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文化冲突而交际失败，现代外语教学中文化干扰也是公认的教学难题之一。所以，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探讨，西方语言学家萨丕尔应该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学者，他强调语言的文化特征。 一、萨丕尔的语言文化观 在众多的西方语言学流派当中，真正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应该是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了。 他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语言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萨丕尔认为语言和走路不同。学走路时，文化或者社会习惯的传统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走路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人和人之间走路的差别是有限的。而语言不是这样，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萨丕尔把语言和走路相比，正是突出地强调了语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正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可以称为“文化”的影响。 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知道文化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语言是一个包含各个层面的大系统，所以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也表现在各个方面。 （一）文化对语音的影响。我国汉民族的共同语标准音的确立过程就明显受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汉语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有比较大的方言分歧，语音差异比较大，这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交流的困难，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大家都懂会说的共同语。这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成了共同语的来源。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北方中原地区，所以共同语的形成就是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话为语音标准。如先秦时期以“洛阳”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秦和西汉时以关中方言“秦语”为基础的通语，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等，都曾先后成为一种大家能懂能说的共同语。到了明清两代，北方仍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北方话逐渐发展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金，元，明，清四代相继定都北京，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提供了稳固的方言基础，这也成为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源头。所以从汉民族共同语及其标准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对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文化对语法的影响。中西方语言中语法的的整体特点不同。中国语言句法趋于松散，重于意而简于形，注重隐性连贯，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里。西方语言句法则比较繁复，重形态变化，注重显性效应和句子形式，英语有很多连接手段和形态手段。所以中国人在描绘一副风景的时候，用几个简单的名词就可以完成，这在中国古代的诗词里面信手拈来。比如柳永《雨霖铃》里面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仅用三组名词性短语就生动的刻画了一幅萧条，落寞的图景。西方人在描绘一幅风景的时候恐怕句子没有那么简单和精炼，需要用大量的名词，形容词组成复杂的句型来渲染，但其效果可能还不如汉语所营造出的那种意境。其实中西方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简单繁复也与各自的文化因素相关。 汉语在句法上词约义丰的特点是与中国绘画“遗形似而尚骨”，中国辞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以意义为重点，形态上不注重复杂。而西方哲学、艺术注重的是空间的自然真实感，强调外在形态的可感性，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在句法层次上则表现为注重形态上的复杂变化。 中西方语言语法上的截然不同各自反映了其文化上的特点，并且明显受到了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了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个性。 （三）文化对词汇的影响。我们知道，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是语言中最活跃、最灵敏的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具体地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传统。 文化的差异反映到词汇系统方面主要表现为词汇空缺和词汇联想两方面。我们先来看词汇空缺。词汇空缺指的是一种语言中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就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比如受中国特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我们有许多特有的词语，比如“四合院”，“糖葫芦”，“旗袍”，“毽子”等，这些都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词语。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词汇联想。词汇联想是说不同国家的词汇所表达的理性意义相同，但是往往会因为文化的差异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这种联想首先表现在一些“色彩”的词语上：“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喜庆，幸福。因为“红色”是太阳和火焰的颜色，所以红色属于暖色，温暖给人带来幸福，所以中国人自古喜欢红色，在汉语中基本上是褒义；西方人则认为“红”是鲜血的颜色，因而常令人联想到流血、暴力、恐怖。所以“红”在西方人眼里常含有贬义。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对词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词汇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四）文化对语用的影响。语用就是语言的具体运用。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言语和理解言语，这些都会受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际中，有时会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位中国人称赞欧美人：“你的汉语说的真好”。这位欧美人立刻高兴地回答说“：谢谢”。但当这位欧美人称赞中国人：“你的英语说的很好”时，这位中国人却急忙说：“哪里，还差的远呢”。在这样的场合里，中国人也许会觉得这位欧美人有点自负，而欧美人也许会觉得中国人有点儿虚伪。 其实如果了解到这是交际文化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由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儒家道德礼教的统治，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后来人们把由对君主的尊敬，长辈的尊敬推广到同辈人之间，把“谦以待人，虚以接物”作为人生的信条，所以在言语交际中总是遵循谦虚谨慎的原则。相比于中国人民这种谦让的心理，西方人则更加坦率、直接、真实。他们认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当他们确实做出一番成绩而受到别人表扬时，他们会真诚的说一句“：谢谢”。#p#分页标题#e# 这些都是经过文化积淀的结果，我们在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时候应该了解这种文化特点以及说话的方式，以避免因文化冲突不能顺利交际。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影响，这也有力地印证了萨丕尔的语言文化的观点。 萨丕尔的这种语言文化观点也给我们外语学习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学习外语的过程不仅仅是学习纯语言要素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去学习支配语言要素组成及其运用的文化特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种语言的本质，从而正确使用这种外语进行交际，最终成功掌握这门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