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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的情感体验较差
现阶段，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注重诗歌表达的政治思想，却没有依据语文具体的教学目标，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将诗歌赋予了政治化倾向，却忽视诗歌表达的真实情感。例如，在学到《我爱这土地》一文时，诗歌创作于1938年，诗歌表达的主题是作者对祖国的热爱，表现作者希望国家尽早摆脱灾难。但是，部分诗歌教学的参考内容将其赋予政治化的倾向，这使得诗歌表达的主题过于局限，虽然，作者希望国家能够尽快独立，人民能够远离战争，但是，诗歌并不是政治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诗歌主要表达作者的情感体验。
（二）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诗歌解读的方法较为单一，不注重诗歌的多层次解读，对于诗歌的理解，并不是局限在某一方面，由于学生对诗歌理解的不同，诗歌的解读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别。但是，现阶段，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大部分教师解读诗歌方法较为单一，主要由教师知识结构体系和知识视野狭窄原因导致。伴随现代诗歌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诗歌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诗歌解读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解读诗歌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只局限于教材参考资料。例如，在讲到《再别康桥》时，大部分教材参考资料都将“康桥”定义为“大自然”或“母校”的象征，这会使“康桥”的象征性更加局限，事实上，“康桥”已经成为作者内心深处的居住地，是作者向往已久的地方。
（三）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现阶段，在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往的教学方法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诗歌教学同样也需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发现诗歌存在的美，进而逐渐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
二、强化中国现代诗歌教学的主要对策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不断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在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不断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这就要求学生应掌握更多与现代诗歌相关的知识，以逐渐转变学生的认知水平，使得学生对诗歌的理解更加透彻。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增加，学习诗歌的主动性将会大大增强。其次，调整诗歌教学内容。目前，在现代诗歌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使用的语言是白话文，学生的理解能力较强。因此，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调动课堂教学氛围，是每一位教师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教师应调整和优化诗歌教学内容，注重诗歌表达的主题，以及表达作者何种思想情感，诗歌的社会背景等等。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字面理解，使学生能够理解诗歌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进而充分发挥诗歌教学的审美性。
（二）经常诵读诗歌
在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过程中，诵读是学生学习诗歌的主要方式，通过诵读方式，使学生感受到诗歌的韵律美，并且能够使学生深切体会到诗人表达的思想情感，以不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在学生进行诵读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设诗歌情景，诗歌内容是诗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主要载体，因此，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应注重抒情性。这就要求教师应为学生创建良好的诵读氛围，积极引导学生投入感情去诵读，进而更好地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情感。例如，在学到《边界望乡》一文时，表达了诗人洛夫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恋恋不舍。当学生进行诵读的过程中，就应融入爱国情感，才能深刻的理解诗歌表达的主题。其次，掌握诗歌的韵律。诗歌节奏具有一定的韵律，要想更好地体现诗歌的节奏美，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声调的起伏变化，以及节奏的变化，通过抑扬顿挫的诵读方式，以体会诗人情感的表达方式。
（三）教师应与学生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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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现代文学的创新
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白话文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三、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990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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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的种类和形式多种多样，通常包括诗、词、曲三种形式，而根据载体的不同，还可将其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指的是在唐代以前形成的诗歌形式，比如古诗、汉乐府、楚辞等，对平仄和句数没有严格要求，押韵即可，曹操的《观沧海》就是经典之作；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反，对平仄、句数、押韵、字数等都有严格要求，这是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其中绝句是四句，对平仄、韵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律诗为八句，超出八句的为长律或排律，讲究对仗。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载体，古代诗歌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1古代诗歌最为基本的特点是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比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表现出了诗人宽广的胸襟、对芸芸众生的悲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现出了刘邦争霸天下的雄心壮志；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将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表达了出来。
1.2古代诗歌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来反映当时的生活状态，通过景物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将情感充分蕴含到了艺术形象中，大大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比如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中，诗人杜甫就将自己忧国忧民的形象展现了出来，后人也是通过诗歌对他的爱国情感更加钦佩。
1.3古代诗歌对思想、内容的表达通常以最少的语言实现，并通过比喻、象征、通感、典故、双关这些方式来引申含义，引起读者深思和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具有含蓄、精炼之美。
1.4古代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往往与内容形象相联系，不仅为主题服务，反映作者的思想情感，为形象服务，使描写的事物形象逼真、形神兼备，还为意境服务，通过营造出的意境来传达作者内心情感或精神境界。第五，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特殊结构的诗常常会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比如杜甫《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叠词的出现就进一步增强了语言的律感或起调作用，另外，意象名次罗列也能使作者描写的特定镜头表现出特定意境。
2.现代文学的创新
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相对应的，虽然现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创新和延续，但其并不等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兴起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发展是随着中国的变革和社会内部性质的转变而不断演变的，时代赋予了现代文学社会主义因素，这就明确了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并由此促使了现代小说、散文诗歌、新诗、杂文等新文学题材的产生，而在抒情、描写和叙述手段方面也表现出了浓厚的现代气息，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更加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在语言方面，新文学时期主张废除文言文，而采用具有现代化的白话文，现代科学民主思想主要通过现代语言来表现，白话文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大大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障碍。瞻观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其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外国文学思想，通过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吸收和内化以及对古代传统文学的反思，现代文学体现出了非常丰富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距当今时代较远的古代诗歌不同，现代文学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情感坐标上，都更容易引发当代读者共鸣。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的过程，还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之现代化的过程，这也就决定了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之重。
3.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3.1写作方法的应用
在古代诗歌中，非常讲究意象运用和虚实结合，通常会采用留白写作手法，并注重情感抒发，现代文学中的一些诗歌、散文作品的抒情方法对古代诗歌就有所借鉴。另外，比喻、拟人、通感、双关等都是古代诗歌常用的写作手法，这些修辞手法在现代文学中多有应用。通过深入了解古代诗歌，我们不难发现在作品中无一不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同时讲究起承转合，这对于现代文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为后人的写作开启了一条畅通之路。很多现代学者作品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古代诗歌的影响，特别是现代诗歌、散文、歌词这些抒发作者内心情感的载体，其所具备的丰富的内容和文化内涵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和留恋，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古代诗歌的艺术水准和研究意义。中国作家谭亚新就通过一系列作品传达着诗歌古代到现代、现实到联想的写作手法，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现代文学的语言、情感魅力。
3.2主题思想的应用
古代诗歌通常以简短的语言来表达主题内容，比如对事物的赞美之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对现实生活的抨击等，从这些主题思想和内容中能够看出诗人厌恶什么、欣赏什么、向往什么，这对现代文学有着积极影响，很大一部分现代文学的境界是从古代诗歌中得来的，特别是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更是激励着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衍生，拿鲁迅、闻一多这些爱国文学家的作品来说，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古代诗人比如屈原、杜甫、陆游等的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现代作家如汪曾祺、林清玄在进行写作时就是抱着传统的文人姿态。不得不承认，古代诗歌具有非常优美的意境，承载着诗人内心的情感，读者读这些诗，不管是在心境上还是精神上都会产生一种满足、舒缓和升华之感，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品内核是诗人的情怀，而那些韵律、形象和语言则只是诗人思想的外壳。以《诗经》为例，这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创作方式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主，在《诗经》中，有很多反映当时劳苦人民生活状态的作品，这对现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鲁迅的《阿Q正传》就传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流派。
