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群体研究的对象
以五四时期的中小学教师群体为例，他们是处于社会转型中一个有突出作用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广大的知识精英陈独秀、等将新的思想和观念引入到中国，在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启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广大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对进一步传播和普及新思想、新观念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广大中小学教师通过求学、读书、看报等方式接受和掌握等知识精英所宣传的思想和观念，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三尺讲台将这种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的种子再播撒在无数中小学生的心田之中，使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在幼小的中小学生心灵里发芽、生根。这些人都是普通教师，不是教师中的精英人物，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研究五四时期中小学教师群体，不仅要研究他们在发展基础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影响百姓心态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还要研究他们的文化程度、工作态度、教学水平、生活状况，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状态，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只有细致入微地考察和分析他们的特征和作用，才能呈现出一个立体生动、丰满逼真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形象，也才能客观反映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作用和特点。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的创造、表现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这一作用是通过个体、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作用来实现的，但是，从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来说，还离不开无数奋战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王某某、李某某、赵某某们等普通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单个人力量的相加，而是在相加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合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的流动促进文化的传播，如果是单个人的流动，意义就比较小，而群体的流动则使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大不一样。”①尽管他们在历史上未留下姓名，但都直接参与了人类精神财富乃至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予以肯定并载入史册。如果只强调社会变迁中精英的活动和作用，而忽视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这样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共历史群体研究的方法
加强中共历史群体研究，是一项开辟研究领域，弥补研究缺失，丰富研究内容的重要课题，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意义。那么，如何加强中共历史群体研究呢? 张静如认为: “写一个群众性的历史现象，应该把群众活动写清楚，然后再做点分析，指出它的具体作用，从而说明确实是群众力量决定了历史的发展。”②他在《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研究》一书序言中指出，从群体的角度研究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要“说明为什么湘籍革命家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 是什么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造成的; 要说明这个群体在革命和建设中是怎样起作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特点; 要说明这个群体共同的长处和短处，他们之间的差别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①也就是说，将群体置放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指出群体在社会变迁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间的关系，突出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特点。
( 一) 需要大量史料为依据
一切历史的事实和现象，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研究历史就应该从历史本身的发展中去考察和分析他们。然而，“现在通史型的中共历史书上很少反映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作用的原因，是因为这方面研究基础太差。缺乏史料，缺乏研究成果，想写也写不上去。”②导致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某一时期的政策和行动的反应表现时，在缺乏具体资料和实际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随意加上一两句抽象的结论，以说明这种决策和行动是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实上，只有将群众的作用通过群体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才能说明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也才能让读者对得到的历史结论感到信服。胡乔木在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 第一编送审稿时对文中有关时期工人群体罢工觉悟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发动罢工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本子写工人的觉悟，估计得比较高，说工人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这种说法过分了，是否要这么讲? 可以考虑”。“罗章龙回忆录上写他们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工人不信，很长时间对他们抱怀疑态度，后来他们硬是脱下长衫同工友住在一起，才逐步把工人发动起来。”③胡乔木引用当事人罗章龙回忆录的史料，纠正了中共历史著述中所惯用的工人群体“一开始就具有强烈革命要求”的结论。这样的史料不仅使结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具有新意，而且容易使读者信服。
( 二) 关注群体心理
心理是一种意识，是人们对某一问题和事物的态度和看法。由于每一个群体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不同，也就决定了其心理状态各有特点。不同群体的心理反映了本群体的要求、愿望和精神面貌，这种心理不但影响着本群体的发展，而且在社会上也起着交织影响作用。比如，研究中国共产党员群体心理，第一，是要弄清楚影响党内群体和个体心理状态变化的诸多因素，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第二，对党内群体和个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调查。之所以进行全方位的调查，是因为形成党员群体和个体心理变化的因素太复杂，把调查简单化了，很难掌握真实情况。第三，对调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由于调查的情况有可能存在水分，调查群体和个体的愿望、要求和情绪有符合实际的，也有不符合实际的，这就需要辨别，去伪存真，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④同时，“既要纵向考察不同时期的各种心理，又要横向分析同一时期内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群体的社会心理。由于党史的研究不能把人们的政治活动当作重要内容集中考察，所以，不同时期政治心理的分析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⑤只有通过社会群体心理特征及其变化的分析，才能更好说明社会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更好地全面认识和理解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 三) 将群体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p#分页标题#e#
每一个群体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土壤和历史条件，所以分析和研究每一个群体的特征及作用都应该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都应该将他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对社会群体功过是非的评判，就应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而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政治的需要、个人好恶、主观臆测随意拔高或贬低。唯有如此，才能够准确地还原历史的面貌，客观分析和研究群体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作用。将群体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还需要考察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千丝万缕的关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一切社会现象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吃、穿、住、行、用等都与其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共历史群体研究的任务恰恰是通过揭示这种关系，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作用。尤其在涉及到对某一群体思想研究过程中，不能忽略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考察。
