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在哲学家自然观中的作用刍议

实践在哲学家自然观中的作用刍议

诺曼•莱文把实践理解为黑格尔的主观性的活动,认为“实践不仅是证明假设的方法或确定研究题目的工具,实践应该是人本身,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人实践的产物”[6]337,而恩格斯“由于没有黑格尔的对象化的概念,没有黑格尔的作为主观成分包括在辩证法中的东西,恩格斯从来没有获得‘实践’的观念。恩格斯从来不理解人的活动与世界相互渗透,人的实践为了按人的本质改变世界与世界融合在一起。他没有实践的观念,因为他没有对象化和否定的观念”[7]。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实践观点的批评大致有三种:其一,批评恩格斯将工业和实验归为实践,其二,批评恩格斯的实践观点是忽视人的主观作用的机械论;其三,否认恩格斯有实践的观点。对恩格斯的实践观点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只承认实践是一种主观活动,“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忽视对实践的物质前提和客观基础的探讨,是一种过度夸张实践概念的做法,会“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5]12,造成对恩格斯的实践观点的误解。卢卡奇对此做出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恩格斯的实践观点存在误解,“认为‘实验是纯粹的直观’,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自己的说明就驳斥了这一点。因为创造一种环境,使自然力能够在观察下‘纯粹地’,即没有外来干扰和主体观察错误的影响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完全与劳动的情况相同,劳动同样意味着创造一种有目的的系统,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所以,在本质上实验是纯粹的实践。否认工业是一种实践,认为它‘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同样是错误的。包含在这句话中的部分真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总体。但是它与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矛盾:在工业生产中,每一单个的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5]14。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承认了自己对实践的阐释具有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倾向,“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解决诸如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绝对性问题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落空了”[5]15。实践有生产劳动、科学实验和工业多种形式,恩格斯的实践观点强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主体活动和客体运动的统一,表明主体连同他的活动既受自然制约也受社会制约,既改造自然也改造社会。基于实践观点,恩格斯合理回答了人的产生、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实践在恩格斯的自然观中的基础地位

恩格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起源和自然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过程。人类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是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自然观主张“上帝造人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上帝造人说”。达尔文系统地考察了人类形成方面的自然史,论证了人类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上帝所造,而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高等动物即类人猿进化而来。恩格斯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8]但是达尔文并没有揭示由猿到人、自然到人类社会的飞跃机制,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人、人类社会的形成问题。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观点详细论述了这一转变过程,揭示了从猿到人、从自然到社会的转变的基础和机制。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3]553从高等动物即类人猿进化到人,首先是由于劳动使猿类的不发达的手逐渐变成了人手,使人有了能够从事劳动的专门器官。“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3]421在生产中,因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提出了交流信息的需要,由此逐步形成了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3]554。随着脑的发育,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3]554。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使人同类人猿最终分离了,并出现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3]555人及人类社会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要了解人和人类社会,首先必须了解人类实践的本质。恩格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519这为全面揭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提供了条件。恩格斯结合古生物学的研究进展,认为人是动物的一种,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3]420。从动物到人“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3]421。这意味着人有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器官,有了与动物不同的活动方式并产生了与动物不同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3]557。“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3]558不过,动物也能通过它们的躯体采取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方式进行生产,但只是简单地利用外部自然界,“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3]421。在恩格斯看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更多地体现在他们与自然的不同关系上,即人的生产同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恩格斯比较了人同动物的生产、人同动物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现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3]408。恩格斯指出,动物的生产不存在超越自然所规定的物种的活动,要了解动物只须了解它的物种;人尽管同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但人的生产来自自然又超越自然,从支配自然的目的出发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60。“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3]559恩格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能通过实践使自然界为人的目的服务,但人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对自然界进行统治,否则会遭受自然的报复。“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3]469,人作为生命的最高级形式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560。从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来看,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具有优先地位,但人要生存生活,必须实践。自然界作为实践的对象是在实践之前出现的、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是实践的首要的物质前提。人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改变着外部世界的自然形态,并给它们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以新的面貌重新产生出来,日益“人化”。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对象和结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暂时性环节。随着实践的发展,人化自然界会进一步人化,人也日益依赖自然界,但这不能消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使自然界成为人的附属物。人及其实践必须遵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否则大自然就会对人类的盲目实践进行“报复”,使某些“人化自然”毁灭。人们实践得越多,越会发现人与自然的一致性,认识到“既不存在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自然,也不存在与自然相分离的社会历史”[9]“,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3]560。这说明自然界的人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持续和往复发展的过程,其根本趋势是人类与自然界不断走向更高的统一与和谐。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单靠认识是不够的,必须变革生产方式,而这只有在人的积极主动的实践中达成共产主义,“人们才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才能自觉地去支配和调节生产活动所引起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也只有到那时,人类才能最终地不仅在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也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6]189。#p#分页标题#e#