3.3表现形式的应用
诗歌作为最初的文学形式，从古至今的文学积淀成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巨大动力。《诗经》是最早的写实诗，《离骚》是最早的浪漫诗代表，而之后，以杜甫为代表的写实派、以苏轼和李白为代表的浪漫派都得到了发展。虽然近代新文化运动推崇白话文，但是在很多新诗体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捕捉到古代诗歌的痕迹，比如《尝试集》中，胡适就较多应用了旧体诗词，《三弦》中，作者沈尹默则应用了古乐府，此外，鲁迅、戴望舒等众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中也常常能看到旧体诗词的影子。
3.4在文学发展上的应用
对于现代文学创造具有指导意义的还包括古代诗歌中所包含的“极致”的问题。首先，古代诗歌的“极致”反映着古代诗人、词人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诗和文在古代都被视为正统文学，很多诗人将诗歌创造当做一生事业，在追寻诗歌艺术的道路上，他们不惜历尽磨难，不断攀登，最为典型的就是唐代诗人王维，而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一个作家要达到艺术的“极致”，就应苦心推敲，勇于追求。其次，任何一个诗人要达到艺术创作“极致”，都需要具备坚厚基础，比如诗人的艺术文化素养、生活经验的积累、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品格境界等，这些都决定着作品的格调，决定着诗人的思想情感能否顺利表达出来，作为现代文学学者，如果能够站在人生和时代的高度进行创作，写出高境界的作品就不再是一个难题。再次，现代文学领域应不断推崇古代诗歌中的“极致”，这并不是说每个诗人、作家都要达到杜甫、李白、王维这些古代诗人的高度，而是强调现代诗人在创作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中弘扬，学会运用作品调节人们精神世界的冲突和矛盾，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忧愁、苦闷、紧张、焦虑、孤独情绪，以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4.结语
现代诗歌论文范文4
关键词：语言变化;现代文学;文学形式
一、中国文学发展史
（一）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民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阶级分配关系的迅速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中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思想学术文化异常繁荣。各大家校不断从不同的知识角度发表意见，各国最高统治者也积极招募各种圣贤和网络人才。除此之外，私塾和讲座的大崛起，也造就了一批有才华有胆识的先进现代思想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韩国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社会变革的黄金时代。许多新的语言、文学、艺术形式开始孕育、萌芽、逐渐成长，语言文学的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阶段。语言和文学的创作主题得到了详细的分类和划分，它们的风格也有了相对清晰的发展特点。此外，玄学的迅速兴起和中国文化的不断传入，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语言文学的艺术创作。最后，这种语言表达的美感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文学创作中。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时期，白话文文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运动主张以儒家实用主义取代传统儒学，这表明其实用主义理论是中国语言文学改革的重要基础。白话文文化运动主要主张摆脱现代文言文传统表达方式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是坚决反对传统文言文，尊重现代白话文，这对中国书面语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无疑是新传统文化对旧传统文化的巨大反抗，是对中国传统民族封建思想的巨大批判，是中国民族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最终为中国推动现代汉语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信息普及发展时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语言文化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中国语言学的变化。网络企业文化必须有其开放性和自由性。加班真空，中国，网络语言实名制严重缺失，让很多网友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显得冷漠。网络语言的这种变化也对中国现代网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二、语言变革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
（一）文字和语言转向地方性
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汉学文化特征是不同的，文学的不断发展也可以从多种语言中揭示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时代的发展是迅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地域历史文化、地域政治思想和地方风俗在各种语言和文学表达中可以被准确地划分到不同的程度。每一种电影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和真实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作家通过从事语言文化上的文学创作，向读者呈现文学作品的艺术本质和重要的思想内涵。在各种语言和文学表达中，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已成为一个关键和重要的特征。在具体描写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肢体表达语言等方面。主要任务对象也是深刻的、人性化的，强化了作品的思想中心和思想，对现代文学思想的表达和表达有很大的影响。
（二）文学语言具有丰富性
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都应该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文学语言所反映的时代社会文化维度也是不同的。文学语言的共性具有丰富的语言特征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五四运动的文学语言描写趋于精确和口语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鼎盛时期，它开始追求现代文学作品的精准白话文表达，强调对文学语言形象的更加精准的描写，对文学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通过精准的语言描写反映文学人物的精神丰富。传统文学语言往往模棱两可。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语言逐渐向多义语言发展，层次分明、意义深刻、象征特征突出、功能强大，这些都在推动着文学语言向丰富语言的转化。继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当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努力追求文学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思想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在大经济背景下，文学语言形式在物种多样性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从而满足了当代文学思想变革的迫切需要。［2］
三、对语言变化文学语言系统的影响
考虑到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的变化和现代文学语言形式的不断发展，不仅可以准确判断当代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形式不断发展的全过程和得失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古典文学这一多种语言、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做出更加准确、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正确重新审视当代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要性和意义。例如，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考虑到当时中国文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反对现代文言文，推崇现代白话文，在白话文掀起改革狂潮，但在那个月，许多语言学家在五四现代语言的革命发展中完全放弃了现代文言文的基本理念，对语言实践的效果持高度保留和怀疑态度。随着现代时间的不断流逝，它作为一种合理的词类、思维和各种行为逐渐被现代人重新认识。自白话文，新诗运动以来，许多习惯于创作新诗的当代作家开始自己创作新的旧诗。我在这里，或者除了自己还在写一些新老诗。在五四运动的长期倡导下，白话文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审美和审美观念的巨大变化。在这个发展阶段，语言文学的变化在于意识形态语言文学的修辞与意识形态文体文学的建构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学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之间的协调发展上，反映了从开始到意识形态和文学转型，最后到诗歌文学创新的复杂发展过程。通过上述研究内容，我们不仅可以充分总结和指出，现代语言学的变化对我们语言系统的不断更新和我们传统现代文艺形式的不断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四、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一）对小说的影响
中国小说文学是明清和民国以来得到广泛发展的现代文学艺术形式。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相比，它不仅更贴近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其语言表达主要夹杂着文白方言，相对简单易懂，受到下层人民的广泛喜爱，并逐渐被社会传播。然而，由于受到现代文言文具体表达方式的严重限制，传统小说已经成为一种难以优雅的传统文学创作形式。再加上现代文字狱的过度盛行，传统小说语言的具体表达进一步受到严格限制，导致传统小说不仅在文学创作中面临着小说题材有限的诸多问题，而且至少大量文言文仍在大多数传统小说中使用。这直接使得许多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的下层普通民众无法充分理解传统小说的具体内容，限制了传统小说的文学发展和文化传播，导致中国小说在当代主流传统文学创作中处于失败的边缘。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成为中国小说语言的主流表达形式，再次打破了现代小说语言发展的传统束缚。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小说整体出版量呈现井喷式的快速增长，这些小说的主要购买者也逐渐增多。小说文体是以故事人物为主要线索，阐释故事背景，展开具体叙述的一种文学文体。文言文由于其僵化的叙事风格结构和对叙事话语的深入研究，很难围绕故事情节清晰、系统地展开现代小说。白话文简洁明了的叙事话语和灵活多变的叙事风格为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语言表达空间，这对现代小说的文学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对散文的影响
中国现代中国散文的新发展始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使得现代中国散文自身的历史主体意义更加突出，对于现代散文的新的自我改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现代散文艺术是一种空与实完美结合的人文艺术，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场景和对象需要在充分激活后映射出散文主体的心理和精神活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散文从传统的文言文表达形式白话，转变为白话，实现了中国白话文学与当代世界主流文学的完美结合，使中国散文自然自由，思想更加灿烂。
（三）对戏剧的影响
由于白话文本中的表达性话语基本上更注重细节和直接叙述，现代戏剧这种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更适合在戏剧中表达人物的直接感受。这也是直接影响孕育了中国的后现代中国，戏剧风格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文言文作为一种诗歌语言，具有语感过于空泛凝练、注重语言文字的具体表达而不注重语言交际、注重语言文字的具体叙述而不善于运用于语言对话、注重语言文字的整体抒情而不善于充分体现其作用等基本特征。因此，以现代文言文为主要语言表达的戏剧是现代戏剧，它类似于古代中国的诗词歌赋。相比之下，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各种戏剧往往以各种语言的对话为表达载体，尤其强调语言对话的表达功能。无论是取代中国文言，还是取代中国戏剧这样的中国戏曲，白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艺形式的一次跨越式的实质性变革。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共同语的改革使现代语言使用环境和文化资源之间的中国喜剧共同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极大地促进和帮助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共同语的澄清。［3］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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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本细读
