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徽雕与錾刻的工艺技法的共通之处。二者都拥有从平面到立体的一系列造型模式。第一，平面效果相同。即由线条组织画面的方法，借助线的疏密、粗细、虚实、深浅变化，体现平面的装饰效果。第二，浅浮雕效果相通。在线条的基础上将形象赋予一定高度的起伏变化，使人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第三，高浮雕效果相通。即在浅浮雕基础上将起伏变化刻画得更明显，更立体。两种工艺都经常采用，立体感强，效果突出。第四，圆雕效果相通。这种工艺要充分考虑空间的变化，工艺难度较高。第五，镂空或镂雕效果相通。在纹样刻画清晰的前提下，把底子剔空，增强作品的通透感和灵动性，一张一弛、虚实相映，同时也有通风的实际功能。两张同样主题的“麒麟送子”（如图1，图略）（如图2，图略）分别综合采用了第二和第五种装饰方法，既有丰富的空间层次感，又有通透的视觉效果。这五种共通点源于加工工艺的发展进程，徽州木雕间接受版画影响，由平面逐步过渡到高浮雕和透雕达到工艺娴熟的顶峰。錾刻工艺亦是由平面材料加工而来，逐步过渡到立体造型。二者所要表现的二维向三维转化的空间关系是相同的。
因此二者在工艺发展和工艺效果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共同点。另外、徽雕和錾刻作品都有着色和饰金的工艺形式《明史•舆服志四》中记载“: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清以来髹彩漆的木雕开始盛行。徽州木雕会在建筑雕刻完成后进行彩绘和贴金箔，把整体建筑装饰的金碧辉煌。錾刻首饰在加工完成后也会就局部或整体进行点蓝、鎏金或者镀金等工艺方法，力求达到色彩丰富、华美绚丽的效果。清中期以来点蓝，宝石镶嵌，景泰蓝等彩色首饰发展迅速，并达到一定高度。从宫廷到百姓人家开始崇尚色彩装饰，二者工艺风格的转变与当时社会主流审美的变化相关。
同时，徽雕与錾刻的工艺技法又各具特色。徽雕以减法造型为主，在砖、石、木、竹的实体上进行雕刻，只能去除多余的部分，不能像泥塑一样增加内容，整个工艺流程不可逆。而錾刻工艺是以平面金属板经过正反敲击、修改完成的工艺，其工艺过程在一定范围内是可逆的，可以补充完善。另外，加工特点决定徽雕有双面雕技法，即正反雕刻的内容相同。錾刻工艺在加工过程中要反复敲击，背面往往不太美观，如长命锁等双面观的物件基本采用两片合焊的手法。因此，同样的工艺效果，所采用的加工手法各具特色。其次，徽雕与錾刻作品的装饰纹样的共同之处。无论人物纹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还是其他纹样，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刀法精湛，是民间工艺美术的杰作。
人物纹样是徽雕的重点，也是雕刻的难点，以宏村和西递为例，人物纹样往往装饰在重要位置，如牌坊匾额的周围，门楣中央、梁枋以及护净窗下栏板等。纹样多以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为内容，成对或成组出现。少则一两人，如麒麟送子、刘海戏金蟾、姜太公钓鱼、太白醉酒、西厢记、桃园结义、西游记等；多则几十乃至上百人，如兰亭序、宴官图、水浒传、百子闹元宵等。人物与景致分层次安置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周围或配有亭台楼阁、山石树木，或饰有芝草瑞兽、花鸟鱼虫。整体画面内容丰富，层次鲜明。就个体而言，人物形象刻画饱满细致、面部表情丰富、配饰鲜明、连衣着的质地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图3，图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人物纹样的作品代表了徽州雕刻的最高水平。錾刻的人物纹样经常出现在长命锁、罗汉圈以及手镯、臂钏。由于首饰体量有限，所以人物造型表现难度极高。以长命锁为例（如图4，图略），人物整体身高在两厘米左右，其面部表情、发饰、服饰、动态要一一刻画清楚，需要工匠的极大耐心和多年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有一些藏族饰品与宗教结合，佛像是其核心内容。这种錾刻作品不仅要求人体比例和动势，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其慈悲豁达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此类作品堪称艺术佳作。无论徽雕还是錾刻，人物纹样的题材都是同类作品中最难表现的内容。作品既要安排合理的画面构图，又要考虑人物之间的衔接关系，还要保证单独人物个性特征。一件优秀的人物作品往往凝结着工匠的心血和智慧。
