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魏玮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学史》在评价徐铉等人入宋后的文章时有这样一段话:“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徐铉、刁衎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1］笔者认为，这段话中对徐铉入宋后文章的评价有如下两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一、徐铉入宋后的文章是否多用骈体?
《全宋文》载徐铉文二十三卷，其中大部分都是入宋前所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徐铉有《骑省集》三十卷，“陈氏称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时作，后十卷皆归宋后作。今勘集中所载年月事迹，亦皆相符。”笔者根据这一记载在《全宋文》中整理出徐铉文集后十卷文章共68篇，加之其文集中虽未选，但明显标注写作时间为入宋后的文章5篇，得出徐铉有73篇文章应确为入宋后所作。按照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文章的分类方法，徐铉73篇文章大致可分为9类，其中论辩类4篇、序跋类9篇、奏议类3篇、赠序类5篇、碑志类29篇、杂记类11篇、箴铭类1篇、颂赞类4篇、辞赋类2篇，另有5篇连珠词。其中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文章共7篇，为韵文，按照常例不归入骈体文之列。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赠序类文章共21篇，均为散体文。剩余碑志、杂记共40篇。每篇文章兼有散句和骈句。笔者将这40篇文章骈句高教版《中国文学史》认为徐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骈体，那么徐铉入宋后的骈体文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呢?从以上两个表格中可以看出，这40篇文章中骈句数超过50%的有12篇，其中超过80%的仅有3篇。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谈及骈体文的构成，认为骈体文的语言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是语句方面的特点，即骈偶和“四六”;第二是语音方面的特点，即平仄相对;第三是用词方面的特点，即用典和藻饰。骈偶又叫对仗，骈体文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句子要两两配对。判断一篇文章是散体文还是骈体文，如果不考虑语音和用词方面的特点，单从语句方面判断，一篇文章至少要其中骈句所占的比例较大，才能称之为骈体文。按照这个标准，以上40篇文章仅3篇可称为标准的骈体文，另外9篇骈句的数量为50%以上，也可算作不太标准的骈体文，加之5篇连珠词是用骈体写成，徐铉入宋后骈体文共17篇，仅占入宋后文章总数的23.2%，这个比例是较小的。所以《中国文学史》认为徐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骈体，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
二、徐铉入宋后文章的文风用“浮艳”二字形容是否恰当?
《中国文学史》以“浮艳”二字来形容徐铉的文章，一般而言，文章内容空虚、不切实为“浮”。雕饰辞藻，粉饰过重为“艳”。以“浮艳”二字来概括徐铉入宋后的文章，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徐铉博闻强识，懿文茂学，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善于文辞。总的来说，他的文章崇理尚实，有宏博典丽之美。徐铉的文章崇理尚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徐铉的创作理念
徐铉虽然没有专论文章的著作，但在他给别人撰写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徐铉崇尚的文风。他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写道:“虽复古今异体，南北殊风，其要在乎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皆其余力也。”这一段论述说明徐铉认为文章中的“道”是最重要的，而词采藻饰尚在其次。这一主张和韩柳古文运动十分类似，中唐时期韩柳的古文运动虽为昙花一现，在晚唐影响较小，但余音尚在，徐铉这一观点就很可能是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徐铉认为“丽而有气，富而体要，学深而不僻，词律而不浮”①，“词赡而理胜”②的文章是好文章。这说明他并不过分重视辞藻的华丽，反而认为用语“僻”、词律“浮”，为文章的大忌。另外，徐铉崇尚四杰之体，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他赞美王公的文章“如四子复生矣”，在《进士廖生集序》中他又赞美廖生的文章———“其文词则得四杰之体”③初唐四杰之文在辞藻华丽之外，也重视文章骨力刚健的风格和活泼自如的生气。这与徐铉的创作理念相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铉的创作主张，即崇理尚道，气骨与词采并重。
(二)徐铉创作的实际情况
