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影论文范例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特点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与同时期各种戏剧运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成都的戏剧期刊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任务、与各种戏剧运动结合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规律。

（一）从分布时段上来看，抗战时期成都涌现出的戏剧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戏剧期刊则较少。从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计24种戏剧期刊中，抗战之前为5种，抗战之后为4种，分布时段以抗战时期最为鼎盛，共15种之多，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戏剧发展的鼎盛阶段和黄金时代。对此，耿祥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说：“与以上城市不同，四川与重庆的期刊发展呈现橄榄型的特点，从分布上来看，该时期正好覆盖整个抗战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一直处于后方，没有沦陷，也相对较为稳定，同时，该地区一直又是抗战爆发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为戏剧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因此，将成都和重庆说成是整个抗战阶段中国戏剧期刊发展的“双塔”，亦不为过。”

（二）从编辑和作者群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的编辑和作者人数众多，和分布时段一样，也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即抗战时期编辑和作者人数最多），其中不乏翘楚之才。从编辑群来看，先后有刘念渠、刘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龚圣俞、刘明扬、费文兆等人，他们大多热爱戏剧或直接进行戏剧创作。刘念渠曾是山东省立剧院的教师，撰写有《一九三五年国内剧坛》，1943年4月《戏剧月报》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论历史剧》一文，重庆图书馆现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剧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烟》。刘振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投身抗日反蒋爱国斗争，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1936年回川，从事进步文化宣传活动，写了不少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不久，又创办《戏剧教育》月刊，任编委主任委员。1945年到江安，任国立戏剧学校讲师和省立江安中学教员。徐昌霖被认为是中国影视导演、评论家。生于杭州，就读于杭州三江大学（1937）、成都剧校（1940）。历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1940），上海中电三厂编剧导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艺探胜求宝》、《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电影民族形式探胜》、《论早期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龚圣俞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称，亦是文艺界名人。刘明扬民国六年（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民国九年（1920年），学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历史教员。民国廿七年（1938年），在重庆筹建抗战建国协进会。其中最有名者当推熊佛西，他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后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任、兼燕京大学教授，后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县主持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戏剧实验，并举办了戏剧学习班，成立了数十个农民剧团。“卢沟桥”事变之后，他率领师生奔赴长沙成立了抗战剧团，进行抗战宣传，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出任校长，为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作者群来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萧红、曹禺、陈白尘、夏衍、吴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汉、宋之的等大家的参与。以《戏剧新闻》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间，洪深就写有《戏剧的突击》和《导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见》两文、田汉发有《第三期抗战与戏剧》、老舍写有《照样儿办吧》、宋之的写有《怀乡曲》和《关于“全民总动员”》。抗战爆发后，正是由于大批剧作家来到成都，他们不仅带来了早期创作的优秀剧目，而且在成都期间也创作了许多好的戏剧作品，使当时成都的剧作家队伍的面貌得到改观，使这期间成都的戏剧作品质量、样式、品种等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飞跃，成都戏剧舞台也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

（三）从刊物的审美倾向、内容、性质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在其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审美倾向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识，其俗野之气更浓，对川剧的关注更多一些。像《戏剧周刊》主要登载影剧杂谈类作品；《戏剧新闻》主要刊戏剧消息与评论；《阳春小报》主要刊戏剧电影研讨与评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剧消息（有演员艺闻、演员轶闻，演员小传、新编及修改的川剧剧本或唱段等栏目）；《蓉风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剧新闻。这些总是同蜀地的生活、习俗、语言、审美趣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着川人的意识和情感。抗战爆发后成都的戏剧期刊趋于文雅。如《战时戏剧》刊载戏剧理论文章占主要篇幅，剧本较少；《戏剧战线》则“主要发表短小剧本，兼及戏剧动态报道、评论及演出知识，共发表各种形式的剧本近50个，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抗战主题．代表作有《飞》、《未死的人》、《牧师之家》、《战时婚姻》(契诃夫著)等。该刊以戏剧为武器，以抗日为目的，以鼓励人们投入抗日洪流为己任，具有鲜明的进步性。”[8]从刊物的内容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较为轻松活泼，有的专发愉悦性的剧本，有的登轶闻掌故；抗战后的戏剧期刊偏重于戏曲理论的探讨，更多地关注各地的抗战剧运，承担了更多的抗战宣传任务。从刊物的性质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中纯戏曲刊物居多，像《阳春小报》和《蓉风三日刊》更多地关注于川剧；抗战后的戏剧期刊更倾向于办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常常将电影、戏剧、文学、娱乐融于一体。像《戏剧精英》杂志研究戏剧理论、探讨戏剧各流派的艺术手法，介绍戏剧舞台百科知识，报道戏剧界动态消息和艺人的生活，刊载剧本并发表分析评论。以川剧为主，也涉及平剧、昆剧等其他剧种。栏目有剧艺知识、特写杂述、剧本等。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贡献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是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的主要阵地，是当时戏剧文化传承、戏剧艺术积淀和戏剧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摘要：

