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作者治史著书的价值追求是“让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大众所共享”，“力求义理、考据、辞章兼备，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三者统一，写出有新材料、新观点，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历史著作”。就是要编写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历史著作，以便于对干部、群众和青年进行国史 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这样的价值追求，不仅是研究国史应有的，也是研究其他历史所应有的。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统一，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社会普及价值兼备，这样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见。有的著作，思想水平高，而学术性、可读性略逊；有的著作，学术价值高，而可读性略逊（也有思想性略逊的）；有的著作，可读性强，但思想性、学术性略逊（如有些戏说类、纪实文学类的书，史实错误不少）。而《三部曲》在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统一，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社会普及价值兼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值得彰显。《三部曲》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可另文探讨，以下只说其可读性、社会普及价值的成绩，以窥学术著作普及路径。
图文并茂
书中大量采用了百姓大众喜闻乐见的资料照片，题材、内容丰富，一览即可从中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如，同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邓小平、汪东兴在主席客厅里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领略邓小平复出初期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的精神风貌，乃至从中体味这些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关系。
与《三部曲》差不多时间出版的图文并刊的书还有几种，比较起来，《三部曲》无论内容和图片都丰富多了。如《三部曲》的第一部《前奏》篇幅300余页，采用照片50余张，文字22万，这自然有助于把“”时期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这段历史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入、更详尽。而且《前奏》中有些照片是很多书中所没有的，如“起草的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第14页）、“姚雪垠1977年写给胡乔木的信”（第199页）等。《三部曲》其他卷中也有一些照片，如《决战》第30页“1976年3月10日，对关于是否•31•印发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第195页“给邓岗的手令（1976年10月6日）”等照片，《新路》第78页“邓小平为陶铸平反的批示”，第81页“1978年5月7日，对温济泽要求平反报告的批示”，第247页“胡乔木起草的《历史决议》手稿”等照片，也是已经出版的一些书中没有的。以上这些照片不仅史料价值很高，从中还可以看到、、、邓小平、、胡乔木、姚雪垠等人的书写真迹，起到见字如见人的效用，还可以作书法的欣赏。
注重写史事的细节、情节、场景
读者有身临其事之感，引人入胜。如《前奏》写邓小平“”时期复出，第一次在宴会上露面：这是他自1967年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对邓小平及场景寥寥数语的细节刻画，一读就使人油然产生一种兴奋和惊喜，不断回味。又如对追悼大会的记述，《决战》写道：邓小平致悼词时表情凝重，声音低沉悲痛。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
注重细节刻画，使《决战》对追悼大会的描写，一下子跃然纸上。再如《决战》写解决“”后连夜在玉泉山9号楼住处开政治局会议，是按照当事人周启才回忆写的，并作了一些加工：周启才（中办秘书局局长）被引进叶帅卧室。这时华、叶正并肩坐在叶帅床沿商议事情。见周启才进来，华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华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周说：好。周启才到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一起动手，把客厅布置成政治局会议的形式。因减少了“”四个座位，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了。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排摆了两张沙发，每个沙发前放一个茶几，供和叶帅使用。……将近十时，周启才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开会时间已到。汪指示周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叶是否按时开会。周向华、叶报告后，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先在床沿上站起，并伸手搀扶叶帅慢慢站起来。出卧室门时，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进入会客厅，分别在正中并排摆放的沙发上就坐。面对会场，华居左，叶居右……
以上将玉泉山会议的布置、开会前片刻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现纸上，十分精彩，扣人心弦。读以上细节和场景的描写，真有身临其会之感。“一位女政治局候补委员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写出了解决“”行动的机密性，政治局的人并非都事先知情。、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面带微笑，进入会客厅，写出了华、叶二人的胜利喜悦，写出了二人在粉碎“”中的关键作用。以上的细节、情节、场景描写，不仅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没有，就连一些纪实文学书中也没有。《三部曲》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能够抓住人，就在于每一卷都十分注重细节、场景的描写。
胡华1986年谈到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写作时指出：“文字生动，就是在符合真实情况的原则下，对一些壮丽的场面，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形象，可以作一些刻画和描述的。但不要作夸张的过多的文艺描写，也不要把传记写得太呆板枯燥，用语太概念化，使读者想象不出传主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出一些历史场面的情景。”后来胡绳也说：“关于中共党史，已经有了许多书，但缺乏具体形象的描述。我们写这本书，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讲科举考试，就说士子们去参加考试，到底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考法，没有说明，读者还以为科举考试和现在考大学一样。倒是外国人写中国历史注意讲明细节。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让他们弄清楚。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许多地方组织农民暴动，究竟怎样搞暴动，现在的读者不知道。虽然不可能一个一个暴动都去具体讲述，但要选择一两个典型的，具体地加以描述，讲清楚头尾始末，成功的，失败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规模的不著名的暴动，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讲，不能光讲井冈山。这是写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点。”都强调了要写细节，要有场景描述，要形象化，这是文字生动需要的，更是讲清楚历史事实需要的。这是历史研究及写作、中共党史研究及写作的经验教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总结，对于学术著作走向人民群众、走近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三部曲》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p#分页标题#e#
