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格萨尔》史诗的域内翻译与传播 《格萨(斯)尔》是我国藏(蒙)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①。《格萨尔》与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篇幅比《荷马史诗》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大)，被誉为“世界最长史诗”和“口头文学的典范”。由于口传文学的集体性和流变性，目前还无法确切考证史诗的诞生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诗于7世纪初具模型，11世纪时由人民群众在藏族古老的神话、故事、歌谣、传说、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集体创作而成。13世纪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学者翻译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从而，作为藏族民间文学经典的《格萨尔》史诗经过翻译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史诗《格斯尔》。14世纪之后《格萨尔》史诗传播范围更广，流传到纳西族、裕固族、土族等其他民族之中。最早发现、影响较大的书面本是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即北京用木刻刊印的《格斯尔可汗传》，共7章，是个不完整的本子，但是国外多种语言译本的源本。1954年，一部6章本的蒙文《格萨尔》在北京隆福寺大街大雅堂旧书店被发现，即北京隆福寺竹板本，与上述“北京木刻版”合起来就成为了完整的13章蒙文本。《格斯尔》在蒙古族地区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经人民群众的集体传唱，增添修改，形成了多种不同而又互为依存关系的口头传唱本、抄本、版本。任乃强先生(1894－1989)是国内最早汉译藏文《格萨尔》的学者。他首开非藏族本族人士研究《格萨尔》史诗之端，揭开了《格萨尔》汉译序幕。新中国成立后，《格萨尔》的汉译进入了新的时期。藏汉翻译家王沂暖(1907－1998)是杰出的《格萨尔》汉译者之一，他与华甲(1901－1986，藏族说唱艺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于1981年出版。该藏文原本《格萨尔王传》是华甲于青海贵德收藏而来的手抄本，故称“贵德本”。在《格萨尔》藏汉翻译的同时，蒙文《格斯尔》的汉译工作也在同步展开。这些蒙、汉等语本子的出现主要归功于域内各族人士的持久关注和努力，为之而展开的译介基本上都属于域内各民族语言翻译与传播阶段。《格萨尔》在中华民族之间的翻译和流传中，不同民族均在史诗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域内翻译与传播使《格萨尔》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蕴涵着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是中国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更重要的是为《格萨尔》的外译，他民族化、世界化提供了转译的可行途径。 2．0《格萨尔》史诗的域外翻译与传播 产生于青藏高原藏族地区的《格萨尔》史诗，以其独特的魅力长久流传于西北、西南、东北等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跨越国境，宛如一朵珍奇的鲜花竞相绽放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为世界人民所喜爱和珍藏。如果说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的大背景下，汉、藏、蒙语之间的《格萨尔》民译和汉译是25域内翻译的话，那么，《格萨尔》的外译则属于典型的域外翻译了。(王宏印、王治国，2011:17)根据现有国际藏学和蒙古学的资料搜集来看，早期在学科意义上开展《格萨尔》译介活动的，大多数是域外的学者，其时间可以上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6年，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ReisendurchverchiedeneProvinzendesrussischenReiches)一书中，俄国旅行家帕拉斯(P．S．Pallasa)首次向俄国人介绍了史诗《格斯尔》，对主人公格斯尔作了评述，并论述了它的演唱形式及其有关的经文。1839年雅科夫•施密特(I．J．Schmidt)的德文版《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DieThatenBogdaGesserchan’s)在圣彼得堡和莱比锡两地同时出版。该书德文意为:“功勋卓绝的十方圣者格斯尔王的事迹”，是施密特在俄国皇家科学院的资助下，根据1716年“北京木刻版”蒙文本译成德语，全书分为7章，共287页，，从英雄诞生和成长为王以前的孩提时代、青年时代的种种惊险遭遇到降魔伏妖、地狱救母等均按故事情节作了译述。此书于1925年再版，1966年又再次重印。其德译本初版于170多年以前，现已成为极为罕见的善本之一，它是《格萨尔》在西方世界最早出现的完全意义上的译本。1936年苏联学者科津(S．A．Kozin)将蒙文“北京木刻本”译成俄文《格斯尔王传———关于仁慈的格斯尔贤王的故事》(Geseriada)在莫斯科出版，并对史诗进行了社会分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重视。1961年巴尔达诺(NamzhilBaldano)在乌兰乌德出版了《阿拜格斯尔———布里亚特的英雄史诗》［Gesar(Buriatversion)］，并由李福清译成俄文。1980年，德国学者多米尼克•施罗德(DominiqueSchr?der)翻译、出版了土族《格萨尔》的德文版《格萨尔史诗》［Gesar(Tuversion)］。1985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CendiinDamdinsuren)于乌兰巴托出版了斯拉夫新蒙古文《格斯尔传》(IstoricheskieKorniGesaeriady)。 对藏文本的译介研究晚于蒙古文版本，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史诗藏文手抄本资料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发现，人们还不能确定藏文手抄本的存在。直到19世纪末(1893年)，俄国人帕塔宁(G．N．