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近八年在美国神召会档案馆②、美国宣道会档案馆③、新普送的后人④、甘南地区田野⑤以及互联网上陆续收集到的文献档案、口述访谈等资料，介绍 1892到 1949年间新普送在中国持续长达半世纪却鲜为人知的传教故事。论文通过分析其在汉藏边界———中国的甘南地区———所经历的五旬节经验（Pente?costalExperience），和基于这种经验所采取的传教方式和方法，尝试探讨其传教方式、方法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影响，借此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新普送与中国
1869年10月2日，新普送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怀特县（WhiteCounty，Tennessee）。当时小新普送所生活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完全摆脱南北战争所带来的阴影，他的父亲曾担任过田纳西州第八装甲兵团的副官，经常行军在外，时不时跟随着父亲的小新普送受此影响，从小就表现出对户外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旅行的热爱。关于这一点，新普送的妻子马莎（MarthaSimpson）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有特别提及，她认为，即使新普送没有成为一名传教士，但出于他对户外生活的好奇以及对冒险活动的向往，他也会从事一项需要越洋外出的职业［7］1。1875年，新普送全家搬到沃伦县（WarrenCounty），小新普送就被送进了砖屋公立学校 （BrickHousepublicschool），不过在那里只读了一年书，之后就转去了其它学校。1888年，也就是新普送 19岁时，他去了快乐山学院（PleasantHillAcademy）就读，并在两年后从该校毕业，之后他又在大视野学院（GrandViewInstitute）进修一年。1891年，新普送去了坎贝尔县（CampbellCounty）的松山（PineMountain）公立学校，成为一名教师。
由于新普送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加上他对信仰基督与生俱来的渴望，因此他在 12岁时就受洗归信。1891年，他在担任教师的同时，还利用闲暇时间在松山的教堂中布道。至于为什么想成为一名传教士，新普送自己是这样说的：“那天我正在读《马可福音》16章 15节（笔者注：你们到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并打算把它用作下周日拜礼上引用的经文。当我再一遍阅读的时候，我心想‘如果我自己不遵守这福音上面的命令却向别人这么布道，是不诚实的。’于是我跪下对主说，‘虽然我没有钱也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但是我愿意遵循您的指示并且追随您’。”［7］1这与许多基督徒选择传教士这一职业的初衷差不多，多是受《圣经》中耶稣的诫命而走上这条道路。随后新普送便来到了纽约，在宣信（A．B．Simpson）牧师创办的宣道会传教士培训学院中接受培训。在此期间，新普送受《罗马书》的影响，决心依照耶稣的吩咐，将福音传播到尚未知晓基督的地方。而当时宣信牧师在当时也正将广阔的中国内陆作为宣道会传教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新普送而言，也许正是在这种种因缘巧合，促成了他1892年 3月作为宣道会传教士的一员前往中国西藏传教［4］。在同年的 5月 3日抵达上海之后，新普送立即拜访了在中国大陆传教多年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HudsonTaylor）博士，而后者则劝告新普送，认为当时尚不是进入西藏传教的时候。新普送则不以为然，援引《启示录》3章 8节内容（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认为虽然困难重重，但自己还是必须去那里传教。于是在宣道会总部芜湖学习了一年汉语①，在北京学习了一年书面藏语，并花几个月时间适应了中国的种种情况后，1895年 4月，新普送历经辗转，来到了位于中国西北甘肃的洮州（Taochow，今甘肃临潭），他以甘南地区为基地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传教生涯由此开始。
