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题词的作者郑元勋说：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异者奈何？简文之贵也，则华林；季伦之富也，则金谷；仲子之贫也，则止于陵片畦；此人有异宜，贵贱贫富，勿容倒置也。
他这话，强调的是园为人所设，人的身份地位有别，造园就要切合园主人的身份。简文帝是南北朝时梁朝的第二代皇帝，名萧纲，因他地位尊贵，故有华林园这样瑰丽的园林与之相配；季伦即是晋代著名的富豪石崇，因他富可敌国，故能拥有“柏木万株、江水周舍、观阁池沼游鱼仙禽毕具”名之为“金谷”这样的园林。陈仲子是战国时齐国的义士，孟子称赞他“诚廉士哉”。陈仲子贫穷，故只能拥有一小片菜畦了。同样是园，差别竟如此之大！造成园林千差万别的原因是很多的，郑元勋这里仅只强调了人的地位与财富这一种原因，其实，学识修养特别是审美趣味对园林品位的影响之大，绝不亚于地位与财富。
园虽然有具体的主人，为具体主人所用，但园某种意义上也是公共财富，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的审美诉求，因此，园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文化传统人类的审美诉求，就成为此园品位高低的重要评判标准。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园冶》的作者计成更清楚的了。计成说：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径缘三益，业凝千秋，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即是。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倾之，收四时之烂漫，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结茅竹里，睿一派之长源……凉亭浮白，冰调竹树风生；暖阁偎红，雪煮炉铛涛沸。渴吻消尽，烦顿开除，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园冶•园说》)
从这些生动的描述来看，园须具有这样的功能：首先是居。居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计成说“地偏为胜”。为什么要强调“偏”？因为园作为别墅，是主人公余休闲度假的处所，既然是公余休闲度假的处所，就宜取静，就不宜建在闹市之中。公余休闲，不可无书，所以，“一榻琴书”是不可少的。如果园有“萧寺为邻”，园主人得便访访高僧，谈谈佛理，当是一桩雅事。当然，既然是休闲之居所，屋室必须雅洁，“轩楹高爽”，若开窗即景，又庭院即画，“梧阴匝地”“槐荫当庭”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其次是游。这游是在自己住处游，与去外地的旅游区别很大，其一是游的规模小，所以，园林中的景观设置不能不讲究密度，步步有景，移步换景，一景多用，互为借景，但又不能过于人工，“景到随机”方妙。其二居游合一，要做到这一点，供人居住的建筑就必须有所讲究。一是力求不破坏景观，而且能融入景观“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二是方便观景，“移竹当窗，分梨为院”“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即是”。这样，即使在屋子中，也能赏景，相当于“卧游”。
园林是主人特殊的生活环境。环境与自然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自然是可以离开人的，而环境却不能离开人。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多重的、最基本的，环境是人的生活场所，生活是环境的本质。好的环境必然是宜于人生活的，只有宜于人生活的环境才称得上美的环境。
《园冶》强调园林对于人的生活全面的肯定，触及到了环境是人的家这一根本问题。《园冶》的《相地》一节明确地提出了“便家”①的概念。园林作为园林主人之家，就应当有家的温馨感。家的温馨感涉及诸多方面的设置，除了适宜的人气外，这自然景观的设置是不能不讲究的，园林中有诸多的自然景物，在园林中是可以欣赏自然景观的，但是，在园林中赏景与在园外赏景大有不同。园外的景观也许胜于园中的景观。园外的景观再好，难有温馨感，园林中的景观，即使有些平凡，那一草一木也让人温馨。计成说“涧户若为止静，家山何必求深”。这话的意思是，园中设的涧户只要能给人静谧感就可以了，园中的山林也不必过于冷僻幽深，言外之意是千万不要给人以恐怖感。
园以可人为上：“涉门成趣，得景随形”
封建社会的园林除了寺庙园林、祠堂园林等公共园林外，都是私家园林，私家园林的拥有者均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一般来说，园林外，他还有一所正宅，这正宅中也可能具有一些园林因素，但在功能上与专门的园林完全区分开来。正宅也是主人的生活场所，但主人一般也在此处理某些(当然不一定是全部)与工作上相关的事务，凡体现主人身份地位的礼仪活动一般只能在正宅举行，所以，正宅的建造尺度与宅内的各种设置较园林更注重礼制。与之相应，主人在正宅中的生活相对来说不能过于放任。园林则不同了，作为主人的别墅，是主人私密生活的场景，只要于重要的礼制不相违背，它的建造尺度和园内的各种设置可以由主人自行其是。与之相应，主人在园林中的生活则较正宅自由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园林这种环境较正宅更切合人性，更具有审美价值。
