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靓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论》是王瑶在1942年至1948年期间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这一课程时的讲稿。而《文学史》亦是林庚于厦门大学教学期间所写,全书在1947年5月出版。两部书诞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专著。在这点上,不少学者曾做出过评价,如程千帆曾评价《史论》:这(《史论》)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它能够使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问题从不同侧面凸现出来,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评价《文学史》时也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2〕可见两部书文学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认为《史论》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来许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的创新之处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以诗人之心来解读文学史。事实上,学界在对于这两部书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孙玉石的《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3〕认为《史论》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于“史识”的自觉追求与客观的考证态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统一。①又如葛晓音的《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4〕作者从林先生的生平,对于楚辞、唐诗以及明清小说的研究中,探讨其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林庚先生研究文学史,既有宏观认识作为主线贯串始终,又很注意以微观研究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重视作品字词的解释。”此外,徐晓村的《学术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观态度———王瑶先生治学特点管窥》、〔5〕陈国球的《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6〕等论文都对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创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两者的不同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一、阐释现象与沟通新旧
王瑶在《出版自序》中说: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题记》中他又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7〕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之研究亦有明显区别。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研究文学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由此可见其写作目的即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对合理客观的解释,并从中探讨文学发展规律。而林庚写作《文学史》的目的则大不相同,他在与张鸣的谈话中说道:“1934年我还在北京民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文学史,我就想自己编一本,而且这本文学史能跟新文学衔接,而不仅仅是把古典文学讲完就完了,我那时是在写新诗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去写文学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写作目的,也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沟通新旧文学史是为其一,其二则是因为“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2〕从两人的阐释中可见出,王瑶想以一个纯粹学者的目光来剖析中古文学的各种现象,并用客观的态度从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中找出原因,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林庚则不同,他试图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本新的文学史,用以沟通旧文学与新文学之关联,进而寻觅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主潮。
二、“史识”与诗意
“史识”是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史论》的特色所在。所谓“史识”即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与现象中,通过理性的思维和分析,进行提炼和升华。“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严肃地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陆续发现的大量的新的事实和资料,从它们的整体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来严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判断和历史结论来。王瑶在大量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在《论希企隐逸之风》中,作者分别从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汉末的时代背景、玄学的影响以及隐逸文学这四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隐逸现象进行了阐述。全文共列举了94条引文,其中包括《后汉书》、《魏志》等史书,《谢康集》、《弘明集》等文集,还有一些具体的诗作,如阮嗣宗《咏怀诗》等等。资料之详实令人惊叹,作者有条不紊地将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置于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他认为初期文人的隐逸只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经过时间的沉淀,隐逸渐渐发展成理论,而理论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升华,变成了单纯的为隐而隐。又如在《文人与药》中,作者为说明魏晋男子喜爱“熏衣”这一习俗,列举了《魏志•朱建平传》、《太平御览》、《晋书•贾谧传》、《世说新语》、《南齐书•武十七王传》、《晋书•王述传》等九条引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当时男子爱美的现象。接着又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对文人的爱美心态进行分析,揭示了文人与药之间存在的不可隔断的联系。