徐铉入宋后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散体文还是骈体文都并非华而不实。散体文如《重修说文序》以文字史的角度，谈了文字自身的衍变和历代学者对文字的研究，阐明了重修《说文》的重要意义，可谓融知识性和学术性为一体，文字流畅，内容翔实。又如《故尚书兵部员外郎江君墓志铭》中的一段描写:“(江君)年十余岁，侍伯父食，不过园疏而已。伯父戏之曰:‘啜白薤之羹，淡而无味。’君应声答曰:‘啮紫茄之蒂，铿而有声。’人知其当大成也。”此篇墓志铭不只是一味地赞许恭维之词，而是言而有物，不仅表现了江君幼年时的机智、聪慧，还使江君的人物形象饱满而生动，如在目前。骈体文如《吴王陇西公墓志铭》，这是徐铉为南唐故主李煜所写。在新主帐下为旧主撰写墓志铭，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常因为要讨好新主而故意贬斥旧主。但徐铉秉笔直书，且多赞美之辞，谈到李煜的政绩时，写道:“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驭民，钦若彝伦，率循先志。奉蒸尝、恭色养必以孝，宾大臣、事耇老必以礼，居处服御比以节，言动施舍必以时。”赞美李煜为仁德之君。在篇末又称李煜相貌俊伟、学养丰厚、才思敏捷:“惟王天骨秀异，神气清粹。言动有则，容止可观。精究六经，旁通百氏”，“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穷先王制作之意，审风俗淳薄之原”，“天纵多能，必造精绝”。并且，赞扬李煜秉性纯良:“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干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遂。”对其亡国之因由主要归结于天命，及李煜对待臣下过于仁慈、赏罚不明，以致“法不胜奸，威不克爱，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整篇铭文无贬损之辞，全故主之义。所述内容大都属实，对李煜的评价也比较公允。
(三)徐铉的处世之道
徐铉的处世之道也反映出他是一个比较注重实用的人。徐铉在连珠词其一中写道:“背时则弃，不必论贵贱之殊;适用则珍，不必论精粗之异。”在其五中又写道:“有用于物，虽远而弗遗;无功于时，虽近而犹弃。是以楩柟在野，见采于良工;蒿艾在庭，不容于薙氏。”这从侧面说明徐铉是比较看重物品的实用价值的，他主张“物”必须适用于时，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很难想象一位秉承实用主义原则的人做文章的时候，就完全摒弃了这一原则，而崇尚空谈浮夸之风。笔者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宏博典丽主要体现在:#p#分页标题#e#
1．徐铉的文章善于用典，其文章之语言如非用典，亦多源自经史，有厚重雅致之美。徐铉文章用典，可分言典和事典两大类。言典，即古圣贤的言辞，前人谓之引经;事典，即古人的事迹，前人谓之稽古。徐铉文章用典，以言典为主。言典即所引用的语词，方式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直援、镕裁。徐铉文又以直援为主要方式。如《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一游一豫，必颂宣尼;载笑载言，不忘经义。”其中“一游一豫”直用《孟子•梁惠王下》:“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语，又“载笑载言”直用《诗经•卫风•氓》“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语。《太子少师李公墓志铭》:“有晋失御，猃狁孔棘。”其中“猃狁孔棘”直援《诗经•小雅•采薇》“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语。《重建宓子贱碑阴记》:“见贤思齐，好古博雅。”其中“见贤思齐”直援《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武成王庙碑》:“六官联事，百度惟贞。”其中“百度惟贞”直援《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贞”语。直援经史之语，而不加作者的重新创作和改造，在体现原文风貌的同时，又与作者新文章的风格、辞藻融为一体，增加了文章的典雅厚重之感。徐铉文亦用镕裁之法，镕裁经史之词，略加删减改造。如《江州彭泽县修山观碑》:“狄梁公履虎不咥，弦歌此邦。”其语由《易•履》:“履虎尾，不咥人，亨。”与《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二句结合而成。
《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发号施令，造次于是，终始不渝。”其中“造次于是”用《论语•里仁》中“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略加删改而成。《李公德政碑文》:“树门反坫以备制度。”其中“树门反坫”用《论语•八佾》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删节组合而成。镕裁经史之语，又融入了作者新的创造，富有典雅之感的语句与作者的文章巧妙的结合，使文章既不失厚重之感，又很新颖，具有较强的艺术性。事典主要是征引故实，徐铉文常以故实的关键词来代替故实。如《洪州奉新县重建闿业观碑铭》:“遗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其中“召伯之甘棠”概括的是召公勤政之事，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闿业观为西晋邑人刘道诚之故居，此处徐铉用此事来歌颂刘道诚之贤德。《吴王陇公墓志铭》中“乞火无里妇之辞”，概括《汉书•蒯通传》之典:“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缊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适可。臣请乞火于曹相国。”李煜在国之将亡时，无人为之说情，也无人可以依靠。此处用此典故概括亡国前李煜的悲惨境况。另外，虽然徐铉入宋后的文章不以骈体文为主，但在事典的选择上，他仍会考虑对仗的因素，即对仗的上下两句所引之典为同一类型的典故。如上句所引之典含有数字，下句之典亦含。《华林书院记》:“何夸二酉之藏，富在穴中;不数三花之盛，秘之石室。”上半句有“二酉”之典，据《太平御览》卷四九引《荆州记》载“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省沅陵县西北。二山皆有洞穴。相传小酉山洞中有书千卷，秦人曾隐学于此。下半句对同样含有数字的“三花”之语，“三花”当出自李白《赠嵩少山焦炼师》诗“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语，上句所引之典含有颜色字，下句之典亦含。