无论是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还是强化文学感受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阅读作品，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就是文本细读，这已经成为众多同仁的共识。“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课时压缩的现实，如何有效地进行文本细读呢？笔者及其同仁做了这样一些尝试：设计问题，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时会犯些知识点、内容前后不统一、矛盾之类的错误。即便是在教材中关于作品的评述中，也有出现错误的。于是课前阅读布置作业就是给作品挑毛病。比如：《边城》中的翠翠究竟多少岁？《雷雨》中的周萍应该多少岁？《凤凰涅?》中有个知识点错误，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命命鸟》的说法准确吗？这些问题，有的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不仔细阅读《边城》，不能发现作者前后叙述的矛盾；不仔细分析，就不能确定《雷雨》中周萍真正的年龄应该是31岁而不是作品中的28岁；而在学生怎么都找不出《凤凰涅?》中的错误的时候，指出序中的《孔演图》其实应该是《演孔图》；只有阅读了《命命鸟》后才知道教材中把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搞混了。多角度、多层面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要求就是“用事实说话”———必须引用作品中的原文来佐证。
比如《雷雨》中通过提问“周朴园究竟爱不爱鲁侍萍”来引入周朴园的形象分析。学生往往受到中学教学影响，认定周朴园虚伪的性格特征，简单地以“不爱”作答，举证就是他见到鲁侍萍后想用支票来打发鲁侍萍。笔者首先驳斥虚伪性的论证之一：30年坚持“虚伪”地记着初恋情人的生活习性、摆放着初恋情人的照片，这样的“虚伪”成为习惯后也就真实了；然后尝试从流行歌曲《小芳》入手，让学生理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如果两个各有婚姻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情而拆散各自的家庭走到一起，那才是没有责任心的人；最后结论周朴园爱的是心目中那个永恒的18岁的鲁侍萍，30年后的鲁侍萍于他只是曾经。要求学生下去找原著来看，尤其是序幕部分，这是理解作品意蕴必不可少的。鼓励学生选择作品编排话剧、音乐剧，在小学期还举行经典诵读比赛。学生分组自选文学作品来编排话剧，兴趣非常浓厚。在选择作品环节就保证了量的阅读，改编剧本的环节就保证了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的反复推敲，表演的时候从台词到结构的形式研究，等等，这一方面提高了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2.教学方法的灵活多变，将多媒体手段引进现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使博大精深的内容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一，建设网络资源库。要改变学生专业兴趣不浓，不愿意投入时间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现状，我们开发了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将多媒体手段引入了教学的课堂。现代文学的很多名著大多都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在我们建设的“中国现代文作品选读”的网页中，除了上传文学作品的电子文档外，还上传了大量的名著改变的影视剧作品，学生兴趣非常浓厚，《阿Q正传》《家》《子夜》《边城》《南行记》和《雷雨》等影视剧作品点击量非常高。为了督促学生阅读，布置学生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
第二，搭建网络互动平台。教与学是双向的。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网上设置了网络互动平台。教师的课前预习作业、课后作业都是以主题帖的形式，学生可以跟帖也可以递交作业、发送邮件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师生之间能够随时、及时地进行信息交流。教学更加开放、自助，学习可以更加主动、积极。教学的针对性更强，学习的主动性也更加凸显了。
第三，改变课程评价方式，探索有利于考察综合应用能力的考试办法。根据人文学科重在陶冶熏染，重在创意运用，重在知识积累的特点，改革一张试卷定优劣的考试评价方式，变一次性的考试为长期的考查，其具体的做法为：考试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即课堂成绩＋课外成绩＋考试成绩。课堂成绩30分，其中课堂听讲、讨论10分，课堂笔记10分，考勤10分；课外成绩30分，其中课前准备10分，课外作业10分，课程学习报告或实践项目10分。考试成绩40分。这样的考察方式改变了原来“重知识、轻能力；重讲授、轻实践”的模式。强化了学生“信息整合、辩证思维、创意策划”三大能力的培养。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在学期开始为学生开出一份本学期的必读书目。在授课过程中讲到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时，让学生叙述作品的故事梗概，教师根据学生的叙述给出相应的分数，记入平时成绩。课外作业和实践考察报告都以分组的形式进行。实践证明，小组讨论、分组辩论、情景教学这些形式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培养了其创新性能力。在小学期的教学实践环节，带学生走进作家的故乡，提前给学生布置考察任务，让学生完成相应的考察报告或小论文（论文中要有相应的作家作品），小论文的成绩也记入年终的成绩考核中。
3.结语
现代诗歌论文范文6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生活认知、感受和改造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的实质是对语言的运用，作为文学形式的承载的文学语言，会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产生理所当然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语言也会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变化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体现出时代的特色，相应的，文学创作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文学语言的变迁产生的现代文学形式变化不仅为文学科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研究课题，而且还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教育教学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首先对语言变迁的白话文运动进行相关的分析，然后探究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作品，体会文学语言变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文学语言;现代文学;文学形式;影响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精华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提高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文学语言的变化和改革会对文学形式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变迁带来的影响更加突出。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科学等因素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作为时展的产物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探究这种变革下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对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丰富语言和创新文学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文学形式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白话文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当时白话文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文言文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运用，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的语言形式。经过时间的磨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与艰涩、束缚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显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促使语言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交流和沟通，同时也能够拉近文学作品与群众之间的距离，除了文学与人们之间的障碍，对文学作品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白话文使得文学作品能够以更加清晰、明确和易懂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普通的读者亦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传递的情感，能够在范围更广的群众当中普及。其次，白话文使得现代文学作品的表达更加精确、准确，与文言文精练缩短文字产生意义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话文下的现代文学作品能够将作品传递的情感、作品承担的精神更加丰富、具体、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得现代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准确和美妙［2］。从我国整个语言变革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从鬼话到白话，从白话到民众口语化的发展历程，当前不论是普通话推广还是大众语的兴起，甚至是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都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和兴起的。可以说，普通话和大众语都是白话文运动的持续和扩大。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语言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白话”和“口语化”。这种语言变迁的形式能够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诗歌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从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这些语言变化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也在诗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来。实际上，不仅诗歌是在这种互相影响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其他文学作品形式也同样是在语言变迁的历史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因此，文学语言与我国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构建和演进历程能够很容易地被人们识别出来，从而对文学语言的变迁和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之间进行深刻的研究。
二、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具体影响和表现
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语言会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前景。当然，文学语言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也有两面性，如果文学语言变迁与文学形式发展是一致的，语言就会在作品中发挥积极的效用，但是如果语言的发展和变迁会对文学形式的内在产生冲突，语言就会成为作品发展的障碍。从中国文学作品发展历程的整体上看，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丰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对这些现代文学形式的格局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的影响
文言文被白话文替代之后，对文学形式产生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现代诗歌的发展，在白话文的影响下，现代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是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形式的文学作品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文言文体制下诗歌特点和创作原则的影响，文学界甚至是普通群众对现代诗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很多质疑，传统的古诗的押韵、对仗等创作形式没有在现代诗歌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人们对现代诗歌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的文人和读者无法承认现代诗的“诗”体特性［3］。但是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普及以及现代诗歌自身创作特色的进一步革新和凸显，尤其是大众语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现代诗歌中的韵脚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共鸣得到读者的感知和认同，现代诗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人们喜爱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之一。实际上，现代诗歌的发展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发展讲究明快、直接和效率，这种要求体现在文学语言上面就是能够通过简单的词句将相关的意思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来，文言文体制下的诗歌需要内化和提升，隐喻是其主要的特点，这种语言表达形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诗歌虽然没有押韵、对仗和过多的隐喻，但是通过看似“白话”、直接的表达，能够快速地让人们接受到信息，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和创作意图，这同时也是现代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