作为宣道会的一员，他的汉文名字是“席儒珍”，与另一著名宣道会传教士克省吾（WilliamChristie）一起开拓了汉藏边界———甘南地区的传教事工。直至 1908－1912年间，因新普送受全球五旬节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倾向和追求五旬节经验，使得在汉藏边界传教的两位开拓者最终分道扬镳②。新普送因坚持五旬节派立场于 1914年 5月 10日［8］19最终辞去宣道会的传教士工作。之后，其一家仍在中国，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继续在上海、江苏（南京及其周边）、河北（如石家庄、正定等）、山西（如太原、大同等）、北京、山东（如泰安等）等中国北方宣讲他们的五旬节经验，并承担别的传教工作。直到 1915年 7月4日，由于发妻身体生病并日趋恶化，以及子女们的受教育问题，新普送才踏上了返回美国的旅途。
新普送回到美国以后不久，就参加了神召会在圣路易斯地区的一次会议，并通过这个会议发现自己和神召会这个新生宗派在神学理念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于是，1915年 11月改宗加入神召会。实际上在新普送被宣道会解职回美国前，宣道会让他承诺不再回到甘南地区传教。当时的新普送回答说，除非上帝的要求，否则我不会再回洮州。可是在 1916年夏季长岛举行的一次野营布道会上，新普送接收到上帝让他重返中国的呼召③。于是，1916年 12月，新普送被神召会再次派往中国传教。由于妻子身体不好，不能没有人照料，他暂时负责新泽西州一所圣经学校的工作一年多。妻子病逝后，1918年 2月，新普送携大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1897～1987）、二女儿路易丝（Lou?ise，1900～1989）、儿子威廉（William，新振华，1902～1932）动身重返中国。并于 1918年 6月24日，他和三个儿女重新到达洮州，并改中文名字为“新普送”，以神召会传教士的身份将自己的传教工作接续下去。
刚回到洮州旧城（今临潭县城），新普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召集他作为宣道会传教士时期劝信受洗的那些基督徒，并尽力规劝他们改换门庭，加入神召会。最早加入宣道会的核心成员甘南望族周肇南就此改宗神召会，新普送与他一起于 1918年在卓尼阳坝附近建立了甘南地区的第一个“自立神召会”，命名“福音园”。同年，周肇南将自己的家产阳坝滩奉献给神召会，又将自己庄园内修建的五座瓦房捐出来作为礼拜堂。在新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洮州旧城的王者佐、魏喜哥、牛殿佐，新城（今临潭县一镇）的王汝器、周香香、林作栋，业路（今属临潭县一村，是一著名基督教村落）的李攀云、李瑞武，术布（今临潭县一乡）的夏维新、夏永星等以后成为教会中坚力量的十余户人相继加入了神召会。#p#分页标题#e#
由此之后，新普送以甘南地区为根据地，在整个中国长江以北地方传教。特别是 1936－1940年在北京开设真理学院，发行《真理月报》期间，其布道所到之处除了北京、河北附近，还遍及当时“满洲”的旅顺、大连、锦州、奉天，山西、陕西、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直至 1949年中期，已经八十高龄的新普送离开了中国，并且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中国。期间除了因战乱于1929～1932年、1940～1945年两次回国避险外，新普送一直留守中国传教，即便最后一次回到美国，也还一直心系中国传教工作，期待能再有机会重返中国，以致在知道无法回到中国的情况下，时值八十六岁高龄的他，还希望在旧金山向六万华人宣传福音［8］125。1961年11月3日，新普送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新普送的五旬节经验及其传教方式
正如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D．Wilson）所指出的，新普送未出版的自传不是以他 1869年出生于田纳西州怀特县为开始，也不是以他1881年归信耶稣为开始；不是以中国对他的吸引为开始，也不是以他在宣信牧师的纽约传教士培训学校接受训练为开始，新普送是以追寻说方言（SpeakinTongues）的圣灵体验开始他的生命故事的［9］282。这种写作顺序的安排耐人寻味，正是这一典型“追寻说方言的圣灵充满”的五旬节经验，确立了新普送的神学及其对神召会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新普送的五旬节经验是 20世纪初开始的那波五旬节运动中的一部分。