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文学史观
学界繁复治史和百年新文学历史的荒芜形成明显反差，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史家虽然不乏学识，但缺少史识。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缺‘骨’少‘血’”，既无对文学的忠诚，又无对真理的坚守。丁帆在当代大陆文学史历史主义的幽灵中寻找自己的治史方向。他对文学史的兴趣萌发于酝酿“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80年代，由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乡土美学建构，到富有启蒙精神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勘探，再到知识分子立场的不懈追问，他逐渐形成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选择了一条看似老套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路线图。自觉的启蒙意识使他秉承思想先行的文学史理念——文学史首先应是智识史，其次才是文学史。丁帆的文学史观存在历史与美学两大精神要素，与他文学史研究中的启蒙思想有密切关系：“我赞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析一切文学史的问题，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价值原则。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人的文学’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治史原则。”曾有两位西方学者系统表述过对历史主义思想谱系的不同看法，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波普尔将历史主义看成极权主义的前奏，看成了“个体零星工程”的敌人。无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主义，还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都受到了波普尔的激烈质问。梅尼克则令人信服地阐明，启蒙运动作为历史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二者之间存有很多共同点，启蒙历史学中的“精神力量和渴望历史知识的力量”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历史主义的核心”并非是有可能俘虏人类的精神和灵魂的“普遍化的观察”，而是一种“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的“个体化的观察”。丁帆显然采取了梅尼克的历史认知方式。虽然他也激烈地抨击极权政治对文学个性的扼杀，但他一直在自己的话语可能性之内认可历史主义，甚至为某些现象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美学：“如果用一种传统文化的中庸方法来解析这种现象（保尔形象的经典化，引者注），便可以‘历史的和美学的’一次二律悖反作答”。
丁帆刻意要在历史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在文学史中嵌入启蒙精神。一些发生在中国大陆历史事实也证明，未经启蒙精神熏陶的历史主义是行之不远的。1960年代初翦伯赞的历史校正，1970年代末热血青年们短暂溢出政策边界的历史纠偏，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众声喧哗，都成为历史求真精神的昙花一现。在历史蒙蔽还未破除的当代中国，放弃启蒙，片面追求历史主义，只能更加快速地逼良为娼，将文学史捆绑在专制的历史权力秩序内。很多启蒙斗士已经在各种“后学”中改弦易辙，但丁帆从未放弃过对历史言说权力的争夺。作为一名对文学制度保持醒觉的学者，丁帆对在制度中发生变形的文学史逐一勘察和校正。他以历史与美学为双翼，以文学中丰富多变的人性为人文依据，也能兼及文学的形式问题。他以乡土文学、女性文学、自然文学等文学门类的研究表达美学见解，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则了启蒙者持久的思想注意力。他预言了一个文学的病态语境“思潮”消失的可怕：“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这种样式的文学将消失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之中。”这是一位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之惑。早在1980年代中期，丁帆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称颂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并恪守至今。唯其如此，才能在治史中客观求实，拂去文学的专制尘埃，还文学史以自由本真的面目，也为文学的现实问题找到历史根源或形成历史镜像。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注重历史认知的祛魅、祛蔽，让历史主体在思想光照中走出无名之境。比如，丁帆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并对“民国文学风范”的文学史认知价值进行了初步阐述。他大刀阔斧地将缠绕百年文学的藤蔓斩断，以“民国文学”为经线，重新拉起汉语文学发展的复线结构。这等于他已经为大陆文学的美学困局找到了颇有价值的现实参照：大陆文学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让人亲切的现实面目走在不远的对面。尽管他为自己“闪烁其词、词不达意、欲言又止”的文风深感自责，但还是成功揭示出，“从1912年肇始的‘民国文学’一直延伸到1949年，进入台湾后，开始从一个正统的地位逐步进入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乃至于最后被林林总总的文学潮流和现象所遮蔽和覆盖”。
