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论文范例

一、性别考古在西方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一些学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地、有意识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二、性别研究在中国

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又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③。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且非并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④或对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⑥”。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遗存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证时，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⑧，如著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与纯考古学研究不同，沈从文先生从考古出土文物开辟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日常真实生活的新途径，从而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研究，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总体来说，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学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依据考古遗存获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没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的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别。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阶段如火如荼，但开辟出了新的天地。这一时期涉及的两性研究，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輰訛輥，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时代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探讨古代的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此书专辟“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内容，通过考古发现的秦汉及三国时期的简牍进行女子姓名、多妻称谓及现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讨论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还利用了画像石、空心砖、铜镜等考古材料。扬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证”系列书籍，从一个女性及文学研究者两个视角，从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试图重现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细节。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女性服饰与装饰的研究。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女性研究。

考古学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辽西地区自然生态和由此影响的经济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东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动因可以从气候、环境变迁和民族迁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自然生态的每一次大的变迁， 都深深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文明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这无疑是今后东北史研究中应予以特殊关注的生态资源变迁问题之一。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作者：易诗雯 张萌 单位：吉林大学

壹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

对人类古老性问题的认识和进化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欧洲，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依赖于传统的《圣经》。“七天创世说”以自然和人类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论否认远古时代和原始人群，与此同时，在那个时期地质与古生物学所揭示的一些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事实也被掩盖，以乔治•居维叶（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为代表的一些地质学家宣扬“灾变理论”，一系列生命形式的进化被解释为上帝超自然的创造。然而，越来越多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证据使得《圣经》的解释与人类古老性问题备受争论。1785年，詹姆斯•赫顿（JamesHutton）为地质史提出了一种均变论的观点，认为从地质学上讲古代与现代情况类似，所有地质层都可以用长时间里一直运转的、目前仍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动力来解释。1830年到1833年间，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支持了地质变迁的均变假设。地质学上的均变论表明，过去是一个漫长和在地质学上并未间断的时期，其间有可能发生其他的事件。对人类古老问题的正视同样使生物进化的观点在一些科学家中被普遍讨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科学和政治问题提倡一种一般的进化方法，环境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从原本的浪漫与美学的范畴向具体和科学意义的转变。1859年11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浓缩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变论和地质学的启发，大大推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广泛普及了自然选择的概念。18~19世纪，对人类古老性与进化论思想认识的核心在于：人们开始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方面，均变论与进化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能透过现在的地质材料为重新研究过去提供条件，也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过程来说明现代物种的起源与分布以解决古生物学上的演变。对人类古老性的认识和进化论成为后来环境考古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此时期发现的众多地层上的共存关系为后来的地层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均变论与进化思想是环境考古“将今论古”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前提，而地层学则是考古学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

贰世界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19世纪中期，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的欧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学实践，显示了当代考古学雏形的各种特征。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后期环境考古理论发展的渊源。斯文•尼尔森（SvenNielsen）是这一个地区最早过去的关注生存方式，并试图通过考古材料推断史前生存方式科学家。尼尔森运用模拟实验和民族志标本进行系统比对以确定石器与骨器用途的尝试，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论贡献之一。他还第一次将生计发展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研究，这也许是用过程方法来解释史前变迁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学家约翰•亚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发掘丹麦泥沼的过程中，揭示出一种森林变迁的方式。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开始意识到文化进化与环境史的联系，并在最后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分别与森林变迁的松树、栎树、榆树阶段相对应，完成了汤姆森三期说中的器物序列与环境变迁的对接。詹斯•沃尔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麦的原始古物》一书中将汤姆森三期说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并将其与尼尔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发现结合到一起，从而对丹麦史前史作出了一种总体的解释。1846年以后，沃尔塞访问了不列颠和爱尔兰，对这些国家史前遗存的观察使他深信汤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欧洲的。

