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学校体育的简单历程 2000年前中国出现的学校与4500年前古巴比伦的学校一样,皆以人体运动为主要教育内容. 从“六艺”教育可以看出学校对人体运动的重视,生活对运动教育的需要及对人性的尊重,“身为天下贵”的贵身论思想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制度的实施,儒家思想的重新定位及炼丹术的兴起,从根本上打击了学校中的体育.从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鲜少涉及运动之事,重文轻武成为社会文化的必然.知识分子身体纤弱是普遍现象,并由此发展到整个社会民众的弱体状态.“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实乃民族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 体弱则国弱,东亚病夫必然要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鸦片战争以来,每战必败的事实刺痛了中国人的心.在实施“以夷制夷”的国策中,知识分子悟到了体育的重要性,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学校体育的倡导.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初现雏形.当时北洋政府在2年内2次颁布章程开设体操科,还将兵操充作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从当时的这种体育管理及体育教学状况可以看出,这是针对体育认识不足进行反思而产生的激化行为.这种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体育行为,使体操科注定只能成为学校体育的一个片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学校体育的误区;同时,它也表明中国学校体育先天不足.伟大而短暂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光明的基础.民主与科学思想影响了我国的教育,同时也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开展.可以说,1923年以后产生的学校体育正是我国现行学校体育的蓝本,然而,在旧中国的环境中,学校体育不可能按照“五四”精英们的意愿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没能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很好地研究和总结“五四”时代的体育精神.“政治第一”的思潮使我国学校体育盲目地照搬原苏联学校体育的模式,未考虑当时苏联学校体育的理论、实践背景和政治需要,因此,竞技运动这一体育的异化形式就成为中国学校体育的主导.毋庸置疑,竞技运动是体育中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渗入,竞技运动渐渐成为远离普通人群的独立、特殊人群的体育活动和文化活动,由运动的生物性追求逐渐转向社会的精神需求.到了今天,竞技体育已完全丧失了体育指向健康的基本方向,走向通过运动获取利益的轨道了,因此说,将竞技运动作为学校体育的主导是不可行的.强行实施这种不可行的体育教育,必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2对学校体育的理性阐释苏格拉底认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包含在这种循环的回答中[3].力是世界的本源,运动是力的表现.在运动中物体保持着各自的存在和活性.在运动面前,人是无法脱颖于万物的.人与物的脱离在于人的理性,只有充满人的理性的运动才能表达人的存在,因此,作为对人的教育的体育,必然要以“人的运动”为主导.若以“运动的人”作为教育内容,则与“运动的狗”、“运动的猫”没有本质区别,难以显示出人的特性.即便牵强进入了教育之中,也是反人性而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将运动本身作为教育的主要方向必然产生原始的差落和落后,只有人的理性的运动方可表达出人的存在和先进性. 人的理性运动是建立在自然界共有的感性运动基础之上的.运动对人而言是本性的,是生命的本能.例如:尚无认知的婴儿感到不适时,会发出哭叫,此时母亲将其抱在怀里摇一摇,孩子就不哭了,他感到了运动所产生的舒适.这一现象表达了人对运动的原始需求和本能需要.在各种各样的感性运动现象中,经过人的理性思维与散发,形成人的特有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充满了理性的智慧,表达了人的美感,满足了人的需要.将理性的运动纳入教育的轨道,就实现了从感性体育向理性体育的转变,使体育成为教育的理性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3理性体育的基础理性的体育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中国先秦的身体哲学以“贵身论”为基础,形成系统的身体文化思想,可认为是对理性体育的最初引导;文艺复兴关于人性解放的人文思想,是体育表现与发展的哲学依据;“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是体育发展的方向与方法的出发点.笔者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是现性体育的思想基础. 杨朱、老子及孔子都强调“身体存在第一”的思想.杨朱坚持“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认为“身”是天下最贵之物,“身”是自然世界中唯一以自己为目的的事物,“身”不是“利天下”的工具,相反,天下应该以“身”为利[4]12.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本意是爱自己的身体,使身体静而寿,再推己及人[4]11.“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动静都是身体概念[4]11.老子认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4]12这些总体一致的思想理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学校体育的基本思想和发展方向. 文艺复兴是由“重神”向“重人”的转化时代,对人的认识和尊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贡献.