计成对于园林的审美价值有足够的认识，他从不同层次上区分园林的审美功能。大体上，有3个层次：
1)适人。适人即宜人，它适于人的生活与赏景。上面引文说的“凉亭浮白，冰调竹树风生；暖阁偎红，雪煮炉铛涛沸。渴吻消尽，烦顿消除”，应该属于此层次。人对天气是敏感的，太热、太冷均不适于人。园林较之正宅在这方面有它的优越性，由于园林多建在自然风景较好的地方，树多，或是水面大，因此，夏天较正宅凉快。冬天，园林中有暖阁，因此，也比较舒服。园林“地偏为胜”，环境清幽，风景佳胜，空气新鲜，对于那些平夙公务繁冗的人来说，园林实在是消除疲劳、调节心理的好场所。计成在《园说》一节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难得就是这“凡尘顿远襟怀”。
当然，园林的适人是基于园林的功能上的，它只是人的主要活动的一种补充，它适的是人在主要活动中不能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性。《园说》一节中说的主人在园林中的“藏春”“养鹿”“种鱼”，这些，都不是主人的主要生活。但主人在自己主要的生活之余，需要这些生活，这些生活在园林之外难以得到满足，而园林满足了他。#p#分页标题#e#
2)随人。随人比适人高一个层次，适人，指的是景恰合于人，随人，则是景随顺于人。适人的景，似是景与人的偶遇；随人的景，似是景通晓人意，主动为人呈景、送景。《园冶》不少处说到这种“随”人之景：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园冶•园说》)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园冶•园说》)山楼凭远，纵目皆然。(《园冶•园说》)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园冶•园说》)景之适人，虽然包含生活与审美两个方面，但更多地注重于生活方面；景之随人，同样包含生活与审美两个方面，但更多地注重于审美方面。由于景随人心，这随人之景就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更受到人的青睐。
3)可人。可人之景又高一个档次，可人之可指得人的欢心。随人之景只是随顺人意，这随顺人意是就人一般的身心需要而言之的，如“窗牖无拘，随宜合用”“山楼凭远，纵目皆然”“鹤声送来枕上”“清气觉来枕席”。这都是就人的一般生活需要与审美心理而言的，它具有一般性。可人，则不一样，可人这可的是人更高的审美需求或者说特殊的审美需求，它具有个体性、针对性。就是说，这景不一定是所有的人喜欢或最喜欢的，然而于园主人或某些客人，那是他们最喜欢的。这里，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计成的“合志”(《园冶•屋宇》)，合志，强调景观合乎人的志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因此，决定了他对景观有不同的喜欢，比如，有的人特别喜欢牡丹，有些人则偏爱翠竹，还有些人特别喜欢在屋前屋后植松。辛弃疾的别墅就是如此，他在词中描绘这松林：“龙蛇影外，风雨声中。”计成作为造园大师，只是突出园中的景观设置要有境界，要合志，并没有强调一定要建设成什么样的境界。其二是有趣。趣有公众性也有个体性，较之合志，它的公众性更多一些。《园冶》谈景观建造，处处强调“趣”，说：“涉门成趣，得景随形”。能让人生趣的景一是肯定不一般，具有奇警性与出人意料的特殊性，能逗发人的好奇心，产生奇妙的审美效果，激发人的超出常规的快乐心理。二是此景观具有天然性：“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
关于“趣”，中国古代美学有诸多论述，明代社会尤其注重情趣，不仅园林讲究情趣，其他生活方面也讲究情趣。名重当代的大文学家袁中道说：“凡慧生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①。袁中道强调趣生于慧，自然有慧黠之气，故能生趣。
适人、随人、可人3个不同层次，体现出3种不同的审美质量。适人重身，随人重意，可人重趣。重身以人的物质生活最低要求为衡量标准，随人兼顾人的心志需求，但要求并不是太高；唯可人将人精神上的无限追求视为最高标准，园林以趣为上，趣最为难得。趣无定则，不能模仿，不能重复，重在机要，贵在偶得。
园重文人雅趣：“子晋吹萧”“穆王待宴”
虽然享受园林多为富人，富人未必雅，但富人均追求雅，更何况造园的人多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所以，在追求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林园遵雅”(《园冶•门窗》)的审美原则。这种雅，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诗书琴画必须入园，按计成的描绘，园林的生活应该是:客集征诗，量罚金谷之数。多方题咏，薄有洞天。常余半榻琴书，不尽数竿烟雨。……宅遗谢?之高风，岭划孙登的长啸。探梅虚蹇，煮雪当姬，轻身尚寄玄黄，具眼胡分青白。(《园冶•傍宅地》)
