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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研究的求真与求用

2012-08-24 08:51 来源:古代文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一、古代文论研究“求真”与“求用”的纠结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①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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