Potanin)从安多藏区弄到一部藏文抄本，并在他的一篇名为“汉边地区的唐古特－藏族与中部蒙古族”(Tangustsko-TibetskayaOkrainaKitayaicentralnayaMongoliya)的文章中作了片断的转述，外国学者才开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萨尔》。1931年法国人亚历山大•大卫•妮尔和永登喇嘛(AlexandraDavid-Neel＆LamaYongden)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LaviesurhumainedeGue’sardeLing)在巴黎以法文出版。大卫•妮尔(1868－1969)是法国东方学家、藏学家、探险家，因其多次到藏区考察，著有不少有关的日记、论著和资料，其中大多被译成多种文字多次重版。特别是在康区旅行时，她得到藏族永登喇嘛(theLamaYong-den)的帮助，并亲自聆听说唱艺人的说唱和参照当时所能得到的各种手抄本，整理、编译了著名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TheSuperhumanLifeofGesarofLing)(2004)。全书分为14章，共271页，主要内容包括《格萨尔的诞生》、《北地降魔》、《格萨尔返回岭国》、《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之战》和《大食之战》诸部。#p#分页标题#e# 与欧洲大陆汉学家的早期关注相比，英语国家汉学家和学者对《格萨尔》的关注稍晚一些，英译本的出现已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英译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一旦开启，则在数量和规模上后来者居上。1905年，德国摩拉维亚籍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整理翻译的下拉达克本《格萨尔》则是实实在在引起了学术界对藏文《格萨尔》的高度学术关注。《格萨尔》极有可能源于藏语这一猜想首次得到了版本印证。弗兰克在下拉达克地区从一个16岁姑娘那里记录了一部《格萨尔》，经整理翻译后，以ALowerLadakhiVersionoftheKesarSaga(《格萨尔王的一个下拉达克版本》，简称《拉达克本》)为题名，由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加尔各答)出版，共印刷了四次。最后一次包括标题页、序言、目录、索引在内，于1925年由弗兰克再次汇集准备出版，但这一次未能如愿以偿。现在Google引擎能搜集到弗兰克的《拉达克本》，最新的是2000年由新德里AES(AsianEducationalService)出版社重版本。“拉达克本”是一个包括7章内容的分章本，该书有藏文原文，英文内容摘要、英文注释和藏英词汇表，还附有英文附录介绍，共计493页。这个译本使国外学界，特别是英语国家了解到了这部史诗广泛流行于西藏各个地区的事实，进一步确切印证了这部史诗起源于西藏的观点。 二战后北美地区出版了几部《格萨尔》英文本，这与藏传佛教与海外汉学在该地区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密切相关。1927年，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GeorgeHDoran)出版了艾达•泽特林(IdaZeitlin)《格斯尔汗》(GessarKhanALegendofTibet)的英文本。1991年加利福尼亚的佛法出版社(DharmaPublishing)出版了华莱斯•扎拉(WalaceZara)的英文本《格萨尔!格萨尔王的奇遇》(Gesar!TheWondrousAdventuresofKingGesar)。1996年，波士顿智慧出版社(WisdomPublica-tions)出版了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J．Penick)的《格萨尔王战歌》(TheWarriorSongofKingGesar)，这是一个较新的英文分章本(2009年再版)。该译本参考了大卫•妮尔英文版和艾达•泽特林英文版，综合了两版的优点，并参考了蒙古宗教和藏传佛教的一些学术著作，从而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和兼容性。全书共7章，149页，尽管篇幅不长，但涵盖了《格萨尔》的主干部分:《天界诞生》、《赛马称王》、《北地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之战》和《返回天界》等分部本，而且采用“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文体，韵文体现现代诗的品质，理应受到进一步的关注。 3．0《格萨尔》翻译与海外汉学发展 鉴于《格萨尔》域外译本众多，情况复杂，对《格萨尔》域外翻译和传播状况作一梳理，可以理出一些基本的线索与其主要的翻译倾向。王宏印与笔者曾撰文总结了三种翻译传播的路线或阶段:第一条路线是从蒙文木刻本为原文向外译出，形成早期俄译本以及欧洲各主要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路线。以1776年《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为肇始，1839施密特德文版《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德国、俄国同时出版，后艾达•泽特林据此英译为《格斯尔汗》)为代表。其传播空间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可视为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延续，一般由探险家、旅行家和早期藏学家、汉学家作为翻译主体。译者常含有探险、猎奇的心理，采取的是译述、编译和摘译的形式，呈现为散体文本。第二条路线是从藏文本出发向外翻译。典型代表是大卫•妮尔和道格拉斯•潘尼克译本，侧重于在英国和美国的翻译传播，注重异域风情并受到藏学热的驱动，这些汉学家(藏学家和蒙学家)一般采用编译和无原本的民族志翻译策略，采取散韵结合的形式，其中的韵文像现代诗，体现出一定的后现代解读倾向。最后一条路线，就是从中国大陆汉语译本出发向外的再翻译。以王国振等人的现代英文译本KingGesar为代表。(转引自王宏印、王治国，2011:19)实际上，随着《格萨尔》从藏区发源后来传播到蒙古族、汉族等其他地区，一个基本的问题就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格萨尔》的归属问题:究竟应该归为更具涵盖力的“汉学”呢，拟或将其简单地归于“藏学”或“蒙古学”?我们认为，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还是要澄清，那就是，假若汉学是传统狭义的“汉学”或“国学”(sinology)，即关于汉族的或汉语的学问，那么，《格萨尔》就可以视为一个和汉学相对应的“藏学”和“蒙古学”的概念，甚或是独立的“格萨尔学”或“格学”概念。