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福建开展的田野考古，通过遗址与大量文物的出土，关于闽越国研究已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关于东瓯国的研究，虽然温州、台州两地学者依照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观点蜂起，依然莫衷一是。特别是东瓯王都城城址、东瓯国的疆域分野、东瓯国人成份、举国迁徙后原东瓯土著人的去向等，争论纷纭。本文试图通过西界一带的史料和考古资料，考证东瓯国界域，以期抛砖引玉。
温州西界疆域指今天温州的行政区划含平阳、瑞安、苍南、泰顺、文成五县（市）。其中苍南由原平阳属地立县于 1981 年（文物考证，以下文中两县相互应证）。东瓯国之争缘起于近年温州台州两地对东瓯国都城及国界等的纷争。关于两地对东瓯国都城所在之争，温州学者以流传甚广文献为依据，台州学者则立足近年界内出土的各类文物，特别是塘山大墓的文物，与大溪古城的映证，坚定地认为关于东瓯国都城目前温州无准确地点、无都城遗址、无东瓯文物，就此，两地学者展开了多年的纷争，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推理链。因此，关于东瓯国都城的争论，在文献资料奇缺的背景下，只能等待今后田野考古的进一步探索，出土更多有力的实物证据，以求最终水落石出。另外，对东瓯都城的争议，还引申出东瓯国界的争论。既然称之为国，则有国界。按《说文解字》来解：“邦，国也。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2]国为会意字，从“口”（wei）表示疆域,从“或”兼表字音。无四围之界，称不上国。东瓯国属地方方国，必有界域，但东瓯国的四国，从历代史料文献中无法考证。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南方百越广袤之地，长期的边缘化，秦汉以来，对其的归属仅为名义上的，因而疆域难有明确规划；二是东瓯国立国至除国，仅存世 54 年时间短，其国域以都城为中心，向外以同心圆的形式辐射，离王权中心越近，对人口与土地的管理上就紧密，越远则越松散；三是被西汉王朝所忽视的边远小国，任其自治，王国核心人物安民守土即可，而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理念下，百越诸小国之间，相互制衡，相安无事，不要触及王朝王朝即可，至于方国领土的界限及国王权力的大小均可忽略不计。在这点上，当闽越国攻打东瓯国，东瓯国向西汉王朝求援时，西汉王朝就出兵与否向大臣征询意见时，太尉田蚡说：“越人相攻固其常，又数反复，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且秦时弃弗属。”[1]2274一种对边远东瓯国落难之际见死不救的冷落与轻看油然而出。虽然，西汉王朝最后是出兵救援了，但其出兵的目的则是出于安抚。而东瓯国除，四万人千里迁徙至淮河流域，用的是“降”字，即没有给予小国寡民足够的待遇；但从东瓯往北至淮河，也即离西汉王朝的政治中心近了，表明了是从劣地迁往优地，说明是王朝的一种恩渥，表现出关心厚爱的姿态（当时，越往南，离王朝中心越远，其政治待遇也越低，故闽越国、南越国能自立，抗衡王朝的能力也越强）。东瓯国处于原越国的过渡区域，汉王朝统一中国后，相较更往南的百越地区，其所受的重视程度要强些。等到东瓯国除，并入闽越国版图，闽越国利用其复杂的地缘，开辟为东部的屏障，休养生息。东越王余善的作法，使汉武帝产生尾大不掉的危机感，故分兵消灭它；对东瓯国从西汉国除到西晋设县，其疆域并没有让汉王朝重视，即便是经济的开发，也迟至西晋“五胡乱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后，东瓯国才真正地繁荣起来。
关于东瓯国的历史，特别是都城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这些年，对东瓯国的问题，学界开始重视。笔者认为在东瓯国都城的确定上，仅依据目前的史料文献和考古资料得出结论为时尚早，本着重新还原东瓯国历史为己任，两地学者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值得深入探究。如东瓯国疆域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界定。徐三见《东瓯国疆域北界考》认为：“东瓯王国北界的分水岭为温峤岭——即今温岭县温岭山。”[3]目前，关于东瓯国疆域北界争论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宁波古鄞县一带；二是台州灵江以南；三是温峤岭为界。可见，东瓯国北界也无法界定，同样，其西界与西北界从史料文献中也无法考证。东瓯国的南界、东界为海应无疑义，那么西界应至何处呢？