他之所以青睐于五旬节派的经验和神学，一方面，可能是其身上的灵性气质（如前文介绍来到中国之前他就感受到的种种神迹）所天然指向的偏好；另一方面，在福音信息中读到当时世界各地出现的说方言的圣灵降临的事例而深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从 1908年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岷州（Min?chow，现甘肃岷县）的厨师杨弟兄（Mr．Yong）以说方言为确证的各种灵洗经验。他在自传中详细记录了这位杨弟兄说方言［8］2－3、预言［8］3－5、遇到邪灵［8］3、医病［8］7等神迹现象，以及多次提及圣灵降临施洗使得“许多人信了耶稣”③。从此，自信灵性生命不薄的新普送开始了对灵洗的苦苦追求。直到在他自己亲身体验到说方言的经历之前两个月，新普送又提到一位刘姓锯工也经验了说方言，并预言了新普送在两个月以后也会经历灵洗。他说：
1912年 3月初，我在洮州开会时，有一位名叫刘觉哉（LiuJue?tsai，中文为笔者音译）的谦恭锯木匠，当即被圣灵降身。他开始说方言，还作了预言。我在旁边听到他说：“牧师新普送所言即是我所言，所有人都得听从。所有人都得听从。我等两个月，如果还有人抵制，我必严罚之。”［8］51912年5月5日，经过四年时间的追求，新普送终于求得了以说方言为确证的灵洗体验。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躺下，手抓着衣襟，努力想把深重的罪恶从胸中祛除，但却做不到。我目视上方，呼喊到：‘主啊，难道你没有办法让我摆脱这带罪之身吗？’马上，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十字架为你而铸。’我说：‘是的，主啊，我理应受难，将我钉在十字架上吧。’我把二十年传教工作的劳累与艰辛看得不值一提，像保罗一样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腓立比书》3章 4－8节）。随即，我感到浑身乏力，趴倒在地，好像确实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声音再次响起，说：‘你受了应受之难，我仍然爱你。’我明白了，主纯洁的爱占据了我的身体，他与我同死。上帝接受了他的死，也就是接受了我的死。因此，主与我一同受难。我想要感谢他，但是嘴里却充满笑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听到有人说：‘主，用他的舌头。’我心里说：“何止舌头，我的全部永远都属于你！”想罢，我嘴里的笑声就变成了清楚的发音。我听到自己按着圣灵赐的口才说起了新方言。那时，我知道自己像五旬节上的一百二十人一样，真切地被圣灵充满了，赞美主啊！当一个人确信无疑，不再渴望和猜度，那是多么令人满足啊！对一个人的信仰来说，这是多么可靠的保证！我再不用在混乱中踌躇不定，取而代之的是坚定不移和不可动摇。
这就是新普送苦苦追寻的灵洗经验，他描述的情形正是 20世纪初开始的那波五旬节运动中典型的宗教体验。不仅如此，接下来，这次圣灵的拨洒还赐予了他的妻子、儿子、两个女儿以及他的最早最忠诚的中国“战友”———周肇南，他们也都分别经历了类似的灵洗经验。他描述到：我伸出双手祈祷：‘主啊，在这片地方泼下圣灵吧！’我十二岁的女儿路易丝此时正跪在我左手边，离我十英尺。即刻，她开口说起了方言……翌日清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周（肇南）牧师来了。我告诉他主如何给我施洗。可是话没说完，他就跪倒在地，身体像树叶一般颤抖。过了十分钟，他就说起了方言。……5月 7日，星期二，圣灵降临在我的大女儿玛格丽特身上。8日，星期三，圣灵又降临在我的妻子身上。因为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有顾及到儿子威廉。他独自来到厨房，主在那里浸洗了他。这注定了他将独自在藏人中间度过一生。［8］10在这之后，新普送在他的自传里记载了更多的人经历说方言的灵洗体验，甚至包括后来成为他的五旬节经验直接反对者的克省吾的儿子，也经历到了说方言的灵洗经验。
不止如此，在新普送看来，作为神的恩典，圣灵对他的浸洗，也使得他被赋予了各种超凡的能力。首先是医病。在他的自传中记载有两种情形。一是医治好了自己的病。1912年 5月 9日，新普送因帮别人治病时自己不小心传染上了斑疹伤寒，他在自传中这样回忆病情好转的情形：“第九天上午，妻子过来说：‘你不会丢下我们，对吗？’我睁开眼，凝视着她说：‘世上的恶魔还要不了我的命，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我要起床。’她说：‘不，你身患重病，不能起来。’而我坚持要起，最后妻子把衣服拿了过来。我穿上衣服走进客厅，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虚弱。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然后，他们就各司其职去了。我倚靠在沙发上，心中充满了赞扬之情。忽然，屋子充满了一道最美丽的光辉，我大喊道：‘哈利路亚。’……这是主即将到来的预示。”#p#分页标题#e#
