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1873年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十岁时全家移居至内布拉斯加州。相比于在弗吉尼亚州的模糊记忆，内布拉斯加州这一刚刚开垦的西部处女地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1896年移居匹兹堡。十多年的西部生活为她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的早期作品都反映出童年时代的西部生活对她的深远影响。而在晚期作品《华年》中，凯瑟笔下的西部不仅仅是拓荒生活的写照，还是对内布拉斯加州的深深怀念，这片故土上所承载的是她对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回忆，是她脑海中追寻已久的寄寓了其生活理想的一片精神家园。它代表着一个已经远去的理想时代，是对某种逝去的文化价值的怀念与追寻，也是凯瑟渴望回归自然拥抱大地这一生态思想的集中体现。 1.《华年》中的生态思想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其思想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初步形成。生态批评集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1］主张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随着生态批评的勃兴，生态学的理念也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回归自然成为众多文学作品中一种普遍的伦理要求。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对于自然之绝对存在的本能性的信仰，属于感性和未开化的知性的范围。从这种观点来看，人与自然血肉相连”。［2］而生态批评旨在探寻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关注人类之间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格局”。［3］凯瑟作于晚年的《华年》透出一种对西部强烈的怀旧情结。凯瑟所经历的时代见证了美国历史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巨大变化。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而来的是道德标准的败坏和精神面貌的崩溃。在物欲横流灵魂空虚的现代社会，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这一变化在凯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时代大背景下，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反差使她的灵魂在混沌现实之间表现出多重的张力。对现实的失望和无所适从的失落感使她深切怀念荒凉落后但世风纯朴的故乡。故乡此时成为一种补偿价值而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但是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都已经没有真正的家园可回归。于是怀旧成为她诉求的出口，她只有在创作中精神还乡，重温她的内布拉斯加州西部之梦。 2.诗意地栖居：人与自然的契合 海德格尔指出：诗意创造使居住成为居住。［4］西部简单的生活方式、纯朴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的生命感悟造就了凯瑟笔下西部乡土的诗意性，体现出一种与现代文明迥异的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小说中表现的对自然美景的迷恋隐约流露出一种诗意，而在这诗意田园中的人情事都传达出与乡村和谐统一的纯真的人性和淳朴的人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情愫体现出理想精神家园中人心灵中的仁爱、纯洁的信念。而这一信念都建立在美好的自然风光中。“大地平坦如砥，直伸到视线的尽头。地平线望去浑圆无迹，在她宽广的怀抱里，这儿是玉米地，还是湛青碧绿，那边黄色的是刚收完的麦地，露着麦茬，也是好多英里连绵不绝，还有牧场，白脸儿的奶牛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惬意。”［4］《华年》中自然美与人性美交相呼应。如此自然美景造就了奈特莉小姐这样善解人意、人见人爱的女士。这位迈科艾本县的督学热爱自然，最喜赶着马车出门，沿途欣赏内布拉斯加州美丽的原野风光，她对自然的感受极为真实微妙，以一种艺术化的审美观照，关照自然同时也关照自我。她和蔼可亲，在人际关系中充满了人情味。乖巧可人的莱斯利为了早点工作而谎报年龄，以申请教师资格补贴家里，奈特莉小姐虽知道实情，但考虑到莱斯利的优秀表现，仍决定帮其保守秘密。她在视察学校时得知莱斯利久未归家，思家心切，于是决定临时改变行程送她回家探望父母兄弟。在回家的途中她们看到“下午的太阳已经转到了她们的身后，朝牧场和收获完毕，正在静静休息的农田投去美妙的光辉，黄得那么浓艳，其实已经转成了橙色”。［4］这种对景色的描写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赞颂，而且是对人性之美的讴歌。人物情感外化于静美的自然风光中，与大自然两相契合。这种人的自然化与自然人格化的交融在小说中达到了最高的美学境界。