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艺术对决策艺术的影响

情报艺术对决策艺术的影响

 

一、一项重大决策范例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决策,若从50年代算起,已历经30多年。先后参加决策研究、论证的各方面著名专家、学者计有400多位。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工作之深细、争论之热烈、意见发表之充分,前所未有,可谓开创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   截至目前,“三峡工程”论争的焦点仍然是:上还是不上,立即上还是暂缓上。主张上的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坝址地质良好,对长江的防洪、发电、航运效益显著,尤其是对缓解我国电力紧张状况有很大作用,应当立即着手兴建,且不存在任何工程技术问题;反对的意见则认为:“三峡工程”所需投资太大、工期太长、移民太多、泥沙淤积碍航、增加上游洪灾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当前尚难解决,近期不能上。   以上两相对立的意见,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一时还难于做出定夺取舍。正如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同志所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   二、决策者最难的抉择   哲学家布里丹曾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头可爱的小驴,在两堆同样大小,同样远近,又同样肥美的草堆之间,难于做出选择,终因不知道吃哪一堆草为好而挨饿……。”这一个虽属寓言的故事,却道出了许多重大决策过程之中出现的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常见,乃是因为:任何决策最终总会形成两个利弊儿乎相同或两个尖锐对立又各有道理的方案、意见来供决策者选择。而这种最终的选择,恰恰.是最关键丫最紧迫、也是最困难的抉择。一‘特别是高层次决策者所遇到的重大的宏观的决策,常常是多要素、多变量、不确定因秦很多、随机性与突发性很强、多因多果……极其复杂的决策。这样的决策,往往既不是典型的程序化、模式化、规范化的决策,也不是典型的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规范化的决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决策、模糊性的决策。进行这样的决策,尤其是在最后1必须对两种方案、意见,做出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二取其一的抉择的时候,单靠科学程序的智力活动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还需要、甚至最终完全需要依靠决策者的个人特有的综合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技术的…‘•)全局的、战略的价值意识与价值取向,要依靠决策者的特殊才能一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规范化的、超理性的决策艺术,才能实现最后的抉择,完成这一决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赛蒙曾讲道:“愈往高层,领导人就愈无法找到符合决策的明确程序,这就往往要依靠高级管理人员本身的经验、判断力、直觉和创造力。”这里,不妨重温一下《三国演义》中“武候弹琴退仲达”故事给予人们的启示。当时,“司马筋引大军15万,望西城蜂拥而来妙。而诸葛亮此刻“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二班文官,所引5000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2500军在城中。”面对这等严峻情势,如果按照科学决策的一般的常规的模式,只能拟出以下两个方案:一是战守,另一是弃城而走。然而,依据科学的预见,战守,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鼓所擒呼”。为此,诸葛亮一反一般的决策模式,超越了.常规的决策模式,“将族旗尽皆隐匿,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20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则“乃披鹤髦、戴纶巾,于城上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摆出“个非战又似战、似战又非战的姿态。司马鼓见此状,按一般的常规决策模式,做出了.“亮乎生谨慎,不曾弄险。必有埋伏,我军若进、中其计也”的决策,“便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诸葛亮选择拟定的恭而迎之的方案,是在摒弃依照决策科学只能做出“战守”或“弃走”二个方案的局限性之后,在把握司马郭“料吾生平谨慎,必不险弄,见此模样,疑有伏兵”这一对于决策最为关键的因素,及由此因素导至的起决定作用的因果关系,高超地运用了决策艺术,所做出的明决。堪称即能善择、又能择善的优秀的决、策者。   三、决策艺术褥要情报艺术   一个决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第一是调查阶段,即发现所需进行决策的问题,选择所应进行决策的目标,第二是决策研究阶段,即拟制方案(至少是二个或以上方案)以及方案的论证,第三为决策阶段,即方案的抉择,选择决定出‘个方案;第四为执行、实施阶段。一般来说,发现问题、选择目标和方案的抉择阶段,比较多地是依赖决策艺术,而拟制方案与实施阶段,则大量地主要是依靠决策科学。   