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青春文学发展方向

80后的青春文学发展方向

 

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韩寒以一篇《杯中窥人》拿下一等奖,从而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2000年,《三重门》首印3万册3天内售罄,目前正版印数已经超过200万册;2006年,被陈村称为“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的“韩白之争”开战,并以白烨、陆天明陆川父子以及高晓松等人相继关闭个人博客为终结;2010年,韩寒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作为“80后”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韩寒一直处于文艺界的风口浪尖之上,其个人成长史也成了撩动众多网民、媒体以及大众舆论的“韩寒现象”。“80后”文学在传统文坛眼中——正如白烨曾经对“80后”文学所下过的定义一样——根本算不上“文学写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这也体现了一个现实:“80后”青春文学在取得商业化巨大成功的同时,却处于一种备受各方指摘的尴尬境地。   一、新世纪文学中的“新性情写作”张未民在解读“80后”文学写作倾向的时候,称现在是一个“写作”的时代,并将“80后”这些处于全新文化与消费背景下强调自由表达与自我表现的习作称为“新性情写作”。【1】   现在的青年一代以迎合同龄人口味的类型化写作,裹挟大量感情色彩的文字构成了新的审美空间,以“新概念作文”与网络作为宣泄口,造就了关于“青春写作”的文学运动。韩寒早期的创作《三重门》便是个中翘楚,被曹文轩称为“80后”文学“步入纯正文学”的开始。张丽军在《韩寒论》中认为,“《三重门》与郁达夫的《沉沦》一样,也是一部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自叙体小说’”。与郁达夫不同的是,韩寒的作品中没有国家、民族等历史深度意识,也没有国家危难时的苦难体验与找不到出路的精神苦闷。【2】   在《三重门》中,韩寒以林雨翔这一带有某种自传色彩的人物形象,表达了新时代青年的苦闷、焦虑与压抑。   故事中的中学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感受着情感萌芽的纠结与苦闷,他们之间有关心帮助,有嫉妒攀比,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形象,就像当年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就像当年我们所感受的外部世界一样。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韩寒自己的影子,展现着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强烈的主观感情与深切的生命体验。韩寒在其作品《韩寒五年文集》中提到,“尽管情节不曲折,但小说里的人物生存着,活着,这就是生活。我会用全中国所有的Teenager(这个词不好表达,中文难以形容),至少是出版过书的Teenager(13—19岁青少年)里最精彩的文笔来描写这些人怎么活着。”【3】   正是因为这种对独特生命体验的书写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   韩寒以“公开反抗现行教育制度”而闻名,在他的作品中,也较多地反映出了当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学校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将升学的负担放在孩子的肩上,让孩子们处于巨大的烦恼与焦躁当中。而且,作品对教师形象的表现也大大颠覆了人们心中“高尚的心灵导师”的形象。比如马德保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语文教师,仅凭着几篇“打工文学”便被请来当中学老师,以为学生语文知识少而不认真备课,上课时全程抄写讲义;梅萱是林雨翔的高中老师,经常跟学生们说“你们这次又要丢脸了”,欣赏的作文是头大尾大,中间小而精短,仿佛是在挑“好的三围”。在应试教育中,作文写作是一种陈旧的话语体系思维范式,韩寒认为是“不能说真话”。这种作文中的“谎话”不仅束缚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审美感知,而且助长了虚伪双重人格。   这种以表现青少年对成人世界的叛逆与反抗的写作行为获得了同龄人的情感认同,并以其市场的成功与社会的认同获得了同龄人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   二、文学“新生代”的内在矛盾   作为“80后”领军人物的韩寒一向以独立、反叛的个性思想与尖锐棱角而著称。但是这种反叛的个性内在也呈现出一种矛盾。《三重门》出版不久,也就是在韩寒还在上高二的时候,他就选择了退学,并因此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韩寒被贴上“敢于公开反抗现行教育制度”的标签,成为了当时很多在学习中压抑与沉闷的中学生的偶像。