二是医治好了别人的病患。他说：“在场的一个12岁的男孩目睹这神迹（指赶鬼）后，跑回家告诉了他的父亲。许多年前，他父亲是佛教僧侣，后来还俗了，娶了寺院领主的女儿，当时领主已经被人杀了。婚后，他得了病，迷信的西藏人都认为这是对他还俗的报应。五年多的时间里，他拜了众多寺庙，求活佛和喇嘛为他诵经祛病，但是都无功而返。他的胃里一点干食都存不住，只能凭着混入牦牛油的藏茶过活。任何干食都会引起剧痛和呕吐。他心灰意冷，骨瘦如柴，回到家躺在炕上等死。他儿子给他讲了疯女康复的奇迹，并且提议请传教士们来为他祷告治病。他同意了，于是他儿子又回来，恳请我们去趟他家。我们去了，看到了这可怜人绝望地躺在那里。我们提议将佛像和熏香从屋中移出，他儿子照办了，把所有这些都弄到外面烧了。我们回来时，他挣扎着从床上挪到地下，靠肘和膝支撑着身体。我和妻子按手在他身上，开始祷告。很快，还没等我们祈祷完，他就呼喊他妻子，说：‘快给我吃的，我好饿，饿，饿。’可怜的伙计，他差不多五年未进干食，当然饿极了！他妻子赶忙生火，准备煮一盆大麦面条。他等不及面熟就大喊：‘给我来一碗，我好饿！’妻子给他盛了一碗，他吞了下去；再要一碗，吞了下去；又要，再吞一碗。然后，他睡着了。很快，他的病就痊愈了，后来，他们家成了福音派在西藏的招待处。”［8］14－15在新普送看来，自己身体能够恢复，佛教僧侣的病情能够痊愈，都是圣灵透过自己实施的恩典。其次是赶鬼。自传中记载了他赶鬼的两个故事。
故事一：“洮州的王家是一户富裕的汉族人家。他们家的一个女儿被魔鬼附身了。她父亲是个狂热的佛教徒，花了一大笔钱请活佛和喇嘛诵经驱魔。但是，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哥哥听说有这么多人在我们的传教活动中被圣灵充满，于是把妹妹的事告诉了我们。我说：‘带她来，我们为她祷告。’就这样，他带着妹妹来了。我和妻子把她带进房间，把手按在她的身上，训斥那恶魔。随即，恶魔被赶出了她的灵魂，但又附在她的四肢上。我们按手在她腿上，才彻底地把恶魔赶走。哥哥大喜过望，她自己也非常高兴。她乞求与我们同住些时日，听听她从未有机会去听的福音。哥哥准许了，还给她送来被褥和吃的。我们给她找了一间房住。整整一周时间，她每天都听福音。最终，她信了，要求受洗。”
故事二：“我问她丈夫为什么用铁链拴着她脖子。他说妻子已经疯了两年了，经常尝试跳河或者用其它方法自杀。因此，他不得不日夜守护着她。我说：‘别担心，把铁链解下来，我来想办法治好她。’于是，她丈夫解下了铁链。这时，她一下子瘫倒在座位上，紧紧地闭着眼睛。我和妻子按手在她身上，斥责那恶魔。那妻子说了句灵语后，她睁开了双眼，呼喊她的丈夫，说：‘今天上午我们早早就来了，天越来越晚，我们怎么不回家啊？’就这样，她完全恢复了理智，而且再没有复发。从那时起，她信了主，每次布道会都不错过。她还领着别人来，帮她们信仰主。这真是福音真理的又一确证！”［8］14在这两个故事里，不只是记载了赶鬼的神力，以致解决了不同人的病痛，同时还借此传播了福音，使人信了基督。也就是说，作为神的恩典的一种能力，借助赶鬼的功效可以传播福音。医病和后面的预言等神迹，亦是如此，神迹和各种超凡的能力本身亦是传教方式和方法。这也正是那时五旬节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还有预言或异象。
1912年 7月，新普送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争经过。他写到：“那天，我看到主将来临时的灿烂光辉。当晚，我就得到了如《但以理书》7章 11节所记的“脑中的异象”。那时，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了三角同盟，与此相对，英国和法国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在异象中，我看见意大利加入英法，反对以德奥为中心的力量。屠杀使得各处都是一片狼藉。后来，我看到美日加入对德作战。杀戮比之前更加惨烈，数百万人被困在血腥恐怖的战场。欧陆中心的力量节节败退，最后战败投降。战后，为了保持和平，一个联盟被组织起来，但它还是失败了，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战争。这异象发生在 1912年 7月，两年以后，它就应验了。”