2.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
杂文是当前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主要代表之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杂文可以被称为是现代文学的典型代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对杂文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的文言文对文字、语言的运用有着很多的束缚和要求，但是白话文却将语言本身的自由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样不仅打破了文言文固有的创作格式需求，而且还不要声韵，这种文学作品表达方式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甚至是科学等领域事件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杂文。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可以从杂文的内容上明显看到，杂文的内容大多都是基于作者对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理性思考产生的，“说理”是杂文最主要的特性。高度的语言精确性运用促使杂文成为现代文学作品形式最主要的代表。杂文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特性成为现代文学的新标准［4］。另外，与传统的文言文相比，杂文在论证观点和看法的时候，语言的形式更加多样、表达更加准确，与现代诗歌相比有着不同的理性优势。杂文的出现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下文学作品创新和改革的集中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杂文的出现是划分中国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重要标志，这种在白话文运动基础上兴起的文学作品形式能够更加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是十分多元化的，过去的诗歌形式和小说形式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杂文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形式之一。在杂文的创作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词汇之间的自由组合、句式的多样变化等等都是杂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在文学语言应用方面，杂文文体比诗歌文体要更加自由、灵活，这同时也是杂文文体的主要特征之一。
3.文学语言变迁对小说的影响
当前小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推广和发展，小说的创作数量、发表的质量以及读者数量都在呈阶段跳跃式的形式不断发展。白话文的发展和运用为小说文体的创作、情感的表达和精神的传递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说，白话文最能够符合小说创作对语言自由运动的要求。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胡适先生认为，如果《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没有适当地运用白话文，不可能会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名著。白话文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境地推向了现代文学的中心，这种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首先，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是普通百姓所能认知和感受的语言，通过白话文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很快地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符合时展对现代文学提出的“启迪民智”的要求［5］。其次，当前很多小说创作者在白话文的运用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自主、创新地将白话文运用到小说创作当中，创作出不同类型、内容丰富、数量繁多的小说作品，推动小说文体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白话文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否则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只能存在于某个文学圈内，而无法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到的文学作品。总之，小说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丰富人们情感的一种体量相对较大的文学形式，同样受到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促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群众性的文学形式，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小说的创作和分享更加自由、便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当今社会中，小说是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能够快速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思想当中，将语言的变迁和文学的特征直接传递到人们面前，如果说文学家是从语言结构、文学构造等方面看待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小说则是大众了解这一变迁和影响的最直接途径。
4.文学语言变迁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叙事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文言文的特点对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不论是在叙事文学的数量还是在文学创作的广度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作为叙事文学的典型代表，戏剧在之前都只在一定的小众范围内流通，从戏剧的创作到戏剧的出版和发展都受到资源、语言环境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之后，戏剧开始逐步摆脱文言文对其的束缚，开始朝着大众能够理解、学习和掌握的方向发展，并且随着相关创作作品的不断发展和白话文运用的不断熟练，戏剧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范式，更加符合时展需求，也丰富了我国戏剧的内涵。白话文语言带有的“想象、感情、体性”特点能够更加符合现代叙事文学在情感表达、动作创作方面的要求，通过白话文的运用，作者可以在叙事文学中为读者营造和创作出一个逼真的、立体的文学环境和氛围，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应的情感共鸣［6］。另外，白话文还能够将人们生活中的情感、声音、腔调和身体形态等进行文字模仿，提升了叙事文学作品的张力和感染力，弥补了文言文的缺陷。通过对现代叙事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话文在叙事文学中的应用将讽刺、幽默、写意和写实等多种表达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丰富了叙事文学的用途和内容，并且能够被广大群众直接接受，普通的大众也能够通过白话文进行叙事文学的创作，提高了大众对于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
三、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变革的过程。国外的文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应用到的语言形式，更加普通或者是更加大众的意义是，文学语言是被整个社会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同时为整个社会体系所能使用的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语言体系。这种对文学语言的认知也被我国很多的文学研究者和语言研究者所认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是一种被加工了的书面形式的民族共同语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发展与现代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点，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发展、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所构建的民族共同语言的过程。现代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体的构建，更加深层次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和语言学的构建，通过文学和语言学延伸出来的美学和相关精神等共同构建成了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系和重要基础。因此，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共同语与文学书写之间的相互构建过程，在“文学”与“语言”的相互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历程，共同在新的中华民族构建同一性和文学书写语言一体化的双重构建过程。这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作品形式产生影响的本质和实质，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发展变迁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在文学领域和语言领域，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与文学作品形式和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创作的形式，还是在现代文学的内容丰富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文学形式也会对文学语言变迁产生影响。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文学作品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会推动文学语言在某一个文学领域中的运用形式和方法的变化［7］。例如在初期，基于对国家存亡的担忧，改革者们极力地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时期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发展都带有一定的跳跃性，这一时期的语言既无法向传统古典文学那样按照语言与文学之间的一贯方式进行演变，也无法向西方文学那样通过成熟语言的运用能力提升作品的品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形式文学作品的不断优化，文学语言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这样就带来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以及白话文的普及和成熟。另外，从某一个发展方面来说，最明显的现代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发生在现代，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对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创作形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很多新型的网络文学语言被广泛地运用到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而网络小说、网络杂文的出现也同时推动了文学语言朝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不断发展［8］，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语言变迁和作品形式丰富的主要推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文学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共同精神财富。
四、结束语
语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表达工具，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变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本文以白话文运用的兴起为切入点，对白话文对现代诗歌、杂文、小说和叙事文学等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语言能够推动和丰富文学的创作形式和发展变化，同样，文学形式的变化也会对文学语言的发展变迁产生影响，认为不论是语言的变迁，还是文学形式的变革，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所产生的。通过探究希望能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研究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帮助。