在明景泰三年（1452 年）之前，温州的西部含平阳、瑞安两县（市）。瑞安于三国赤乌二年（239 年）设置。“温，在汉为东瓯国，而瑞隶于温，受地百四十里，逾于古之候封。汉时风气未开，而海噬茫茫，几成瓯脱。”[4]这里“逾于古之候封”地,即为东瓯国。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温州、台州、及福建全境为闽中郡。西汉惠帝三年（前192 年），因越王勾践后裔驺摇佐刘邦灭秦有功，而被封东瓯王。这是东瓯第一次被汉王朝分封[1]681。但东瓯国的封地并没有明确，原因是此所谓封国，为番属，行政上是自治。《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中载：“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余人”。[1]1134刘邦“白马之盟”确立了非刘姓不得封王的制度，因此刘邦在大刀阔斧的剪除异姓中，东瓯王与闽越王并不在此列。可见，所谓的王，其实与“功臣侯”的待遇是相同的。但汉王朝考虑到两国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东瓯故荒，草昧蒙翳”，地远人稀，以怀柔其王，由其自行管理。东瓯国并不是一个完备的行政体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诸候王，高帝初置，金玺绿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5]273也就是说，汉初，诸侯王的行政体系是汉王朝的缩小版。但其领地“大者夸（同‘跨’）州兼郡，连城数十”。那么，汉惠帝初年立的东瓯国，有否达到此要求呢，回答是否定的。汉代诸侯国，从刘邦国祚初定，即开始削弱其势力，到了孝惠元年，诸侯王国所辖诸郡太守的任免权力收归朝廷。景帝则彻底剥夺了诸侯王对封国的行政权力。《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立国于汉惠帝二年的东瓯国，正处于汉王朝势力的上升期，也是西汉对诸侯国进行权力大幅削减的节点上，东瓯国疆域与王国权力大打折扣也在所难免。这种人为的削弱势力，对处于人力财力弱势的东瓯国唯有拥护西汉王朝，此时也只有识时务者才能在东南一隅有立足之地。这也为东瓯国其后参与至孝三年（前 154）吴濞的“七国之乱”打下伏笔。即东瓯国参与吴王之乱有着其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从惠帝之的诸侯国的改革，东瓯国的利益是受到打压，而一旦受到吴王的鼓动，立刻即加入到叛乱的队伍中去。#p#分页标题#e#
闽越王却没有那么积极，原因就是疆域问题。东瓯国与闽越国同属东南丘陵地带，但闽越国立国的疆域为原闽中郡福建的大部，故其空间与地产均丰富于东瓯国。因此，对吴王的起兵，闽越王消极应对。那么，闽越国东部的边境至何处呢？推测应不是现在浙闽两省的交界，而应当向东抵达飞云江流域。
其一，《嘉庆瑞安县志》记载：“受地百四十里，逾于古之候封。”[4]瑞安为东瓯国的西部边陲，东晋永宁年间建郡后，其东部直接为郡城，可以理解为，古时瑞安全境当为东瓯国的全部属地。但瑞安立县后的面积有了较大的扩展。扩展部分即是飞云江上游的义翔乡（后设泰顺县，成其主要疆域）。也就是说，今天这部分毗连两省多县的地理，并不在原来东瓯国的版图。