19世纪50年代初，以沃尔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约翰•乔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领衔的丹麦交叉学科委员会对“厨庖垃圾贝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的研究中虽然没有就贝丘的年代达成一致，但内容涉及到古环境的植物背景、季节变化和动物驯化和人类行为干预等等方面，开启了考古发现与它们的古环境背景相结合的先河。他们整合了考古学、生物学和地质学方法来调查史前丹麦人是如何生活的，无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尝试。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发展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样。1853年到1854年间，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点，将保存在饱水环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来。这些湖居遗址（LakeDwellings）为瑞士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最终考订了他们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的研究有着更为优越的材料，为环境考古尝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中期，史前的考古学研究在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欧洲就已经具有当代考古学的雏形。虽然此时北欧考古学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结合运用共生发现物、简单的式样排列和地层学背景来建立相对年代学的能力，即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还停留在分类和分期上。但这一批北欧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已经颇为超前。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如进化论、文化———历史学、过程———功能方法论等有史前考古学特点的理论渊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论价，而是作为一种了解过去人类行为的信息来源和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依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北欧考古学家所用的这一套方法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普遍的接受与使用。

进入到20世纪的初期以后，与环境有关联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开。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亚土库曼地区的考古发掘时，第一次对恢复史前遗址的古环境进行了努力；1914年两河流域第一次完整发掘巴比伦王国城市建筑。科尔德维和安德烈发掘了巴比伦城和亚述城，成为生态考古的先声。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类生活与现代沉积的关系，探讨了美国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会环境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左右，英国率先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伦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环境考古部，迈出了环境考古学系统实践的第一步。生态学在这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从建立到框架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过程———适应”理论的分类，生态学建立起一个以不同地理区动植物关系为基础的框架，各种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都被考虑，并相关联，最终为食物链、食物网和生态位等生态学概念作出了定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与考古学看似是独立发展的两个单位，但实际上生物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了模范，这一时期生态学“过程———适应”的理论为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对下一时期考古学理论的转变有很大贡献。#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孙正国 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   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   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p#分页标题#e#   三、结语   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在上世纪百年历程中已经取得较大成绩，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不断跟进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已经深入影响了学术界的基本观念，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几大学科中汇成了一股整合性较强的学术力量，为神话考古学和考古神话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带有鲜明的学科特性与综合性，因此，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显得极为艰难，尤其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带来了困难。一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在所属学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学科取向，同时兼具文献处理与考古实物求证的不确定性和争鸣性；另一方面，神话学受制于多种理论流派，往往更看重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既简便，而且认可度也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神话学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价值观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难以得到公认。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拓展，学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应该说，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神话考古研究正在展现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将引领神话从诗学的高贵与玄妙，转向史学的古朴与敦实，渺远的人类童年记忆，也因之而变成可信的历史影像。