作者：陈海疆 单位：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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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栾梅健．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语言转变的动因［J］．南京社会科学，2009，(2):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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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论文范文7
(一)西方现代诗学中知性研究
诗学畛域下的“知性”内涵和特征。杨华丽认为，知性的内涵，在诗学观念上，是“智”，智慧，是体验、思想、哲理等等，但它们是从感性中升华出来的;在诗学策略上，是机智，思想知觉化、感觉形象化，此类诗“成为肉体感觉与形而上学的、玄思的完美结合”，诗歌手法上使用饱含感性与知性的意象，客观化、非个性化的戏剧性，建构富有反讽、悖论等闪现机智的语言。而李媛从文化诗学角度把知性内涵概括为四个层面:最表层，知性是将异质的意象强行结合，产生突兀、惊讶的效果;第二个层面，知性代表了使对立的或不调和的品质取得平衡或协调的力量，是诗人组织冲动的方式;第三个层面是平衡和协调感情和思想这两股冲动的能力;第四个层面意味着一种态度，即它能“充分理解几代人的经验”，且能“对经验进行不停息的审视和批评”。论者还指出，有价值的诗歌中知性有如下特点:非日常经验的、非逻辑的、包容的诗。
(二)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研究
1937年金克木提出的“智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的起点，徐迟的“放逐抒情”、穆旦的“新的抒情”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等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学界采用词源考辨、分析比较析理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对西方理论创造性转化。曹万生认为金克木从创作实践总结新诗出现的知性倾向，借鉴、变异了西方知性诗学的观点，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主要表现为:承认情感与理性平衡说、综感论以及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淡化了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情感与理性平衡说，强调了知性因素的增强，这里的“知性”主要是思想和智慧，而“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对于徐迟和穆旦的知性诗学主张，子张认为，徐迟从抗战时期社会现实背景考察，推导“放逐抒情”源于无情可抒，是不周密的理论。而穆旦植根于抗战中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心，直接借鉴艾略特诗学和17世纪玄学派诗学，他的“新的抒情”是一种“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深度抒情模式”，要求脑神经与激荡的血液融合，赋予“抒情”新的内涵，即“理性和感情的深层次融合。”
许多学者都认同四十年代新诗创作主体吸纳力创造力的增强，对西方知性诗学的接受是面对新诗自身诗学课题作出的一种诗学建构。邓招华指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聚焦的是“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具体表现为:以戏剧性张力的诗歌认知模式，指向了“现代经验”与“诗歌文类”的互动生成关系的考察;在思考改良现代汉语自身特质方面，用知性对语言进行重构，增强文本的包容性与语言的张力效果，关涉着“现代汉语”与“诗歌文类”之间互动生成。谭桂林精到地分析了以知性追求为鹄的九叶诗派在诗歌现代意识和现代形式的建构方面作出的贡献:1、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使诗歌内容从主观世界的倾诉到客观世界的揭示、诗歌对象由情感向经验的转移和感情处理从直接流露到心灵敏感的控驭。2、以“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突破了意象派(在中国主要是现代派)诗歌意象构造短小、凝固与个人化弊端，承担起深刻表达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状况和现代人紧张又没有确定性的精神世界。3、戏剧化原则在诗语表达方式和诗性思维方式两个层面改变了中国新诗原貌。它以包含和置疑两种形式“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
二、西方知性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大量原始资料的发现使学界对现代西方知性诗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发生质的突破:范围广泛，西方知性诗学重要理论家和诗人瑞恰慈、艾略特和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得到较充分研究;方法多样，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重，并借鉴传播学、符号学理论研究;立意深掘，重在考辨社会文化语境对接受者的制约和诗人创造性转化的独立品格。
(一)瑞恰慈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瑞恰慈是西方知性诗学中坚人物。学界在已有学术成果基础上，通过新材料的发掘，绘制了一幅较完整的瑞恰慈诗学中国接受与变异图谱。陈越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考察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译介瑞恰慈的史实。论者不仅辨正了早期瑞恰慈的中国译作的一些舛误，也梳理了诸多中国学者理解、接受、传播和运用瑞恰慈文学理论的情况。不仅考证了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诗学的认同和接受，也辨析了对其的不同反响。黄一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袁可嘉等平津地区年轻学人、作家，受瑞恰慈文学思想的影响历程。作者指出，袁可嘉等借鉴瑞恰慈的“综感论”、“包容的诗”、“戏剧化”等诗学思想，提出“新诗现代化”理论，强调文学的兼容性、调和性和开放性。用“知性”对抗当时文学中情感泛滥、说教严重的毛病，充分肯定了“知性”在现代文学的价值。另外，刘涛重点分析了瑞恰慈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深刻影响。
(二)艾略特诗学和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艾略特是西方知性诗学理论与实践的重镇，对中国现代诗歌知性诗学影响甚深。刘燕《T•S•艾略特与中国现代文学》和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两篇宏观探讨艾略特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论文，辨析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对艾略特接受和实践，前者考察时限为1949年，后者为整个二十世纪;前者重在分析译介传播情况和传播语境;后者聚焦中国新诗对艾略特诗观和诗歌的创造性转化。董洪川发表系列研究艾略特与中国新诗关系的论文:《叶公超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九叶”诗论与T•S•艾略特: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和《赵萝蕤与＜荒原＞》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第一篇梳理了叶公超对刚在西方诗坛初露峥嵘的艾略特的注目，奖掖学生翻译艾略特的诗作和诗论，并身体力行撰文推介、研究和应用艾略特诗论的历程。第二篇主要分析艾略特诗学观及其创作对九叶诗派构建中国现代诗论的影响。第三篇以赵萝蕤与《荒原》译介与研究为个案，辨析其在不同接受语境下不同的译介策略，以此管窥《荒原》在中国传播历程以及中国学界对《荒原》的解读与接受。
(三)里尔克诗学与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里尔克对冯至、郑敏等诗歌创作的影响已是学界公论。新世纪学界对里尔克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趋向深化。马利安•高利克结合丰富史料，梳理了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译介历程，评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和批评中的接受状况，尤其评价梁宗岱、冯至和绿原等译作贡献，以具体作品辨析了冯至、郑敏诗歌对里尔克作品的借鉴和化用。张岩泉认为，中国诗人对里尔克译介有个从“生疏”到“亲切”的过程，使里尔克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刻下窄而深的印记。论者分析了冯至与里尔克守护一生的诗源，以及九叶派借鉴里尔克“诗是经验”说和静观物象、凝然沉思的写作范式，创制了一批新诗名篇。也指出译介忽视了里尔克晚期作品和思想，留下历史缺憾。范劲运用符号传播学理论，以里尔克神话的形成探析里尔克与中国现代诗歌精神脉息相溶的过程。陈芝国探讨吴兴华对里尔克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对学界过分集中探讨里尔克与冯至和九叶诗派的关系是个突围，拓展了里尔克诗学影响广度。
三、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研究
新世纪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研究，成果丰赡。研究视域看，涉及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知性诗歌与哲理诗、流派和诗人知性诗歌等。研究方法看，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交互运用。
(一)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特征，潘志存结合诗论与诗歌概括为哲思化的诗思、知觉化的诗美和体验化的诗意。左敏和石锋还原历史现场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发展历程。左敏从文本知性构建和创作主体知性观照两个层面，具体分析出哲理小诗是知性的初步、新智慧诗是知性的逐步提升而冯至和九叶派的诗作里知性渐趋融合。石锋认为现代派知性诗歌从三个方面超越五四哲理诗，主要表现为:创作理念上知性对哲理的超越;诗情上理智对情感的超越;诗境构成上多维对平面的超越。学界对流派知性诗歌研究也有力作。罗振亚认为主情和主知把现代派分为前后期。他先比较主情和主知诗风的不同文本症候，再从审美趣味、想象图式和结构风貌区分两类诗歌的差异:“情趣”与“意趣”、情调象征与哲理象征、情态文本和意态文本。九叶诗派知性诗歌研究，这些年一直是研究热点。蒋登科认为，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是九叶派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它实质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把诗篇所关注的现实、诗歌形象的象征性和诗人的人生智慧、艺术机智交合为一个整体”。九叶诗派实践“感性与知性的融合”主要手段有:由具象生发抽象、具象与抽象交织、加重思辨色彩。而李丽平从艺术思维方式上理解九叶派的“感性与知性”，她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知性与感性之间的平衡的追求，突破了传统诗歌单一的实象结构，在抽象与实象之间寻找内在的契合点，建立起诗歌的双重结构。”中国现代女性知性诗歌也得到学界的重视。殷红从几位现代女诗人诗歌文本的智性构建特征，探析女性诗歌知性文本的文本外原因，并指出不可忽略女诗人在新诗智性化的建构道路上的作用。欧阳小昱着重分析了现代女诗人对“人性、生命、社会的知性关注中使女性的自我的存在得到更深入的体现”。
(二)诗人知性诗歌个案研究
诗人知性诗歌个案研究，切入点小，便于研究和操作，成果宏富，但也出现重复研究，大多聚焦卞之琳、冯至和穆旦的知性诗歌。学界对卞之琳知性诗歌研究主要从诗思、诗艺和对西方知性诗学的变异三个方面展开的。罗振亚的《“反传统”的歌唱———卞之琳诗歌的艺术新质》，是新世纪对卞之琳知性诗歌研究起点。该文认为，对卞之琳诗歌“应从其反传统的智性向度上去进行解读”，才能领略其诗魅力所在。卞之琳“通过知性上的探险、冷隽的非个人化抒情、淘气的智慧挥发等一系列现代诗学策略，背离了传统诗学的内质，步入新诗现代化的前沿。”“提高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与深度，抵达了把握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张洁宇认为，思辨贯穿卞之琳整个创作，成为其主要诗学风格。思辨主要以“相对”观念为主，在诗歌中以“距离”、“对照”和“变异”三大主题展开;在诗艺上借鉴西方“非个人”理论，从细微琐细的事物里发现诗歌，抽象哲理融入具体意象，“把握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等方面的分寸”在现代诗歌史上无可取代。而杨华丽则认为，在诗学观念上，卞之琳追求的“智性之美”，不是想建构出哲学思想体系，而是追求哲学诗化的乐趣。王捷认为由于文化境遇不同，卞之琳“只能用中国抒情的传统去涵盖知性”，知性在其诗歌中有了策略变形，“具体表现为:相对论思想、对时间的沉思及归家意识。”陈希侧重考察了卞之琳接受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在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时，有所选择和创造，并与民族文化审美传统有机契合，“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显示出了创作主体独特的艺术个性，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冯至诗歌是三十年代知性诗学的发展。杨丽华从诗学观念和诗学策略两个向度，解读了《十四行集》的知性追求。她认为，《十四行集》中的存在主义诗学观念是对卞之琳引领的新智慧诗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选择和承担的自觉体认、死与生的玄思、真正个体的孤独和超越、联系。李福臣论证了冯至接受艾略特、里尔克知性诗歌影响，诗作独具形而上的玄思，以“本体的生命意识、人与自然的关联和否定之否定”的精神，将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现实，完成了自己诗歌的知性追求。穆旦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知性诗学的吸纳，使其诗作充满矛盾和张力。杨恬认为穆旦诗歌的知性与其强烈的生命意识有关，迥异于卞之琳和冯至，表现在自我的探寻、向死而生中国化的死亡观、选择的痛苦和承担的责任，其诗“成为灵魂对世界沉思的认识经验”。邹英分析出穆旦诗歌呈现出的抒情主体“更多地是表现出个体内心的‘自我’和深刻内省的分裂的‘自我’”，凸显了“现代个人生存的矛盾、残缺、痛苦，荒诞与异化，”并指出这种自我形象来自主流话语培育的“异己形象”。刘燕认为穆旦诗歌中的分裂为多重自我的形象最后突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在自我的弃绝的同时也指向了最终统一，走向自我皈依。