丁帆认为，文学史家故意将新文学开启时间提前与延后的治史行为与“国体”与“政体”为参照的惯常做法相悖，这种“无视或贬抑辛亥革命历史价值”的错讹举动，与上世纪思想界的“五四”权属风波有相似之处——人们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半点进步。在丁帆看来，对1912至1919这七年的遗漏，与对“十七年”文学与“”文学历史内容的删减，就史家而言都是对真相的故意遮蔽，属于同一治史误区。“今为辛卯，何为辛亥？”正是一个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典型的历史追问，其意涵深刻，精神史在历史惯性中的蜕变也不言自明。这种洞见是在长期思想铺垫的基础上实现的。1990年代末，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价值立场问题的研究曾是丁帆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学术行程中，他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崭新认知也刷新了他的文学史观。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投射出他们的精神史。用思想唤醒历史，利用地域文化的他者反观自身，更全面和清醒的文学省察意识开始形成。尔后，对“”的认知促使他发现极权文化的暗影，并对文学史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想清点和审美审视，与此同时，民间话语立场作为独立思想的价值得到了关注。这同时也得益于丁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成果——他从这样的研究获取的成果并不是历史知识，而是重叠的问题和精神悖谬，是有待阐明的思想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的治史实践，也锤炼和升华了这种启蒙文学史观。
二、以断代作为治史的结构要素
对丁帆在中国百年新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启蒙文学史观进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与这个学科密切相关的、结构性的思维元素，“断代”即是其中之一。与断代相关的“节点”“语境”“转型”等概念，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语素。“断代”，这个历史描述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指治史者对历史客体在一定历史观念下的区分。考察一位当代文学史家的史识，可以通过分析他的断代观念来完成。
在晦暗的文学史面前，充当启蒙者的文学史家要行使个体主动权，他面对体现出时间特性的历史客体，要进行重新分区和整理，以确定文学史描述的对象和单位。一切当代史的断代都会对治史者形成治史品格的考验。中国新文学史的断代更让人觉得棘手，种种因素导致这一问题不能安然作为纯粹的学术课题加以探讨。文学史因政体问题形成了文化分野，对大陆学者而言，治史有制度藩篱，包含一定程度的禁忌。像丁帆这样以启蒙为历史之眼的文学史家，对文学史断代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构成他文学史观的基本要素。与大多学者规避政体和文化分野、将文学史纳入客观编年的做法不同，丁帆对百年新文学断代问题的思考较多。他认为，“文学史的断代不能依据当代人的好恶来随意进行时间的放大和拉伸”，他主张选择朝代更迭和社会转型作为新文学的断代依据。这种选择体现出一种直面的品质。特别是他基于“朝代”的断代意识，对乖张的规避行为提出种种质疑，打开了一个类似于阿伦特所言的“黑色大陆的幻影世界”：一切伪饰都被还原，那种类似于上流社会制造的“罪孽周围”的“高尚气氛”将在这样的文学史行动面前烟消云散。文学史断代思维的重中之重是对历史节点的把握。百年中国新文学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被他一个一个找出来：“辛亥”是一个被人为遮蔽的文学断代盲点；1949年作为“十七年”文学的转折点，其史学意义也被阐明；由对“”的关注前探到1949年，再反观当下，再闪回到辛亥革命——这种节点意识表现出他对文学史经线的反复寻找，寻找在文学史中起关键作用的“文学风范”的前因后果。这种文学史断代意识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有时体现为割裂和舍弃，如他对两岸乡土小说异质话语的解剖与拆分，但更多时候则体现为文学的整合和归纳。文学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历史整一性在断代的两种策略中凸显出来。这种断代观念对应的历史建筑行为十分清晰：治史者不但对文学演进中审美特征作历时勾连，也对文学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共时区分。丁帆主张在历史描述中打通古今文学隔膜，对“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割裂作了史家的自省。他善于描述文学在转型期的状貌，中国乡土小说于世纪之交的转型，新旧文学的分化，都进入了他文学分析和历史描述的视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渗理论，他对新世纪文学语境和存在本质作了准确的历史分析。
在文学史研究中，类似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勘察经常出现，没有清醒的文学史观是无法做到的。丁帆还是较早看到“十七年”文学历史实质的学者，他打通“十七年”与“”的历史割裂，破坏了这个一向安全的文学史单元。进而，他用现代文化理论解析“文学”的错位，展示“十七年”文学与“”文学紧密的历史关联，为进一步论述文学三个三十年断代创造了理论策动点。丁帆连续对当代文学史的关键点进行审察，形成多元化、多视角的文学史观。断代的共时区分则促成了丁帆文学史观中独特的比照史学，比如，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历史比照为身居文化分野中的汉语文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另外，对文学现实文化语境的分析则进一步形成深刻的历史醒觉，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得以不断重申，思想和审美在历史观念中的存在格局也在不断调整中。一座新文学的历史建筑，从断代方法可以看出它的建筑法则和建筑者的魄力。丁帆比平庸的建筑师们更愿意背着当代文学史结构中“一个重重的问号”前行，并愿意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非学术性代价”。
三、浪漫主义情怀与文学史活性