这几句话中谈到的几位古人都是以雅著称的，一是石崇，他是晋代巨富，又是当时的文人领袖，石崇筑金谷园，常邀请文人此园聚会，他的《金谷诗序》云：“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显然，金谷园聚会的目的不是赏景，而是吟诗。二是谢?，他是南北朝著名的诗人，好游览，多登临，诗风清丽，甚得李白赞赏。三是孙登，魏晋时的隐士，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过从甚密，阮去访他，行至半岭，闻孙登长啸，声若凤凰。四是孟浩然，“探梅虚蹇”用的是他的典，据说早春时节孟浩然骑着驴背去寻访梅花。五是陶?，宋代雅士，据《清异录》：“陶?买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团茶，谓姬曰：‘党家应不识此。’姬曰：‘彼粗人，但于销金帐中低斟浅酌羊羔美酒耳。’”这种取雪水烹茶的雅趣当然是销金帐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无法比的。六是阮籍，据《晋书》：“阮籍不拘礼教，能为青白眼。见礼俗士，则以白眼对之；嗣见嵇康，乃具青眼。”《园冶》说“轻身尚寄玄黄，具眼胡分青白”，意思是虽然不做官，但能获得大地的青睐，举目尽是美好的自然，没有什么俗人与雅士的区分，因此阮籍的青白眼在此就不必了，全用青眼得了。
以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为园林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突出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大体上儒道释三者兼备，儒一般为主心骨，体现在于世上，道与释则为儒之调节与补充，体现在用世上。园林作为别业或别墅，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满足园主人的出世之志而营造的，因此，道家与释家的思想占据上风。在中国，释家实际上是穿了袈裟的道家，在诸多方面，二者是合流的。体现在园林思想上，也许更多地见出有道家的意味。《园冶》在这方面，也体现得极为突出。具体来说，主要见之于2点：
第一，对自然美的特别推崇。本来，道家的基本思想——“道法自然”，其“自然”并不指自然物，而是指人和物的本性，然而，先秦道家之后，“自然”更多地衍化为自然物。魏晋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知识分子对自然山水一往情深，以至于山水诗、山水画十分兴旺，它竟长盛不衰、逐渐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而且将它与出世之志联系起来，似乎出世的一大标志就是遁迹山林。既然园林作为出世的住处，自然就要更多地营造自然风景，让人生出世之感。这样，相地就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来说，城市自然风景较少，所以，要获得较好的自然风景就不能不将园林建在郊外。《园冶》说：“园地惟山林最胜。”为什么呢？山林地自然风景最为丰富。在山林地建园林，可以说得天独厚。#p#分页标题#e#
第二，对仙境的着意营造。神仙思想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理想。神仙的突出特点就是在红尘中实现超越，它是中国人特有的出世与用世的统一。一方面，神仙也是人，因为他能尽情地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神仙不是人，因为他没有任何红尘的苦累与麻烦，他超越了生死，可以长生不老。这两个方面，都是人间至尊至贵的帝王无法比拟的。神仙的生活场所称之为仙境，中国的园林作为出世之志的寄托场所，将仙境的营造作为其最高追求。
计成明确地说：“莫言世上无仙，斯住世之瀛壶也。”(《园冶•池山》这就是说，他造园的指导思想，就是想将园林建造成人世间的仙境。按照仙境的要求，计成将各种有关神仙的故事，安排进园内。《园冶》说：漏层阴而藏阁，迎先月以登台。拍起云流，觞飞霞伫，何如缑岭，堪谐子晋吹箫。欲拟瑶池，若待穆王待宴。寻闲是福，知享是仙。(《园冶•江湖地》)
王子晋这样的仙人当然不是容易遇见的，但是在园林中弹奏一曲，将自己想象成王子晋那样是完全可以的。周穆王访问过的瑶池，没有谁能找到过它，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实存之物，而是人想象的产物，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园林做一个瑶池，自我感觉这就是仙境，自己就是周穆王。归根结蒂，是要知道如何享受，当然，重要的前提是要善于营造一个人间的仙境。
当然，不管园林如何善于营造出世之境，它毕竟生根于红尘，因此，园林的出世之境更多地具有精神性，而红尘则坚实在成为一切出世之境的物质基础。园主人及他的客人在园中可以尽情地体会与享受这来自现实与想象的2个方面的生活。这正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说的：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浸入，门引清流到泽。嫣红艳紫，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并山中宰相。……兴适清偏，怡情丘壑。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林阴初出莺歌，山曲忽闻樵唱。风生林樾，境入羲皇。幽人即会于松寮，逸士弹琴于篁里。红衣新浴，碧玉轻敲。看竹溪湾，观鱼濠上。山容蔼蔼，行云故落凭栏。……眺远高台，骚首青天哪可问；凭虚敞阁，举杯明月自相邀。冉冉天香，悠悠桂子，但觉篱残橘晚，应探岭暖梅先。先系杖头，招携邻曲，恍如林月美人。(《园冶•借景》)