决策过程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对情报的不同需求。大体上讲,在决策研究阶段和实施阶段,可以通过程序化、模式化的情报工作为其服务,而在调查阶段和决策阶段,则需要在程序化、模式化服务的基础上,用非程序化、非模式化的情报艺术为其服务。   在这方面,杨沛霆等同志在情报事业创建的年代里,率先投入为领导、为决策服务的情报实践,为我们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可贵的经验。50年代末,杨沛霆同志在和其他同志一起完成的“大爆破专题资料”的基础上,深人进行研究,写出了我国情报部门的最早的述评之一:“大爆破述评”。以后,他针对我国二、三线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准备在沿海建设石油化工基地的需要,以日本在海滩渔村平地建设世界规模的大型石油化工墓地为例,写成“鹿岛的变迁”。他出于对技术引进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完成了“技术引进争夺战”的研究报告,等等。他的不少述评、报告,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示,称赞,有的荣获情报成果奖。这些材料,在我们情报界都广为流传,当时研读起来,就爱不释手,即使今天,那给人的启发,也还觉得记忆犹新。#p#分页标题#e#   记得杨沛霆同志曾讲过这样一个意思,说情报人员要在领导者脑袋里出汗的时候,抓住令领导者脑袋出汗的问题。我想,所谓“出汗”的问题,大抵应当是决策者遇到了最难抉择的何题,遇到了使其“举棋不定”,甚至弄得精疲力竭的问题。而当这‘种时刻,往往由于某一情报的恰到好处的启迪,使决策者的决策思路,峰迥路转,豁然开朗,产生认识的飞跃,一下跨越了最难抉择的难关。   1939年,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提出抢先制造原子弹的建议。可是,这封信被压了很久,迟迟不见回音。后来,科学家们通过总统的近臣萨点斯进行游说。   一天,罗斯福正在用早餐,萨克斯向他讲了“拿破仑与富尔顿”的故事。19世纪初,在反法联盟军队包围巴黎的时候,蒸汽轮船的发明者富尔顿,去见拿破仑,请求拿破仑采用他的发明,改装法国的军舰。然而,却被拿破仑拒绝了。萨克斯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拿破仑采用了富尔顿的发明,也许近代史要重写。”这一番话语,打动了罗斯福。罗斯福立即将压了很久的建议批示了。于是,著名的“曼哈顿工程”开始了实施。   可以想见,罗斯福之所以将著名科学家的建议信压下,久久不置可否,可能就是陷人了决策过程中最难抉择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时候,一个近乎传奇色彩,但深蕴决策意识与决策取向的历史故事,却激起了他的智慧的火花,强化了他的价值意识、引导了他的价值取向,使他猛然顿悟,产生了决策冲动,当即做出定夺。   决策需要决策艺术,决策艺术需要情报艺术。根据上述一些事例给我们的启发,我觉得:作为为决策服务的情报艺术,应当讲究如下一些特点:第一位重要的,就是必须抓住决策这个情报需求的热点、难点、急点,即为社会普遍关切,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   杨沛霆同志在谈到他的切身体会时说:“要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上,主要是决定命运的政策问题。”什么是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决定命运的政策问题?我以为,主要的就是重大的决策问题,像长江“三峡工程”那样重大的决策,其决策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因而应视为重大的情报需求,视为情报需求的热点。而“三峡工程”决策出现两相取舍的间题、处子最难抉择的时候,但又急需做出抉择、“敲定”的时刻,就是难点和急点。作为情报工作者,则应善子抓住这样的契机,抓住重大决策及其转化的关键,做好月踌。   其次,必须刻意迫求情报的针对性、启示性和灵活性。这三性,并非一般化的三性,而应是超越一般的、具有高难度的三性。   所谓针对性,就是吃透决策者最难抉择、举棋不定的症结所在。只有对症处方,才得药到病除。试想,在罗斯福压下几“建议”的时候,如再连篇不断的上书,尽述原子弹如何有威力,技术可行等等,恐怕很难打动罗斯福。当诸葛亮决意摆“空城计”之时,还去为如何战守或撤退出谋划策,显然是南辕北辙。所谓启示性,就是要求所提供的情报,不论是述评、报告、建议,还是事实、案例型情报,都应当新颖、生动、引人。特别是事实、案例,应寓意深邃、富有哲理、发人思考,能够敲叩决策者的心扉,撞击决策者的直觉、灵感……。所谓灵活性,就是要求情报内容的丰富多样、体裁不拘一格,在提供、服务的方式方法上,应见机而行,可以上书供阅,可以走访直陈,甚至在饭桌边、汽车上……。   情报艺术,尤其是为决策服务的情报艺术,有些像“万花筒”,千姿百态、变化无穷,又有些像还打不开的“黑箱”,许多奥秘,还尚未被认识。   对于情报艺术,我们不能亦无法追求其模式,而应追求其境界。词学大师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限的创造性,永远是情报艺术的生命。我们情报工作者,应当胸怀远大的革命理想、热储,葆有那么一种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一种勇子、善于探索、开拓、创造的精神,将整个身心投入到为决策服务的广阔、生动的实践中去,这样,则不难形成情报人员所特有的才能—情报艺术,则会不断进人情报艺术的“灯火阑珊处”。“中国的情报研究人员,应该在中国的重大决策上拿出自己的见解来,而不是外国人的见解。”原国家科委情报局局长兼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聂春荣同志的这句充满魄力豪情的话,语重心长,情深意远,饱含着对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激励、信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