新普送在接受到以说方言为确证的灵洗后的两个月内，家人、朋友被灵洗，自己可以借助灵恩，拥有医病、赶鬼、预言等神迹和能力，并使得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这时的新普送完全相信，圣灵过去如何在五旬节时对教会产生的神奇工作，现在也会同样的再次降临在他们当中，过去所见的神迹恩赐，现在一样可以经历。并且固执地坚信，灵洗的最初证据就是说方言。这些神学看法正是当时那波五旬节运动中的核心主张，新普送在中国经历的说方言等神迹和各种超凡能力的经验也正是那波世界五旬节运动的构成部分。依照这样的神学信念，新普送将之具体实施于其传教生涯中，由此形成了有别于非五旬节派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和方法。
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传教方式和方法所说的：我不仅用理论，更是通过可靠的事实来赞美上帝。我在早年的传教生涯中，曾运用过许多理论的方式，这些理论都以圣经为依据，但有许多不足之处，它们很难形象地说明。后来，圣灵降到我身上，而这恰恰成为一个最了不起的实例。1912年 5月 5日发生的情况，……自从我受灵洗以后，主便为我开启了一扇门，派我到汉藏边界处的所有宣道会的传教点传授教义。于是，五旬节派在该地区迅速传播扩大，那时已有五六十名中国基督徒率先接受到了完全的浸洗并讲起了各种方言，此外，还有许多信徒也都各自拥有了圣灵赋予他们的能力。由此主正式为我开启了到甘肃省三个中国内陆传教点传教的大门。很难确切地说我们是用何种方式在中国传教的。在中国，我们不像在美国那样，采用很多规劝和戒律，而只是告诉人们耶稣基督的事迹，他如何因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何死而复活，升入天堂与父同在，又如何派下圣灵以及将如何作为最终审判者再次来到人间。我在甘肃省省会兰州时就是这么传教的。我为大家讲早期的教会是如何在五旬节时接受到圣灵的，并将他们的这种方式援引来作为我们的方式，当我把这些告诉给在场的人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接受到了圣灵。
自此，新普送正是通过注重灵洗，宣扬“圣灵赋予的能力和神迹”的五旬节经验的实例和体验进行传教的，一直持续到他的终了。“圣灵赋予的能力和神迹”在他的记述中主要体现在说方言的确证①、预言的实现②、医病的疗效③、赶鬼的功效④等方面。#p#分页标题#e#
新普送在中国的传教及其成效
如果现在要问，新普送所经历的五旬节经验、及基于这种经验采取的传教方式和方法，到底形成了怎样的成果？以及对其在中国的传播基督教（神召会）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严格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是一个不可能。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当时并没有关于信徒方面的可信的准确统计数字，另一方面要做到具体归因分析恐怕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怎么能证明那些过去的信徒个体到底是基于以上传教方式（其中的某一原因或多个原因）而非别的什么原因而信教的呢？
即便如此，在尝试分析之前，我们先可以通过一些可以确认的新普送及在他的影响下神召会在中国传教的“事件”，把它视为形成其成果的客观过程的关节点，再运用我们的理性和想象力来尽力“重构”和“重温”一下这个鲜活的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回应前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背景。
1914年 5月 ～1915年 6月，在宣道会辞职后的新普送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继续在中国北方如上海、江苏（南京及其周边、河北（如石家庄、正定等）、山西（如太原、大同等）、北京、山东（如泰安等）宣讲他的五旬节经验及承担别的传教工作［8］20－31。1917年，在岷县成立“基督教神召会”，后又把岷县神召会改为“西北神召会”。新普送担任总监督，周肇南担任副总监督［3］721。1920年前后，新普送将自己的儿子新振华派往夏河拉卜楞传教，并逐步深入藏区。他经常到逐水草而迁的藏民部族里去传教，可是困难重重，收效甚微，他曾在神召会的刊物上直言有时想放弃在藏区传教，因为在那他看不到一丝希望［10］。直到 1930年，他才使得一位纯粹的藏民受洗入教⑤。1921年，新普送的女儿路易丝和其丈夫在岷县创办的女子圣经学校成立。其目的在于“为工厂需要而装备姊妹同工，也力图联系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来自她们的老师、父母、任何人，一起支持学校”［11］40。1924年，建成夏河县神召会教堂，临潭县术布的中国信徒夏维新将部分家产变卖后，捐献给了夏河教堂［12］260。1925年，与妻子马莎完婚后的新普送，在岷县开办了一所圣经培训学校和一所小型的孤儿院。