注意写众人、写普通群众
如写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就写了很多人的贡献。如关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酝酿和组建，《前奏》写道：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当时，政研室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编辑《毛选》为主要任务，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另一部分，管理政研室的日常工作，承担邓小平交办的调查研究等任务。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办公。政研室共分三个研究组：理论组，王子野（组长）、陈道（副组长）、郑惠、苏沛、滕文生、朱佳木；国内组：丁树奇（组长）、林涧青（副组长）、徐道河、孙小礼、赵乾德；国际组：王飞（组长）、何汉、周锡荣、李波人、冯兰瑞。政研室内部设办公室（主任李敬之）和图书馆（负责人高兴国）。包括三位司机在内，一共只有三十来人。
把人名一个一个列出来，不仅披露了细节，也意在突出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此外还专门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一节，来论述众人的作用、集体的力量。还写了贺捷生送材料（《前奏》第185页），李春光写大字报（《前奏》第190－191页），周妙中写信（《前奏》第192页），张锋写信（《前奏》第193页），等等。这就突显出1975年整顿取得成效，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作用，而是众人的作用，是群众的力量。从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决战》对于解决“”的记述较为详细，特别将执行人的姓名一一列出：汪东兴同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执行任务的人员分为五个行动小组，明确分工：第一行动小组解决，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第二行动小组解决，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第三行动小组解决，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第四行动小组解决，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第五行动小组解决毛远新，组长李连庆。现场警戒为：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布置就绪以后，行动小组的人员就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在车上应急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活动腿脚，熟悉擒拿、解脱的动作。汪东兴巡视检查一番，鼓励突击队员们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斤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大家齐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斤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一句，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解决“”归根结蒂要依靠群众。以上也是记述细节，这不仅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同时也增添了著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理论价值。
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写历史要写人民群众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该是群众的历史，而不能只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要求，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很多中国史著书，写领袖人物，写高层活动，仍然是主要内容，人民大众的声音、意志传达体现得很少。美国学者S．C．皮尔森（Samuel C．Pearson）2000年说：不明白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不注意研究“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写逝世的：根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8日晚8时30分，“四肢发凉”。9月9日0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时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时10分，“心跳停止”［7］665。中国的二十四史写皇帝死也没有这么细，说明作者的心思、关注点全在领袖人物。而《三部曲》在写群众史、人民史方面作了一点努力，值得肯定，这样的努力应该继续，应该更深入。披露历史细节、真相，要关注领袖人物，更应关注人民群众。写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才喜欢看。
文采飞扬
同样记一件事，文字生动与不生动、有文采与没有文采，其感染力、吸引力大相径庭。《三部曲》在行文的生动、文采方面下了功夫。如《前奏》写1974年的“八月指示”改变了“”的走向：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检讨、揭发与有关的人和事的军队高干会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们，更是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指示：“无产阶级，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并指出：的“八月指示”，对邓小平得以复出并主持1975年的整顿，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意义。
又如《前奏》写1975年文艺调整：1975年春、夏党内斗争的态势，既为把整顿引入“”长期霸占的文艺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也使得文艺调整（其实是同“”在文艺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这决定了1975年的文艺调整只能是就一部一部具体的作品、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家来展开。如同巷战肉搏，要一所一所房屋、一个一个街垒地进行争夺。
以上这些生动的文字，准确的形容，形象的比喻，适当的联想，读之使人兴趣盎然。没有文采的史著，是不会有吸引力的。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三部曲》在“言之有文”方面，可谓为当今史著的撰写立存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周一平 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