( 四) 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作用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作为人民群众中的每一成员，他们的意志又是互不相同的。恩格斯用“合力论”精辟地解释了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即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个体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这些个体既可以是单一的某一个人，也可以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从这个结果的形成过程来看，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既有群体利益，又有个人的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合力”。因此，加强中共历史的群体性研究，就需要注意群众中不同社会阶层，即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例如，考察当前时期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对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内的不同群体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指出他们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特点与作用。这些群体实际上是按照人民群众中不同的职业群体进行划分的，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五) 强调群体并不等于忽视精英
纵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无数的先进人物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1848 年到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①所以，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关注以普通民众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特点，而且要同样重视精英和精英群体的作用和特点。“精英一定要写，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个别领导人的思想及活动一定要突出写”。“没有精英们的先知先觉，没有精英人物的带领，群众运动就会走上歧路，就不能推动历史发展。但是，写中共历史时，不仅要写精英，而且必须要写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②因此，弥补中共历史著述中只见抽象群众而无具体身影、只见精英而忽略群众作用等不足，并不等于只强调社会群体研究而不写精英，只有把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方面都讲全，才更符合历史实际。
中共历史群体研究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各领域中的群体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人们日常在生活中往往忽视这种作用，只有到缺少时才意识到这种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普通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活动，强调领袖人物及党的方针路线等，这种倾向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尊重普通社会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积极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 在理论研究中加强对普通社会群体的研究，多角度宣传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 一)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也发挥了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本质要求。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共始终高度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的深刻认识，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的评价标准、“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的理论指导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发展理念。这些尊重群众、信赖群众、依靠群众的理论观点，反映了中共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由于缺乏中层理论和实证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有的人甚至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认识”。研究者虽然强调在研究中要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著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少得到反映”①。人民群众实在而不是抽象的身影很难被看到，即使部分涉及，也很少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很难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因此，加强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微观研究，不仅可以使“人民群众”的形象更加生动具体，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唯物史观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得到贯彻落实。
( 二) 正确反映普通人物在社会变迁中作用的客观需要
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人类的活动不仅是人类存在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而研究人的历史，是研究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既然历史是人的历史，描述历史过程，必须见到人的活动、人的思想、人的作用，否则就难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从中共的发展历程来看，到处都是人民群众的身影。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后期执政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议，都是靠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贯彻执行的，才推动社会前进的。“因为一般的而非极为突出的个体的作用只有依托和借助于群体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为群体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个体作用的相加; 因为群体的作用较之个体的作用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持久性、连续性。”#p#分页标题#e#
虽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治领袖在制定大政方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方针政策若得不到贯彻落实，再好的宏伟计划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张静如认为: “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③然而，在我们的中共历史著述中，鲜活的、众多的普通人物形象很难找到。龚育之认为，对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党的领袖人物、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精英式的人物，还要广泛关注普通人物群体。“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 不就苍白了吗? 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他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文章，即《读〈金凤自述〉》、《读〈冀朝铸自述〉》和《读〈张泽石自述〉》。这三位自述者都是他的同学，虽然都有相当特殊的经历，但都不算是应该写入党史的精英人物。之所以把他们写进书里，龚育之强调并不是主张把他们写进党史里，而是认为“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
( 三) 普及中共历史的现实需要
中共历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研究中共历史就应该采用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胡乔木认为，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个部分搭配好，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掌握和了解中共历史史实。他在审阅《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 第一编送审稿后指出: “我们的书也要写得引人入胜，使人读起来眉飞色舞”。“不要老是写会议有哪些人到会，作了哪些决议，和评论一些事件。对某个事件，当时报纸是怎么说的要用当时社会上的反应，从客观上观察，中国反动派是怎么说的。”“要把这些多种多样的人和事，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局势、中国革命的态度、评论写出来，穿插进去，这样就生动了。”②胡乔木提到的“当时社会上的反应”，即社会不同群体从自身利益考虑表现出的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其实是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在利益诉求、愿望要求方面的体现。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
学术界存在不顾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随意将抽象描述群众作用同反映群众作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象，这不仅无助于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中的真实作用，而且无助于普及中共历史。例如，在没有具体材料，没有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加上一两句抽象的结论，以说明这种决策和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事实上，这种抽象的结论往往是违背了实际情况的，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图景。有研究者在研究“首都革命”时，强调“显示人民的革命力量”、“沉重打击了反动军阀势力”、“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到来”，怎么“显示”、怎么“打击”、怎么“推动”都没有，完全是抽象的③。显然，具体的分析不仅能体现普通民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使研究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生动具体，增强可读性。
本文作者：王峰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