动物纹样是徽雕和錾刻常见的内容。狮子、大象、马、虎、羊、鹿、仙鹤、鸡、鸳鸯、蝙蝠、鱼、蝴蝶等纹样在作品中屡见不鲜。以狮子为例来说明其在徽雕和錾刻中的应用。西递村的狮子在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刚入村口便是石雕牌坊，匾额下方是五只狮子戏绣球浮雕。牌坊下面的立柱上左右分别雕刻有一只雄狮和一只雌狮，雄狮脚踩绣球，雌狮怀抱小狮子（如图5，图略），采用立体圆雕手法。走进村子，大户人家的门墩经常雕刻浅浮雕的团狮纹样。抬眼向上看，门楣上方是徽州石雕最精彩的部分，有几组至十几组的高浮雕石刻，狮子舞绣球是其中常见的雕刻内容。进入官宦人家正厅，你会发现大部分雀替都装饰有倒挂的圆雕狮子，在这里狮子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既起到装饰作用，又有加固功效。再看陈设，从院内的隔扇门窗到屋内家具饰品，几乎处处有雕刻，狮子的造型形态各异，惟妙惟肖。錾刻工艺的动物纹样也十分丰富，同样以狮子为例，其形态与动势各具特色。譬如苗族首饰，有的纹样把人物缩小在画面的中上部，把狮子戏绣球设计成画面的中心，錾刻在项坠正中（如图6，图略）；有的狮子单独出现，回头望月，配有云纹和植物作为衬托；有的狮子直视观者，张口吐舌，显示王者风范；有的狮子活泼可爱，与蝴蝶一起玩耍。这些狮子被赋予了多面的性格特征，反映人们对它的喜爱。
植物纹样在徽雕和錾刻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有的纹样以植物为主题，譬如莲花、牡丹、梅兰竹菊、岁寒三友、各种形态的卷草纹。圆、团又如木雕中，大面积的屏风、隔扇、窗花多以植物为主，这种简单纹样的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容易达到整齐统一的视觉效果，有秩序美感，又易于加工。有的纹样把动植物结合在一起，如喜鹊登梅、连年有余。有的在一定场景范围内与人物造型结合。錾刻首饰中项圈、长命锁、手镯以及耳环经常会出现植物纹样。如宝相花、菊花、牡丹、竹子（节节高）、灵芝、麦穗等。有的长命锁造型就是以灵芝为创意，设计成如意形，在清代和民国期间非常普遍，至今对现代首饰仍产生影响。耳环作为成对出现的轻巧饰物，简单造型的如意、蟠桃、花生、扁豆、佛手、茄子经常被采用。
除此之外，八宝、礼器、博古纹、暗八仙、云纹、几何纹、文字纹等吉祥纹样也经常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徽雕和錾刻工艺作品中。其次，徽雕与錾刻运用的构图和布局的共同之处。多采用对称构图，体现中庸和谐的价值理念。对称，指图形两边的各部分，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徽雕和錾刻大多数采用对称构图。如二龙戏珠，纹样左右两边内容完全一致。均衡，指虽然左右不同形，但能保持平衡，如龙凤呈祥、双狮戏绣球。还有一种单一形象的均衡构图。例如博古图（如图7，图略），以主体器形为中心，在其周围相应地添加其他器具、动物、植物或云纹。既要使添加的内容有疏密错落的变化，又要保持视觉习惯相对匀称，从而达到视觉心理的平衡，即“欲严谨取对称，要轻巧保均衡”。#p#分页标题#e#
最后，徽雕与錾刻作品中所蕴含的吉祥寓意的共同之处。体现的价值观念是统一的。明清以来，吉祥图案广泛流行，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不论是人物、动物、植物还是其他题材的纹样，吉祥寓意是不可缺少的含义。借助徽雕和錾刻的手法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一方面，在徽雕和錾刻作品中吉祥寓意始终是表现的重点。有福在眼前、马上封侯、出入平安、麒麟送子、二龙戏珠、喜鹊登梅、节节高升、连年有余、百子闹元宵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徽雕和錾刻作品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受儒、释、道文化和传统道德观的影响。如五子登科、金榜题名、马上封侯、出将入相等，都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孝”体现出对家庭的态度。孝敬父母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传统美德。“孝”在家庭生活中起到教化子孙的作用，使得家庭生活中长幼尊卑更加和睦。郭子仪拜寿、公艺百忍、二十四孝故事都是“孝”的具体体现。因此，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驱使下，徽雕和錾刻作品成为这种意识形态必然的表现载体。
综上所述，徽雕和錾刻虽为两种工艺，但在工艺技法、装饰纹样、构图与布局、以及蕴含寓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共同之处。究其根源，徽雕和錾刻作为工艺美术形式，是人们表达精神意境和审美要求的载体，体现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不论通过何种材料、何种工艺，但对美的追求亘古不变。
本文作者：满芊何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