四、中国现代知性诗歌形式研究
形式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研究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方向。王泽龙、叶琼琼等学者综合现代语言哲学、文化诗学等理论剖示知性诗歌意象、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实证研究与诗意领悟会通，披沥出知性诗歌的独特文体风貌。对知性诗歌意象研究王泽龙的成果最为突出。他的《论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认为以卞之琳等代表的后期现代派意象有智性化特征，意象智性化是在意象艺术上转向了沉潜的智性体验方向，增强了意象的客观化和戏剧化表现因素，注意了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试图把“西方的智性经验的表达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的营造相结合”。他的《九叶派意象艺术的现代化追求》，认为九叶派创制了意象的现实性、象征性和玄学性相互渗透的诗学原则;感性强度和理性深度的凝合形成了意象呈现的深度模式，即将人生经验转化为诗的经验的意象的智性化象征;“九叶派诗歌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特征:意象的扩展式和意象的凝结式。”也认为，九叶派诗歌意象化探索中智性过度造成意象过于晦涩难解的毛病。叶琼琼研究穆旦语言的系列论文，跨界语言学、文化诗学和形式诗学，阐述了穆旦知性诗歌文本的语言形态，是知性诗学研究的新成果。她的《穆旦诗歌词汇的现代性特征》，认为穆旦诗歌词汇分为三类:非传统诗意的新生词汇、身体词汇、翻新的传统词汇。其中，新生词汇表现出穆旦接受了西方知识系统和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精密地认识世界与自身;身体词汇，对感性生命珍视，用身体思想，思想玄学化，改变了诗歌抒情方式。她的《论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认为，穆旦诗歌语言欧化最凸显的特征是大量使用长句子，长句子“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提高了表现力，扩大了信息容量，提高了细节描绘能力;革新了诗歌句子之间的关系，在诗句间建立起严密的逻辑思维。”同时指出，使用长句子是穆旦接受了以知性为主的西方现代诗学思想。她的《论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认为由“新的抒情”的提倡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建构，穆旦诗歌语言的隐喻性显现三种类型，隐喻使得“穆旦诗歌语言肉感、抽象、智性和多义”与其诗歌知性化追求相符。《穆旦诗歌语言反讽论》是篇运思深远见解独到的宏文。作者指出，穆旦诗歌语言的新批评反讽和后现代反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性特征，最后得出“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和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诗歌形成了对接”。形式研究方面还涉及诗歌结构和诗性主体。黄葵认为:采用双层结构、戏剧化结构、无序化结构等诗歌结构方式，将形而下层面的事物关注与形而上层面的玄思有机融合，西南联大诗人群实现了诗歌深度模式的创作理念，揭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扩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和力度。”王喆从人称选择变化考证了卞之琳与冯至诗歌诗性主体的不同及其内涵的各自诗学抱负。
现代诗歌论文范文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在当代文化架构下拓开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十分焦虑的母题。这种焦虑，或西延与汉学碰撞时炎时凉，或内溯于新国学探求时有执着，或立足当下语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当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问身份于现代汉语中渐成热点。这些焦虑，十分集中地体现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四个分题中，会议开了四天，时间饱满，发言密集，时有交锋，新见叠出，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的现代文学学术盛会。 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近十年来一直涌动的学术话题，年会围绕其研究史与当下课题、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等命题进行讨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年会首先讨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课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以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纯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谈到当下时，他认为有三大课题值得研究，“一是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史实清理与研究，比如晚清白话文运动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及文学史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以及文学现象。二是文学思想语言层面的研究，比如关键词研究，关键词研究是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的流变、发展来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停留在名词解释层面，缺乏意识层面深入。三是语言诗性问题研究，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语言诗性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诗性”问题会对未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突破。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有三个历史逻辑层次，第一层次，对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形式研究以及这个形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第二层次，把现代汉语作为与古代汉语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实践的研究。第三层次，研究现代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关系。”二是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历史清理的研究。 年会就总体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现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当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及诗体语言、散文语言分别作了讨论。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思路方面，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应系统地梳理五四以来的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重要内在根源，即注重文学语言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尤其是文学形式变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应着重着手研究，文学语言变化的影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体特征的形成”。 进入晚清时期，围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困境与转化，晚清译入语与现代文学想象及初期译诗等问题，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一个“认同意识”困境的形成与缓解的过程，“晚清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维新启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语言自觉。白话、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语言观凸显了晚清一代所面临的‘内俗外雅—体用分离’的认同意识困境”，“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使新知识者的认同意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译入语的斟酌使用，充分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想像。”因为，“翻译时的译入语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语言体系，是剧烈变动和生成中的语言——现代白话文。”围绕这一点，袁进（上海大学）分析了晚清译诗与现代新诗的关系，“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进入现代，年会围绕现代汉语的产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关于新诗语言的论辩、《新青年》标点与横书、鲁迅的语言观、钱钟书关于文言白话的观点等进行了讨论。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汉语起到‘定型’的作用。”陈方竞（汕头大学）认为，钱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横行与标点’，作为《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重要主张”，“每一步微小的变化，都贯穿着同人间的分歧、争论乃至交锋，历时四年多，版式和标点符号才发生整体改变”。黄轶（郑州大学）以鲁迅语言观谈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 “变与不变的观念都隐含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学）认为，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批评，体现了一种重史求实、新旧兼容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进入当代，年会就现代汉语共同体形成与方言、孙犁的语言观、诗体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刘进才（河南大学）认为，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刘东方（聊城大学）认为孙犁的语言观具有承现代启当代的桥梁作用：“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此后的李锐、韩少功、贾平凹、于坚、王家新，陈东东等，共同继承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本体论。 可喜的是，对当代文体语言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年会围绕现代汉语与诗趣、科学思潮与诗歌、穆旦到昌耀诗歌语言的质感、语言与当代散文等进行了讨论。王书婷、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对现代诗歌文体的描述，对现代诗歌功过的整理，应该回到‘趣味’、‘游戏’”，研究了现代诗歌文体研究的现状、趣味和游戏与诗歌的关系，汉语诗歌文体的古今得失比较，以及现代汉诗文体问题的切入视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从诗歌感性思维方式、语言、外在形式、意象类型扩展、传播途径等方面论述了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的直接关联和弊端。易彬（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穆旦时代，古典诗歌美学规范”影响了诗人写作，但后来的“昌耀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词汇或生造词汇”，承载其情，传达滞重。“两人获得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充满力度，语言获具独特质感。”渗透出对当代诗人现代汉语诗性的焦虑与感受。丁晓原（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从语言三维视角观察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基础性的表征当是语言的现代性。”工具层面由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显性标志；语义层面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欧化”，显示内在现代性；新文体的建构与语言关联，显示分型建体功能。#p#分页标题#e# 年会在关注现代汉语与创作、新诗创作与新诗文化、现代汉语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认为“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高玉对普通话语音涵义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作了回应。