恩格斯的实践观点实现了自然观的革命变革

在实践基础上,恩格斯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融合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达成了自然和历史、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实现了革命变革。恩格斯把实践理解成一种能动的、客观的活动,实现了自然观的革命变革。旧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只是一种受动性活动,唯心主义认为实践只是一种抽象的能动性活动,尽管两者的观点正相对立,但都将实践囿于主体内部,缺乏对人与自然的沟通中介的认识,导致两者都不可能合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旧唯物主义把实践理解成人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认为人只是被动地统一于外部自然界;唯心主义把实践理解成人的产物,认为自然统一于精神。恩格斯将实践理解成沟通人与自然的否定性关系的客观活动,认为实践创造了人及人类社会,而社会的人又通过实践认识、改造和创造自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在恩格斯那里,实践既是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又是联系自然和社会的桥梁,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既改变自然环境,又改变自身,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2]529。以实践为基础,恩格斯的自然观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以往的自然观中,不管是旧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基本上是彼此分离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之中尚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它只是直观的观察自然界,有着许多想象和猜测的成分而被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所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依据严格的、精密的科学分析“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3]24,导致自身的片面化、抽象化。“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以朴素的形式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的领域制服这种精神,唯物主义本身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它以理智之物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发展了理智的无所顾忌的彻底性。”[2]331-332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将人的本质视为人的肉体感受性,认为“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2]335,否认人的能动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世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越了希腊古代,但是在以观念形式把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3]406-407。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漏洞百出,被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的自然观所代替。与形而上学唯物的自然观相反,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自然观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发展了辩证法,将自然界的运动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自我意识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性运动过程。恩格斯的自然观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把人的本质视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把黑格尔的自然观中抽象的精神运动的主体换成现实的人和自然界、将绝对精神的矛盾运动过程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将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样,以实践为基础,恩格斯的自然观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以实践为基础,恩格斯的自然观实现了自然和历史的有机统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519在恩格斯看来,考察历史的正确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人的肉体组织虽然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而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实践,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物质生产实践就成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519。但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545。

恩格斯以前的自然观抽象地谈论自然和历史,把自然看作是外在于人及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把历史看作自然的纯粹的自我及其产物,将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唯心主义者特别是黑格尔把自然看成是脱离历史的纯粹的、抽象的自然,把历史看成是脱离自然的纯粹的、抽象的历史,认为“自然界的时间上的历史是排除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展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3]502,将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导致自然与历史的对立。旧唯物主义者特别是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将纯粹的人和纯粹的自然界作为出发点,把周围的感性世界看成是始终如一的、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历史的产物,割裂了历史与自然。恩格斯指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当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只要存在着人类历史,就必然存在着人和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自然史与人类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撇开两者的联系孤立地研究自然史和人类史是错误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516。恩格斯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视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观的领域之中,一方面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强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2]544;另一方面,又将历史的观念引进自然领域,批判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根本不把自然“看做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人们注意的仅仅是自然界在空间的广延性;各种不同的形态不是前后相继地而只是彼此并列地被组合在一起”[3]406,强调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544。恩格斯的自然观把对自然的认识和对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强调自然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然史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基于实践,恩格斯的自然观既肯定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又认为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及人类社会的产生基础和基本存在方式,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视为自然和历史联系的中介、基础,揭示了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性,突破了以往把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实现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以实践为基础,恩格斯的自然观实现了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恩格斯认为,社会与自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从自然到人类社会是自然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人类社会并不是自然自发形成的结果,而是人在从事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从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方式看,自然界是物质的一种自在存在的形式,人类社会不是一种自然以外的存在,而是一种采取社会历史形式运动着的自然存在。“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p#分页标题#e#

作者:马瑞丽 吴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