10年之后,韩寒接受凤凰网的专访讲述自己当年退学的经历时,说到自己当时被很多中学生所羡慕的“反抗的自信”,其实是一种被逼出来的自信,他自己也经历了相当长一段不知前路何方的迷惘。作家出版社的袁敏曾经是《三重门》的责任编辑,在该书再版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我编<三重门>的前前后后》,其中提到当时的韩寒在谈到北京大学时流露出了憧憬与向往之情。但是面对复旦大学“旁听生”的资格,韩寒选择了放弃。直至今日,韩寒的博客访问量数亿【4】,被称作是“80后”的意见领袖,他的言论在体现其不盲从、不流俗的独立思想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哗众取宠的倾向。   这正如今天的“80后”大部分青春文学所表现出的那样,他们一方面标榜自己的独立个性,声称自己的“天才”不需要别人来承认;另一方面却无法安于面对外界包括传统文坛的指摘,甚至以过激的言语进行回应。“80后”书写的青春文学的确存在着“格局太小”的特征,并且在与市场的合谋中使文学表现出神经萎缩的趋向。一些“80后”作家写作经验不是来自于文化的传统积累,而是借助现代网络带来的便利,有些甚至直接从日本动漫等虚拟世界中索取资源。郭敬明拥有多部长居畅销排行榜的作品,却也一直无法从“抄袭”的旋涡中脱身。在内容上,以校园友谊与爱情表现自我浓郁的个人体验,有时却表现为一种哗众取宠的造作,并且过窄的体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较高的自我重复率;在文本上,叙事模式比较单一,套用经典模式成为众多“80后”作家的写作方式;结构艺术上也欠成熟,常常表现为缺乏严密的逻辑和驾驭整篇的能力。此外,语言意义的形象化特征也日趋明显,身体结构或者污秽语言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p#分页标题#e#   就韩寒自己的作品而言,从《三重门》到《长安乱》,再到现在的《光荣日》,的确没有带给人更多的惊喜。就像我们之前提到韩寒在《像少年啦飞驰》的序言中写到的那样,这部作品中间的确存在着结构随意与混乱的缺陷,一些线索莫名消失,另一些线索又莫名出现。因此,我们会看到作品中一些本来我们以为比较重要可能会贯穿整篇的人物被安排为突如其来的死亡,比如铁牛,比如磕螺狮。韩寒自己在访谈中曾经承认自己作品中存在游离故事情节的写作,但是不舍得放弃这些情节的“精彩”。在《长安乱》前言中,韩寒提到无论如何他都喜欢作品中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章节甚至是某一段对话。“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有的时候也不错。倘若你爱那么多,就如同写《三重门》那样,想每一句话都精彩,除了让人感觉这不是小说之外,自己也很累,谈过恋爱的都知道。”【5】   三、商业成功背后的尴尬境遇   韩寒的多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就长居该年度图书畅销排行榜,如《三重门》自2000年出版以来畅销200多万册,成为中国大陆作品中近20年来几乎是销量最大的文学作品;2004年《韩寒五年文集》出版并销售70多万册,译为法国、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等版本发行,并成为2004年10月法国最畅销图书;2010年韩寒本人主编的杂志《独唱团》首印50万册于出版3天内售完,目前销量超过150万册等等。“80后”作品在市场上热销的背后,却得不到主流文坛的重视,造成了白烨先生口中“已进入市场,但尚未进入文坛”的尴尬。相对于韩寒这样一位在读者甚至整个社会中都产生如此特殊影响的作者,以及在出版市场有着如此高印数的作品,其拥有的批评文章数量却十分不成比例。对于这种现象,刘绪源曾经归结于批评界的“异化”,即现今存在“甜俗的吹捧”和充满辱骂的“酷评”,还提出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就是韩寒在作品中“以相当过激的口吻抨击了与自己不同见解的人”【6】。刘绪源认为,批评的缺席与被批评者公然声称不需要什么批评相关,即批评家想到自己即将要遭到作者的反讥和辱骂,就不愿意认真下笔进行批评了。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与韩寒创作有关的批评并不在少数,缺少的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目前关于80后的文学批评多数立足于文学之外,倾向于做文化分析与文化批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本批评。   即使在80后作家内部,也存在着“偶像”与“实力”派别之争。2004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做了一篇题为《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的报道,首次明确提出对“80后”作者的“偶像”与“实力”的划分,比如韩寒、郭敬明、春树等属于“偶像派”,而李傻傻、胡坚、小饭等包括“五虎将”在内的属于“实力派”。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两派互不相让,开始提高自己贬低对方。