在这些描绘中，你可以看到很世俗的生活，所谓“红衣新浴，碧玉轻敲”，也可以看到很出世的生活，所谓“幽人即会于松寮，逸人弹琴于篁里”。这期间，有“乐圣称贤”的人间理想，也有“怡情丘壑”的世外寄托。有自我安慰——“山中宰相”；有权托李白——举杯邀月；有附庸庄子——“观鱼濠上”；有效法屈子——骚首问天；有意仿渊明——招邻共杯；更有白日做梦——“林月美人”。凡此种种，全融合在园林之中，可以说，园林是寄托人生各种理想的虚拟之境，又是完成人生各种世俗生活的现实之境。
园尊自然生态：“好鸟要朋，群麋偕侣”
《园冶》对自然美的推崇，向着两个维度纵深展开，一是将自然环境营造成仙境，是特别看重自然环境中的生态意味。生态是与人工相对的，生态强调的是自然物的自然状态。《园冶》描绘园林中的自然物均突出其自然状态：悠悠烟水，淡淡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园冶•江湖地》)当然，烟水之悠悠，云山之淡淡，是自然本身提供的，它不会依人的意志而改变，这种生态是天然的、客观的，但“闲闲鸥鸟”这样的生态却是人造就的，人不去干扰鸥鸟的生活，鸥鸟才得以“闲闲”。“泛泛鱼舟”的“泛泛”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尊重自然、随顺自然的状态。
从尊重生态维度看园林的建造，这因地制宜是最为重要的，因地制宜，讲的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园冶》于此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要是“因借”的原则。园林巧于园借，精在体宜。愈非匠作可为，亦非主人能自主者，须求得人，当要节用。“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者收之，不分町，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园冶•兴造论》)
这段文字可以从诸多的维度解读，而从生态的维度看，突出体现在对生态的尊重。这里，关键词是“因”，因的是什么？主要是地形、地势、地貌。园造在大地上，在设计上要充分尊重它原有的状态，根据它原有的状态，顺着它的态势，在不伤害自然骨架的前提下，做适当的修饰、改造，包括删去妨碍观景的树枝，疏浚壅塞的泉流等。
园林不能不建一些房，这房建成什么样子，也不能不因地制宜，需要建亭且能建亭的地方就建亭，需要建榭且能建榭的地方就建榭。园林中不能没有路，园林中筑路，不能一味求直，求便捷，“不妨偏径”，随地势而婉转，这样做，不只是有利于生态的保护，还能获得特别的审美享受。“因”的意思《园冶》又用“依”“随”这样的概念来表示，依的、随的均是地形地貌。
“借”是在因的基础上产生的，比之于因，借对自然环境更为尊重，因，对自然环境多少还有一些改造，虽然这改造是有限的，不伤筋骨的；借，就完全不需对自然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它只是需要一种审美的视界，一种审美的心态，只要有这种视界、这种心态，有限的园林就可能产生无限的景观，不说别的借，就是光借天空的云霞、水中的倒影，就能美不胜收了。
“体宜”是因借的产物，“体”是整个园林的体制、规划、意图、境界，这需要根据因借来制定，而所有这一切又归结到一个字：“宜”。宜包含有诸多的统一，其中就有生态的平衡。生态的核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是人与有机自然的友好相处，具体来说，与动物，还有植物的友好相处。《园冶》写道：秀色堪餐。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苹红蓼，鸥盟同结矶边。看山上个蓝舆，问水拖条枥杖……一湾仅于消夏，百亩岂为藏春。养鹿堪游，种鱼可捕。(《园冶•园说》)好鸟要朋，群麋偕侣，槛逗几番花信，门湾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园冶•山林地》)#p#分页标题#e#
除此以外，与无机自然的友好相处也十分重要，这具体表现在与云霞、山石、江湖等友好相处，云霞、山石、江湖，它们没有生命，但有生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人的审美对象，是人的精神的寄托物，所以，朗月可迎，繁星可读，云霞可餐，流水可亲，山石可拜。所以，所谓“悠悠烟水，淡淡云山”，其悠悠的何止是烟水，淡淡的何止是云山，还有人，而且正是因为人的心境是悠悠的，淡淡的，才将烟水读成悠悠的，云山味出淡淡的。重要的是“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闲闲即景，寂寂探春”“阶前自扫云，岭上谁锄月。千峦环翠，万壑流青”。一切全在“自”。