其二，从飞云江往西，是平阳县（含 1981 年新设的苍南县）。平阳于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建县，建县之前，此地的历史依然不清晰。从出土文物来看，平阳（今苍南县境内）一带最早的文物是三国时太子舍人朱曼葬妻薛氏所刻的随葬买地契约，年代是晋，同时还有平阳横河西晋元康元年墓中出土的大量瓯窑明器等，至今没有发现东汉时期的文物。此外，重要的发现是，2008 年平阳宋埠镇海滨村烟台山有4万 m2内寨遗址，有泥质灰陶、泥质夹砂红陶片、夹砂黑陶、着黑陶等。根据出土器物特征和表面的纹饰分析，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但由于其文化内涵很少，虽说时间上是西汉以前，但并没有形成居落。烟台山（古称龙山）濒临东海，西面为三国时期中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横屿船屯遗址，故为一个临时性的居留点也很有可能。由此看来，西汉时期，从飞云江往西至分水关界（今浙闽界）的广大地区是荒无人烟的“飞地”，在东瓯国与闽越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呈现一片空白。
其三，从海岸线的变迁来看，今天浙闽之间的交通坦途，是借中古时代以来沿海几大水系冲击而形成的平原为依托的。吴松弟[6]认为：“东晋南朝时期今温州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均未成陆，大罗山以北在今温州城区东南吹台山以东的平原上还存在一片浅海湾，大罗山以南直到今平阳县城以北的地区，海岸线仍在今温瑞塘河——瑞平塘河一线以东远，塘河西侧不远便是今天瑞安、平阳两县的前身安固县与横阳县。”“（温州沿海河口平原）南朝宋以前，平原成陆范围有限，海岸线在今天的温州、瑞安、平阳等县市的城区不远。”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温州平原地带形成是比较晚的，今天看到的平原大部分是明代、清代形成的。”西汉时期的东瓯国地理上并没有今天所见到的沿海平原，当时的浙南沿海是以低山丘陵、河湾所组成。这从另外的侧面体现出东瓯国的疆域正如《山海经》里所说的“瓯居海中”[7]。也可能是，东瓯国周边有大量的浅海与滩涂，地理上并没有多少优势。
其四，从国家的强弱来看，东瓯国与闽越国的纷争，从史料文献看似乎是吴王之乱，东瓯王诱杀吴王后的反戈一击，吴王之子刘驹逃到闽越国挑拨离间而起。闽越于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 年）发兵围攻东瓯国。可见，闽越王也蔑视东瓯国。被围的东瓯国，派人向西汉王朝求救，由此引发了太尉田蚡与中大夫庄助之间救与不救之争。太尉田蚡认为，东瓯国多次反覆，不服从西汉王朝，他们之间的攻击无需出兵；而庄助则认为，既然附庸属番来救，如弃之，则难于服人有对地方小国的控制。后从会稽发兵浮海救援东瓯国，闽越王闻讯而撤。接着东瓯王请求举国内迁，经汉武帝同意，于是广武候望，带四万瓯人迁到江淮一带。如果是一个封国，而且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也不至于忍气吞声地要求迁居。但东瓯国的确是看到自已与闽越国之间的交恶将引无数的麻烦。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东瓯国的腹地到底有多大，发生战争后是否有足够进退自如的空间。如果东瓯国与闽越国的接壤边界是在飞云江的沿岸，那么，东瓯国的确是没有能力抗衡闽越国经常性的骚扰，但事实上，可以假设，闽越国与东瓯国的国都非常接近，正因如此，使得东瓯国国王要下决心远离是非之地。事实上，东瓯王到望时期，也已降格为广武侯了。“建元三年（前 138 年）， 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1]1134足已表达出东瓯国的屈辱与无奈。但也足已透露出这样一层信息，东瓯王的实力与闽越王有天壤之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是：东瓯国作为一个地方封国，虽有国之名，却无国之实，并被汉王朝所忽视；东瓯国疆域面积狭窄，其最西界可能仅以飞云江作为天然屏障，既没有纵深也没有险隘可守，当闽越王从西进攻，越过飞云江后，仅可以都城为依托来抗击。“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5]174汉初，大侯的人口也不过万家，地处僻壤的东瓯国，立国时间很短，人口更为稀少。因此，东瓯国其实就是以都城为中心的一个疆域极为有限的的小方国。东瓯国是无法与幅员辽阔的闽越国相抗衡的，其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
从近年泰顺考古调查与发掘来看，闽越国的疆域东抵飞云江流域一线。