新文化史在叙事材料、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故事与“碎片”、从“文本”到“修辞”，以及影像资料的运用。职业教育叙事发展存在着“瓶颈”问题，主要体现在为叙事较少且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述、叙事风格单一，不追求修辞、叙事方式单调等方面。新文化史所取得的突破，为职业教育叙事的转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关键词：

新文化史；教育叙事；职业教育；文化研究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重要的转折，以法国、美国和英国最具代表性。“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林•亨特的《新文化史》《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还有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以及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制造路易十四》等都是推动新文化史发展的重要代表。其中，新文化史关于“叙事”的突破，值得教育界借鉴和学习。

一、新文化史中的叙事转变

（一）叙事材料：故事与“碎片”

第一篇：新常态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策略分析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通常使用“新常态”这一词语去概括社会的一种发展状态，然而在“新常态”之下，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也应该注重文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往往是较为薄弱的部分，更需要重视并且进行加强引导。本文将以“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为着手点，着重分析加强“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从而提出可行的建议，希望可以为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提出一些思考，从而促进在“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新常态；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文化阵地

“新常态”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性，其发展本质就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遵循发展规律并且加强自身信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从多个角度解读政府的文化帮扶政策，理解“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下文将具体阐述“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相应策略，希望可以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农村群众文化建设质量的加强提供一些理论化的帮助。

一、“新常态”下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摘要：

群众文化需求是群众对于精神文明层次的需求，需要相关文化部门加以满足。为此，本文从群众文化需求的特征入手，分析群众文化需求的满足，以供参考。

关键词：

群众文化；文化需求；精神文化生活

看问题的视角不同，群众文化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就历史视角而言，许多人都对群众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因为都是根据其自身的实践经验得来，因此不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较为普遍。我们一般说的群众文化，指的是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以外，参与的具有娱乐性质和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它以人民群众的活动为核心，以自娱和自教为主要功能，并通过这种自娱和自教来实现和满足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群众文化需求的特征

群众文化需求具有社会性和成长性两大特征，它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需求包括视听，如广播电视；看读，如书籍报刊；社交，如参加各类活动等。就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四大特点：其一是多元化。根据相关调查，简单的看看电视以及打打麻将等低层次单调的文化生活已经不再能满足大多数群众的需求，对于科教、文化、娱乐、健身等多元化的综合性文化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是新昌县现在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各类功能不够齐全，这与逐渐多样的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新昌县需要加快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其二是主体性。农民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又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群众文化群众办”，这个大方向不能更改。根据相关调查，群众文化主体意识已明显增强，已经不再喜欢那种“你来演、我来看”被动文化消费模式，而是希望亲自参与，自编自演自办。如新昌农民“种文化”活动已走出一条“党政扶持、农民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新路子，农民从文化观众变成文化主角，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创造转变。一年一度的农民文化节上，大家自己编导，自己出演，其趣味性和文化性不输专业的演出团队。其三是求知性。农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对于知识文化的渴求十分强烈，希望能够参加各类培训或讲座，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建设，用知识武装自己。典型代表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他们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学习动力，他们不愿意过一辈子打工的生活，希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四是群体性。随着社会发展，公众的社会公共意识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愿意进行社交等活动，对于可以增进感情沟通，并带有比赛性质的集体文化活动青睐有加。例如书法比赛，各种球类比赛等等，跳舞也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形式。这些活动十分的接地气，是群众易于也乐于接受的形式。

摘要：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本文旨在研究消费升级背景下，文创产品的潜在经济价值以及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本篇论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法，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性质特点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因。总结出文创设计思维方法。该方法指明了我国制造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品;IP;经济价值;产业发展

引言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代在变化，需求升级导致消费升级，消费结构的演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进程当中，人们一改过去只为功能买单的消费状态，现在，人们还为体验、服务、情感买单。正是在这样一个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创意产业才有了蓬勃生长的优渥土壤。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丰厚文化，把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中的有生力量，是有巨大经济收益的思路。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一）研究方法：对于文创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显然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借鉴地使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概念。因此，本文关于文创产业发展的理论思考，使用最基础的“总结归纳”，从文化创意产业的性质特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因，及统计等角度做一粗浅思考。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法。

（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的文创案例的分析研究，论证文化创意产业在当今时代焕发出的巨大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服务价值，以此来指明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

摘要：农业科普工作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农业科普创作是将深奥、抽象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原理转化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传播，以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和公众农业科学素养，是农业科普工作的源头。笔者从创作的选题、创作队伍的组建、创作手法、传播渠道以及存在问题和建议5个方面进行讨论。创作选题要分析了解受众目标与受众需求；组建包括科学家团队、科普创作团队与媒体渠道在内的协作团队；创作时要体现科学性与思想性，注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创作技巧以及各种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借助互联网扩宽科普作品传播渠道。文章最后就如何改善农业科普工作的激励机制与培养专兼职科普创作队伍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业科普创作；选题；创作队伍；创作手法；信息化