0引言   2002年,钱俊龙等从九种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1],1950年以来,仅我国关于物理和化学方法及核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论文就有787篇之多,占各类新技术用于考古学研究论文总数的80.5%。该统计计算表明,很多近现代测试技术已经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核技术方法及物理和化学方法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其中,穆斯堡尔谱技术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应用,包括对古陶器、瓷器及釉彩所含元素及烧制过程中的剖析,对古代铜制品及其他金属制品、古代壁画等其它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等。穆斯堡尔谱技术是固体物质中超精细相互作用的有效研究手段,也是较早应用于考古研究中的现代测试技术之一,主要应用于分析考古制品的原料成分、制作过程等方面。它以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特别是对试样的无损检测的特性而适用于对珍贵的古代制品的研究工作中。本文将主要概述近年来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状况、方式和方法,并列举一些成功的应用范例,以期对该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进行评价。   1穆斯堡尔谱   1.1穆斯堡尔谱的发现   1957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R.穆斯堡尔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实验中发现[2]:固体中的某些放射性原子核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发射伽马(γ)射线,γ光子携带了全部的核跃迁能量。而处于基态的固体中的同种核对前者发射的γ射线也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共振吸收。这种原子核无反冲地发射或共振吸收γ射线的现象就被称作穆斯堡尔效应。利用多普勒效应对γ射线光子的能量进行调制,通过调整γ射线辐射源和吸收体之间的相对速度使其发生共振吸收。吸收率(或者透射率)与相对速度之间的变化曲线叫做穆斯堡尔谱。图1为标准零价元素铁(57Fe99.85%)的穆斯堡尔谱,图下表格内数据为穆斯堡尔指标。包含左右对称的六条吸收峰,其同质异能移动(IS,isomershift)、四极移动(漂移)(QS)、半宽度(HW)、局部磁场(Hi)等。谱图的吸收峰样式、位置和相关的穆斯堡尔指标,可以用于确定样品中的铁化学种态;利用各化学种态谱线的面积可以计算其相对含量,也可利用吸收峰的总面积估算样品中的总铁含量。   1.2穆斯堡尔谱技术的特点   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分辨率高,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对试样无破坏,实验流程较为简单,试样的制备技术也不复杂,所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导体、半导体或绝缘体,试样可以是晶体或非晶体的材料、薄膜或固体的表层,也可以是粉末、超细小颗粒,甚至是冷冻的溶液,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其主要的不足之处是:只有有限数量的核具有穆斯堡尔效应,而且许多核素还必须在低温下或在具有制备源条件的实验室内进行,使得该项技术的应用领域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主要是57Fe、119Sn、151Eu等少数元素的室温穆斯堡尔效应得到了实际应用。而Fe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分布,特别是其在粘土矿物中的丰富含量,和Fe元素的穆斯堡尔分析结果所揭示的丰富信息,以及该项技术的无损检测、非破坏性和根据要求无需化学前处理等优点[3],使得研究古陶器、瓷器及釉彩等多种考古制品成为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领域。   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在穆斯堡尔效应被发现大约10年之后,有些研究人员就意识到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分析粘土矿物的可行性[4-6]。而这之后不久,Cousins和Dar-mawardena就开始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相关研究[7],提出了运用这一新技术可以有效的检测试样的Fe2+/Fe3+比值,从而推断古陶器烧制过程中的氧化还原气氛。这可能是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最早的应用[4]。从此之后,在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进行相关的分析测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常用的检测分析手段。   2.1穆斯堡尔谱技术的考古学原理   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社会物质文明与文化发展状况的学科。特别是研究文字记载稀少甚至缺失的古代世界。对古代制品的现代技术分析以还原其制作工艺等是现代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选取各时期典型的古代制品作为分析对象是研究的重要问题。古陶、瓷制品,铜及其它金属制品因为其不同时期的形制、制作工艺的不同,以及它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而成为考古学中涉及较多的古制品。Fe在陶、瓷制品的原料粘土矿物中含量丰富[8],Fe和Sn在古代金属制品中也都有广泛存在,而Fe与Sn的穆斯堡尔谱是目前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穆斯堡尔谱技术,因此,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对上述几种古代制品的分析过程中。   2.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陶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出土文物的古陶制品中隐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包括陶制品的原料来源、烧结温度及纪年效应等[9]。自从1969年首次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研究之后,很多研究者开始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制品的矿物组成,并利用实验室模拟实验来推断古代陶制品的烧制条件等[7]。在我国还开展了用穆斯堡尔谱研究古陶片的记年效应的研究[9]。潘贤家等测定了13个不同地区出土、不同历史年代和不同烧结工艺的已知年龄古陶片的室温透射穆斯堡尔谱。他们的实验数据经计算机拟合分析表明:11个古陶片顺磁成分中Fe2+四极劈裂值明显地随着古陶历史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几乎线性上升的规律:年代久远的陶片其磁性成分基本消失[9]。1980年代末,秦广雍等曾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了相关的考古分析[10],他们对兵马俑陶片及骊山粘土分别进行了重烧和模拟试烧。在对各样品在不同温度烧制后的室温穆斯堡尔谱进行计算机拟合分析后得出,秦始皇兵马俑制作过程中的烧制过程是先经高温氧化,然后小火还原,在烧成后进行缓慢降温处理,秦俑的原始烧制温度上限可能在980±50℃。单纯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的相关方法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该技术与计算机模拟及其它测试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期使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p#分页标题#e#   2.3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瓷器及釉彩研究中的应用   作为陶瓷大国,从古陶瓷中获取历史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应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的工作也已经广泛开展[11]。古陶瓷材料研究表明[12],富铁矿物在古陶瓷制作中被广泛应用。富铁矿物不但可以成为胎料配方中的材料组成之一,还可以成为釉料配方中的组成材料。在元代钧瓷釉的穆斯堡尔谱分析中[13],高正耀、陈松华等研究了元代钧瓷釉和现代仿古蓝钧釉的穆斯堡尔参数(结构铁的同质异能移、四极分裂)与烧制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当烧制温度高于1200℃时,仿古蓝钧釉的Fe2+、Fe3+的配位数与元代钧瓷釉的相同,皆为4。这说明高温阶段仿古蓝钧釉的物相有可能与元钧釉相同,这也为现代钧瓷釉料的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陈全庆等在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南宋官窑青瓷釉呈色机理研究中发现[14],烧成温度的提高和釉层厚度的增大都使南宋官窑青瓷釉色饱和度显著提高。采用穆斯堡尔谱测试分析手段,可以分析研究古陶瓷烧成过程中其矿物组成、微观结构、釉玻璃相中离子的存在状态和它们的变化规律。通过这些研究,不但可以推断古代陶瓷制品的烧制工艺条件,以此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相对地域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古陶瓷制品的制作工艺、烧制温度的研究对保护及修复陶瓷文物,甚至对现代陶瓷制品的制作都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2.4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金属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将穆斯堡尔谱技术应用于古陶、瓷制品研究后不久,考虑到古代金属制品普遍含Fe、Sn等元素,而金属制货币、金属工具等也是考古学的重要材料,研究人员就开始利用Fe、Sn等穆斯堡尔谱来研究古代金属制品,并主要集中于古铜币、铜制品、金币等考古制品的研究中。