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种叙述模式的运用 女性主义叙事学借鉴了叙事学的“话语”概念，话语层面的各种技巧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距离、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叙事学的“话语”层面有一个重要概念“声音”，它是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而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将叙述声音模式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所谓“作者型”叙述声音其实就是传统的全知叙述，这种声音具有较多的权威性。所谓“个人型”叙述声音就是“自身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即讲故事的“我”和故事的主角“我”为同一人。只有“集体型”叙述声音在经典叙事诗学中被忽略。[2](P290)在《女勇士》中，汤亭亭使用了这三种叙事模式，并且各种叙事模式既取长补短又各自独立，最终帮助华裔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1.1作者型叙述声音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getic)、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3](P17)而热奈特提出的“异故事”这个词是指“叙述者从他所叙述的故事中消失”。[4](P244-245)苏珊•S•兰瑟认为“比起那种赋予小说任务的、甚至是正在叙述的小说人物的权威来，这种作者型叙述者的权威更为优越”。[3](P18)在作者型叙述声音中，叙述者并非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加可信。汤亭亭始终没有放弃从“异故事”的“我”中直接得来的作者权威而在《女勇士》中也运用了这种叙事模式，在“无名女子”、“西宫门外”和“乡村医生”中，可以发现作者型声音的影子，而这样一位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的讲述者正是一名华裔女性，她不仅为自己实现了“话语权威”，也为华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1.2个人型叙述声音 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3](P20)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很难加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更加名正言顺。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以“我”的语气讲述了美国儿童对中国巾帼英雄花木兰传说松散断续的奇想，这样很容易从形式上让人误以为是自传，也接受了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权威。 1.3集体型叙述声音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或某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集体型声音有三种模式：某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3](P23)边缘群体和被压制的群体常常广泛运用这种集体型叙述声音，从而实现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在“羌笛野曲”中，美国的华裔女性从童年开始受父权的训诫,努力做到“少说话,多听话”。“我”一直力图冲破这种困境。汤亭亭引用了蔡琰的故事：“在匈奴人堆里生活了12年以后,蔡琰被赎了回来,……她把歌从蛮人那里带了回来,其中三篇之一是《胡笳十八拍》,流传至今,中国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仍然演唱这首歌曲,歌词翻译得也不错。”[5](P192) 沉默失声多年之后,蔡琰终于在“羌笛野曲”的伴奏下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小说就在女主人公讲的故事中结束了。巴赫金这样诠释：“自我”必须隐匿在“他人”和“众人”里,透过别人的思想与语言,才能看清自己并找到自我的定位。[6](P167)汤亭亭正是通过蔡琰披露了“自我”，运用集体型的叙述，她为处于边缘的广大的美国华裔女性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这正如露丝•伊里盖蕾（LuceIrigaray）所言：“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7](P209) 2.《女勇士》中的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 根据沃霍尔的叙述视角理论，透过人物的视角来观察文本内的世界，应将传统的人物形象进行解构，“她认为若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立场出发，不是将人物视为真人，而是视为‘文本功能’”。[8](P8)这既能体现事情的表面，也能揭示其内在含义，同时也可以影射出个体在社会领域中的身份特征。女性视角就是以女性的眼光来观察文本中的事件，以女性的视角来感受其在当时语境下的特殊地位，以及女性是如何受到其他个体特别是男性的观察，也就是从女性自身出发，对其生存状况进行真实的体味。在《女勇士》中，主要人物无名姑姑、花木兰、母亲、蔡琰、女儿都是女性，她们的生活、回忆和故事都是女儿从女性的角度所看到的，从而达到了颠覆历史的男性话语特征，强化女性话语的目的。“我”听到“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女娃好比饭里蛆”时，便大哭不已；“我”知道学好功课只能给未来的公婆增添光彩，便暗自决定“再也不拿A了”；不想顺从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我”便“坚决不做饭”；“我”痛恨母亲对于家族历史讳莫如深的态度；当“我”被母亲强迫去送错药的药店索要糖果以除晦气的时，便感到荒唐之极；“我”对于姨妈古怪荒诞的行为举止极其不理解……。“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女性生存的现实状况，所以竭尽全力摆脱这种受歧视、受压迫的命运。“我”幻想自己是勇敢的花木兰，像大英雄岳飞那样把国恨家仇刺在背上，像巾帼英雄穆桂英那样统率千军万马。在实际生活中，“我”反对歧视女性，发奋读完大学并作了一名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这便是对女性的独立人格及价值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所以作为叙述“视角”，“我”的眼光与故事外读者的凝视往往合二为一，读者便通过“我”的眼光来观察故事。#p#分页标题#e# 3.结语 总而言之，《女勇士》中的大多数女性都处于父权的压制之下，它是体现了父权文化特征的文学文本。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分析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弱势话语也可与主流文化进行对抗，美国华裔女性形象虽然被具有父权特征的话语所刻意扭曲，但是女性的声音尚未完全被湮没，透过女性的视角依然能够捕捉到反抗男性压制的女性意识，这便是潜藏在《女勇士》中的性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