尊重自然，随顺自然，因借自然，诸物共生，诸物相依，诸物和谐——这是从《园冶》读出的生态文明意味。不管是现代的环境建设，还是古代的环境建设，生态平衡都是第一原则，只不过在古代还没有生态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的理论，凡生态思想均隐藏在“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之中。《园冶》能够将这一思想作为造园的指导思想之一是难能可贵的。
园为立体图画：“俨然佳山”“宛若画意”
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师多为画家，计成也这样。以画理来做园，将园做成画，这是中国园林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造园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环境观。有一成语：江山如画。为什么要将江山比喻成画呢？道理很简单，画是美的。
画的美美在哪里？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回答是不一样的。这里，首先涉及对艺术的理解，关于艺术的本质，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模仿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自然；一是表现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画家的情感。中西方美学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两种理论都持有，只是两种理论各占的地位不同。
西方美学主要持模仿论。它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对自然的模仿。自然是美的，故而模仿自然的画也是美的。中国美学也认为自然是美的，画模仿了自然的美而美，但是，中国美学并不认为画的美全来自对自然的模仿。模仿论与表现论这两者，中国美学是将表现论摆在首位的。艺术之美主要不是来自对自然界的模仿，而是来自艺术家按照美的规律的创造。创造的灵魂是真善美情感的表达。
所有的艺术都具有客观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这一点，中西艺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西方的艺术，也许客观的因素占据主要地位，而中国的艺术，主观的因素占据主要地位。在中国古代，画家不是将自己当做照相机来画自然的，他是根据自己的理想来画自然的。从本质上来说，与其说他画的是自然，还不如说他画的是他的理想。
计成说他“性好绘画，最喜关仝、荆浩笔意”，那么，关仝、荆浩的笔意是什么呢？且看荆浩是如何看待绘画的，荆浩在《笔法记》中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花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
荆浩提出画画要取物象的“真”，那么，什么是物象之真呢？荆浩将“似”与“真”区别开来。他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这里说得很清楚：“似”，得物之形，即通常说的形似；而“真”在于“气质俱盛”。何谓气？气在这里指来自画家的一种内在的生命活力，表现在所画的形象的身上，即为神，气盛可以理解成神似。“质”为物之体，“质盛”兼有形似，亦有神似。总之，“气质俱盛”即为形似与神似兼俱。这就是具。荆浩要的就是这个真。
这个真显然不完全来自对物的模仿，更重要的来自画家心灵中的“气”。这气可以理解成画家真善美的情感。计成自称他是用荆浩的笔法来做园林的，那么，计成到底运用哪些关荆的笔法呢？荆浩说，画的笔法有“六要”：“气”“韵”“思”“景”“笔”“墨”。六要中，“气”“韵”“思”，属于画家主观方面的因素。“景”为客观方面的因素，“笔”和“墨”为形式方面的因素。这六要中，最重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因素：“气”“韵”“思”。那么，何谓“气”“韵”“思”？荆浩说：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①。
从这个描述来看，“气”、“韵”、“思”三者均为精神力的某种性质。“气”，重在精神力的活性方面，处于生命的主宰、支配地位。“韵”，重在精神的精微方面，为生命力的发散、弥漫；“思”，重在精神的理性方面，为生命力的逻辑、走向。三者中，“气”第一，显然，生命力的活性是最重要的。
计成将荆浩的笔法创造性地运用到造园，试图达到这样几个具体的目的：
第一，园须有画之意。画之意即荆浩说的“气”“韵”“思”，它既是画家的主观情思，又是所画对象的生命活力，归根结蒂还是画家的思想与情感。这思想与情感的高下、强弱、雅俗、精粗，在根本上决定了这园的品格。计成说他曾为武进的吴公造了一座园，根据此园的地形地貌的特点，“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这画意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从乔木、蟠根与石头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活力。