学校主要用来培养传教布道的当地传教士，据新普送的说法，学校每一期都能培养一百名左右的基督徒［13］，让他们前往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宁夏、山东、河南等广大地区传播福音。1926年，新普送女婿陈维德牧师、岷县传教士孟明世、蒋得明等在西固（今甘肃舟曲）成立神召会。至 1936年，已在西固的城关、巴藏、大峪、瓜咱、丰迭等地相继建起了神召会的福音堂［14］1731。1932年 6月，新普送的儿子新振华在迎接新普送的旅途中遭流散的回民军队抢劫身亡。1936～1940年，新普送因避战乱，代表西北神召会在北京开设真理圣经学院，发行《真理月报》，影响甚广。期间新普送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进行布道传教，其所到之处除了北京、河北附近，还遍及当时的满洲的旅顺、大连、锦州、奉天，山西、陕西、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效果甚佳①。1939年至1940年，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战事不断升级，神召会基本上将中国西北的传教士全都撤离，新普送一家也于 1940年返回美国。此时，甘南地区的中国教堂已经能够自养，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甚至还向身在美国的新普送提供过传教所需的经费［15］。1946年，新普送独自返回中国。1948年的夏天，在新普送的努力下，西北地区的教堂最终全被收编为中国神召会的一部分，新普送任西北地区分会的会长。并在 1949年春又建立了一所圣经学校。
以这些事件为基础，就当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新普送传教工作的成效及影响，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与宏观的估计。
第一，从新普送遍及整个北部中国的布道情况来推测，特别是在他辞去宣道会传教士而回美国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和在北京创办真理学院和《真理月报》时期，他的主要传教地点远远超出了中国西北的甘南地区，而遍布整个北部中国。在他的自传中，他不断地记录自己在中国各地运用灵洗进行传教的经验和成果。在近年来甘肃神召会的后人们编辑的一本《新普送牧师讲道集》来看，其中的内容主要是讲教会的五旬节属性和如何运用圣灵的浇灌传福音，而其讲道的对象，除了普通信徒、慕道友，更有圣经学校的学员及传教士。
其成果正如同新普送在另一个简单版本的自传中提及的：“1912年 5月 5日，主通过圣灵为我施洗，就像《使徒行传》2章 4节所记载的，他在五旬节时对一百二十名信徒所做的那样。自那天起，主便与我和当地的同工一同奋斗，这一切都与《使徒行传》以及《马可福音》16章 15－20节中所记载的一模一样。我们的工作成效就是，在中国、西藏、满洲的一百多处地区建立了教会团体，有一万多名会众以圣灵充满的方式见证了主耶稣，有几百万人通过神迹、治愈疾患、驱魔等等奇迹见识到了主的福音。这些奇迹只有当信徒们圣灵充满、遵从他的引导时，才成为可能”［11］58。这一自我评价中的数字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从中还是不难窥见新普送传教成效甚佳，以下新普送当年与不同教会的几张代表性合影大概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这一点。
第二，新普送的后人家里收藏有许多当年他与中国不同地区教会的合影。从中至少可以部分反映出当时新普送传教效果的一些盛况和成效。且举例如下：第三，如前所述，新普送将在教区开办圣经培训学校视为传教士最重要的任务①之一。很明显，单靠几名外国传教士，想要将福音在如此广阔的地区传播开来，从实践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开办圣经学校能有规模有计划地培养本土传教人才，不仅能提高福音传播的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也能绕过外来传教士亲自传教所遇到的一系列风俗习惯和文化适应等难题。基于当地民众对本土传教士的心理认同，传教士和听众能更快进入真正宣教的层面，而不用在问题上兜圈子。另外，建立圣经培训学校，培养本土传教士，给以后的教会自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同今天看到的，在甘南地区仍旧活跃的基督教团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年所成立的圣经培训学校和培养出的本土传教士努力事工的结果。