“偶像派”面对“实力派”商业化指责表现得较为平和,郭敬明认为:“一个作品卖得好就是商业化,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一个作品卖得不好,就很有高度?”(当然郭敬明的商业化是毋庸置疑的。)春树则在采访中表示,即使被误读也是很高兴的,自己不能得了便宜又卖乖。而实力派对与偶像派的畅销却显得没有那么冷静,小饭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如果人们印象中的80后文学就是传媒所宣传的这样,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韩寒、郭敬明等人写得东西称不上文学,只是一些廉价的消费品,他们打着文学的招牌却靠一些文学外的因素吸引注意,而这些被偶像化的,遮蔽了80后写作中富有创造力的部分,混淆了80后写作的真相。”四、文坛批评的集体“失语”80后写作目前面临文坛批评“失语”的境地首先源于传统文坛对“80后”文学地位的拒绝承认。从白烨认为“80后”文学根本算不上“文学写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开始,他们就被拒于文坛大门之外。(对于所谓的“偶像派”作家来说尤其如此。)有学者认为,目前“文坛”对“80后”确实是不正眼瞧上几眼的【7】。现在有一些作家,比如马原、莫言等对80后一些作家作品做出了一些肯定,但是更多的作家表现出的是对80后作家“缺乏生活经验”、“思想与内容贫乏”、“陷入价值困境”等的指摘。很多评论家都承认,目前的主流文坛不愿意以平等的身份来阅读80后的作品,并且批评观念与80后作者完全不同,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自“自娱自乐”。   不可否认的是,以80后为主体的写作群体的确表现为良莠不齐,作品中时而浮现出各种肤浅与幼稚。但是整体性的排斥与否定是无济于事的,如何对待80后写作经过数年沉淀而留下来的比较出色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值得深思。   其次,批评的缺失还来自于部分80后作品的过分商业化运作。有评论家认为,对于80后作家来说写得怎样无关紧要,卖得好才是硬道理,粉丝的喜好和钱包指引着他们的写作走向。与传统作家不同的是,80后并不是通过相关文学期刊发表文章打造影响,进而吸引出版社注意来出版作品,而是直接与市场合谋,通过出版商砸钱,以资本运作的方式来制造阅读,引起社会关注,造成喧哗出场。许多80后的作品并不追求意义深度,而在于轻松、好看、市场,更接近“文化快餐”的速食效应。而文学也由以前的“精神”变成了可以增值的商品,并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点在郭敬明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陈丹青就曾经提到韩寒和郭敬明代表着“80后”价值取向的两个方面,郭敬明要的是名声和钱,而韩寒则代表了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整个新世纪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韩东的《扎根》曾经被王干等人誉为经典,但他自述仅仅是卖文为生,“想到的仅仅是钱,甚至如果有人能付50万元人民币,此书可永远不出版。”即使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商业化运作有着诸多不满,但是事实似乎向我们证明,市场未必不能借助金钱来孵化文学精品。【8】#p#分页标题#e#   随着刘震云、李冯、苏童等著名作家进驻影视界,许多人都在憧憬着文学与利益能够实现互惠共荣的图景。   这样一个拥有大量图书市场份额与广大青少年读者群体的80后作者群体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主流文坛对他们不甚了解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沟通与影响。这种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深思。“80后”作者想要真正进入文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管是承认其文学价值或者是抨击其非文学性,我们都应该坚持健康的文学标准与发展观念:不因其市场化成功而降低评判标准,也不因其消费文化的复杂背景而人为地贬低甚至无视,要看到目前80后文学的接受程度,发掘其文化特质与价值趋向并进行反思与引导。正如张丽军在《韩寒论》中提出的那样,主流文坛“必须突破五四以来的宏大叙事批评模式,从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转变和新世纪以来文学受众群体对文学多元化需求角度,来平等地审视、思考韩寒等人的新性情写作。   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不会错位,才会摆脱以往的深度模式批评在当代所遭遇的尴尬与无力,才会对韩寒及其新性情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让韩寒等80后作家及其作品在新世纪所具有的文本本义与价值得以清晰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