东京大学的Takeda等[15]用119Sn研究了我国古代的铜钱,并得到了几种古钱币的特征穆斯堡尔谱。根据不同时期铜钱的谱线的不同特征,就可以鉴别古钱币的真伪。另外,古钱币的穆斯堡尔谱分析结果对于了解古钱币的铸造成分和方法等也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对青铜制品如中国古铜币、汉代青铜镜等早有研究报道[16]。在用散射穆斯堡尔谱对青铜镜作无损检测中,谢建忠等分析了包括春秋战国、楚、汉等不同时期的古镜共12块。在完全不破坏原样品的条件下,给出了镜表面下100μm内关于所含Sn的价态及其化学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并从测量图谱得出,虽然古镜的历史年代、制造地点、甚至制造工艺等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谱型是类似的,即其中的金属锡均以Sn4+氧化物和铜锡合金状态存在,这说明制造铜镜的材料是类似的。不同的铜镜Sn4+氧化物与铜锡合金比例不同,而结合铜镜外观可看出,具有黑漆古的铜镜比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Sn4+氧化物比例高。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锈蚀严重的Sn4+氧化物所占比例高。对古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制品表面腐蚀层的穆斯堡尔谱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埋藏时的环境条件,特别是分析过去历史时期该地土壤的酸碱度及氧化还原条件等。这些研究对于出土金属制品的保护及修复工作都有着积极的作用[17]。此外,穆斯堡尔谱技术还被应用于对古代金属冶炼遗址中发现的炉渣及金属矿渣的研究中[18、19],这类似于对陶、瓷器古窑址中古瓷碎片及粘土的研究。因为铁元素在矿物及岩石中广泛存在,在古代金属冶炼过程中,含铁矿物总是会出现在铜或其它制品的生产过程中,这就为运用Fe的穆斯堡尔谱技术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古代金属炉渣及矿渣的研究对揭示古代金属冶炼史及了解古代文明进程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5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壁画及颜料研究中的应用   在对古壁画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推断绘制壁画所用颜料的特点。Kuno等运用57Fe的穆斯堡尔谱对墨西哥Mor-gadalGrande古壁画的研究中发现[20],MorgadalGrande古壁画所用颜料中的红色组成主要来源于赤铁矿(Fe2O3),颜料中的橙色组成矿物主要是针铁矿(FeOOH),而颜料中的蓝色部分的物质组成中只含有少量的铁元素。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墨西哥MorgadalGrande壁画所用颜料的厚度大于20μm。目前,有关国内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代壁画的工作还鲜见报道,而我国古代壁画景观相当丰富。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伴随着新型的轻便式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该项分析测试技术在野外古壁画的研究中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相信我国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古壁画及颜料的工作也将逐渐开展并拥有广阔前景。   3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3.1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源起小型化的穆斯堡尔谱仪的兴起是源于ESA及NASA的火星探测计划[21、22]。MIMOSⅡ型穆谱仪的重量甚至不到500g,体积也不过(50mm×50mm×90mm),额定功率不到3W,携带有两种γ射线源,可以对样品表面的Fe进行室温穆斯堡尔谱检测。早在2003年,火星探测器“机遇号”和“精神号”上安装的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MIMOSⅡ)被用来对火星表面的含铁岩石及土壤进行分析。“机遇号”上安装的穆斯堡尔谱仪在火星“梅里迪亚尼平原”发现了黄钾铁矾类矿物(jarosite)和富含赤铁矿(hematite)的岩石露头以及富含赤铁矿的土壤等。这些矿物的发现表明了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的可能性,因为赤铁矿和黄钾铁矾类矿物只有在有水的条件下才可以形成,而水是生命之源,所以火星表面黄钾铁矾和赤铁矿的发现显示火星曾经拥有生命。这一发现,可以讲是花费巨资的火星探测计划到目前所获取的唯一一项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巨大成就。同时,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地球上远古生命起源问题也有重要科学意义。   3.2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MIMOSⅡ相对传统穆斯堡尔谱仪来说,不仅携带及使用便利,更重要的是以其可以在火星表面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设计要求,MIMOSⅡ不仅适宜室温条件下工作,在户外温度等环境条件下它依然可以正常检测样品,并且由于MIMOSⅡ的高检出率,工作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对样品进行处理[23]。目前,MIMOSⅡ也已经被应用于考古研究中。MIMOSⅡ的开发者,德国科学家Klingelhfer教授等走在了前面[23],他们运用MIMOSⅡ在室温条件下对雅典风格绘有黑色人像陶瓶(Lekythos)表面的绘画进行57Fe的穆斯堡尔谱检测。用作检测的古陶器由美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提供,陶器表面绘有三个含红绘小细节的黑色人像。Klingelhfer教授等对绘制图像所使用的颜料中的矿物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陶器表面黑色画像颜料中包含赤铁矿(Fe2O3)成分。目前我国也已经有机构在开展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的研制工作,朱静波等进行了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换能器的研制并取得突破[24],新设计的换能器的重量及体积大幅下降到实验室原有换能器设备的七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并通过实验证明,这一新设计的小型化换能器能够长时间的稳定工作,各项性能指标也都达到设计要求。虽然目前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还未见广泛应用,但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其在科技考古领域中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鉴定手段必将大有作为。#p#分页标题#e#   4小结   自1969年研究人员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古代陶制品研究开始,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已有更多的物理、化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之中。在研究粘土矿物为主要原料的古陶瓷制品,甚至是在鉴定所有含铁相的考古制品时,穆斯堡尔谱技术始终具有其他分析手段所不能取代的显著优势。可以预见,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不断开发,以及与嵌入式数据采集系统[25],计算机模拟[26]等其它科技手段的不断结合,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广泛,研究程度越来越深入,其在文物保存环境的探索和文物修复工作中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甚至会扩展到考古学研究的更多分支领域的分析应用之中。致谢:本项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7年度获择优支持)的资助。

