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宋德发 张铁夫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普希金写下了大量现实题材杰作,还创作了不少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皇村回忆》(1814)、《英明的奥列格之歌》(1822)、《斯坦司》(1826)、《奥列格的盾》(1829)、《给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颂歌》(1827)、《波尔塔瓦》(1828-1829)、《铜骑士》(1833)、《彼得一世的盛宴》(1835);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未完成)、《戈留欣诺村史》(1830)、《上尉的女儿》(1836)等。历史文学都有一个“时代向度”,即通过讲述“历史”来关照现实。正像克罗齐所言:“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推动人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1]334那么,普希金的历史文学具有怎样的时代向度呢?我们不妨从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称颂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发掘俄罗斯的历史精神,讽喻或鞭策现实的帝王
早在1818年,普希金就向世人宣布:“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从不曾为权势烧过香。/我只学着颂扬自由,/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我生来不为用羞怯的缪斯/去取媚沙皇的欢心。”[2]252可是在他后来的历史文学创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奥列格、伊凡四世、鲍里斯•戈都诺夫、彼得大帝、保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某些帝王的“捧扬”。如何解释这种“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现象呢?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这些帝王属于历史人物,并不是现实中的沙皇,所以,贬抑他们不等于对他们有偏见,称颂他们也不等于是“取媚沙皇的欢心”。其次,普希金是站在历史大势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因此对他们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俄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帝王固然有种种的局限,但不能抹杀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第三,对他们的描绘和评判是在为现实中的帝王竖一面镜子。称颂彼得大帝的诗歌《斯坦司》(1826)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普希金以史为鉴的思想。诗歌用大部分篇章表达了对彼得大帝的崇敬之情:“他以真理打动了人心,/他以学术醇化了风习”;“他用独断专行的手,/勇敢地撒播着文明”;他“时而是院士,时而是英雄,/时而是航海家,时而是木工,/他以一颗包罗万象的心,/永远充当皇位上的劳工”[3]91-92。
在普希金看来,彼得大帝“他一个人就是一整部历史”[4]。发掘和张扬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历史精神,不仅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更表达出对现实帝王尼古拉一世的讽喻和鞭策:“请以宗室的近似而自豪吧,/请在各方面都像祖先那样:/像他那样勤奋而又坚定,/也像他,能给人以善良的印象。”[3]92普希金希望尼古拉一世能像彼得大帝一样,做一个有能力、有作为、有志向的开明君主。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不过是妄想而已,因为尼古拉一世“身上有很多准尉的东西,而彼得大帝式的东西并不多”[5]。普希金对尼古拉一世失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和彼得大帝相比,尼古拉一世确实逊色很多。前者开创了俄国“启蒙的真正的春天”,而后者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血腥中即位后,完全丢掉了前期的某些自由主义的面具,实行公开的思想文化压制,他的高压统治使俄罗斯社会生活进入漫长的“冰冷的冬天”。其次,随着俄罗斯思想的觉醒,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帝王的期待值也随着增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但从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看,觉醒的知识分子已经难以容忍。而尼古拉一世恰恰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巩固他的强权。再次,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本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不仅剥夺过他的自由,还羞辱过他的人格。这也让普希金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最后,常人贵远贱近,尤其当现实充满无法解决的矛盾时,更容易将过去当作精神的家园,因此,赞美甚至美化过去的帝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借助修史官皮敏之口表达了对沙皇费奥多尔(1584~1598)的好感:“上帝喜爱皇帝的温顺,/在他生前,俄罗斯一直四海安宁,/非常太平。”[6]一般的史学家都认为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是典型的“虎父犬子”,与创立了丰功伟业的父亲相比,费奥多尔是一个低能的皇帝。可是,有时候“低能”也是一种优点,至少“低能”者性格温顺、无欲无求,不好大喜功、不劳民伤财,这种天然的“无为而治”反倒给国家带来了安宁和太平。