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NealeHurston，1891-1960）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黑人女作家。她生前毁誉不一，死后十年更是默默无闻。然而，赫斯顿对20世纪许多黑人作家，如著名女作家格洛里亚•内勒（GloriaNaylor）、盖尔•琼斯（GayleJones）、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CadeBamba-ra）、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等等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像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这样的男性作家也同样受到过她的影响。赫斯顿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文学家。她发表的著作主要有：民俗学著作《骡子与人》（MulesandMen，1935）和《告诉我的马》（TellMyHorse，1938）；长篇小说《乔纳的葫芦蔓》（JonahsGourdVine，1934），《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TheirEyesWereWatchingGod，1937），《山里人摩西》（Moses，ManoftheMountain，1939）及《萨旺尼的撒拉弗》（SeraphontheSuwanee，1948）；自传《道路上的足迹》（DustTracksontheRoad，1942）；另外还有短篇小说、剧本及散文作品50多篇。《他们眼望上苍》成功塑造了一位反抗传统习俗、追求独立自主的女主人公珍妮，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被誉为黑人文学经典、女性文学经典和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经典的作品［1］。 现在英美研究赫斯顿的专著已有几十种，谈论她的文章则不计其数。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他们眼望上苍》的评论，大部分集中在种族歧视、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身份的追寻等主题上来解读这篇小说；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小说的叙事策略、黑人宿命论、黑人民间文化及黑人方言土语等方面对小说中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小说中的狂欢因素。前人对《他们眼望上苍》的研究并未涉及性别与叙事之间的联系。这部小说是一部与女性主义密切相关的作品，对于探讨它的叙事策略与作者的女性观之间的联系具有特殊意义。在此试图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性别叙事的角度重新解读这部小说，通过对小说的叙事声音、叙事结构和叙述视角的解析来探讨赫斯顿作为女性作家为表达自己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而采取的种种叙事策略。 一、性别权威的颠覆：叙事声音 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的主体部分中围绕三种叙事声音展开探讨：作者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和集体型叙事声音。这部小说的主要特点是作者运用作者型叙事声音来叙事。兰瑟认为作者型叙事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即第三人称叙事，作者在叙述中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处于故事之外的读者大众［2］17。这种作者型叙事声音通过写作本身、自由间接话语、突然中止叙述等方式和策略，在男性掌权，女性没有话语权的社会里，通过自己的话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及立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利，社会上作者的声音长期以来都是男性的，女性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难如登天。正是因为如此，女性作家尤其是黑人女性作家只有通过各种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赫斯顿所处的时代，白人文学内部产生了一场以男性为主的文学复兴，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着女性主义的小说创作［2］233。而且她面对的读者成分复杂，因此赫斯顿在她的小说中始终保持着作者型叙述声音。 这部小说一开始就采用了全知叙述视角的手法，即作者型叙述声音，由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在小说的开篇描写中，作者就利用全知的叙述者来诠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生活。但读完整篇小说，读者就会发现除了在小说的第二章珍妮向她的朋友菲奥比讲述完童年时代的最初几年的经历，以及小说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页中珍妮是故事的叙述者外，小说的其他文本都是作者型叙述声音，珍妮的故事实际上是由这个“异故事的”叙述者来讲述的。如珍妮在被传讯到法庭，为枪杀甜点心的罪名进行自我辩护时，作者并没有让珍妮有只言片语的直接表达，而是用作者型的叙述声音给出一段总结性的文字：“她竭力要他们明白，命中注定甜点心摆脱不了身上的那只疯狗就不可能恢复神智但她并没有要杀他她使他们明白永远也不可能想要摆脱他。她没有向任何人乞求，她就坐在那里讲述着，说完话就闭上了嘴。”［3］202如果赫斯顿在这里让珍妮把整个过程讲一遍，也许会显得很累赘。而作者点到为止，运用作者型叙事声音成功的为珍妮进行辩护，这既申明了珍妮的个人声音也标志着她身份的确立。同时这也明确展示了珍妮本身所具有的杰出的口才能力。作者型叙述声音让珍妮面对一群白人和黑人男性为自己进行辩护，显然在这里作者用这种叙述声音来公开表达当时社会所具有的种族意识和性别意识。赫斯顿并非是第一位用作者型叙述声音创作小说的黑人女性作家，但她在她的小说中始终保持着作者型叙事声音。作者在《他们眼望上苍》这部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作者型叙事声音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生活的画面，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追求独立的成熟女性。 二、双重叙事的对话：叙事结构 《他们眼望上苍》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第一部明确表达女性主义意识的黑人妇女小说的作品，还在于赫斯顿对写作手法的合理运用。这部小说除了故事情节、叙事话语之外，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作者在小说中采用倒叙和框架结构来讲述女主人公珍妮的故事。框架叙事结构即一个故事里镶嵌或包含另一个故事或多个故事作为故事中的故事［4］。小说的结构有如一个画画框架，有其开始和结束。小说的第一章和第二十章的最后三页是一个大的叙事框架，镶嵌在这一叙述框架中的是小说的主体部分，珍妮向好友讲述自己的故事。作者在一两个小时的流逝中，于同样的场景和同样的人物中开始和结束了故事。 在整个叙事框架结构内，即故事中的故事从珍妮同她姥姥一起生活开始到第一段短暂的婚姻，再到她的第二段婚姻，与第二任丈夫乔•斯塔克斯创建黑人小镇，以及他们在一起的漫长岁月，再到珍妮同她的第三任丈夫甜点心短暂而美好的生活，最后以甜点心之死结束。