《骊山灵泉观碑》:“国家朱光继统治，绿字应图，受白环于龟山，得玄珠于赤水。”以“红”对“绿”，以“白”对“黑”。“绿字”指道教经籍《河图》、《洛书》，其文字符号分别为红、绿颜色，白环出自《太平广记•女仙•西王母》:“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玄珠为《庄子•天地》中的典故。此句之典既有颜色，又同与道教相关，足可见其用典之巧妙。上下句二典同为人物，《易府君神道碑》:“君以俯绛老之年，有郤克之疾。”绛老语出《左传•襄公三十年》，郤克之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此语一方面点出易文赟年事已高，且患有脚疾，另一方面又表达得极为隐晦，用典十分妥帖。上下句同出自同一类型的书，如《金陵寂乐塔院故玄寂禅师影堂记》:“禅师徇狎鸥之志，慕争席之风。”狎鸥、争席二典同出《庄子》，又如《樊公神道碑》:“有争桑之女，多探丸之吏。”争桑、探丸二典同出自史书。徐铉文的对仗虽然不像南宋之四六骈文一样工稳，甚至用生僻的典故，极尽雕琢之能事，但其用典之妙，对仗之工亦可称道。徐铉文若非用典，也几乎是字字必有出处。这样的例子在徐铉文中比比皆是。仅举一例说明，《陇西郡李公墓志铭》:“由是受任六官，交修庶职，弥纶旧典，咨访老成，恪居无违，所至皆理。”其中“六官”语出《周礼•秋官•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交修”语出《书•说命下》:“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弥纶”语出《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咨访”语出《后汉书•章帝纪》:“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恪居”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敬共朝夕，恪居官次。”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处”。
2．徐铉文章不乏丽语，但自然流畅，不失典雅之风。徐铉入宋后字数较多的文章以杂记与碑志类为主，而其中为某地建庙兴观写的碑文较多。这些文章在描述庙宇、道观环境之时，就有华丽的辞藻出现。如《扬州新建崇道宫碑铭》:“若乃殿堂陛楯之制，闬闳罘罳之列，或踌躇以闲宴，或窈窕而曼延。睟容肃穆，仗卫纷绎。摇太宵之佩，植紫旄之节，附洞阴之磬，扣丰山之钟。欻若经阆风而历琳房，飘如排玄云而揖丹露。风亭月观之地，紫气浮空;歌台舞阁之基，芝英擢秀……”再如《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瞻新宫之状也，崇墉缭野，绛阙凌空。秘殿云高，俯轩棂而转眩;修廊绳直，步栏宇而中疲。极丹青黼藻之工，穷铣鋈璧珰之饰。玉几正御，瑶坛在庭;帝座既严，众真毕飨……”在这类描写中，徐铉用了不少富有装饰性的词语，文辞比较华丽，但句子对仗较为工稳，音韵和谐，自然流畅，不失典雅之风。#p#分页标题#e#
徐铉文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徐铉文用典常有雷同。由于徐铉学养深厚，文思敏捷，写文章的速度很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读书志》称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预作。有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由于写文章较快，而不多加思索之缘故。徐铉文中有这样的情况:即两篇文章出现同样的典故，甚至是类似的语句。如《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中有“一游一豫”语，而《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中亦有此语。再如《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中有“《云门》、《大护》，综六代之昭声;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意”，而在《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中则有“定《大护》、《云门》之乐，举淹中、稷下之仪”语。在《扬州新建崇道宫碑铭》中有“摇太宵之佩，植紫旄之节”，在《洪州奉新县重建闿业观碑铭》中有“举紫旄之节，摇太宵之佩”语。
另外，徐铉文章缺乏鲜明的个人特色。他虽然推重初唐四杰之文，其文却无令人拍案叫绝的代表作。既无王勃《滕王阁序》的华彩风貌，亦无骆宾王《讨武曌檄文》的激情澎湃。其文太过于平稳，从他的文章中几乎体会不到任何深切而真挚的情感。徐铉之文更像学者之文，而非文人之文，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不过，徐铉文虽非上品，但其文崇理尚实，用典妥帖，语句典雅厚重，有宏博雅致之感，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仅以“浮艳”二字贬斥之，似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