对无能皇帝的怀念暗含着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讽刺。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俄罗斯的“混乱时代”也是从他开始的。对无能皇帝的欣赏也隐喻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加强专制统治等某些“有为”行为的嘲讽。当然,“祖先”留下的不只有需要学习的经验,还有需要避免的教训。《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登位方式和登位后的表现,警示他不要重蹈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覆辙。普希金在1827年《致〈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信》中说:“您想知道还有什么妨碍我发表自己的悲剧吗?就是其中有些地方使人联想到影射、暗示、allu-sions(讽喻)。”[7]
这里的“有些地方”包括三点:一是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弑君的情节,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一世也是踏着保罗一世的尸体登上皇位的;二是指百姓在莫斯科红场隆礼台上高呼“杀死戈都诺夫家族”的场面,暗示亚历山大一世如果继续实行专制暴政的话,也不会有好下场;三是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常常锁在寝宫里和魔法师、巫公子、打卦佬一起算命卜卦,讽喻亚历山大一世不务正业,和修士大司祭福季、都主教谢拉菲姆等过往甚密。普希金对亚历山大一世经过了从希望到失望的转变。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伊始,实行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小部分地解放了农民,并出台了斯彼兰斯基政治改革方案。1812年的卫国战争,以及随后俄国对法国战争的胜利也增加了普希金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好感。当俄国的军队从巴黎凯旋时,俄国似乎成了欧洲的解放者,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归国后的军人们很快发现,自己的祖国依然是备受奴役的国家。普希金也终于看穿了他的伪自由主义真面目,对他从此失去了信任。1818年,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召开的波兰会议上许诺在俄国制定一部宪法,普希金把此种允诺讽刺为大人哄小孩子玩的“童话”:“孩子在小床上高兴地/跳了又跳:/‘难道这是真事?/难道这不是玩笑?’/母亲对他说:‘合上你的小眼睛,睡吧,宝宝;/你已经听完了你的父皇/给你讲的这一篇童话,/到时候了,你正该睡觉。’”[2]255-256#p#分页标题#e#
二、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或事件,得出新的结论,传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理念
卡尔•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1]155普希金也在履行着他那代人解释历史的义务,当然,有的解释没有得出新的结论,有的则得出了新的结论,比如《上尉的女儿》。在普希金之前,写普加乔夫的文章和书籍几乎都按照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的说法,竭力贬低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称之为“贼”、“欺骗者“、“野兽”、“残忍者”,等等。在《上尉的女儿》中,普加乔夫的聪明、勇敢、诚挚、冷静、温和和宽恕精神得到了比较翔实的描写。尤其是小说采取一位自小接受贵族荣誉教育,一直对农民军有着偏见和误解,固守贵族立场的贵族军官的视角来叙述,更是“客观地”突出了普加乔夫的诸多优秀品质:知恩图报、善恶分明、指挥有力、视死如归等。
普希金带着客观的心态来写普加乔夫,而他越客观,就越掩饰不住对这位被官方历史恶魔化的起义军首领的欣赏之情。在普希金的心目中,普加乔夫、斯杰潘•拉辛等人不仅是真正的英雄,还是特殊的帝王,因为他们的伟大程度和彼得大帝是一样的,都属于“具有坚强性格、高尚激情和事业心的人”[8],普希金曾用诗句称颂斯杰潘•拉辛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富有诗意的人”[9]。作为俄国历史学家,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和无序性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对暴动血腥的一面并没有回避,而这也是历次暴动中最常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正常的事情。作为贵族,他也不可能完全无视农民起义所带来的危机感,因此,小说第六章赞美亚历山大皇帝仁慈的统治和主张温和的改革;第十三章以安德烈之口表达对这场无意识和残酷的暴动的痛恨;第十四章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称颂等,是符合普希金的思想境界的:他不会支持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民起义,但也没有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可以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写作。他只是秉承诗人的良心和一个贵族思想家应有的深度,看到了造成农民造反的深层原因便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所以说,他对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也好,对农民起义领袖的认同也好,都是因为他欣赏那种挑战专制制度,追寻自由、公正和平等的精神。