借助圣经学校造就教会本地人才，以致这些传教士走向全国传教。这在早期基督教神召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使得身处边远的甘南地区曾经扮演着“供血”的心脏角色，而这功劳不能不归咎于新普送的努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别的传教士的贡献和功劳）。新普送一直致力于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建设，在他五十余年中国传教生涯中，与他亲密合作的传教伙伴及助手，主要不是一起来的外国传教士，而是来自甘南地区的早期中国信徒。最杰出的代表比如有，在甘南本地早期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助手周肇南，在英中文翻译方面堪称左膀右臂的王汝器，甚至到北京开设真理圣经学院和创办《真理月报》也一直带着后者（前者已过世）。#p#分页标题#e#
余论
面对以上新普送在中国的传教成效与影响，如果从前文提及新普送的五旬节派神学主张和宣教方法出发，它们之间到底会有怎样一种相关性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却由于本人的才识不逮和篇幅所限，以致在本文中难于展开回答的问题。
或许，还可以进一步问：这是基督教神召会得以在中国盛行的的原因吗？甚至直到今天，如同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波士顿大学罗伯特•海夫纳（RobertW．Hefner）教授所指出的，“五旬节运动”为首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传播迅速。在他看来，“五旬节教派成为一种亚洲的宗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匪夷所思的。从地域的角度看，五旬节教派和亚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它发源于 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到美国，到了 20世纪初开始有了迅猛的发展”［17］。这又怎么解释呢？
事实上，在上述借助神迹和超凡能力的传教方法中，预言和医病②在传教实践中效果最好。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近代中国、特别是甘南地区科技不发达、缺医少药；而另一方面，身为五旬节派的信徒，新普送记载中的大量灵疗，驱魔，甚至起死回生的事迹，真伪暂且不论，但这些事例一旦获得成功，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因为中国的民间宗教、藏传佛教在对待神迹、灵疗等一系列奇迹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原始神秘主义态度，与五旬节派的种种神秘经验，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因此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排斥，反而成为促成本地民众入教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其结果是：五旬节派的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并迅速广泛传播，以致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著名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家裴士丹（DanielBays）教授认为的，五旬节派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是加速了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他说：“中国的传统民间宗教，由于自身具有的对超自然现象的鲜活感受这一特征，使得它们与五旬节派这一类宗派更为‘相合’，而不像福音主义和基要主义的其它宗派，五旬节派对待那些真实的超自然现象，除了保持洁癖，更趋向于高度的灵性重建。确实，二十世纪大部分的中国本土基督教会及其运动都可以被准确地冠以五旬节派或东方主义的标识，并且直至今天中国很大比例的基督徒，特别是在那些偏远地区的，都是五旬节派的。”
裴士丹教授在十多年前就有如此洞见，笔者深佩不已，本文的研究或许只是这一见解的一个注脚而已，可能还是蹩足的，也就只好就此结束。
本文作者：陈声柏 单位：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