学术的心态”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局限性，认为这是“这个文化群体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学术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达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论述唐?时，不单纯地肯定了唐?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学术建树和分析了他的学术个性，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在结合唐?的学术经历，从唐?的作为学者和作为文艺战士的某种“错位”的严峻事实以及由此酿成的苦果来分析和解读“死者（唐?）和生者（后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共有的遗憾”产生的原因。樊骏在具体阐释唐?这一系列的“错位”现象的同时，指出了这一错位的核心所在，则是“有悖于发挥学者的学术才能和专长，有违于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志趣等发展学术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0]（P116）。樊骏在论述王瑶时，引用了王瑶在给乐黛云和吴福辉的书作序时的一段总结，“每个人如果都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据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称为“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的产物”[12]（P141）。“选择学术方向应顾及自己的个性”不仅是王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的，也是樊骏在解读唐?这一系列错位时，所要提示给后来的研究者的，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骏对唐?这句话也作了纠正，笔者概括为错位引起的遗憾、教训更恰当些），下一辈人的任务”，正如他在文章的结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遗憾，本来就源于共同的事业，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共同的遗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这是樊骏在分析了唐?学术道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是樊骏在面对这些学者的“艰难的学术跋涉”，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
樊骏在解读王瑶和唐?时，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不仅重视“史料工作”，还重视“史识”的文学史家的风格和特点。现在的这个蓝图（是指“传统”）是“在漫长的时间内许多连续不断的传递、继承和再传递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当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观念后，他就进入了一个行列，在这个行列中，人们的思想都受到了过去事物的指导”[14]（P46），同样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有传统，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传统。王瑶、唐?拥有这个传统，或者说构建了这个传统，樊骏作为他们的学术后辈，同样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学术命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这一传统（意识）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好象越来越稀薄，也正因为如此，值得我们后来人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研究，寻找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不让这一传统衰微下去。樊骏在论述陈瘦竹的学术研究时，着重指出了陈瘦竹建立戏剧理论体系、形成学派的梦想和遗愿。他在简要分析了陈瘦竹所带的学生的学术成果后，认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和明确的宗旨，分散四处，各自为战，更不一定都有建立体系和学派的自觉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美学志趣，仍然把他们联结成为虽然松散、若有若无，细细品位却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学术群体。为此他在作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断的同时，指出有待解决的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倡导“建立不同学派”。他所谓的学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张、理论体系、治学方法等为纽带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仅仅靠打出旗号的自我标榜，或者是你那派我这派的相互封赠所能确立的”，需要“建立独立的学术体系，在重大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或者共同形成鲜明的学术风貌，并为学界普遍认可，才算构成了学派”[16]（P522）。对此，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指出“过去，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幼稚年轻的阶段，整个环境又缺少自由发展学术的氛围，建立学派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进入新时期以来，“开始有人议论这个问题，也流传过关于不同学派的一些说法，有以地区划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没有见诸正式文字，更谈不上同行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王瑶，还是治学撰文极其讲究风格的唐?，虽然分别被人视为不同学派的带头人，文章与口头似乎都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学派这个意愿的是陈瘦竹”。#p#分页标题#e#
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的学科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学术风格的学者，一些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虽然都还“只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共同特色，却是形成不同学派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有些学者陆续培养出为数众多的硕士、博士，“有的在学术志趣与取向上又多有一致之处，也为组合不同的学术群体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各种自成体系的文学史观的建立，特别是重新建构学科的探索的展开，人们对这段文学历史的认识评价，从微观的剖析到宏观的把握，从观点到方法，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价值标准，还有各自的取舍与侧重，越来越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不同的体系与格局”[16]（P523）。