假若我们采用广义的、更具包容性的汉学即“中国学”(Chinastudies)的概念，那么，《格萨尔》就可以随藏学和蒙古学一起归入广义的汉学，即“中国学”，而国外对中国所展开的研究则可称为“海外汉学”研究。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共同构建了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因此本文海外汉学概念包含格萨尔学、藏学和蒙古学，泛指外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内涵既包括专指研究汉民族历史文化的汉学，也包括按照欧洲东方学传统划分出来的藏学、蒙古学和满学等，也就是说既有对中原汉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占国土面积60%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研究。阎纯德在为列国汉学史系列丛书所作的序中，对汉学作过范围界定: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们不必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蒙古学”等领域。(转引自许光华，2009:4)这一点是不同于过去西方将汉学与蒙、藏、满、敦煌和西夏学分立并置的学科划分，它反映的只是欧洲人视野中的中国政治、地理概念，并不符合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大格局的视角而言，蒙、藏、满、敦煌学、西夏学都不应当被排除在汉学概念之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否定藏学和蒙古学的意义，而是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方面理论上可以用广义上的汉学囊括藏学、蒙古学和格萨尔学，这样更加符合《格萨尔》在藏学、蒙古学和汉学等众多学科中都有传播、翻译和研究发生过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名称统一，便于研究和行文操作。事实上，此处“海外汉学”或“中国学”概念，其内涵既包括专指海外学者研究汉民族历史文化的汉学，也包括按照欧洲东方学传统划分出来的满学、蒙古学、藏学及稍后的敦煌学和西夏学等。由于《格萨尔》自身所具的学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以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和国内外藏学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史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视角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专门的“格萨尔学”，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p#分页标题#e# 4．0海外汉学对史诗翻译的启示 《格萨尔》域外翻译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海外汉学研究，特别是蒙古学和藏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支撑《格萨尔》译介的学科基础。早期蒙文本的译介为《格萨尔》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776年帕拉斯最早译介算起，迄今为止，《格萨尔》域外译介约有250年的历史，贯穿了海外汉学，特别是藏学孕育、创立、发展各阶段。就海外汉学而言，16世纪以后，他们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张西平将西方汉学历史划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与“专业汉学时期”。就三者之间的区别，张西平指出:“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中传教士已经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了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幅浪漫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和其相比。特别是到“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张西平，2008:19)实际上，除了伯希和之外，另外典型代表便是本文分析的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大卫•妮尔以及法国东方学家石泰安。1956年，他出版了法文本《藏族格萨尔王传》(L’epopeeTibetainedeGesardanssaversionlamalquedeLing)，这是他根据三部木刻本逐字翻译为法语的，并附有拉丁字注音。西方汉学这种翻译方法至少就给我们当前国内《格萨尔》英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我们是否可以翻译出版一部既有藏语原文、又有拉丁文(或国际音标)记音对译，又有汉文或英文的《格萨尔》译本推向世界，这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从海外汉学的视角切入，对《格萨尔》英译展开历时性研究，那么，大致考察会发现:《格萨尔》的对外译介是和国际汉学发展同步进行的，或者说是体现了国际汉学不同发展时期的鲜明特点。 第一，欧洲大陆《格萨尔》最初译介，包括大卫•妮尔的法、英译本实际上是伴随着欧陆汉学的孕育、发展而进行的。俄罗斯汉学之所以为《格萨尔》海外翻译研究起到了开启之功，其原因则在于:在中俄最初的交往中，蒙古语是最重要的外交语言，随后，满族入主中原，满语成为清代的皇家语言。进入19世纪后，随着满、蒙、藏地区成为俄国首先窥视的对象，这些边疆地区的语言、历史、地理也就成为了俄罗斯汉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促成了蒙文本《格斯尔》最早在俄罗斯的出版及随后的翻译研究。一批在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工作的德国汉学家，如施密特、帕拉斯等人的学术兴趣基本上都集中于蒙、满、藏学研究，在他们的汉学翻译和研究中偏重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和文学，所以《格萨尔》史诗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学术关注。