三、辩证地评判伟大人物的功过是非,张扬一种历史理性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历史理性,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对自己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的态度。在俄罗斯的帝王中,普希金像很多俄罗斯人一样,最推崇的自然是彼得大帝。别林斯基说:“彼得大帝的名字应当是集中了一切感情、一切信念、一切希望、骄傲、高贵以及一切俄国人的崇敬的精神支柱———他不仅仅是过去和现在的伟大事物的创造者,而且也将永远是俄罗斯人民的指路星,俄罗斯依赖他将永远走一条追求精神上、人性上、政治上的崇高目的的真正道路。”[10]屠格涅夫则认为:“他(彼得大帝)的天性和普希金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接近的,无怪乎普希金对彼得大帝怀有一种特殊的爱戴、敬仰之情!”[11]无论从彼得大帝本身的伟大,还是从普希金本人对他的情感上来说,普希金称颂彼得大帝都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当他用《斯坦司》(1826)、《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未完成)、《波尔塔瓦》(1828-1829)、《彼得一世的盛宴》(1835)等“彼得题材”的创作全方位地赞颂彼得的丰功伟绩时,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当普希金能够以一个俄国人、一个19世纪的俄国人、一个有着帝王情结的俄国人、一个崇拜彼得大帝的俄国人的身份,在《铜骑士》中反思和批判他的偶像彼得大帝时,我们更能够感受到普希金作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可贵之处。
《铜骑士》(1833)的“序诗”是颂歌,赞美彼得大帝的高瞻远瞩和雄图大业:“于是他想:/我们要从这里震慑瑞典。/这里要兴建起一座城市,/叫那傲慢的邻人难堪,/上天注定,让我们在这里/打开一个了望欧洲的窗口,/我们要在海边站稳脚跟。/各国的旗帜将来这里聚首,/沿着新辟的航路,我们/将在这广阔天地欢宴朋友。”[12]正当我们以为普希金继续他的歌颂主题时,诗歌突然转向一个“悲惨的故事”的讲述:一场洪灾让平民百姓叶甫盖尼家破人亡。叶甫盖尼的不幸表面上是“天灾”,实为“人祸”:彼得大帝为了实现自己的英雄意志,违背建筑规律在易发洪灾的涅瓦河畔建筑彼得堡。诗歌对历史的思索是理性的:人们通常只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对英雄人物的评判也以是否遵循历史大势为标尺,却很少思考过历史的滚滚车轮究竟淹没过多少平凡个体的欢声笑语。普希金对彼得大帝“另一面”的思考揭示了旧文化体制下英雄们的局限:他们决意满足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他们永远觉得别人要服从于他们的理想,而自己却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这种骄狂的性格,导致他们在颠覆公共道德和法律体系时,往往以牺牲平民的利益为代价,所以,他们的盛名之下往往充斥着杀戮、死亡、暴力,至少也是冷酷无情。
四、思考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普希金丝毫不怀疑民众力量的伟大。因此,在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民众成了左右皇位归属的决定性力量。鲍里斯是被“民意”推上皇位的。戏剧中写到,“众百姓”跑着、号叫着呼喊:“哎呀,开恩吧,我们的父亲!治理我们吧!/做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皇帝吧!”[6]121鲍里斯半推半就,“心不甘情不愿”地满足了百姓们的请求。鲍里斯的对手舒伊斯基看穿了问题的实质,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鲍里斯一个劲儿地耍手段,我们就去制造人民的骚乱;让他们罢免戈都诺夫。”[6]115显然,“民意”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谁都可以利用,就看你如何利用。可以说,“民意”集中体现了政治的阴谋和阳谋。伪皇子季米特里同样是利用“民意”的天才。他利用伦理的力量,大力宣传鲍里斯的弑君窃国之罪,成功地赢得了民心,夺取了鲍里斯家族的政权。颇有意味的是,悲剧中有一个也叫“普希金”的人物,他是季米特里的谋士,他对鲍里斯的拥趸巴斯曼诺夫指出了季米特里获胜的秘诀:“我们的力量在哪儿?/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民意;是的!人民的公意。”[6]249在“普希金”的鼓吹和游说下,不仅巴斯曼诺夫投降了,连那些曾经苦求鲍里斯做他们沙皇的“众百姓”们也倒戈了,他们呼喊着:“我们的父亲季米特里万岁!”“去,把鲍里斯小狗捆起来!”“去捆绑!去践踏!季米特里万岁!/杀死鲍里斯•戈都诺夫全族!”[6]254难道百姓用自己的意志拥护了一个比鲍里斯更称职的皇帝吗?显然不是。除了权欲和鲍里斯一样强外,季米特里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过人的治国才能。因此,他们拥护谁,推翻谁,其实都是盲目的。#p#分页标题#e#
对于他们而言,谁做皇帝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左右皇位的归属,却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在悲剧中,“众百姓”呼喊谁来当皇帝,其实都是在贵族(往往是那个准备当皇帝的人的谋士)的带领下进行的。“众百姓”对未来的皇帝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比如一个诚实的百姓为了表演出“哭喊”的效果,想到了用洋葱来抹眼睛。这个细节隐喻了民众其实缺乏足够的自我意志,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拥护一个人,又为什么要推翻一个人。总而言之,是“英雄们”在带领他们思考和行动。历史是群众推动的,可是历史的方向却并不是群众确定的。悲剧也借助舒伊斯基的口揭示了民众行动的盲目性和易变性:“无知的贱民/是易变的、好乱的、迷信的,/容易相信空洞的希望。”[6]174在悲剧的结尾,当伪皇子的谋士再次带领“众百姓”喊“季米特里万岁”时,“众百姓沉默无言”。但此句原为“众百姓:季米特里皇帝万岁!”普希金作出这样的修改,透露出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民意”被统治者们反复利用的场景。因此,他用“众百姓沉默无言”来表达对民众的期待:就算不能做自己的主人,也不能做被利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