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反兴奋剂历史的反思 回顾世界反兴奋剂历史，最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这个转折点。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很少有关于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丑闻”，也没有担心为了缓解疲劳而使用药物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到了60年代，兴奋剂突然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由于体育的快速变化和来自大众媒体寻找丑闻的压力，以及兴奋剂问题开始与运动员的体育精神并行讨论，官方也不得不更加关注兴奋剂问题，官方对于兴奋剂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但在科学证明兴奋剂问题还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反兴奋剂更多地是在道德层面来行事。到了20世纪70年代，真正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反兴奋剂阵营，主要是政策决策者和伦理导向的学者、教师、科学家;另一个阵营则是作弊的运动员、地下的兴奋剂供应组织以及发明新的药品和新的防检测方法的科研人员。在很多主流语境下，被称作“道德对抗邪恶”［1］，这种对抗一直持续至今。事实上兴奋剂问题代表的是一种潜在的不满———对异化的现代体育的不满。目前为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欧洲理事会(CoE)，英国体育与医学协会(BASM)和国际奥委会(IOC)等组织一直致力于通过对不道德的行为(兴奋剂首当其冲)的极端行为的关注，来保持体育理想主义。但是自相矛盾的是，他们看上去是在反对体育的“过度现代化”，但他们采取的却是现代化的手段———现代科技、法律和行政力量。实际上，兴奋剂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行动，它的发展受国家民族文化、体育项目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夸张的情况是有些落后国家甚至不知道何为兴奋剂。 2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下兴奋剂的思想与行动 2.1美国 至今兴奋剂问题发生最多的当属美国。美国人那种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精神被用于体育，这都让他们乐观地认为体育可以和兴奋剂联姻，而不会受到道德规范和健康问题的约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运动生理学领域居领先地位，也是将兴奋剂用于体育发展医学研究的翘楚。反映在运动员越来越需要通过技术或其他物质手段来提高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促动了“安非他命”(一种兴奋剂药品，二战时曾用于提高士兵战斗力，长期服用会造成失眠、便秘、视幻觉、听幻觉等症状)的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末，只有美国医药协会(AMA)在呼吁应该遏制使用“安非他命”的浪潮，但是AMA的担忧是无法阻止“安非他命”的继续蔓延的，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将更先进的兴奋剂运用到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运动员身上。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还曾推波助澜地宣传激素不会改善运动成绩，尽管临床和其他证据显示可以。考虑到冷战对抗，美国具有一种强烈的击败苏联的意识，又由于缺少测试办法，1976年奥运会激素类药物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2.2英国 英国的经历则明显不同。业余主义体育的影响力以及传统公立学校的教育思想使得兴奋剂被看做是体育竞争的对立面。使用兴奋剂被认为不符合典型的英国中上阶层对“体育”的理解［2］。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科学家较少涉足运动生理学，为了坚持业余主义的信仰，运动员也不会诉诸于药物来提高成绩，只有在代表底层阶级的足球领域才偶有发生。二战以后，英国人在反兴奋剂方面的重要作用远超过了使用兴奋剂。战后十年，当美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普遍使用“安非他命”时，英国自行车运动员则比较清白地投身于这项运动之中。以至于英国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Simpson在使用兴奋剂时，国人对其万般震惊。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体育与医学协会(BASM)开始认真考虑兴奋剂问题，并在20世纪60年表反兴奋剂政策声明。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也加入到集体反兴奋剂的队伍中。1965年开发了检测安非他命的程序，1975年则有了检测激素类药物的方法。这些工作都得到了BASM的支持。