众多的人对“人”进行了众多的研究,强调了人的本性及本性的散发.“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5]他们认为,人应当按照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满足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认为享乐才是人的真正幸福,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的永生,而是现世的享受[5].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之为人,还在于人有高贵的理性,人需要理性和精神的提高.在肯定自然人性的同时,强调了人智对人生的意义.神圣与崇高就在于人自身,发展完善的人本身就是神圣的.神圣的人的行为自然就表达了美的最高境界.这些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已成为欧洲近现代学校体育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是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感召与影响下在中国产生的思想革命.可以说,“五四”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作了全方位的评析.他们无一不重视体育,就体育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述,认为体育是强国之本,将体育放在了教育的重要位置上.民主与科学为体育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体育的发展是全体学生乃至全民的发展;体育的进步是科学的进步.民主思想是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科学是学校体育方法的唯一.只有按照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才能使中国的学校体育走上健康发展之路.#p#分页标题#e# 4理性体育的构建 将贵身论、人本主义、民主与科学作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之后,我们就触摸到了理性体育的基础.在感性运动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类比、模拟、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思辨过程,不断扬弃运动的动物性,形成人的运动的价值体系.应用这一体系进行教育,就形成了人的理性体育. 人的理性体育的构建在于人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终点是人生存在幸福的追求,生命的存在是幸福的基础,而身体强弱则影响到幸福程度指数.人的运动恰恰是人的生存和强弱的基本特征,因此,关于人的运动的教育必然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这项教育远不是一门课程可以完成的,只有形成厚实的文化底蕴,才能形成社会对体育的重视;否则,学校体育必然是孤单和软弱的.社会的、身体的文化活动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广泛履行这一职责是形成学校体育发展的环境保证.如果理性体育思想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则学校体育的发展势必会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营养,步入健康成长的轨道. 教育应以人为本.这一观念的形成在于教育者对体育的认识.在学校中应不断纠正对体育的偏见,教育研究应以人的身体研究为基础.我们应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德、智研究,形成教育研究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运行中,学校体育才可能回归到其应居之位.学校体育的实施,应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学校的大多数指广大学生,中国学生的大多数是中国农村学校的学生,因此,学校体育应以广大学生为中心,以农村学校体育为重点.学校体育应强调科学性,体育工作者不仅应掌握运动技能,还应是身体运动的研究者和创新者.只有不断建立人的运动体系,才能形成有利于人的运动行为. 中国人的运动讲究“虚”践,如精、气、神、志;西方人的运动讲究“实”践,如肌肉、骨骼、神经.中国人的运动追求长寿,西方人的运动追求体能.中国体育注重集体的和谐发展,西方体育强调人的个性表达.我们将中国与西方的运动和体育用大脑进行理智的加工,形成序化的文化构件,科学标定这一构件中各项内容的价值和舍取.如此一来,我们就拥有了中西结合的、科学的体育体系.这一体系对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表达,对科学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这是体育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保证. 社会的发展在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而提高人的素质需要欲望的理性召唤.人欲望的强度与现实可能性成正比,而身体正是人的现实可能的最基本的物质储备.以人的身体为教育目标的体育,会以无限想象表述其重要性.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体育工作者不但是运动能力的表现者,更是理性运动的思考者和实施者.将理性的运动整合成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教育学生,使学生首先成为运动的思想者,而后成为运动的实施者.这种教育能使学生在接受动态教育的过程中,完美地表达个体欲望.学生从中可以充分体验到自身的存在,激发自豪感,进而构建自身的价值观.个体欲望的表达在群体运行过程中是合理和协作的,即在群体运动中感悟到自己的爱和对他人的爱,协助他人和被他人协助,获得同等的自豪.在身心愉快的运动中形成和完善品格,由自然的人走向社会的人.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的运动的和谐社会并扩展到现实社会中自我与社会的和谐.用理性的运动教育学生,让后者在理性的运动中表达个人的完善状态———健康.这样,中国学校体育才会走上健康教育的正确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