第二，园须有景之真。画中的景虽来自现实世界，却又是画家的创造；虽然景不实，为虚，却不能假，须真。这真最难。这点，荆浩也谈到了，说：“画者华也，贵似得真”。这造园又如何得真？计成中年择居润州，看到此地有人用巧石做了一些假山，置于竹木之间，感到可笑，人问他何笑，他说：“世所闻有真斯有假，胡不假真山形，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他的意思是，即使这假山是人做的，不是真山，也需要给人以真山的感觉。当时，就有人让他做一座假山看看，他做了一座，观赏者都称赞“俨然佳山也”。园林中的景除了来自天然者外，均为人做的，好比画中的景虽来自现实世界均是画家画的一样，不怕它是人做的，怕的是它太假。关键要做出真意来，这叫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p#分页标题#e#
第三，这园须有境之美。画有画境，园有园境。画境要美，园境也要美。美是诸多因素化合的产物，美首先在于它有生命的活力，同时还要有鲜明的色彩，和谐的结构，出人意想的景观。计成为武进吴公做的那座园，其景观不仅“宛若画意”，而且“篆壑飞廊，想出意外”，景观灿然生辉，让人心旷神怡，那园就称得上有意境了。按中国美学意境理论，“境生象外”，意境之美在于有实有虚，以实见虚，在有限的景观中让人生无限之遐想，这就是意境了。《园冶》对于园中景观的描绘多处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屋宇》一节说：“奇亭巧榭，构分红紫之丛。层阁重楼，迥出云霄之上。隐现无穷之态，招摇不尽之春。”
造园理想：“境效瀛壶，天然图画，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
计成的《园冶》，从环境美学的维度来看，可以说集中而且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环境的要求。关于这个理想，计成概括成4句话：“境效瀛壶，天然图画，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园冶•屋宇》)这里包含这样4重意思：
第一，“境效瀛壶”：据《列子》：“渤海之东有壑焉，其中有山，一曰岱屿，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仙圣之所往来。”《园冶》用“瀛壶”代表神仙所居住的仙境。仙境是中华民族最为理想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虽然不具现实性，人们却总是在现实中寻找这样的境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绘的就是这样的神仙境界，陶渊明将它坐实在人间而且地点在武陵，这就意味着他希望在人世间寻找到这样的境界。园林在某种意义是人有意建造的仙境。
第二，“天然图画”。虽然这也是理想状态的生活环境，但比之瀛壶这样纯属想象的神仙境界，它更多地具有现实性。“天然”严格说来只存在于自然界，园林这样的人造环境，不可能全部是天然的，但优秀的造园家应该将它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力求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天然图画”观是道家哲学在园林建设中的体现，它具有一定的生态文明的意味，在今天环境建设中，尤为可贵。
第三，“意尽林泉之癖”，林泉之癖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理想。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属于儒家的用世哲学，以“居庙堂之高”为人生的最高荣耀，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人生理想未必能够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于是，归隐山林享受泉石之乐也就被视为人生的另一种理想。欧阳修说士人有两种快乐，一种是富贵者之乐，另一种是山林之乐，这两种快乐常常不能兼得。现在有了园林，那些即使在享受富贵者之乐的人也可以享受山林之乐了。
第四，“乐余园圃之间”。中华民族以农为本，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均是农业社会，正因如此，在家风中，中华民族讲究“耕读传家”，青年子弟边读书边务农。在审美上，中华民族对于农家风光、田园风光也情有独钟，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所谓的“田园诗派”。在朝廷为官的士人退休后回归农村不失为一种好的归宿。唐代大诗人贺知章退隐获准，唐玄宗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帐九门”为之赋诗送行，贺知章回到家乡后，在鉴湖边住了下来，每日欣赏湖中山水，也做一些农事，写了不少好诗。贺知章的园圃之乐，一直视为佳话。中华民族理想的生活环境往往与农村、农事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华民族环境审美观的一大特点。
计成的《园冶》当然不是一本谈环境美学的专著，但是它所透显出来的环境美学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环境美学思想的一种归纳与总结。
本文作者：陈望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