尽管有很多英国科学家还是通过对兴奋剂的科学分析以及对运动员表现的测量发现了新的药物，但柯林斯式的业余主义在体育的文化和组织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英国人看待兴奋剂问题坚持了其为“非业余体育精神”的定位。 2.3欧洲其他国家 首先，德国在兴奋剂与反兴奋剂问题上有一个十分矛盾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在运动生理学方面的发展在德国落地开发，德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现象十分普遍。JohnHoberman［4］研究分析了德国人使用兴奋剂的历史特征，认为其是纳粹科学研究的产物，甚至缓解了美国人在兴奋剂问题上的罪责。但这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单处理和歪曲解读。苏联及后来的独联体、如今的俄罗斯，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很有争议。苏联运动员包括女性在很多赛事中受到指控。例如1978年奥运会上就有英国田径运动员抱怨，“由于兴奋剂，与共产主义阵营的运动员比赛无法立足”［5］，一些反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苏联以及东德使用兴奋剂是其体育政策体制的一部分，认为其是一种兴奋剂的政治制度。但实际上，这种批判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动机。苏联和东德其实也有很好的医疗监管制度，其次这种批判无非是转移了对西方国家兴奋剂问题的关注度，而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是一样“有罪”的。在其他国家，困扰当局的主要是职业自行车和职业足球。一些证据表明:像“安非他命”在这样的兴奋剂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被广泛地使用。特别是，但凡遇到自行车的比赛就会牵涉到兴奋剂，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6］，职业自行车对奥运会反兴奋剂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60年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KnudJensen)在罗马奥运会上的猝死，成为IOC、BASM以及CoE强化的反兴奋剂行动的一个导火索。 因此，反兴奋剂政策及科学是一种混合物，掺杂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政策，掺杂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关心、奥林匹克、业余主义体育以及全社会广泛地对兴奋剂乃至药物的恐慌。由于有关健康卫生的研究较为模糊，体育精神的思想体系被应用到兴奋剂问题上。兴奋剂问题被重新审视为一种道德欺骗、品质缺陷、作弊甚至是罪恶。总而言之，与兴奋剂、反兴奋剂有关的思想与行动，因各国文化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个体、社会、制度以及更宽广的文化框架共同作用，赋予了兴奋剂与反兴奋剂问题以特殊的含义。#p#分页标题#e# 3不同体育项目中兴奋剂的道德规范与实践 在回顾兴奋剂问题的历史时，自行车运动最夺人眼球。1998年环法自行车赛大面积有系统、有组织地使用兴奋剂;而早在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自行车运动员，包括著名的运动员JacquesAnquetil，公开反对兴奋剂检测，并且认为他有权使用兴奋剂［7］。确实，在自行车领域，反兴奋剂从一开始就十分棘手。试图实行药检和制裁却遇到了抵制甚至敌对态度。国际自行车联盟(UCI)也没有太可行的办法来打击服药运动员。即便是在药检改进之后，自行车运动员也会通过交换尿样来躲避尿检。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参与者大范围的明确想要使用兴奋剂的领域。甚至有观点认为比赛本身使运动员有强烈的需求认为药物是必需的。Houlihan［8］提出，“自行车运动持续不断的高强度使运动员很难不通过药物的辅助而参加比赛。换句话说，是体育项目本身不自然，本身违背人性的，而不是服药的运动员。”其他一些经常出现兴奋剂问题的运动主要是职业体育联盟。在美国职棒、职业橄榄球等领域兴奋剂问题十分普遍。由于美国体育的一个特点是高中和大学是更重要和更具竞争性的竞技场，因此，兴奋剂问题就不单单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了，还跟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在欧洲，如职业足球领域，兴奋剂只是零星地使用，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现象向下散布步到学校里。随着田径越来越职业化，越来越代表民族象征，使用禁药也越来越普遍。罗杰•班尼斯特(RogerBannister)，英国田径运动员，于1954年成为在四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第一人，后来却被证明是通过实验提高了输氧能力［9］。 20世纪60年代一些运动员开始使用“安非他命”，20世纪60年代末又出现了使用激素的例子。最初，使用兴奋剂被视作与田径运动不相和谐，或者说该项目的文化历史反对服用兴奋剂，但不管怎样，田径运动员正逐渐在日常训练和饮食中使用兴奋剂和激素。当然，现代体育能从兴奋剂使用中幸免的项目并不多。