“不同的学科建构也将为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学派，提供广阔的天地。”他认为“可以说建立不同学派的主客观条件正在逐步具备中，今后还会不断得到完善充实”，“只要有志于此，加上持续努力，是可以水到渠成的”,“不同学派并存与争鸣，既是推动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从来是学术界企盼的美好境界”，将在“学科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事实。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17]（P198）。同样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有传统的，是“需要一代代学人前仆后继，不断将新的生命信息夹杂着时代信息带进学术传统”[18]（P449），使学术传统丰富起来。“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擦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19]（P380）樊骏及时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人的学术传统进行及时地总结，并且自身也在自己的学术以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了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参与构建这一学术传统。他以自己掌握的大量事例，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精彩论述了几位前辈学人各自的长处和独特贡献，同时指出了他们所留下的“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遗憾”的原因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同代学者
樊骏、严家炎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不仅自己不倦地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专注于自己个人的学术领域的开拓，著书立说；他们不仅协助王瑶、唐?等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本人的学术工作，而且积极地为同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健在的时候，是协助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培养和引导后辈学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去世后，是自己继续承担起来了学术队伍培养的重担，借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务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刊工作不断为新人创造条件和机会。越到后来（尤其是第一代学者故去，独自承担这学术队伍培养的重担的时候），越重视学术后辈力量的培养，所以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越多。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支克坚在他的《周扬论》后记中为我们讲述了樊骏与他在199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太原）的往事“：他（笔者注：指樊骏）强调研究周扬理论的重要性，而我这时忽然‘大彻大悟’：通过研究周扬，不正可以回答上面说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本来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吗？于是我又转而写《周扬论》。”他还说樊骏是“一位他尊敬的朋友”，“无论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还是我对周扬的研究以及这本《周扬论》的写作，都曾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着眼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无保留，是樊骏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最令我尊敬的地方。”
[20]（P368）我们可以通过举樊骏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这一例子进一步说明支克坚所总结的樊骏的特点“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无保留”。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樊骏作为黄修己这本学术专著的特约审稿人。“书稿送到北京时，樊骏刚刚出院，又恰巧有紧急任务，还兼乔迁大忙，但他在七八月暑天里，在健康状况并不正常的情况下，不但细致地审阅了书稿，而且非常认真地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21]。在文章的正文开始之前，他就点明了他撰写本文的态度“虽然谈的大多是这部著作，目的却是以此为例，探讨学术史的编写原则”[22]（P165）。他在通读了这部书稿后，指出黄修己“无论从他关于这门学科所积累的学识修养，还是他为编写本书所花费的心血精力来衡量，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得更为完美，并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这就使人在钦佩赞叹的同时，不免夹杂着几分惋惜”，因为在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同时，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分析这些“惋惜”以及总结导致“惋惜”的原因。他在行文中用了“不都是无懈可击”、“仍有明显的缺漏”、“这一脱漏，实有失当之处”、“都不能不说是种偏差”、“失之粗疏”、“绕开一些直接相关的基本事实，另从更远更广的范围去寻求答案”、“用心可谓良苦，却实在举例不当，使人读了哭笑不得!”“作者显然并不是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足和错误，或者不认识它们的消极性、危害性：但他的确是在回避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偶或触及到了，也总是在一些微妙的问题面前犹豫踌躇，不是望而却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缩小、淡化”[22]（P187），“既人为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空白，也放弃了一些总结历史教训的良好机会”这些词句表达了他对黄著的“惋惜”，当然在“惋惜”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这种“惋惜”存在的思考。比如黄修己在谈到《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在编写体例上采用“作家论型”取代原先的“文体分类型”时，主要结合与社会生活中干部的“评级定薪”、军队“实行军衔制”等联系来阐释这一原因，樊骏对此首先否定了这一解释的科学性，并从中国文学批评的两条路线着手作了详细解读。[22]（P183）难怪黄修己在读了樊骏的审稿意见后，在《后记》中写道：樊骏“审稿格外认真负责的精神，同行中是有口碑的”，“毫无疑问，现在这部书，也溶着我这位尊敬的学长（指樊骏）的心血，他对本书稿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评价的标准太宽，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21]#p#分页标题#e#