在新诗创作方面，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认为，“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他认为，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近年来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巫小黎（佛山大学）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赵黎民（重庆师范大学）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持疑，认为难度很大。晏红（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表达与应合、文学与学文、文人与文本谈了自己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晓进分别作了相应的回应。 二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围绕这个论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及其当代性、经典阐释与语文教学、鲁迅作品新论、其他重要作家新论、流派文体新论等等。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变化，应怎样评价这一变化，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研究的边界和价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步入平稳，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一是回到“史学”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三是“选题的对接，将文学领域问题与其它领域问题迅速对接起来。”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学者如何克服‘项目化生存’、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就社团研究与国家、个人等关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化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四者关系的形态。与此相联，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冷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200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评述。 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经典的社会意义，成为年会关注的问题之一。金宏宇（武汉大学）提出了副文本与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认为，经典的中间层面与副文本有关。“这个经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其正文本的一种阐释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学）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在19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则是护法者”。王方（西华大学）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的问题，就现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作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鲜明现代性特征又能够带来深刻生命体验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识形成的精神食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典的意义上，代晓东、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试图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阐释。周云鹏（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经典教学的道路不失为摆脱当前困境的主要途径”，哈迎飞（广州大学）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确定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提倡“精”、“深”、“慢”。 鲁迅作品的经典阐释与教学，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主题。陈国恩（武汉大学）简述了鲁迅研究史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学选本变化的简况，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的、更具有久远的文化意义，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认为，鲁迅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张均（中山大学）从农民形象的梳离与启蒙主义之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启蒙主义独断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学）对鲁迅作品看客、戏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讨论了鲁迅作品与“戏台文化”的关系。陈伟华（湖南大学）对大学《阿Q正传》的教学图示了新的体验。 不少学者对具体经典篇目进行了新的解释。吴晓东（北京大学）提出了关注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传统文学借鉴的思潮问题，他以何其芳《画梦录》所写三个独立志异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莲教某》为例，研究了“为什么何其芳的现代散文创作选择了这三篇古代故事进行改写？三个故事之间呈现了怎样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写之后的散文与原著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异同？改写后的现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诗学属性？”认为“《画梦录》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创作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过去对丁西林《压迫》解读都不能真正揭示《压迫》的思想特性“，全剧都是围绕着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开的。这是一场权益之争，作者探讨的是现代人的自由界限问题。”“深层反映的现代中国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它超越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现代性、经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了“我”在艾芜《山峡中》的叙述位置选择与文本价值的关系问题。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认为茅盾《蚀》等早期小说中，“政治创伤体验激发了茅盾的艺术才情，‘绚烂中的哀伤’之美”“是他艺术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学教材对茅盾作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周作人现代思想根源有一个从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读日伪时期周作人对战争、国家、文化、个人际遇的认知和感守约同时，试图提出那段战争期间出现的‘汉奸’现象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破门”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沿革及变化，从独特视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风的另一面。陈希（中山大学）分析了近十年来《雷雨》演出由传统主题到超越现实的人性探索、传统表现形式到融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变化，认为更体现了《雷雨》创作原意。吴晓梅（昆明学院）分析了张爱玲、苏青小说与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关系和独立价值。夏中义（同济大学）认为1949年前的“朱光潜个人学术史”“最具创意”。#p#分页标题#e# 谢家顺（池州学院）对张恨水小说作了民俗学的阐释。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认为苏雪林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体现“国家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还有学者对整体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刘勇（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邱雪松（西南大学）考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演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诞生，呈现为古旧书店，大书局，新书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晓华（湖北大学）分析了寓言型修辞中作为先觉者的癫狂，到诗意化修辞中作为高蹈者的癫狂，再到写实化修辞中作为毁灭者的癫狂的三种现代癫狂叙事，是“现代人认同境遇的一种隐秘的集体隐喻”。肖向明（惠州学院）研究了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演变，追溯有其叙事潜在的“近代性”因素。 诗歌经典研究，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关照角度，特别是对现代诗学涉及个人真实等哲学相关命题作了探讨，如段从学（四川师范大学）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是“在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在个人的变化和丰富中来寻找个人真实性的生存论道路”，与鲁迅《墓碣文》“把自我当作客观认识对象”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陈茜（江西师范大学）在比较废名的“浑圆”与朱英诞的“清浅”之差异中，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关诗论的影响与贡献为据，认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人”。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分析了李金发诗歌与罗丹的关系，认为“《弃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罗的《圣马德莱娜》和罗丹的《丑之美》的艺术感悟。”“他的诗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在散文研究中，陈啸（南通学院）从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论言说、创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京派文人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的内涵及意义。小说研究方面，罗晓静（中南财经政大学）对晚清小说《孽海花》“对个体欲望、情感、微观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异之处作了分析。 陈思广（四川大学）对1927——1939年间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作了发掘与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阎浩岗（河北大学）对近年来《李自成》的评论进行了反思。 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一直处于转型的焦虑之中，并成为多次会议研讨的主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这个问题得到的关注越多，这既关系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书写现代文学史。本次年会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 关于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题，关于近代、现代、当代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问题，都继续引起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更把这个问题提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现代文学史删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学开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诞生；法律保证了言论等现代人权；法律保护对倡白话、开报禁、言论自由、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现代文学一直比当代文学质量高；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张福贵（吉林大学）继续他2003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命名的说法，同时主张把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他从文学的性质和观念、作品构成因素、形象的置换、作家身份以及文学组织机制的变化四方面论证了这是两种“本质差异”的文学史。李怡（四川大学）看到了国家形态诸如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过程等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因而赞同民国文学史的说法，谓为“民国机制”。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题，认为1945后十年，解放区文学“扩展”到大陆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要结合在一起考察。