当珍妮再度回到伊顿维尔，卸下一身的疲惫向好友倾诉衷肠时，整个叙事框架得以完成。在这一框架结构内，珍妮历经三次婚姻，从一个不喑世事、情窦初开的姑娘逐步成长为一个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成熟妇女。这一过程也是珍妮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过程。在前两段婚姻生活中，珍妮一直是沉默的客体，没有发言权，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尤其是乔，他没有平等对待珍妮，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珍妮，要她绝对服从，可贵的是珍妮打破了沉默，恢复了自己的声音，在与甜点心的第三段婚姻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找回了自我。最终她从沉默的客体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声音的主体。显而易见，这样的框架叙事结构在民间故事中比较常见，对于赫斯顿这样的民俗学家来说，采用这样的叙事结构是十分自然的。同样，作为一个黑人女性作家，作者采用这样的结构是为了更好地掌控整个故事的发展，借以表明自己的女性立场。正如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Jr.）指出“为叙述这一故事，赫斯顿采用了框架叙事方式，这样做一方面能打破读者心中业已形成的显示小说的直线性叙述；另一方面又服务于主题的需要，因为这样可以使得珍妮能够完全掌握和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从而寻求自己的声音，实现真正的自我”［5］。无疑，赫斯顿应用框架结构使珍妮作为一个黑人女性能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同时作者也试图通过珍妮的声音来唤醒那些处于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从未萌动的意识，让她们投身到追求自由平等的斗争中，找寻自我，构建自己的话语权。#p#分页标题#e# 三、性别主体的确立：叙述视角 语境中性别因素对文本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叙述视角来完成的。叙述视角的定位和转移决定了“看”的位置和内容。胡亚敏根据对叙述文本中视野的限制程度将视角分为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三种类型。内聚焦视角中，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任务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6］。在小说创作中，男作家或女作家都会由于某种原因选择特定的叙述视角。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7］。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多为男性，女性只是被叙述者。因此文本往往成为男性意识的载体，女性则是被统治和被忽略的对象。《他们眼望上苍》选择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叙述视角，即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在婚姻家庭中经济力量不平衡的男性和女性，特别是审视女性的不幸和内心的变化历程。 反观小说，从故事层面来看，《他们眼望上苍》讲述的是柔弱的女性在强势男权下的屈辱和反抗，但从话语层面来看，传统的男性话语与权力关系在小说中遭到颠覆，内部聚焦的叙事成为女性弱者反抗男性压迫的最佳武器。在女性内聚焦视角中，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及其性别文化传统强行派定的“次者”、“他者”，以具有同等甚至超越男性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小说中的珍妮是最核心的聚焦人物：她追求独立、自主和平等，不愿屈服男性社会，勇于反抗传统习俗，寻找自我价值，但她同样也是男权社会下受压迫的对象。珍妮听从姥姥的安排嫁给了有房子、有土地的洛根，成了他日复一日的劳力和性伴侣。她与乔的出走让她摆脱了骡子命运，但实际上她又成了另一个男性压迫的对象。作为凝视对象的女性受到压抑和客体化是受压迫的标志，这是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观点。对珍妮的“聚焦”挑战和颠覆了男性权威，构建女性权威。通过对珍妮的聚焦，从不同侧面和不同领域对当时那个社会和男性进行了剖析。同时洛根和乔都是被聚焦者：洛根娶了年轻漂亮的珍妮，却把她当骡子一样使唤，当珍妮说出了他心中的恐惧时，他反而处处挖苦、伤害珍妮。而乔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从他当上市长后，从未平等对待珍妮，只是把她当作一件装饰品和所有物，并将珍妮与其他人隔离开来。最后他因为珍妮严重挫伤他的虚荣心，打破了他在家庭和镇上的权威，郁郁而终。对洛根和乔的聚焦暴露出了男性的自私、卑劣和挫败，从而使男性权威一落千丈，成为蔑视的对象。 另外，在以女性为中心的视角下，南妮以及像她那样的黑人女性也是被聚焦者：南妮是一个传统的黑人女性并饱受了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摧残。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南妮也始终认为“黑女人在世界上是头骡子”［3］16。在她看来，黑人女性是这个世界上最终的受害者，而摆脱这一命运的途径就是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得到婚姻上的保障。她反对珍妮和穷人约翰尼•泰勒在一起，而是把她嫁给了大她十几岁的洛根，因为南妮认为珍妮只有跟着有土地和房子的洛根才能得到保护，不想这样却葬送了珍妮的幸福。南妮是传统黑人女性的典型代表，男权统治的受害者，在她多次受到白人奴隶主的强暴和女主人的质问责难面前，她一次次选择了沉默与顺从。从反面来看，她的沉默、顺从与麻木使她成为男权意识形态下的帮凶。 因此，小说中的女性叙述视角实际上是对传统男性视角的一种颠覆。作者在批判男性意识对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的迫害的同时也批判了像南妮这种顺从、麻木，最终成为牺牲品的黑人女性。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赫斯顿不仅深深理解黑人女性，而且非常清楚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由于黑人女性所处的特殊地位，她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宣传黑人女性的疾苦，因此作者在小说中从一个女性的立场出发，通过独特的女性叙述视角等叙事策略，提出自己的女性意识。 因此，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运用了叙事声音、框架叙事结构和女性叙述视角，成功地塑造了珍妮作为一个黑人女性能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沉默的客体转变为一个有自己声音的主体，从而寻找到真正的自我。这样，珍妮也就颠覆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权力，为女性赢得了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从而使《他们眼望上苍》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女性主义学和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