丁帆的文学史观充满人性关怀，人性思索的深层意识贯穿他的治史过程。历史主体的觉醒，可贵的自由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这些品质使他能够“正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一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标高”，并把它们作为启蒙史学的原动力。由于丁帆把浪漫主义作为启蒙文学史观的精神支撑，他的文学史描述往往充满人文活性。在丁帆的历史视域中，分布着一些游离于历史时间之外的存在物：永远能获得审美眷顾的那些乡土美学、男性文化视阈无法抵达的一部分女性写作、能带来生命炫丽图景的都市欲望，都一遍遍帮助他在历史权力的较量中保持恒定的美学立场，保持恒定的文学史整体观。因存在审美和人性的多视角，他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对历史本文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历史并不为思想性而削弱文学性。他对乡土小说多元与无序格局的历史描述，正是以人性在都市欲望中的痛感为着眼点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启蒙思想者的立场催生了丁帆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学、乡土文学与自然文学的研究，它们是文化批判与浪漫主义的美学趣味充分融合后产生的文学史景观。丁帆对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女性话语的困惑一直忧心忡忡，在文学与历史中寻觅美的和人性的存在，并因此不惮于思想的裸奔。因此他能够将乡土文学的历史考察拓展到文化形态比照的领域，也能考量现代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研究，可以看到启蒙文学史观对丁帆学术和精神的回馈：他对乡土文学研究的再度介入，对新的论域的拓展，都显示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较高审美能力的文学史家的学术活力。他对人性与生态、人性与文明之间的悖论在文学史中的呈现了如指掌，不断从容回答着怎样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面对历史和审美之类的文学难题。
丁帆也许已经意识到，只有保持类似于以赛亚•柏林那样的对专制和艺术的双重敏感，才不至于在历史描述中错过在专制体制下的艺术繁荣，或错失对一种艺术繁荣的可能性的培育。启蒙史观这种梅尼克式的作为前奏的“中庸”的历史主义，在柏林那里又成为关于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历史理性和自由精神中包含的艺术的“必然性”相混合，形成启蒙意识与浪漫主义相反相成的“历史意识”——也许只有这样，文学的历史才真正能成为一场风味悲壮的音乐会。因此，丁帆的文学史往往是既有强壮的思想骨架，也有丰满的艺术血肉的活体。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启蒙视域中乡土浪漫主义的一次美学延伸，作家作品妥帖安居于这个至今依然有生长点的历史有机体；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思想之潮与人性之潮、审美之潮共同奔涌，让这部断代史具有历史理性与个体激情共生的风格；《中国当代文学新稿》在同期同类编著中的历史活性也十分明显，清醒的洞见和审美的片刻迷醉都能从中觅得。如今，启蒙揭橥与浪漫情怀共同支撑的文学研究还在丁帆的学术生命中延伸：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的专门研究，对乡土文学学术史的整理，对系列中国新文学史观的重新践行，都是值得期待的学术研究进程。思想史观与文学审美史观在丁帆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启蒙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营养，从未偏废，他因此能够看到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能在文学史断代中对乖戾的历史封建保持清醒，在维护文学史生长根基的同时把握纷繁多变的文学现实。民国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也必将在知性与审美对这些研究进程作双重渗透。丁帆对文化制度的不懈质询是以历史的整体观为前提的，民国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研究的影响将在他的新著中不断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乡土文学的衍生研究领域也必将继续承担对历史痼疾的美学撬动，人性史观也保证了中国新文学史中薄弱的人性意识被充分陈述和镀亮。
在当下，一位文学史家要做一个清醒的历史见证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革新者。对于沉陷在“小文学史”中的各种研究误区，丁帆直谏不讳。他探索并洞悉文学史观中的软骨病，拒绝对西方历史策略的简单对接，但他与先进的文学史观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隔阂。这些已经被理论眩惑的青年学者抛弃的启蒙话语，帮助丁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历久弥新的历史标点。他并非是蚕食他人的文学史据地，而是对沉浸在文学的其他历史兴味中的蒙蔽之态和封建力量深感痛心，进行了不断的棒喝与警策。他因此清点出被庸俗历史学埋葬的很多文学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尤其对于民国文学史源点的考证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于那些关于历史主义、甚至新历史主义的散漫常识，他的态度尖锐而直接。启蒙使他从不离开现实理性，但他的启蒙史观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启蒙史观的急促表达中，丁帆在复杂的历史雾霭中透露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清醒的见证力。当然，任何一名当代治史者，都不可能对整个百年文学进行在场的细描——丁帆需要同行者，在多种文化力量拉锯战式的混乱格局中，一起为蛰伏在不远处的历史主义文学史观补启蒙这一课。虽然他以中国当代启蒙者的满腔诚意向以赛亚•柏林等学者致敬，体会到了浪漫主义的真正用途：一个较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往往满目疮痍，但他们却可能怀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这不影响他看到那些文过饰非的文学史中还有一些留待校正的错讹、必须揭橥的真相。
当然，丁帆的启蒙史观在当代庞大的新文学历史构建中也只是探索了一个思想前提。他至少提示人们，如果当代学者对百年文学史见证力有所缺失，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缺少历史理论，或没有占据文学史料，而是因为治史者的历史意识出了问题。
本文作者：傅元峰 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