1976年以前橄榄球、篮球、板球、游泳中兴奋剂的案例并不多，但是现在却时常就会听到类似的丑闻。缺少适当的规程和检测手段为作弊提供了机会。同时，很多体育组织更愿意否认该运动被服用禁药所玷污，而不愿意去评估和解决问题。 4对反兴奋剂的再认识 4.1关于权利的运动 不得不承认国际体育领域的权利取决于精英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上阶层［10］。他们想把体育打造成他们认为应该的形象:业余体育的传统文化。20世纪50年代是反兴奋剂开端之际，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成为更进一步的实际控制。权利与社会地位失衡十分突出，运动员通常不被邀请参与政策讨论，或者是COE、BASM举行的反兴奋剂会议。规程、检测、惩罚，这些都是权利的手段。一些运动员认为，兴奋剂检测一开始就是对私人空间的一种侵犯，比如性别检测就是颇受诟病的例子，而由一个陌生人来监督自己小便以获取尿样也是一件略带羞辱性的事，更糟糕的是，每个人都成了嫌疑犯并不得不通过接受官方一系列的检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就算通过了，表现优异的运动员也还是无法摆脱竞争对手和当局的怀疑，由于测验无法百分百不出错，每个运动员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弊者。如果滥用兴奋剂威胁了体育的本质，那么不仅仅是因为兴奋剂的使用，还有定义“作弊”的方式，以及怀疑的态度和解决问题不彻底。既存在明知使用兴奋剂却无法制裁，也存在宁可错杀一万的尴尬局面，这说明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体制和制度建设上不够健全。 4.2关于道德的恐慌 反兴奋剂的道德恐慌夸大了使用兴奋剂的后果，无论是在健康还是在公平竞赛方面。国际社会对兴奋剂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快，比如安非他命，20世纪40、50年代是治疗所有慢性病的良药，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社会毒瘤了。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健康问题都是由于服用兴奋剂造成的，也没法证明服用的严重程度。运动员也会思考，否则真正面对严重健康危害甚至死亡时，很少有运动员还坚持服用。正是因为医学上还无法证明兴奋剂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才有越来越多的以身试法者。甚至有反兴奋剂专家也承认，兴奋剂的上瘾性被夸大了。在体育领域，有很多事情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比如遗传基因问题、资源禀赋问题、心理辅导问题、教练水平差异问题，这些与运动员公平竞争放在一起，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事实上，可以认为训练和备战本身就使体育比赛产生了不对等。因此，试图将体育精神与一些纯粹的积极的东西联系起来，就会导致一种想法:药物、欺骗、贿赂、密谋比赛结果等将导致体育的消亡。但是体育仍然现实存在着。有一些运动员天生就具有更多的有氧能力、身高或者是雄性激素，这是不是作弊、不公平呢?使用兴奋剂和使用特殊的装备、心理顾问或者是团队战术，有什么区别吗?要这么看，体育就是人类天生才能的比拼的说法早已不合时宜了。现代竞技体育越来越关注利用技术手段来获得优势，而不是享受娱乐、健康和塑造性格。事实上，兴奋剂破坏“公平竞争”被夸大，在破坏“公平竞争”方面它与很多其他因素一样大而已。这也侧面反映了权利一方极力要维护和控制其建立起来的价值观。 4.3关于政策的后果 诚然，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贪婪之心是应该被指责的。而且在没确定健康危害之前宁可承认存在危害也具有可行性。但是，这种超负荷的强调反兴奋剂也加剧了体育世界的另一种堕落。换句话说，兴奋剂的话题不是关于药物本身，而是关于反兴奋剂倡导者以一种什么方式来重构其社会含义。另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反兴奋剂会导致运动员参与新药物研发的实验，而这样一来，他的健康危害就更加不得而知了，还会导致利尿剂、血液注射、控制荷尔蒙分泌的电脑芯片、乃至基因兴奋剂，或者赛前几周快速去掉激素等手段。而所有这些为了躲避的新措施将比服用“安非他命”和“激素”等传统兴奋剂的后果更加可怕。 5结语 要对兴奋剂问题进行盖棺定论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主观上怎么看待体育。体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兴奋剂问题告诉我们体育再也无法拥有“纯洁的净土”了，但兴奋剂也不总是“邪恶不堪”的。兴奋剂问题带来的“体育失去了本质”的道德恐慌被夸大了，真正的恐慌应该是家长式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意识对体育文化与体育组织的强权控制。兴奋剂问题真正改变体育本质的恐怕在于运动员变得人人自危了。反兴奋剂一定要考虑到如何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或许，项目竞赛规则的改革、优化体育组织的构成、避免体育组织的官僚作风等才是在反兴奋剂过程中该要强调的，应该让更多的运动员、让更多的弱势国家、弱势群体了解兴奋剂，参与反兴奋剂的决策，而不是不断地谴责和不停地发现新的检测方法来对付已经“过时”的兴奋剂。#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