在王瑶眼中,文学史是一个文学的历史沉淀过程,文学史之所以呈现出千姿百态,是受当时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王瑶致力于解释这种关联与提炼出普遍的规律。而在《文学史》中,林庚秉持的理念大相径庭。他把文学史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如他对文学史的分段———“蒙昧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黑夜时代”。他说:“文艺是为人生服务的,它之所以能领导人生,就是因为它可以启发人的创造性,一个时代,只有富于创造性,它才是伟大的时代。”〔8〕在他看来,文艺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他同样会对社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对人类思想发展形成影响。所以在阐述时,他将文艺思想看成是创作的素材,同时又很注意用诗人的思想分析这些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林庚很注重诗学的发展,而其对于文学史的划分亦按诗歌的成长轨迹:先秦到两汉的早期,诗歌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谓之“蒙昧时代”;到了东汉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诗歌发展处于鼎盛阶段,在文坛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因此谓之“黄金时代”;到了宋代,诗歌较之唐代有所衰落,但比之后代又远远领先,而且出现了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所以谓之“白银时代”;而元明时期,诗歌彻底衰落,俗文化渐渐兴起,因此被林庚称为了“黑暗时代”。可见文学在林庚眼中,就如同一个生命的成长,由蒙昧而睿智,由睿智而混沌。#p#分页标题#e#
三、理性的闪烁与感情的澎湃
王瑶曾为《文学史》写过书评,“写史要有所见,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在林庚的这部书中,“作者用他的观点处理了全部的文学史,或者说用文学史来诠释了自己的文艺观,”所以王瑶认为这本书“不仅是著作,同时也是创作”,他认为贯彻在《文学史》中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是文艺的,或者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10〕他既承认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又不赞同这一种撰写文学史的方法,所以他说林庚在书中的观点都是文艺的,是诗的,而不是史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学史》与《史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史论》闪烁着著者理性的思维,全书行文严谨,王瑶在不动声色中将问题一一解决,而《文学史》全书跌荡起伏,字里行间体现着著者深深的感情。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语言的凝练简洁与行文的才华横溢
简单来说,《史论》行文言简意赅,犹如老吏断狱,一针见血。《文学史》则处处洋溢着作者的文采,高潮迭起。如《史论》中各章的题目,简单明了,“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玄学与清谈”等,让人一目了然。当然王瑶的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成篇充斥着专有名词和枯燥的论述,他也善于运用比喻使得文字生动活泼,如在论述酒与魏晋文人的关系时,他把酒比作文人为自己布置的“烟雾弹”,这样他们就可以“终日酣畅,不问世事了”。再如写到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区别时,其叙述也颇有意思,“渊明的写田园,他自己就是躬耕的实践者,所以即使写景也写得自然亲切,”“这一类句子,都有一种单纯自然的美丽。谢灵运则不然,他结队群从,像是要以英雄的姿态来征服山水似的,所以处处把山水当作欣赏和作诗底对像”,〔7〕短短几句话就把陶渊明悠游田园之间,而谢灵运刻意在山水间寻求诗作的姿态体现出来。可以这么说,王瑶的比喻是建立在对于理论的补充说明上的,而林庚行文的最大特色则在于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吸引读者。较之《史论》,《文学史》中的章节标题就让人浮想联翩,“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并且要引人入胜。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如“女性的歌唱”、“旅人之思的北来”、“修士的重现”、“凝静的刻画”这些小节的标题等。〔2〕在行文中,也处处体现了著者的文采,如在第四章对于散文发达的原因进行阐述时说:女性的歌唱既已深入了中国的文化,然而一种少年的彻底的精神,原始的辽远的情操,那单纯的思维,那自由的信念,总要求一次尽情的表现;这使得先秦的思想造成无可比拟的光辉,它同时带来了男性的一切。〔2〕再如在给“苦闷的觉醒”做全文总结时说:然而这个时代既揭出了生命的悲哀,也认识了生命的美丽,这丑与美的矛盾,相伴着悲伤中的喜悦,都已非旧日的文体所能说明,乃必等待着一个新生的形式的出现而完成。〔2〕一段本来可能枯燥无味的总结性文字在林先生笔下显得如此生动活泼。所以可看出王瑶的文字简洁严谨,而林庚则是才华横溢。
(二)学者的中正平和与诗人的激情澎湃
阅览两人的著作时感受到王瑶的文章沉稳深刻,作者态度中和。如对魏晋时期社会状况的描述中说: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长久的分裂。汉末的离乱,是由东汉中叶以来多年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底病态腐蚀所演变成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农村破产,政治腐化,权力集中在少数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统一局面崩坏的因素。〔7〕短短一段话,把汉末至魏晋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表述得清清楚楚,毫无夸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完全是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叙述这一景象。从王瑶的生平可知,他是一个革命的爱好者,在清华读书期间,就非常关注社会和民族的命运,还因为积极革命而两陷囹圄。事实上在这之后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也夹杂了很多的社会政治感情,而在这本著作中,他能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状况,实在是难能可贵。再如,文坛上多对齐梁繁缛文风有所诟病,并认为这种风气始于陆机,而王瑶却并不如此,他认为:实则文主绮丽,是魏晋的普遍观念;魏文也有诗赋欲丽之言。但这时所谓的绮丽,实即自然的美观;和齐梁文学的作风不同。文人言韵,也并不始自陆氏,司马相如之论赋迹,已有“一经一纬,一商一宫”之说,陆氏所论也还是着重自然的和谐,所以取喻多以乐曲;与永明声病之说不同。〔7〕
