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欣平主编的影印本《清末时新小说集》于2011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先生发起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的应征小说150部。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拒和与变法主张，一时间要求革新图强的维新运动席卷全国。时任中国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傅兰雅受到鼓舞，开始大力抨击危害中国社会、妨碍社会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缠足。他认为抨击“三弊”最有力武器当是小说，于是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的新小说竞赛。《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广告中写到:“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1］ 傅兰雅痛恨抽鸦片和缠足的陋习，更认为时文是浪费时间、思想和精力，所以他在征文启里开宗明义地设定了除弊兴国是时新小说创作的主题。并且对时新小说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1］傅兰雅深信，一部好的小说能裨益世道，感化人心，具有移风易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力的功效。也可以承担起唤起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周欣平在《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言》中说:在《求著时新小说启》中，傅兰雅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他要求征文小说的时为“近今”，事为“易有”，词语要浅明趣雅，立意勿稀奇古怪。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应写实，描写普通社会生活，叙事要戏剧化，而不是一味地长篇议论。傅兰雅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由于选取了新的社会题材，不少的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由于它们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而且它们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一九0二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七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早了八年。其实，傅兰雅当时并无意推动一次文学运动，但是他却无心插柳，使他的这次改良社会的诉求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这可能是傅氏始料未及的。［2］9－10周欣平先生在序言中不仅对傅兰雅倡导的时新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是对时新小说在晚清社会及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了一次总结。周先生所谓的“端绪”和“先声”，提出了本次时新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他把这些小说看作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新小说史具有一定的启示性。这次征文共收到稿件162份，有155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篇幅有的长至数卷，有的短短几页，其中不乏颇具水准的小说和诗文。有些作品文字精美，还附有插图。傅兰雅在原定7个获奖名额外，又增加了13个。可以说这是开启新小说创作之风，推动小说革新，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大赛。 二 傅兰雅选定的获奖作品20部，现存仅有15部，有5部已经佚失。《清末时新小说集》全14册，收录作品148篇，按照“获奖小说”、“未获奖小说”和“议论文章”分为三部分:前5册收录获奖的15篇小说;第6至第10册收录未获奖的小说41篇;第11至14册收录议论文章及诗歌等92篇。这些小说的主题是抨击“三弊”，所以多数作者比较注重内容的针对性，开宗明义，直指“三弊”，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以下几篇获奖文章:《五更钟》，金陵李钟生撰，署名冷眼热肠人，共10卷，20回。第1回“入印度初得木棉子，跻五台山预识罂粟花”，叙述了鸦片的来历，直接指出了国人所做无益有害之事三件:“一是男人作八股;一是女人裹小脚;一是不拘男女吃鸦片烟。”第2回“黄侍郎奏本禁乌烟，林总督遭谗到西域”，叙述并称赞了林则徐禁烟的功绩，抨击八股文的无用害人。小说的主人公希世珍的父亲希献廷精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12年，于道光23年中了一等，得一知县。但是他却对着公案不知如何处置，无能断案，最后流落他乡。希献廷的朋友岳钟奇，反对八股，讲求实学。在两人不同经历、不同命运的对比中，对八股文进行了讽刺和谴责。第6回批评了女人缠足之事。在水灾中，因希夫人是小脚，逃难时行动多有不便，由此来抨击缠足对女人的残害。这篇小说故事情节完整，也较为生动，虽然形式上仍为章回体，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篇比较成熟的小说。在获奖作品中排名第3。《扪虱而谈》，古润青莲后人编次，上下两卷，共10回。书前有例言8则，言明本篇创作的主旨与意图:“是书专言鸦片时文缠足之弊;是编本为醒世而作。”小说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语句不嫌琐屑，以显为宜。辞意不尚新奇，以浅为要;能于嬉笑怒骂之中隐寓转移风化之意，按时事以立言，庶几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不难家喻户晓。”此篇在批判“三弊”的同时，指出了学习西学的必要。 《时新小说》，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10回。叙述的是青州府临淄县一人叫石成玉，有一子叫南冈，本来聪明伶俐，风流倜傥，但因吸食鸦片而潦倒，四处流浪。由此展开情节，历数了鸦片的来历、缠足对女性的摧残;科考时文的繁琐;借英国传教士之口对八股文进行了批驳。至于创作的意图和特点，作者在《序言》就已明确:作品力求“词句浅明，意思趣雅，不但学士文人喜为看阅，即妇女幼子亦爱听闻。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则心为感动，力为革弊，庶几使气习一变，焕然一新耳。”作者的初衷很好，但“意思雅趣”尚有欠缺。