支克坚和黄修己对樊骏的评价可说是知人之论。樊骏自己在一位年轻友人的书信中也对自己作了分析“：我的顾虑在于我为人苛刻，爱挑剔（有人称我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法官’，就是形容我的严酷）。”①因此“我自己因此文章写得很艰苦，也很少。这活该，自作自受！”“但如果因此挫伤别人的积极性，那就太不好了。”“事实上，一再发生过使我摇头的文章，却得到别人赞赏的例子。前年所里办了一个进修班，二十多名学员由所里同志分别辅导。结业时导师所作的评语中，只有我指出了所辅导的学员的缺点（这是事后听别的学员说的，他们彼此之间将多人的评语都传阅了），而事实上我所辅导的学员恰巧是全班学习成果最突出的（所写的两篇论文都在中央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其中就有一篇我认为尚须修改充实，严家炎都认为已经可以发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此事使我震惊，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过分苛刻了，为此，我常对相互之间还不怎么熟悉却又尊重我的意见的年轻人说：我自己没有多大出息，如果谁完全听信我这一些，也不会有说明出息的。”连一项被称为“严加严”②都认为“已经可以发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的文章，樊骏还认为“尚须修改充实”。严家炎在给樊骏的信中写道“《新月》三卷一期我去查了，结果比你已查到的还要失望：这里竟是1931年2月10日出的第三版。我劝你只好别那么认真了！”③钱谷融在给樊骏的信中这样分析樊骏“我欣赏你办事认真而并不热衷，这样的人在现在是不多的，不要说象你这样真有才能的人，即使在并无真才实学的人中，也是很少见的。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这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同时它也正是你的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比较宽容的，因此，这并不构成你的真正的缺点。”，同时钱谷融建议“当然，今后如能稍加控制，那就更好了。”④
可见樊骏的治学态度的严谨，也许有的人认为这只说明他对别人苛刻而已，他自己不见得就能自己做到。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篇文章的说明作一番说明。《在遗憾和欣慰之余——重评小说〈四世同堂〉引起的思索》，原载《文艺报》1985年12月7日，收入本书（1992年11月出版）时，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字数，无异是重写了一遍。《关于讨论近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樊骏说明道“1986年9月，有关学术团体和单位，在北京专门举行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有个简短的发言”，但“本文并非那个发言的整理稿，而是在听了与会的不同学科的同志的发言，又阅读了有关材料以后，另行写成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产生撰文讨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其得失的念头，始于1983年春”“，1987年8月动笔”，“得知有的同志对之所抱的希望超出原定的计划”，为此，“不得不中断写作，从头做起，扩大阅读取材的范围，增加思考、讨论的方面”，于是，“原先准备用两三个月时间写篇两万字上下的文章，实际拖了两年写成近八万字的长文”，收入本书时，又“增添了若干例子”。《论罗淑》从1983年10月写到1987年7月。《认识老舍》1986年5月写出发言稿，1996年7月至9月写出书面稿，2001年12月再次修改，历经15年之久。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樊骏从事学术工作接近40年后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发表时间是从1983年——1990年，仅收了11篇论文，出版前他又对这本学术论文集的一些文章作了补注，涉及达16处之多（第23页，第26页，第50页，第55页，第76页，第82页，第116页，第135页，第187页，第196页，第234页，第236页，第246页，第270页，第305页，第310页）。2003年他突患脑血栓，最初失语，行动也有困难。据严家炎所说“为了便于人们阅读、研究樊骏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为了在学界弘扬他高尚可贵的品格和学风，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将他分散于各处的论著编印成集”，“所收篇目完全由他自定”，“朋友们原先建议他多收一些文章，但他本人不同意”①，最后仅收了27篇论文，这是他从事学术以来50年的学术成果的一次结集，大约还不到他全部学术成果的三分之一（详见笔者所编的樊骏的著作目录）。对于樊骏在自己编选这本论文集将大量写于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陈平原表示遗憾，认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早期文章其实“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23]（P223），说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同时评论樊骏为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23]（P223）。
对于陈平原的遗憾，我们可以从樊骏与田仲济的一件往事寻找答案。田仲济生前曾经多次约他去山东，或者为研究生讲课，或者参加山东同行的学术活动，对此樊骏说“我懂得他的好意和信任，但我没有系统地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对这段文学历史缺少全面深人的了解。我所能讲的，只有自己思考过、研究过的少数几个‘点’，而它们大多已经写成文章发表了，别人也已经看到了，不宜再照本宣科作为讲课的内容，所以真正可以作为专题来讲的实在少而又少。”[24]（P20-21）这也印证了樊骏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王信的话“樊骏的文章不等于其全部的思想，樊先生的为文风格是不打擦边球，不说似是而非的话，因此，一些不适合公发表的话或者不成熟的思考他就不会放在文章里，这也是他自我要求严格的一面”[25]（P223）。樊骏从来不出专著，只出论文集，一生也只出了这2卷3本的论文集，所以在把论文入集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在1992年出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樊骏在前言中就表示过对自己文章的不满“出版这样一本论文集，从与出版社商定到最后编成，给我拖了好几年。主要原因是我对这些文章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因此对于编选出版的事，心中总有些踌躇。”[26]（P18）这一切都是因为樊骏“我把‘正业’（‘正业’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得很神圣，不能轻易写文章”[27]（P376），“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生命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28]（P144）樊骏不仅一直反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且把自己也作为清理评判的对象。这一点可从一则注释说明。在他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的序言中，樊骏在一则小注中这样反思道“在回顾这门学科的历史道路，对过去的失误进行剖析清理时，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也是这样跋涉过来的，是当年那些迷误者中的一个，因此也始终把自己作为这种清理评判的对象之一。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明确表白这一点，比如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也曾写过题为《从〈求爱〉、〈在铁链中〉和〈平原〉看路翎怎样通过作品进行反革命勾当》。