科学研究是一项认真严肃的学术活动，进行任何科学研究时都要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考古研究也不例外。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考古学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即以地层学、类型学等基本方法为指导，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笔者有幸拜读殷玮璋先生的诸篇文章，尤其是近作《考古研究必须按科学规程操作—“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节录）》（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以下简称《反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文中先生就考古研究中应使用何种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科学研究中有科学操作规程……考古学研究既要遵照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而必须遵循的科学规程，也要遵循考古学特定的科学规程。”拜读此文后，笔者对先生“考古研究必须按照科学规程操作”的观点甚为赞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疑问。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以求教于殷先生及诸前辈学者。   一不断吸收新材料，并对旧观点进行反思   任何学术研究都建立在当时所有资料的基础之上，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开展，资料也随之逐渐丰富，而一些原有的观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在学术研究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反思》一文指出某些学者在研究郑州商城的过程中，其观点经历了从“隞都说”到“郑亳说”的变化，并指出是“因为作者在撰写这两篇文章时的研究思路是不一样的，用的方法也有不同，因而操作时的程序规则也不相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不妥。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考古研究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碳-14测年技术尚未被引进国内，因此作者仅运用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将郑州殷商遗址出土器物与小屯殷墟遗址出土器物进行对比，得出郑州殷商文化年代早于小屯殷商文化、小屯殷商文化与其一脉相承的结论，并根据文献记载初步推测郑州商城为仲丁之隞都①。在以后的20余年间，关于夏代和商代的重要考古遗迹陆续被揭露出来，人们对于夏文化、商文化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中，一些学者结合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文献材料及测年数据，提出了郑州商城为亳都的新观点②。这种观点的转变并不是由于所谓的“研究方法的变化”，而是建立在分析新材料基础上得出的新结论。已有学者明确在文章中剖析自己观点转变的原因：“过去，我倾向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因而曾认为二里头类型是早商文化。自‘郑亳’说提出后，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则感到‘西亳’说证据太弱，矛盾甚多。……与此相对照，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论断论据要有力得多。”③由此可见，观点的转变源自于材料的不断丰富和学者研究的深入，并非由“研究方法的变化”引起。纵观我国考古学研究的进程，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出现前后变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在陶寺文化发现初期，部分学者认为无论从其分布地域、文化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等皆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代接近，因此推测其为夏文化④。但是随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重大发现和研究越来越深入，有学者从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方面对陶寺文化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陶寺类型很难具备夏文化主体的条件”⑤。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些起初支持陶寺文化为夏文化的学者也逐渐转变了看法⑥。这种观点的变化就是建立在综合研究新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而并非是研究思路的变化所导致。学术研究的道路是曲折而艰辛的，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无法跳出时代的窠臼，尤其是研究一些复杂且缺乏资料的问题时，没有人能够一蹴而就。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根据对新材料的运用，改变自己过去的观点也是普遍现象。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我们不能为了坚持某一观点而坚持，应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接受新资料，经常对自己原有的结论进行反思，用新材料验证原有观点正确与否，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更接近于事实的结论。因此可以说，在吸收新材料的基础上对旧有观点进行反思以致改变旧有观点的做法是科学的；相反，一味坚持旧说，而不及时引用新材料对旧有观点进行印证的做法则恰恰是不科学的。   二正确对待碳—14测年结果   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只能确定古代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演变序列。20世纪中叶开始应用于考古上的碳—14测年法为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可以说碳—14测年技术在我国的引进及运用为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夏商文化编年体系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⑦。尤其是自上个世纪末“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以来，碳—14测年技术越来越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技术目前仍不完善，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作为考古研究中的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测年标本的选择、样品的制备、不同测年方法（主要是常规测年法和加速器测年法）的运用、对测年数据不同的拟合方法等均可影响测年结果的准确性⑧。尤其是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较大的误差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因此，碳-14年代数据只能是一个参考而非断代的唯一依据。《反思》中认为《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的作者“从郑州商城测定的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中选了一个，……既不作必要说明，也未作任何论证，就直接加以引用……这种做法是很不妥当的”。但实际情况是，70年代随着郑州商城发掘工作的展开以及碳-14测年技术的引入，郑州商城的发掘者在简报中根据商城出土物、地层关系及碳-14测年结果将其始建年代定为距今3570±135年（公元前1620年）⑨。根据这一系列新的考古、测年材料，邹衡先生反思50年代的观点，综合文献分析认为郑州商城不可能为积年只有20余年的隞都，而应当是汤之亳都。因此《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是对郑州商城发掘简报中发表的年代数据加以引用，不存在“既不作必要说明，也未作任何论证，就直接加以引用”的情况。此外，《反思》一文中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年代作立论的前提。”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在碳-14测年技术引进之初，学术界普遍对其认识不深，加之后期测定的年代数据的不断变化，使其不可能有“准确的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又发表了一批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的碳-14测年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出现了夏商文化年代“越测越晚”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关于二里头文化年代的认识从最初的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⑩，向后推迟至公元前1750-前1540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众多学者根据碳-14测年数据推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但仅时隔5年，又有新的碳-14测年数据公布，指出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且不说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测年数据使众多学者无所适从，就是在所谓的新技术条件下测出的数据是否准确可信也无人能够保证。殷先生却以此为据来证明《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引用碳-14年代数据存在很大误差，不可凭信，与此同时又引用了另外一批测年数据来证明自己“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的观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先生据何认为自己采用的年代数据是准确的，而邹文引用的就不准确？