小说的结尾对基督教进行了宣传。《时新小说》插图本，杨味西撰，4卷，30回。前10回批缠足，说的是苏州城里有个李意诚员外，有两个女儿。大小姐蓝英13岁，自从缠足之后身子就得了病，肌肉瘦削，颜色黄黑，常常服药，病体又不见好，夜晚脚痛不断呻吟，最后不治身亡。而李夫人在贼兵入侵的动乱中，终因脚小逃难不便，不得已自缢而死。作品上附有各样缠足的图片。李员外思想比较先进，他反对缠足，但是夫人不听他劝告，后来由他的旧交陈善人来倡导放足。二小姐的丈夫因吸鸦片而耗尽家产，四处借债，最后成为乞丐，也是陈善人提出戒烟之法。陈善人怒斥八股文的误国无用，撰文劝戒考试时文，指出要以经济之才治天下，而不能以八股文才治天下。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方言较多。但立意清晰，有明显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朱正初所撰《新趣小说》，共8回。讲的是孝廉聚友游山，来到道观寺借宿，梦见老人觉世为病者医病，施药。借老人之口道出了中国得病已数十年矣，其病为鸦片、时文、缠足。孝廉决心写书以治国病。从第2回始，孝廉开始著书，批鸦片、时文、缠足。这部小说语言比较优美华丽，在获奖小说中排在第12名。#p#分页标题#e# 未获奖小说在《时新小说集》中占了很大比重，上海朱知非著《时新小说》，共8回。书名虽为小说，但是议论颇多。书的最后一段总结式议论:“真正是害，如缠足、吸鸦片、作时文。以为害者，究竟何事?缠足害生理之不全;鸦片害百事身之荒废;时文巧言之鲜仁。日复一日，不能救正，其害愈推愈广，而不可救药。”福建莆田人宋永泉著的《启蒙誌要》共两卷，12章。每章题目为《论……》，但是以故事情节推进论述。作者虚构了一个叫辅治子的人物，为深受三害之苦的人们给出整治良策。作者描绘了被“三弊”所害的“无学村”，指出种种顽疾在于没有学校来教男女读书，所以他倡导捐建书院，集“古今万国圣贤之经书，令举乡男女自幼学习期间。”在第5章“论虚学误天下”中，提出“读书必须读天文地理之书，以使吾眼界高广;读算学格致之书以使吾之心灵活泼。则读书如火轮机器，助我运动与天地间，万物皆藏于胸内，虽吾制造。且读书须于学农、艺学、商学、医学，从眼前要用之业，择一而学，则吾为天地间有用之读书人可以自立以立人。”在第6章“论女教益于国家”中，倡导女子同男子一样读书，受教育。第9章“论魔毒迷性命”指出鸦片之害，倡导禁烟运动，众人一起除此之弊。并建议建立戒烟局，将吸烟者聚到戒烟局强制戒烟。作者还虚构了一个没有任何陋习的“乐道山”，这里的人品德极好，女子如同男子一样劳动和读书，无缠足之陋习，是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国。全篇虽然充满了虚幻的想象，但是对科学的认同与提倡是值得肯定的。 这些小说的形式基本是章回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对当时文人的文化精神与创作的影响;但是它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惩恶劝善的主题，与传统小说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后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谴责小说)创作内容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另外还有些名为小说，实则或箴言，或歌诀，或五言、四言诗。比如高阳生所撰《鸦片小说、八股小说、缠足小说》，其中“鸦片小说”:“论此鸦片，害人不浅。起初客调，讬言消遣。日久盘桓，如味不免。或因有病，藉以开展……”;“八股小说”:“八股其源头，起自王安石。可见这个人，古怪又偏僻。由是论文章，科场有程式……”;“缠脚小说”:“天地生人两脚，行动举止安详。何以妇人女子，独为缚束不逞。祸始由于妲己，商纣即以国亡。厥后潘妃莲步，东昏亦被色荒。可见缠脚无益，何必争此短长……”全篇都是这种顺口溜式。署名闲散老人华云的《论足歌、鸦片歌、论诗歌》即是四言歌诀:“人生体质，秉天而成。初无知识，神赐魂灵。造主喜爱，万物备成。……男失真道，女爱奇形。脚要真小，败坏体能。”陈恒新的《无题》，先是三论:“戒世食洋烟之十恶也，禁世效缠脚之十箴也;劝世学时文之十损也。”然后是歌诀，有“戒食洋烟歌”、“禁放缠脚歌”和“劝学时文歌”。 为什么这些作者不写小说而采用这样的文学样式?广东韶州的周梦胥在他的《时新小说》序言中说:“窃思小说之最足动人者莫若里巷歌谣。”［3］周氏提交的《时新小说》就是一部劝世歌。全篇分为三部分，其分别取名为“戒洋烟，警世人也”;“改时文，醒世人也”;“禁缠足，戒世人也。”由此可见，在有些人文学观念中，认为里巷歌谣比小说更容易打动人心。 三 第三部分“议论文章”中的作品有些篇名也冠以“时新小说”，但却完全是议论文了。这些作品批判的锋芒直指“三弊”，也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学者对改良图治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 傅兰雅先生仔细阅读了所有稿件后，在1896年3月18日《万国公报》和《申报》上刊登了《时新小说出案》和获奖人名单。《时新小说出案》说:“本馆前出告白，求著时新小说，以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为主，立案演说，穿插成编。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贯连，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批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则轻;或演案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意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以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试论。”［2］10－11这是傅兰雅先生对本次征文的总体评价，也是本次评奖的标准。傅氏之所以倡导小说创作，是力图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使其担负起政治责任，这与后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本意相契合。傅兰雅要求本次小说创作要妇孺皆能读懂，强调了它的通俗性和政治功能，但他也注重小说的艺术品位，更强调“趣雅”，对小说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无疑，这是有别于传统的一次小说革新。 从时间上看，傅兰雅的“时新小说”比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早了7年，比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早了8年，可以说这一次时新小说大赛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为后来的“新小说”起了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可谓“新小说”之先声。今天这些作品的问世，为近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