朱栋霖（苏州大学）在现代与古代的基本差异比较后，提出“现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学术方法与思路”。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以1894年出现翻译小说为始，认为1894到1917应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一元确立”，1949到1979是“超现代的一元模式从僵化到自我解体”。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从“政治意识的演化”并通过这种演化的具体形态变化，论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在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上，更多学者选择了从题材、主题、艺术、地域、民族等角度进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这次年会的一个新的动向。段美乔（中国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叶诗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发，探讨了现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学界对40年代九叶派的研究，共性的关注大于个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现的过程中，九叶诗人们表现出的差异性却远远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学）谈到了“当代”建构过程的种种合力，并分析了现代作家在建构中自我更新与认同。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提出重返文学中心，对经典进行重新厘定，对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强调经世致用。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对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张要对鲁迅采取一种较为古典的学术研究态度。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西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曾有两次作为策动中心的机会。他以延安与当代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学）以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朝鲜题材关联，认为经历了认知，亡国镜鉴、休戚与共、南方缺席、“华风”“韩流”四个阶段。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以北京空间叙述为线索，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的差异，认为“现代文学主要对北京进行古典性叙述”，当代文学“新北京”空间叙述转向对一些新的城市景观，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中“反城市主义”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该主题与儒家文化、西方反现代性思潮、殖民主义及民粹主义有关，“当代文学的‘反城市’的内在原因又有新质表现。王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跨国恋”叙事为题，研究了晚清王韬、周瘦鹃和现代徐?、无名氏的相似相异。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比较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和汪曾祺《受戒》，认为“这两位常常被指认为风格迥异的作家，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趋同的价值观念”。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以老舍《骆驼祥子》、苏童《米》和贾平凹《高兴》为例，研究了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即“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到“以善寻善”。赵凌河（辽宁大学）以施蛰存到余华为例，描述了“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内在现实’的追求走向‘不确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表述”。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提出要以鲁迅“立人”主张的思想在当代网络文化中“立网民”。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忽略的领域，“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钱晓宇（华北科技学院）提出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传承与新变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汪卫东（苏州大学）认为“从五四到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刘殿祥（大同大学）以闻一多学术研究为例，提出在国学热背景下“现代作家的学术经典之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罗绂文（贵州大学）从新诗对旧诗借鉴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之“旧路”，研究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张莹（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王朔、刘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网络小说等，表现出文学的影视转向。 在打通的学术背景下，本次年会出现了专门把注意力转向当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学里面呈现出四大“症候”：简单的“日常”与慵懒的“审美”、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的“欲望”、价值误置的“戏谑”与审美倒错的“狂欢”、温馨复制的“底层”与精神撤退的“民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在“掊精神而张物质”的当下，正显示“《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刘海军（重庆大学）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 四 现代文学与成都 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学研究日渐与地方文化研究相渗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本次年会围绕现代文学与成都的主题，对现代文学与成都形象成都书写、对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芜等与成都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过的朱光潜、朱自清等人进行了研究，描绘出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位大家的渊源关系，同时探讨对地域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与美学意义。 在总体概括现代文学与成都作家的关系时，吴定宇（中山大学）用多元构成的“西蜀文化之气”加以概括，认为郭沫若乐山沙湾的“匪气”、李?人成都的“市井气”、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书卷气尤为突出。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迁移的众多佛教期刊，“对发掘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现代佛教文学的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能让我们领略“他者”文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审美风格：倾向选择阴柔、静穆、低沉格调的意象来摹写成都，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以四川现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东北和四川抗战小说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质论的偏差与学术界评价同一，认为“需要还原，以呈现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和声音。”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描述了抗战时期“双城书写”现象：纵向历时性成渝书写、横向共时性京渝书写、纵横交错整合性苏渝书写，体现出“以趋向民族史诗的艺术高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以南阳《前锋副镌》为例，认为“在关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对为数众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学报刊给予足够的重视。 年会对巴金创作关注最多。陈思和（复旦大学）对新近刊发的巴金1928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春梦》残稿作了阐释，认为“《春梦》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后开始创作的未完稿”。“《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他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吴双（西华师范大学）认为《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里“来自故土被反复强化的记忆在深层无意识中形成文化象征符号”，汇聚成了巴金笔下独特的“川渝意象”。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家》通过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了30年代的文学视界：高老太爷、觉新形象“人性善恶的揭示”的体现，觉新、觉民和觉慧的象征反映（分别代表传统性格、五四余绪、社会主义）。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诗词选》何以出现版本问题，并依据所得校勘数据纠正对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据1923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超国家”意识的问题“来自于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邓伟（重庆工商大学）认为“李?人的文学选择与新文学主流明显有着某种的距离感与疏远感”、“其小说有着某种明显‘旧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李?人、沙汀笔下的成都茶馆叙事“以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样貌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对抗消匿、变异融合或因势而上等多种样态。”除了对四川籍特别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作家进行与成都风情关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战时期旅蓉作家的创作。李琴（四川师范大学）以清末民初四川报刊出现的首个专门文艺副刊《娱闲录》为例，考察了主笔李?人及吴虞等人创作的百余篇小说，并论及《娱闲录》并入《四川群报》副刊后李?人成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的史料及意义。在对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表明朱光潜并不是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审美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晓冬（西南大学）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特有的空间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社会化小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在大会闭幕式上，对大会取得的成功作了总结，他认为，“年会开得很好”，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一个年轻的会，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个学科已经有五代学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这次会很多第五代参加进来了，很踊跃。#p#分页标题#e#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个特点，这个会有很大投入、论文有120多篇，都很认真。现在这样认真的会很少了。第三个特点，有生长的态势和新的生长点。现代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实的著作。研究文学语言要进入它很深的机理，必然要触及到个性的问题。这次会议问题提得很好，还有些问题像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像曹万生老师那个书，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汉语文学史跟国别文学史怎么说。这个可以讨论。我提几个希望。第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参与现实，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个持重的风格。第二，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把现当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轻一代应该从我们的教训中走出来，做更大气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