通读《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肆篇）可以发现，作者首先以大量的文献证据和考古事实论证了自汉代以来关于亳都地望的四种观点的不合理性，然后分析郑州商城为隞都的不合理性，最后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并结合郑州商城的考古资料推断其为亳都。在论证的过程中碳-14测年数据仅作为判断郑州商城性质的一个参考，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而反观另外一些学者，仅引用一批新的所谓“科学”的碳-14数据就判定“二里头遗址的第三、四期遗存应在商纪年之内，不可能进入夏代纪年。……所谓二里头文化第一至第四期遗存均是夏文化的假说，也就难以成立了。”这样的推论难道就是“科学”的？这样的研究方法难道就是“遵循考古学特定的科学规程”？应该看到，目前的碳-14测年技术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仅能提供一个大概的年代范围，与实际情况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误差，有时甚至会出现与传统考古学断代方法得出的结论相矛盾的现象。因此在判定考古遗迹的年代时应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不能仅凭碳-14测年数据下结论。何况谁又能保证新测定经“拟合”的碳-14年代数据就是“科学”的数据呢？在进行考古研究，尤其是进行三代考古研究时，必须对碳-14测年的结果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不能忽视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同时也必须避免考古学研究被碳-14测年数据牵着鼻子走的尴尬现象。#p#分页标题#e#   三找好研究的切入点，小心求证   考古研究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具有可行性研究的切入点能够事半功倍，因此寻找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首先要考虑的。其次，论证部分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决定一个学术观点能否成立的关键，因此必须严密分析，小心求证。在《反思》中，殷先生指出“《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先设定郑州商城是成汤所建的亳都，再选用东周时期的‘亳’字陶文作为依据，指认二里冈文化为早商文化，再找‘合适’的年代去说明之”，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妥。由于商代后期之前阶段的考古研究，存在着没有发现成熟文字、文献记载少而且相互抵牾的实际情况，因此在研究夏文化时“只靠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以及近年应用于考古学上的碳-14年代测定显然都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选取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无疑是研究夏文化问题的新途径。在《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中，邹先生明确指出寻找亳都是“解决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性质及其社会发展阶段诸问题的关键”。这是邹先生研究夏文化的切入点，郑州商城为亳都是经过严密论证后得出的结论，并不存在“因果倒置”的现象。通读《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可以发现，作者引用大量考古、文献资料，从文献所见郑地之亳、郑州商城出土陶文证明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汤都亳的邻国及其地望与郑州商城相合、商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都郑亳相合四个方面进行论证。邹文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大量文献、考古资料进行严密分析并小心求证的基础上的，并非仅凭东周时期的“亳”字陶文，就指认二里冈文化为早商文化。《反思》中还指出：“他们（指‘郑亳说’者）主张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同样也不是从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的分析与论证中提出，而是由‘郑州商城汤都亳说’推导而来。”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为了论证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邹衡先生首先从寻找商文化的源流入手，以坚实的类型学证据论证了二里冈文化由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漳河型直接发展而来，先商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进而又对比二里头文化四期器物的发展情况，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并且其年代早于二里冈文化，为夏文化。郑州商城为亳都只是判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论据之一。邹先生以寻找商文化源流为切入点寻找夏文化，也正符合殷先生所倡导的“在早于商代早期的非商文化遗存中寻找夏文化”的方法，何来“不从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的分析与论证中提出，而是由‘郑州商城汤都亳说’推导而来”的现象呢？而反观殷先生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的观点，最主要的论据就是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出现了一组商文化因素。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因此在某一考古学文化中很可能出现多种文化因素。李伯谦先生曾指出：“考古学文化所含诸文化因素既有质的不同，又存在量的差别，考古学文化的性质正是由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决定的。”夏王朝和先商是宗主国同与国的关系，双方文化早有交流，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部分商文化因素也合情合理，因此判断二里头文化是否发生质变的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商文化因素所占的地位。殷先生虽然意识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文化中富有特征的器形十分接近的器物，而且这组器物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这一考古事实，但在论证时只简单指出“虽然这组新器形代表的文化因素在数量上还没有达到二里冈期所占的比重，但它的数量明显增多，表现出替代和融合原来那组文化因素的趋势，似可认为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殷先生在《反思》一文中曾指出“研究要按规程，推测不能代替论证”，但是上文中的“似可认为”恰恰说明了殷先生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而仅仅是一种推测。这种研究方法难道是符合“科学规程”的吗？笔者认为，如果仅从分析二里头文化本身来判断其三、四期是否已经成为商文化，应该分析商文化因素的渗入是否已经导致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发生了质变。关于这一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指出：“在二里头文化三期，炊器类以深腹罐和圆腹罐为主，……开始出现陶鬲，最早的鬲腹呈罐形，器身中部捏出分裆线，底部较平，下附实足尖。由此可见，二里头遗址的陶鬲是仿效罐的形式，从圆腹罐（鼎）发展起来的。……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虽然鬲的数量有所增多，但炊器类还是以深腹罐和圆腹罐为主。”殷先生忽略了二里头遗址发掘者的权威性分析，不立足于缜密分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中诸文化因素的比例，却称“假如只有在两种文化完成‘质变’以后才能作为断代依据，那么，在考古学中只有否认秦王朝的存在。”如果说在某一文化中一出现其他文化因素就说它的文化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恐怕学术界对此也不能认同吧。殷先生以“文化面貌的变化相比政治事件具有滞后性”来证明二里头三、四期已经不是夏文化，又用“似可认为”的证据对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性质下定论，这种研究方法又怎么能称得上“科学”呢？对于分歧较大的学术问题，如果能够选好研究的切入点，并立足于基本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相反，一味拘泥于所谓的“规程”，却忽略了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论证环节，那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科学”的结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殷先生所提出的“考古研究必须按科学规程操作”是进行考古研究时所必须遵从的。