0引言

农业科普创作是农业科普工作的源头。农业科普创作是将深奥、抽象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原理转化成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创造性劳动。其呈现形式大致包括科普展教品、科普图书、科普挂图、科普游戏、科普讲义、科普视频、科普动漫、多媒体交互等[1]。随着国内农业高新科技以及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科普创作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农业科技新成果不断问世，自然学科之间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多媒体时代人们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各异等[2]，这些变化都是当前农业科普创作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科普创作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杨文志[1]针对现代科普创作的基本理念进行了研究，余子真[7]、张天慧[8]、陈玲等[9]、李正兴[16]从科普创作人才培养的角度进行探讨，肖云[11]从联网时代下的科普融合创作模式进行了探讨等。但针对当前农业科普创作的研究尚属于薄弱环节，故笔者基于多年三农科普工作经验，以如何应对当前科普创作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提出了农业科普创作过程中必须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创新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并具体从创作的选题、创作队伍的组建、创作手法、传播渠道以及存在问题和建议等5个方面提出认识与看法，以期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1农业科普创作如何选题

选题是科普创作顶层设计，是关键步骤，它几乎统领创作的全过程。在农业科普创作选题时，应先考虑农业科普的受众特点和科普目的，充分了解受众的科普需求，选题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1受众特点与科普目的

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是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不可或缺的动源,群众体育也不例外。在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取决于社区体育(城市及其郊区的体育)、农村体育(乡镇以下的村落体育)、民间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和学校体育(在校师生的体育)的共同发展,而农村体育是制约群众体育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占产业总人口的50.1%,农民应该是群众体育的主体。欲发展中国群众体育,实现全民健身,必须首先面对如何解决农村体育的现实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而决定意识形态,经济力决定群众体育的发展并通过政治力来规定其发展的方向。由此,研究农村体育问题的理论者们、从事农民体育工作的具体实践者们纷纷从“场地设施建设滞后、经费投入不足、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制度不健全”等经济、政治外在因素来探寻农民体育发展的影响因子,而缺乏了对影响农村体育发展本质上的、深层次的文化力(主要是农民体育思想)的研究。诚然这些外在因子对农民体育的发展制约严重,但是忽视农民自身内在因素而去探求农村体育发展的道路也是不全面的,本文的切入点正是从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质层文化力角度进行研究的。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农村体育质层文化力、农民娱乐体育思想、健身体育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研究需要,查阅了大量体育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化理论的论文,以及体育专业报刊上发表的相关专访、消息、报告等文章;编制《农村体育文化力分析调查问卷》,对辽宁省300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9份,有效问卷262份,通过问卷分析并进行数据处理,取得了农村体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文化力影响农村体育的发展

3.1.1　理论依据

本文作者：冯利 单位：贵州省教育厅电化教育馆

根据国务院关于“继续做好远程教育工作，逐步实现‘班班通’”的工作部署，以“班班通”工程建设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信息化将全面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贵州省“班班通”工程备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资金投入大，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

一、“班班通”工程的涵义

“班班通”是指学校的每个教学班的装备都是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以电脑、电视机、实物投影仪、交互式电子白板等为终端显示的设备。达到了每个班级都能同时上网，收看有线电视，能演示课件、现场直播、备课、课堂教学、学习以及其他教育业务中实现信息技术与每个学科日常教学活动的有效有机整合，促进教师教育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最终促进城乡地区学生在素质教育方面的均衡发展。［1］“班班通”是一项硬件环境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及教师应用能力培养的系统工程，是一种高效率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是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工具，营造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生活服务的数字化校园环境。［2］按照国务院的安排，贵州省相关部门制定了以“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步实施”为原则的“班班通”建设方案，卓有成效地开展试点建设工作，加快推动全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均衡发展。

二、贵州省“班班通”建设的试点推进

2011年，贵州省“班班通”试点工作分别在遵义、麻江、贵定、白云、玉屏5个县区开展。“班班通”使每一位教师、每一个班级、每门学科的每一堂课，都尽可能做到应用信息化设备与资源的形式日常化，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和传统教学活动的有效整合，切实革新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校的每个班级具备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信息沟通、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进而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有效整合，最终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全面发展。2011年底贵州省“班班通”工程已完成试点建设并初步投入使用。在实践中，贵州省“班班通”建设中形成了常规教室建设和专用教室建设两种基本形式。“班班通”的常规教室从简单到复杂又可分为简易多媒体教室、多媒体教室、网络多媒体教室和移动网络多媒体教室，它们之间蕴含一种逐步递进的关系，例如:简易多媒体教室通过增加设备就可以变成多媒体教室。［3］专用教室的建设又可分为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数字化科学实验室、教师电子备课室、学校主控室、录播教室、区域综合性应用平台。这两种形式各有优缺点。一般来说常规教室建设下，硬件设施的利用率能达到最大化，但学生的实践操作机会较少;而专用教室建设下，由于缺乏专职教师和硬件设施数量的限制，则很难有效普及。［4］

三、贵州省“班班通”建设的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