只要看看题目的用语提法，就不难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篇文章。”[26]（P16）他提到的这篇文章写于1955年7月，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这期刊物上第一篇是何其芳写的《胡风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破坏活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作为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每次运动到来，必然要表态，樊骏作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当时所里重点的培养对象，并且在反右斗争以前，一直为何其芳等人所欣赏，当时樊骏作为一个25岁的青年写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45年后专门提到这件事情，也是可赞的。表明他内心中一直在记着这件自己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也时刻在反省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的得失。#p#分页标题#e#
三、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第四代学者
赵园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曾经庆幸当时文学所的那种散漫的非组织的状态，因为这使得真正“个人化”的工作以及“书斋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感叹道“要知道前于此，我的所内的同行，常常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中：大项目，集体撰写。我相信不少人的学术潜力，就在这过程中被耗掉了”[29（]P38）。樊骏就是曾经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的一员，自从大学毕业到结束，一直经历着各种运动，自己是在苦难中艰难跋涉而来的，他自己意识到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对一个人的学术成长的至关重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樊骏、严家炎等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工作，比如清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左”和右。“也许从学术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工作并不具备长远的价值，但是，它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前提。如果这一步工作不做好，其他的一切恐怕就都谈不上。”[30]（P260）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赵园等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是在“这门学科留有特别多的生荒地”，又面临着“文学观念、方法大变革的时代”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以至于钱理群当时充满自信地说“在现代文学研究的任何领域，只要我们肯下力气，大胆探索，就能有丰硕的收获，建立起拓荒的功业”[31]（P115）。刘纳曾感慨地对解志熙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者当时出名太容易了——只要发表一两篇像样点的学术论文或出版一本看得过去的学术著作，就一夜成名，一纸风行，轰动天下，引人注目——关注的人远远超出了狭小的学术圈子”[32]（P108-109）。可见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于社会时代原因造成的“荒芜”，还有一大片“学术处女地“有待开垦。这批人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出现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差不多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创办成长同步，其中有些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爆发前后，已经完成了文学专业的学习，十年动乱使他们无法开始正常的学术工作，直到结束以后，经过两三年的进修充实，才正式走上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就年龄而言，这些人更接近于中年一代，只是因为上述的耽误，才使他们在学术资历上划入年轻的一代。更多的还是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开始接受文学教育的年轻人”[33]（P432-433），“新时期生动活泼的社会气氛和人文环境，加上年轻人善于吸收新思潮的特长，使他们的思路和思考所得都颇多新意。虽然有的因为缺乏历史感，论断失之片面和偏激，但就整体而言，给丛刊和学科带来了生气，推动了整个工作”[33]（P433）。当樊骏、严家炎在一段时期内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性质的“扫除障碍”的工作后，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一批“年轻人”的学术成果后，他们是欣喜的，他们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了“新人”，有了“传人”。鲁迅曾说“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34]（P46）而他们就是“催促着，奖励着（第三代学者），让他们走在现代文学的康庄大道上”，当他们遇到波折、困难时，他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35]（P140）。
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者的支克坚也意识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出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36]（P274），这种清醒的意识让他们对第三代学者的出现格外重视。早在1983年樊骏就注意到“对于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对于他们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工作带来的新气象，却很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肯定和赞扬了”，为此，他专门撰文“赞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作为提出一个新的命题，这里“不可能对于他们中间某个人的文章或者他们在某门学科某个领域的成绩，进行具体的剖析和估计”，而只是“对于他们的共同特点和他们带来的主要变化，作个初步的粗略的估计。”[37]（P132）1994年所写的《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第四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三代主要学者的学术风格与特点都作了一一点评，指出赵园“可能是最富有学术个性的一位”[16]（P493），指出王富仁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16]（P494），对陈思和、王晓明、刘纳、赵园、钱理群、王富仁、杨义、吴福辉、蓝棣之、温儒敏、凌宇、李存光等分别通过分组比较加以阐明分析各自的学术特色。同时也对对陈平原、汪晖、解志熙三位当时的文学博士作了比较分析。1999年他在《跨世纪学人文存》出版座谈会上，对王富仁、赵园、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汪晖六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风格不再分别作具体解读，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他们学术内在的一致追求和共同的步伐”[38]。1999年人民出版社为杨义出版了七卷十册的《杨义文存》，樊骏参加了《杨义文存》出版座谈会并发言，又专门写文章，联系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杨义的治学的一些特点与由此提供的有益经验，并说及他“想得最多的还是杨义今后的学术之路”[39]（P297）。