俗话说“无规矩则不成方圆”，如果没有一套科学而又严谨的研究方法指导科学研究的进行，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纸上谈兵，想要取得进步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要促进学科的发展了。对于严密而又科学的研究方法，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知道，更重要的是要会科学运用。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入、进而完备的过程，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有时提出的某些观点或许有失偏颇，但如果能随着资料的增多而不断修缮之前的认识，那也不失为一种进步。这种精神需要鼓励，对于不足的地方，则要进一步研究使其得到完善。早期资料的有限性加上每个人学科知识的异同，对于相同资料的理解与看法是不同的，只要按科学严密的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相信是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的。这样，考古学科研究才会取得较大的进步，学术问题才会越来越明朗化，学科体系才能逐渐完备。#p#分页标题#e#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两大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从事考古研究和艺术史研究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美术考古方向的研究。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理由是“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美术考古学研究有几个特点,首先她不注重获取材料的过程,尽管对于美术考古研究来说,材料的来源和属性非常重要,然而“获取”研究材料的过程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关注,无论是传世品还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只要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得到确认,美术考古研究就可以展开;其次,美术考古并不局限于研究古代艺术品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她还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艺术品的美术价值以及纹饰的变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一、美术考古的历史   在西方,美术考古和考古学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早在15世纪后半叶,一些欧洲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就在意大利半岛搜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掀起收藏艺术品的热潮。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充实到欧洲各地之后,又促进了古代艺术玩赏和研究之风的发展。大约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初期之间,在搜集流传古代艺术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之风的推动,逐渐产生了欧洲古典美术考古。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而在中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下属学科,但美术考古的历史远远长于近代考古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空前活跃,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深入的研究古代实物遗存及碑刻资料,企图从远古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和制度中找到理论支持,并通过“托古改制”实现自己的抱负。传说孔子曾经在太庙研究过欹器,“孔子观于鲁恒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韩非子在《十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的时代饮食是用“土簋”、“土铏”,舜的时代用漆木器作为饮食器具,禹的时代“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樽俎皆有彩饰,商代的人则是“食器雕琢,觞酌刻镂”。这应该算是最早的见于史籍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基于对更古老的器物进行美术研究后阐发的政论文章。   到了宋代,经历了唐末五代混战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上层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试图恢复礼制,在这种前提下,知识分子阶层又开始热衷于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礼乐器物,整个宋代社会从上到下都兴起了金石研究的热潮,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玉器、镜鉴、钱币、兵符、印玺、砖瓦、封泥、陶器、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材料与现在的美术考古所注意研究的对象已经非常接近了。元明清朝代,金石学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李佐贤的《古泉汇》等。到了近代,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论建立以后,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美术考古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美术考古不再局限于以金石研究为基础的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和审美研究。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手段来探求艺术发展的脉络和美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断代分析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在很多方面建立了完整时间序列。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美术考古也将古代建筑艺术纳入到其研究范畴,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们对美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界限。   二、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及目的   美术考古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学,这也是美术考古中考古一词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中外艺术史在发展阶段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的界限在中西方艺术发展过程中时间上并不一致。就中国来说,在大致魏晋南北朝以前,艺术品创作是由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团体来完成的,这样产生的艺术作品一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认识,符合某一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在这个时期艺术家是一个团队,个人情感掺杂到艺术作品中的情况并不多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题款上出现了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个人情感因素。“中外美术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分野是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的出现(独立艺术品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卷轴画,在西方则是‘架上绘画’和独立雕塑。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大致可定为魏晋南北朝。在此之前,艺术创作大体可说是宗教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目的在于把抽象的宗教思想和程式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具体形象。”而美术考古学区别与艺术史的地方就在于,美术考古主要研究的不是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尽管在研究中,如果可能,美术考古也必须考虑到艺术家个人及其所属阶层,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探究才是美术考古的重点。