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文学创作的的风格体现

戏剧文学创作的的风格体现

 

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是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家、小说家、剧作家,1915年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其5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罗兰对戏剧创作一直倾注着大量的心血,并为之默默奋斗了数十年,虽然他创作的戏剧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功和辉煌,但戏剧创作对他一生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出于对戏剧的痴迷和热爱,罗兰踏上了追求艺术之路,实现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正是随着对戏剧文学创作的不断深入,罗兰的思想得到不断升华,唱出了和谐、自由、人道的强音;也正是戏剧才使罗兰将音乐和史诗融为一体,圆了他书写“法兰西的伊利亚特”之梦。信仰悲剧和革命剧的创作,完成了他对戏剧创作的改革,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文学创作风格。   据统计,罗曼•罗兰一生共写了21个剧本,公开发表15部,保留下来可查的有12部,其中,真正能在舞台上演出的不到一半。[1]108   在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记里,将罗兰最后30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总结和分类,其文学作品共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戏剧系列,是罗兰早期受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创作而成的;第二类,《信仰悲剧》系列,是罗兰现存的剧本写作最早的一组悲剧;第三,《革命剧》系列,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创作的一系列戏剧;第四类,名人传记系列,计划编制成一个带状物,环绕在无形的神殿周围;第五类,十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圆满完成,把辉煌与伟大的公平正义融合在了一起,并预示着未来的亲睦和谐。[1]49   由此可见,在五个系列中,罗兰戏剧文学的三个序列,也正是他戏剧创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罗兰在罗马留学时的最初尝试,一共写了6部作品,但这些作品因为某些原因没能搬上舞台,连手稿也没能保存下来;第二阶段,是写在1893年至1898年的三部“信仰悲剧”,于1913年整理出版;第三阶段,是在1898年至1939年长达40年间创作的8部“革命剧”,这也是罗兰戏剧文学作品的主体。   第一阶段,圆了作者戏剧文学创作的“和谐”之梦。罗曼•罗兰对戏剧的酷爱和痴迷源于受莎士比亚戏剧魅力的感染,罗兰的艺术之梦由此萌发。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道:“1884年8月,我投考高等师范学校未被录取,就是因为我把最好的时光,我可以说我的最好的血液给了莎士比亚。我把他整个儿给吞下去了。或者,不如说是我被他整个儿吞没了。”大学毕业后的罗马生活对罗曼•罗兰的戏剧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罗马观看了许多由欧内斯朵•罗西扮演主角的莎士比亚戏剧,罗西的系列演出展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魔力,也震撼了罗兰的心灵,那些人物强大天性中的狂野,是能穿透一切真实和压倒一切的精神风暴。罗兰的激情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他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创作中,紧接着罗兰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组源于古典主义的戏剧。   在这些戏剧中还明显留有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子,但是出于对贝多芬和瓦格纳的热爱,罗兰将“交响乐”融入了他早期的戏剧创作中,在表现形式上,他也有所创新,立下了一条源于音乐的戏剧文学创作规则:“音乐就这样成为戏剧的源泉,而我就此从戏剧创作迈出了第一步。”[2]   在罗马工作的第二年,罗兰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背景完成了他的戏剧处女作《奥西诺》,随后罗兰还写了《安彼度克里思》和《巴格利奥尼》两个剧本。回到法国后,又陆续写了《尼俄柏》《卡利居拉》《围攻曼图瓦》《让娜•德•比埃纳》等剧本。但是当时罗兰的剧本不被看好,虽然他早期的剧本被无情地湮没,但从罗兰自述中可以看到,他是用自己的戏剧圆一个“和谐梦”。“和谐”是他早期戏剧的灵魂,也是他对法国前途命运的思考。正如罗曼•罗兰自己在《欣悦的灵魂》中回忆的那样:“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3]   第二阶段,戏剧文学创作使作者用信仰点燃自身理想主义。