赵园曾说“群体意识不必蓄意造成，但集束的成果推出，有助于将新的姿态带进学界，——这或许出于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新时期’的十几年间，将一代，一批研究者作为一种力量介绍给社会，这种工作，是由一批富于远见与事业感的学术刊物，出版社承担的。”[40]（P3）“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尽管商业大潮的冲击已使我们的处境与我们当年大为不同，我仍愿意相信会有乐于发现，扶植新人的出版家，以丛书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将年轻者作为‘代’而推出，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做过并在继续做着的那样。”赵园这里主要是阐述出版社对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其实樊骏在积极促成了出版社与新人的联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p#分页标题#e#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书信是写给熟人的，而文章则主要是写给同代与后代的陌生人的，这不同目的的文字才构成一个人人生的完整的记录。”[41]（P186-187）从我在樊骏的书房里整理出来的书信中截取的片断也可以知晓一些樊骏对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提携之用力。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余仁凯在给樊骏的书信中写道“帮我们组织陈涌同志的论文集（据笔者翻查，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了《陈涌文学论集》为名的论文集），为我们推荐近年来涌现的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人——王富仁、赵园、钱理群、刘纳、吴福辉——又使我们向他们组织到了几部较有特色的稿件”①，宋建元在给樊骏的信中也提到“海南打扰，大连求助，你慷慨热情的关怀与支援使我深为感激，直爽，利落的风度尤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接你信后，我即向刘纳、赵园、吴福辉、郭志刚发了约稿信，刘稿已寄来，吴稿也来信愿写。赵、郭尚未见消息，想来有你的推荐是不会有问题的。对此，我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你谢绝当顾问，但实际上你已是我们有力的顾问了。”②赵园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时，也提到“记起了朱成甲讲修改意见时的情景——我那篇文章是经樊骏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这家在当时学院气十足的刊物的。”[42]（P125）李志强在给樊骏的信中提到“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在你和严家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了十部。从社会反映来看，基本上是有的。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丛书能否得到社会承认，关键在于选准作者”③，据笔者翻阅樊骏的书信，得知一些作家评传的作者都是编辑采纳樊骏的建议约稿的。朱栋霖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及“人文社出版我这样年轻人的著作，之前尚无先例。因此我是很感激的。后来我听说，是樊骏先生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樊骏先生是有很深学养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学术界都很敬重他。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其实我和他接触很少，只是有几次在学术会议上聆听他的报告。…樊骏先生一向很关心后学，提携年轻人，像我和杨义、许子东、刘纳、赵园在当年刚走上学术道路时都得到他的鼓励。”[43]他还积极地促进现代文学博士点的申报工作，比如河南大学的博士点就离不开他的支持和援助。
四、樊骏与王瑶学术奖、勤英文学研究奖
樊骏不仅积极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评议工作，及时地对已逝的前辈学者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富有深度的研究，协助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或独自加强学术队伍力量的建设，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务工作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学刊工作，而且积极地捐助资金促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严家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开幕词中提到“本届年会议程中还有一项，是王瑶学术奖的首次颁奖。我也想就此项奖励的事件作些说明。这个研究基金和奖项曾得到多人资助（包括王瑶先生的亲属），但最主要的捐赠者是我们研究会的前任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前任主编樊骏先生，他把他在香港的一位亲属留赠给他的百万元遗产全部捐赠给了我们研究会并倡议设立王瑶学术奖以纪念我们的创会会长，这体现了樊骏先生历来关心学术发展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崇高的精神风范。”[44]（P3）“他不仅用他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作出表率，还希望通过王瑶学术奖来倡导一种学术上勤奋严谨、认真扎实、重视原创性，而在学者关系上又友善谦虚、公平公正、各自从严要求的良好风气。而遇到出名的事，他却常常躲开。这次为王瑶学术奖资助百万元的事，他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都让我们保密，我们也一直严格遵守的，无奈有位知情的上海朋友不谨慎捅了出去，他非常恼火，于是我只好劝他索性公开。”[44]（P4）樊骏不仅把他在香港的一位亲属留赠给他的百万元遗产捐赠给了我们研究会并倡议设立王瑶学术奖以纪念我们的创会会长王瑶，而且在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设立了勤英文学研究奖（樊骏的姐姐是樊芝英，姐夫是王子勤，为了表达他对姐姐和姐夫的思念，这个研究奖的名字就各取姐姐和姐夫的一个字组成），这是樊骏个人捐赠100万元人民币设立的，专门奖励文学所优秀科研成果。
2007年12月19日，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就举行了勤英文学研究奖的第一届颁奖仪式。[45]“历史也造就人，规范他们的命运——这是不以某个人命名的历史；它在深层处起作用，而且通常是默默地起作用；它的领域实际上广袤而不确定，但这正是我们现在应该加以探讨的。”[46]这篇文章正是借助先生与几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交往史实来加以探讨樊骏先生为学科发展“默默起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