在传统汉学重镇的法国，还有几位重要藏学家在《格萨尔》翻译和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大卫和伯希和。大卫对《格萨尔》翻译以及研究秉承了法国传统汉学的学术导向，与俄罗斯汉学研究遥相呼应，是海外传统汉学时期《格萨尔》英译本的典型个案，具有学术代表性。俄罗斯汉学家和大卫等人对《格萨尔》进行了译述或编译，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视野看来，他们对异域民族的口传史诗进行了一定的浅层次阅读和阐释。这些译本受到当时译者条件的限制，比较难译的宗教文化部分没有全部译出，史诗中最为显著的韵文唱词基本上都以散体译出，因而就某种程度上而言，大都是夹杂着大量改写成分的译述性翻译。尽管如此，在开启《格萨尔》欧洲译介方面，他们的作用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第二，道格拉斯英译本发生在现代西方汉学转型期，特别是欧陆汉学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于北美汉学的文化背景下。欧洲以法国和英国汉学确立的传统汉学核心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后发生了改变，美国开始成为西方汉学的领军者。如果说把以法国为中心的汉学称为传统汉学的话，那么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战后兴起于北美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汉学称之为现代汉学。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他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许光华，2009:14)可见，前者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后者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关涉范围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更多的是中国政治、经济、民族、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战后美国汉学强调实用性，侧重研究与中国当下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整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杨念群，2000:66)由于研究目的和对象的改变，美国汉学研究方法也有较大变化，提倡运用各门社会科学对中国进行综合研究，具有真正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作为海外汉学研究重要领域之一的《格萨尔》研究，随着国际汉学重点的转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然，作为文学研究，《格萨尔》更多地是体现了其学术价值、文学魅力和某种精神追求。特别是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时期，美国人开始反思现代性问题，认识到其精神支柱西方文化和宗教已难以应对现代化的弊端，难以解决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进而他们在东方文明中寻求精神需求和心灵慰藉，而具有藏传佛教道德伦理和现代精神的藏族文化典型代表《格萨尔》至少在上述方面能够提供一定的心灵慰藉。 第三，王国振等英文本是在中华典籍“走出去”、走向世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朝向国内格萨尔学和海外汉学对话、互动、互证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文化伟业的提出与新时期中国文化开放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就像我们不能想像18世纪宗教统治下的藏族社会，会出现科学的《格萨尔》研究一样，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不会影响研究主体的视野和视角。因此，相对开放的文化体系必然会带来《格萨尔》研究新的活力。#p#分页标题#e# 《格萨尔》翻译文化眼光的确立，以藏族古代文化为背景显然是不够的，它必须被置入一个广阔的藏族文化，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背景中。当今，文化传统化转向现代化，文化的国家化转向世界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态势。在这种形势下，国内翻译与国外汉学翻译结合起来，互证互识，开展对话，加强合作，甚至是合作翻译，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5．0结语 从海外汉学视域对《格萨尔》翻译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借鉴海外汉学对史诗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与当下国内史诗翻译研究展开对话，从而为史诗进一步“走出去”提供跨学科合作视角。“通过这样对话，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逐步走向自觉和繁荣，也正是在这场对话中，中国学家(汉学家)才开始面临真正的学术对手，并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也只有在这场对话中，中国文化将真正走向世界。”(转引自阎纯德，2007:56)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格萨尔》英译工作起步晚、成果少。仅有的王国振等英译本显得弥足珍贵，它不仅对国内格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而且经过权威出版机构借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译介到国外，至少能够引起大陆英译与西方汉学翻译的学术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在与西方汉学互动、互证中把握《格萨尔》的译介传播，另一方面可以改变西方汉学家“自说自话”的研究状况，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