而那座阁楼在精神上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片回复自然人性的天地。在冬夜里他们躺在阁楼的床上听寒风呼啸，看月光透过瓦缝，感受雪花与他们的亲密接触。“每个孩子在心里都有自己的奇幻梦想……都拥有一份属于个人的东西”。［4］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奇妙感觉。在这里他们和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的广阔胸怀中寻找自己深藏于内心的生命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营造出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居的温暖人性的梦幻氛围。而淳朴的乡情，人性的至善至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学生的安全，离学校最近的邻居福特•罗伯森冒着风雪，马不停蹄把孩子们全接到家里，而罗伯森太太“差不多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做晚饭了”。［4］在得知学校和老师的处境后，所有人“都情愿帮忙，不管路上的情况有多么糟”。［4］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价值在世风尚纯的故土得到守护，乡土精神的特性也得到凸显。富有灵性的自然风光与古朴宁静的西部生活更好地诠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美好境界。 3.回望乡土：人与自然的疏离 乡土情结即是人类对于一个地域的认同。海德格尔曾说：“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5］随着工业文明的勃兴，人与自然日渐疏离，社会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日益委顿。在精神乌托邦被击得粉碎的现实下，对故土的回归意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回归不是逃避，而是“端正人的生存态度，发掘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正人在天地间被错置的位置”。［6］凯瑟对乡土的态度体现在小说中对景、人、物的深情回顾和对艰难的岁月里西部人民艰苦创业的热情讴歌中。正如她借弗格森太太之口说的那样：“我们最美好的岁月就是我们干得最苦，简直看不见出路，可还拼命往前闯的日子。”［4］凯瑟回望的不仅仅是西部自然的严酷，而是精神回归的家园。即使故土荒凉孤寂，却在精神上为她提供了一片回复自然人性的土壤。小说中去到繁华都市的奈特莉在十五年后重归故里去寻访她童年的景致。这种回归不仅是对现实故土的回望，还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她虽然离开了迈科艾本，但是多年来她始终对故土念念不忘，一直忠实地订阅当地的报纸，而不想切断与故土的联系。时逢秋天，她强烈地渴望能重温过去的经历，驾着马车去探访时间留在土地、乡民身上的印记。她拜祭了在二十年前的那场暴风雪中丧生的莱斯利母亲，弗格森夫人。但是十五年的光景过后已是物是人非。弗格森一家已经卖掉了坐落在山坡上的老房子搬进了城里，过着殷实但却与自然疏离的生活。他们离家之后日思夜想的仍是能与日月星光同在的简陋阁楼，心心念念的仍是往日艰辛却充实幸福的日子。大都市虽然进步，却充满着虚伪浮夸和矫揉造作。她看不惯都市里人们受到束缚和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弗格森太太看来那些端着盘子在自助餐厅排队的人就像“监狱里的囚犯”［4］。她苦闷孤独，精神处于无所慰藉的流浪状态，找不到心灵的栖息之所。她怀念过去的日子，尽管辛苦却充实，尽管困难重重但一家人总能坚强面对。而如今“她身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她没有过去那么坚强了”。［4］她变得伤感和脆弱。她怀念车站那边的老房子，因为这老房子寄寓她对过去美好岁月的念想，以及对西部拓荒时期乐观向上精神的呼唤。生活空间的骤然转换和与乡土自然的疏离使弗格森太太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失落感和空虚感。正如欧森所言：“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引发的不仅仅是物质与肉体上的伤害，它可以导致人们自我意识的丧失和生活意义的迷失”。［7］凯瑟通过对弗格森太太的细腻刻画表达了她对回归西部故土的渴望和对精神乌托邦失落的遗憾。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现实社会，凯瑟转而在精神上放逐自我，在回归昔日西部乡土的渴盼中找寻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了对自然的皈依。#p#分页标题#e# 4.结语 薇拉•凯瑟通过对西部人、景、事的刻画，以她独特的审美体验表现了西部的自然美和人性美。她对往昔的眷念，对故土生活的深情回顾交织在西部边陲的每寸土地上，这是她对西部大地的浓厚情结的印记。西部广袤的原野就是她寄寓理想的精神家园，对乡土的回望即是她精神的还乡。她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阐发，生动地反映了她的生态观，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内涵。只有求得人与自然、精神和自然的契合，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