在这里,王瑶没有被前人的观点所左右,从原始的文献资料出发,通过《文赋》中记载的“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等语得出了“文贵感人,所以必须讲求声色美藻,才能‘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7〕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追求文章的绮丽是魏晋时人的观念。在行文过程中,他的态度是相对客观的,并未夹杂自己的感情于其中。而在这一点上,林庚先生就如同一位充满激情的战斗者,他总是能被某一种情绪带动而写出激情澎湃的语句,让人深刻体会到他的情感。“他(林庚)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衰老和腐化,教我们警觉,去‘摸索光明’。”〔2〕把文学史看成是人生,本身就是感性的,而林庚又在语言叙述中添加个人感情因素来指引读者。如其在论述汉武帝至建安时期的这段历史时言:美的兴奋,永恒的怀疑,人生的刺激,这时都失去了昔日的魔力。人的倦眼在一块比较安静的地方就要合上,于是夏日的酣睡,就弥漫了整个文坛。它没有真实的认识,也没有深刻的痛苦,这是一个浮浅的暂时的睡意,是一个最承平而又无所谓的季侯。神仙的幻想,安慰了每一个人的飘渺的梦境,秦汉的书禁,思想是久不用了,文艺自然更谈不上。〔2〕读这一段文字,会让自己忘记了是在阅读学术著作,而仿佛在欣赏美文。作者用了通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汉初文学在他眼中留下的印象,就像进入了让人沉沉欲睡的夏季,自汉初三百年间的文学也进入了休眠期,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汉代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自由的时代过去了,安分守己的思想发达起来”。这段话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的情感,显然他更留恋于“楚辞带来的惊涛骇浪”和之后建安文学给人的深沉感,而不是汉初这种寂寂无声的文学。林庚在论述时饱含激情,让读者不得不受其感染,而王瑶的《史论》则更显公允。#p#分页标题#e#
(三)论证的谨严有度与散文的起伏跌宕
《史论》的叙述非常严谨,论证过程中材料翔实,环环相扣。如在第一章《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史地位》中,王瑶在对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与文人地位做出分析时,层层深入,把论题分成了六个小部分逐一探讨。其中第一部分分析魏晋时期军阀混战的大局面,以及东汉时期的从仕制。第二部分论证魏武时期的农业、经济以及选官制。第三部分讨论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对门阀家族的政治基础做一个阐述。第四部分分析他们的经济基础。第五部分则从其生活基础上来分析。第六部分转向文化,门阀家族实际上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整章对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让人一目了然,其论证严整有序,从物质形态到意识形态,从客观到主观,让人无懈可击。关于这样的论述,整本书中俯拾皆是。而在《文学史》中,这种现象却颇为难得,林先生的论述更像是一篇篇随笔,他的思维总是呈跳跃式发展着。阅读他的书,就像看到他站在演讲台上,激情澎湃地为我们作着讲演。如在《人物的追求》这一节中,林先生认为魏晋思想之所以如此活跃,其有一部分原因是紧接汉代思想苦闷的时代。他引用了《三国志•高贵乡公记》里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时儒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思想,接着又说:然而汉儒的势力,虽然因此衰歇,而人生的悲哀,仍成为生活间沉重的压迫。从理性到自觉,从服从群到领导群,每个人都需了解如何做人,才可以创造一个可喜的生活。于是一些快意的人物,一些超然的行径,乃成为时尚的追求。〔2〕简短的几句话就阐明了汉代至魏晋时期士人心态的转化以及转化原因,他认为魏晋时期文人之所以相对超然,乃是对于生活重压的一种解脱。然而这样散文化的语言却不能说服读者,他只是用语言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却没有用事实来说话。
(四)理性的宏观把握与感情的重点突出
《史论》从宏观上对整个中古时期的文学进行把握,王瑶在出版自序中说:本书共十四章,大致是分三个范围论述的。第一部分是“文学思想”,着重在文学思想本身以及它和当时一般社会思想的关系。第二部分是“文人生活”,这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着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文学风貌”,是论述主要作家和作品内容的。”〔7〕可以看出,他是从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入手,用一章的内容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转入对当时社会思潮和人物的关注。其先后研究了《玄学与清谈》、《文论的发展》、《问题辨析与总集的成立》、《小说与方术》、《文人与药》、《文人与酒》、《论希企隐逸之风》、《拟古与作伪》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王瑶是站在整个人类文化背景之上来看的,视野开阔。他是在对社会文化进行了整体把握之后,再把具体的人物作品放入其中进行考察。而林庚则不同,他在文学史写作中偏重于历史上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和人物。朱自清在序中就评价本书为“着眼于主潮的起伏上。”比如先秦时代的散文,林庚就谈得很多;与唐诗相比,宋诗讲的就较少,而宋词又讲得较多;作家也一样,像“元嘉三大家”,颜延之、谢灵运与鲍照,林庚用了大段的篇章来讲谢灵运与鲍照,并且将两人看作是诗坛的二大柱石。但对于颜延之,则一笔带过,认为“他的作风与谢灵运有相似处,然而他对于大自然既缺少更深认识,而才力又远不及灵运,所以处处显出字句的沉闷,”显然在林庚看来,颜延之的创造力是远远不及谢、鲍二人的,而凭文人的创造力作为取舍的标准这一点也显示了林庚作为诗人的另一重身份。可以说在《文学史》中看到的都是历史上重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而在《史论》中作者则是从历史背景、思想背景、文化建设上对整个中古文学做了观照。
总体来说,《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文学史》虽然产生于同一年代,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是各有所长。王瑶侧重于宏观的把握,对于中古文学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关照,林庚则是重点突出,把握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主潮;王瑶行文干脆利落,一语道破关键问题,而林庚全文感情激荡,将作者对于文学的观感付诸于华美的文字之中;王瑶论证严谨有序,全文环环相扣,而林庚则呈现出诗人特有的浪漫情怀,全文跌宕起伏。也因此,两本著作成为了当时代开创不同研究方法的开山之作,同时也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