“任何生命都是信仰的行为。没有它,生命瞬间就会毁灭,坚强的灵魂是在不断运动的时间平面上行进,没有信仰的人就会下沉。”这是罗曼•罗兰在《圣路易》剧本里的一段有关信仰的谈话。   在罗曼•罗兰青少年时期,他就坚信自己是肩负着一种艺术使命来到人间的,他要倾其一生来完成这个使命。面对法国艺术的颓废,他渴望为社会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他毕生遵循“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积极追求一种健康乐观的超凡脱俗的艺术创作,在戏剧中表达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政治主张,为了拯救战败的法国,罗兰勃发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信仰悲剧”是罗曼•罗兰最早的一组悲剧。它们包括:《圣路易》《艾尔特》和《理性的胜利》,1913年,罗兰将自己年青时代编写的剧本又重新整理成一个集子在巴黎发表,总题是《信仰悲剧》。   《圣路易》是罗曼•罗兰在1895年创作的戏剧中表达宗教激情最强烈的一部,也是罗兰正式发表的第一部剧作,对于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部剧作处处闪耀着瓦格纳艺术精神之光,和谐地将英雄史诗、诗歌、传奇剧、宗教诗结合起来,是一部有着浓厚音乐特色的宗教神秘剧,这部剧也体现了罗兰将音乐渗透在戏剧中大胆的改革和尝试。《艾尔特》于1898年5月在巴黎的创作剧院首演,这也是罗兰第一个获得上演的剧本。这部剧比《圣路易》创作意图更加明确,进一步为法兰西人民注入信仰和理想。如果说《圣路易》这部英雄史诗是对逝去岁月的追忆,那《艾尔特》就是用“一曲失败者的悲歌”向人们吹响了号角,使人们觉醒。这时,罗兰自己的信仰已经从“宗教感情的激奋”上升为“民族感情的高涨”。《理性的胜利》创作于1898年7月。这部剧是信仰悲剧中的最后一部,它也明确体现了罗曼•罗兰一个重要的思想:“失败的辩证法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失败者所作的热烈表白,以精神胜利对现实失败进行的重新评价,构成了罗兰道德感的核心。”[4]#p#分页标题#e#   第三阶段,作者将自身的理想主义提升为一种精神,抒写法国的“伊利亚特”。这也是罗兰戏剧文学创作的重要主旨和意义所在。这一时期,罗兰明确提出了“人民艺术”这一原则,并开始了对法兰西戏剧的改革。为此,罗兰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写一系列的革命戏剧巨著,而且在这部戏剧巨著创作构思上,要用用音乐、历史与文学结合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最终这部“法国的伊利亚特”风格犹如莎士比亚十部历史剧。①   《七月十四日》是革命剧的第一部,该剧本没有具体的情节,只是形象地展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时,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的情景。   严格来说这部戏剧不像是一部戏剧,而是一曲豪迈的凯歌,它以欢乐的合唱作为结尾,在剧中罗兰赋予它浓郁的交响乐的色彩。完成于1900年的《丹东》着重表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从蓬勃发展到走入低谷的一场突变。这部剧的风格和《七月十四日》截然不同,那种浓烈的抒情风格和高昂的革命激情在《丹东》中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罗兰对革命胜利后的深沉思考。由于权力之争,人民一夜之间陷入了被动的深渊,《丹东》一剧展示的正是这种危险以及罗兰对人性的呼唤,罗兰在这部剧作中又一次歌颂了失败者丹东,歌颂了他所追求的自由和人道。   《群狼》写于1898年,是罗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完成的。席卷19世纪末的法国德雷福斯案件给予罗兰以创作灵感,罗兰用1793年法国革命军队中发生的历史影射这一事件,借古讽今,《群狼》一时备受关注。该剧所揭示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公正、正义之间的冲突,罗兰则立场坚定地站在了永恒的信仰、自由、理性以及公正和正义的一方。   纵观罗兰一生的文学创作,其最难以抵制的诱惑便是戏剧创作,戏剧创作对于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罗兰来说,是一种干预世界、实现自我的利器,也是一种精神自救的良方。因此,罗曼•罗兰坚持认为:“世界上所谓的真理就是‘良心发现的真理’,它是终极真理,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它超越了‘祖国’这个最有召唤力的时髦概念,因为‘祖国’总是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它也超越了法律、政治、新闻和军事,因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为特定的集团、阶级或民族服务。”也正是由于罗兰戏剧文学作品总是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去思考和追求,才最终形成了他建立“国际性的祖国”的伟大崇高理想。这就是罗兰戏剧创作理想主义的本质。它不但是其戏剧文学创作的核心,也是罗兰漫长人生文学之路所表达的真正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