林鹗是一个实证的地方史学者，他用三十年时间调查写成的《分疆录》是反映泰顺的一部信史。林鹗《分疆录》记载：“唐以前僻在荒服中，多老林，供郡图材用而已，实闽括间瓯脱也，至唐始有山民烧畲辟壤”。[8]意思是说唐之前的泰顺处于荒服，地理上它处于闽（福建）括（丽水）之间，到了唐代才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但 1988 年在飞云江上游发现的十二处遗址推翻了以上说法，这些遗址时代的延续大约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战国，甚至更晚到西汉。特别是其中的考古文化类型上，泰顺的不少出土文物与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支流苢江水系的几处遗址中，最有特色的是在新山乡锦边山发现的一件三角形人字形石锄（锛），在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层中，下层的石器工具都以石锄（锛）为多，一般为粗磨器身和刃部，两层都有较多的横剖面为三角形石锄，一面扁平，一面有条人字形弧背，器身厚重，这种典型的石锄（锛）主要出土闽南、粤东、闽北，其它地方不见[9]。浙南的其他地方目前也未发现，因此它应是从闽北传入的，时间上锦边山遗址应与昙石山文化中下层的年代相符，下层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 1300 年，数据似偏晚[10]。狮子岗也出陶器，有泥质红黄陶，质地较软，黄色为底，绘以黑色和褐黑色彩，花纹是几何形的，这一点与闽北所发现的彩陶也很相似。闽东福安县坡山和寿宁县武曲两处遗址，石镞数量多，彩陶分两种：“一种是橙黄色加彩，一种是灰色硬陶加彩，两种都是黑彩，彩绘花纹全是宽条几何形纹”[11]，从中可以看出，飞云江水系的文化特征与闽北文化特征的相像性；泰顺与闽相毗邻，都是可逾越的山地和丘陵。#p#分页标题#e#
在方言上，泰顺与闽关系密切。主要为蛮讲。有学者认为蛮讲为“闽讲”，是谐音[12]675。其实，蛮讲应是一种土语，泰顺蛮讲有语言学家归为闽东语的一种，是吴语与古越语融合后产生的一种特殊吴语。泰顺境内闽语保留了古闽语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是中国东南沿海山地县泰顺的原住土语，是汉语与古越语融合的产物，带有孤立语与黏着语的双重特性，被一些语言学者看成是这一地区的原始土著语言。“蛮讲是泰顺县的一种土话，分布在泰顺县的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蛮话和蛮讲被认为是土著语，很可能是吴语与古越语融合后产生的一种特殊吴语。蛮话和蛮讲的语音系统基本上向瓯语靠拢，因而有人误以为蛮话应同瓯语一样属于吴语系统，事实上，蛮话和蛮讲应属于闽东话系统。”[13]唐代著名诗人顾况任温州盐铁史时，流历浙闽周边，写下名诗《囝》，其中有“郎罢别囝，吾悔生汝”[14]运用了当闽地的方言，蛮讲中呼子为囝,父为郎罢。今天，泰顺的蛮讲里，依然保留这种称谓。而温州除了苍南的蛮讲区外，不见其他[12]699。由此可见，无论在考古发现上还是在方言上，泰顺各种特征都接近闽的特征。因此可以推断出，西汉时期，泰顺地处边远，并不在东瓯国的属地内。
综上所述，东瓯国的疆域面积，今人常为地理区划所局限。但东瓯国作为边远的汉之属国，其国土面积比实际要小得多。从今日飞云江以西的出土文物来看，西汉时期，这一带依然处于荒服。从泰顺的新石器晚期、商周至西汉的遗址，以及其方言与闽地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足以推测出泰顺与闽关系密切，可理解泰顺为闽越国的可控地盘。而西汉时期的东瓯国，从其无力与闽越国抗衡来看，推测其可控的区域，西部最远的界域甚至难于逾越飞云江流域。东瓯国整体的势力范围，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一个有限空间。而一国所能带走的仅为 4 万人口，也可旁证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可大胆地推测，东瓯国北面到达温峤岭一带，抵达灵江流域，这是理论上是成立的。实际上，东瓯国短暂的历史更像是历史深处的足音。难怪惜墨如金的司马氏在《史记》没有给予更多着墨，由此留给后人无数的联想。
本文作者：高启新 单位：温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