同时,美术考古中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考古发掘,其研究方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素材,采用考古、民族、民俗和宗教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素材,得出的研究结果还需要尽可能的排除历史文献研究对其产生的影响。考察材料来源和成因是美术考古学研究普遍涉及的问题,在获得一件考古材料以后,学者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该器物是什么,用于什么。此后就需要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分析其来源成因。这种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美术考古的典型手段,通过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分析。以铜镜研究为例,人们通过考古发掘能够将铜镜的历史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因此美术考古对铜镜研究的上限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角度也分门别类,包括镜的铸造工艺、形制演变、用途、象征意义等。杨泓在《镜奁.镜盒.镜台》一文中,将研究视角由铜镜展开,对盛放铜镜的器物进行研究,这些器物摆放的位置,古代画像作品中相关生活场景,制造镜器的材质和工艺,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称呼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古人使用和存放铜镜的生活画面。而霍巍则在《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从新出考古材料论中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对铜镜样式、纹饰以及镜铭的考证,揭示了铜镜在汉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和镜的宗教意义,并总结了汉代镜饰的主题所主要表达的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类似的研究文章还可见于巫鸿的《汉代道教美术试探》中对汉代三段式神仙镜的讨论。#p#分页标题#e#   美术考古研究不仅能够解决艺术品来源性质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能附带的解决文化和语言的演化问题。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胡床”,根据文献对其描述,人们猜测其可能近似与今天仍在使用的折叠凳,由于缺乏古代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床的具体形象并不清楚。1973年陕西山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葬被发掘后,人们从墓内石椁上雕刻的精美图像中看到了“胡床”的实物图案(《唐李寿墓发掘报告》),结合文献描述才确定“胡床”的形制,并由此根据文献中人们将坐胡床称为“踞坐”,厘清了古代“坐”与“踞坐”的区别。美术考古研究中这种例子还很多,通过对美术考古材料的研究,能够有效的解决许多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由于美术作品作为图像记录所带来的丰富的信息含量所决定的。对材料归属和性质的研究也是美术考古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了多种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在研究古代艺术作品时,很难对其属性进行确认,事实上有的古代艺术品本身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要理清这些文化属性,就成为了美术考古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公元5世纪后期至7世纪前期,我国甘肃东部至河南的黄河流域流行起一种被称为“造像碑”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涵盖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反映了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纪年以及艺术风格等大量信息,是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适宜标本。在这之中,《魏文朗造像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年代问题,二是碑上的造像是佛像还是佛道混合像的问题。其中造像性质问题,主要是通过图像学的研究,从美术的角度进行探究,通过对其中一尊造像的服饰、胡须(羊角须)、麈尾的辨识,确认其含有道教因素,造像应为佛道混合造像,这种从美术考古角度出发的研究,由于其证据充足、论证严谨在近年来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国家文物局编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胡文和编写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以及2006年张勋燎、白彬编撰的《中国道教考古》都采纳了佛道混合造像的观点。   对美术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并得出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是美术考古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任何研究都要有目的,否则就没有研究的必要,美术考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美术和考古的手段,审视考古学材料,并为历史研究服务,重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讲,美术考古的方法论是渗透到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及艺术史学的各个领域里面了的,例如对有翼神兽的研究。“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考古学界对这样一个主题长期保持了极大的热情,有翼神兽也是考古学中比较热门的前沿专题之一。通过对有翼神兽的起源、形变等研究,人们最终将结论引入到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及古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上来,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提前到秦汉时期。并以有翼神兽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播路线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内部文化传播的路线,在西南边地,外来文化通过云南、四川一线最终影响到汉族的中心区域。“既然四川蜀布贩运到身毒后,可转运到大厦,那么,大厦琐罗亚斯特艺术随两地贸易传入巴蜀则是完全可能的。以犀牛为灵兽辟邪的传统一直沿袭到东汉。”在《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一文中,霍巍在研究了乐山麻浩一号汉墓图像后,发现“在远离中原汉文化中心区域的四川地区这一相对来说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因素,在经过与中原汉文化的反复熔炼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开始形成新的区域性汉文化面貌;这些边缘地带的汉文化往往又经过一定的途径反馈到中心地区,被中心地区占主体地位的文化体系所吸纳,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意味深长的互动局面。”“正是经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才得以实现由‘中心’向‘边缘’不断的扩张、交汇、融合,从而使自身面貌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对美术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中,《武梁祠》无疑是一篇极好的范本。巫鸿通过对武梁祠图像来源、演变、布局和象征意义的研究,使我们透过冷冰冰的画像石刻认识了一位活生生的汉代儒家学者。武梁将自己对历史、政治和人生的理解,注入到身后享堂的设计中去,体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也表达了对家人和后代的期望。如果不是美术考古研究手段的介入,我们可能漏掉对武梁祠表达的个人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认识,从而不能深度的探析汉代画像石刻的个体特征。以上结论的得出都是学者们将美术考古的研究手段作用于考古材料,并经过深度检索和加工得出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为历史研究和其他的文化学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三、总　结   通过以上的简单讨论和例证,可以看出,美术考古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突出的显现。或许这种重要性的逐渐体现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美术考古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