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利群
以史为鉴、引古论今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党和国家对古代文化传统一贯采取的原则和方针，而且也是国民的普遍共识和普世价值观；也不仅在于中国人更多依恋历史传统而长期积淀的怀旧情结，而且在于始终坚持的文学与历史交融的大文学观和大历史观的思维定式。故而以历史作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创造出不同类型的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历史影视剧不绝于世，为世人提供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审美享受，而且也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提供了思想的反思和批判。马玉成、曾广良著18集电视连续剧本《清官血溅善缘庵———清代谋杀反贪要员第一案》，即是历史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它以清嘉庆十三年黄淮洪泛因赈灾与查赈而发生的谋杀朝廷查赈大员李毓昌案件为历史背景和叙述线索，全方位地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以及官场和民间众生态进行历史性与文学性交融为一体地描绘，构成一幅色彩斑斓、宏大雄浑的历史文学画卷；其电视连续剧的文学剧本样式又使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更直观形象、丰富多彩。与其他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相比较，该作品表现了突出鲜明的特征：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厚重文化底蕴使这一反贪与反查赈的明争暗斗的复杂历史事件及其清官李毓昌这一历史人物，更增作品的厚实、厚重、厚度；通过案中案、计中计、套中套的环扣式结构，层层递进、推波助澜的剥笋式叙述，借助影视蒙太奇镜头运用技法而构成节奏简洁明快、跳跃鲜活的语言风格及其时空交错、纵横挥洒的场景效果，在更增艺术魅力和审美韵味的同时，也彰显出艺术表现力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这些特征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重”。一是历史文化的厚重。历史文学对历史的叙事必须着眼于历史之“事”与历史之“叙”。历史之“事”的选择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历史而言的意义维度，指题材具有重大意义或者说有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性和普遍性价值。二是历史的现实价值维度，指有利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和承接从而具有现实意义。
故而该作品选取“清代谋杀反贪要员第一案”这一事件而言，无疑是一重大历史题材，从而有利于通过这一事件揭示历史事件的文化内涵与本质，昭示其以史为镜的现实意义，使选材具有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厚度。从历史之“叙”而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文学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的结合，无疑也使其叙述与一般文学叙述有所区别，体现出因历史叙述而带来更强的艺术真实性，同时对“真”的追求无疑也会使艺术价值更高，与“真”俱来的艺术之“善”和“美”也更易彰显，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真实性。但由此也带来拘泥于历史而削弱艺术虚构想象因素的局限性，如何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统一，还有待努力使之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二是思想上的凝重。优秀的艺术作品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哲理的高度，由此带来发人深省和反思的思想性效果。该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公案文学或清官文学之处在于，在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基础上更多地通过案中案展开和揭示案件的社会背景和案发缘由，以案件为中心像层层荡漾开的涟漪一样扩大到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从朝廷上层到民间下层、从自然灾害到人为灾难、从赈灾到查赈、从官场黑幕到社会黑暗、从清官磨难到百姓疾苦等等，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层层揭开官场的黑幕，从而更为深刻地揭露批判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丑恶面，引发人们对案件的更深一步反思，更对案中案、案外案牵涉的社会问题作更深一层的思考。
更令人感慨的是在人性的表现上，除清官与贪官的善恶人性的对比所形成的强烈冲击力外，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善恶之间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性。如在对李毓昌最为信赖的三名亲信的人性逆反变化的表现更能引人深思：与其怪罪李毓昌用人不当，不如说是官场制度及其人性弱点使然。甚为出彩之处在于对另一清官章家麟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但明哲保身的矛盾性表现，其人性及其性格的层次性、复杂性、矛盾性更发人深省：清官固然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但更在于不仅律己而且律人，能否反腐倡廉，能否敢于直面人生，并非仅仅是性格使然，也并非仅仅是制度使然，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和人性缘故。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李毓昌冤案昭雪之日，则是他辞官归隐之时，以此为全书结局，可谓点睛之笔和神来之笔，直指题旨：官场黑暗乃是贪官滋生之厚土，社会黑暗乃是封建专制制度之必然。李毓昌查赈被刺的悲剧结局，也能引发人们进一步诘问：这一悲剧究竟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但却未能除却淤泥。
当我们在推崇和弘扬清官文化和善良正义品质的同时，难道不需要对滋生贪腐和产生悲剧的社会原因作更深一步的追问吗？故而，这一作品在艺术感染力基础上生发出的思想震撼力，使其悲剧性无疑是沉重和凝重的。三是艺术表现力的浓重。历史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故而表现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是重中之重。以文学的方式来写历史，就不能仅仅依赖历史题材和历史事件取胜，而是需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通过虚构想象方式形成情节、结构、故事、形象等文学要素。从故事情节而言，该作品通过细腻入微的细节描写和概括勾勒式的白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叙述方式交叉运用，悬念、伏笔、存疑、对比、反衬等手法运用，不仅将案件发展过程表现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而且使故事因情节丰满而更有风骨，使其庞大的故事骨架上更有情节与细节的丰满血肉。
从人物性格塑造而言，为凸显李毓昌清官形象，不仅设置了赈灾、查赈中他与贪官的对抗交锋的刚性性格，而且也设置了他与百姓明察暗访的柔性性格，更设置了他拒贿金、识美人计、破师情、避毒酒等一系列一波三折、化险为夷的环扣式情节，从而更好地展示李毓昌刚直不阿、正直廉洁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深入地揭示了他更为内在的堂堂正正做人处事、外刚内柔的性格个性。尤其对他被谋杀情节的描写，是以倒叙方式以及刺客招供的反衬方式叙述，更能表现英雄血溅善缘庵的以生命殉道的精神和“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无疑是惊心动魄、悬念环生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艺术表现力的浓重，才能达到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沉重、厚重效果。当然，作品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李毓昌之冤死的高潮放置在第十三集，尽管死因是一个悬案，设置了悬念以埋下伏笔，但推后至最后一集中通过犯人供述倒叙冤死过程，无疑会造成最后五集中对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所削弱，使故事重心仅限于最后揭秘的破案中。#p#分页标题#e#
此外，情节推进的张弛节奏把握不够严谨，有前松后紧的感觉，从电视连续剧的分“集”结构而言，每一集应有一定的张弛节奏及其矛盾冲突的点面设置，而不至于看了几集后还未进入故事。另外，作品设置了一条贯穿始终的座右铭：“清风循吏，持正不阿”，这是反贪立意之所在，也是清官李毓昌的写照，但却出自贪官铁保所书，其中反讽之义自不待说，但总令人感到别扭和不妥。当然，作者创作也有其苦心和匠心所在，或许有人视其不足，或许正是他人得意之处，见仁见智，不必苛求，均可从不同视角观之，必有其辩证合理之缘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