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秦坤 单位：贵阳学院
思南因为濒临贵州高原的母亲河———乌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资交流与文化的通道，她所拥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种具有突出特质的地域文化。由于区位与地理状况的缘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贵州省境内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性。一是处于乌江中游要冲的思南，在古代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状态下，早已成为贵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冲。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物资大半需要透过水路运输与交流。清道光年间，境内商业已经十分兴旺，县城内的大小商号已达数十家。多以食盐、棉布、百货、烟酒为主。其中的唐桥镇其时已享有“小南京”之称。由于思南地理区位濒临乌江，建制在贵州境内又较早，因而，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对较其他县区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经将思南称为“花灯之乡”。[2]其实，花灯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内涵的主体并不着落在花灯上。作为黔东南地区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思南虽未列入自治县，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思南来说，不仅有“黔东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古朴淳厚的土家民族风情。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集贵州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贵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思南，人们不仅可以找到贵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风光，找到贵州母亲河乌江的神韵；发现有如贵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时期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领略到土司文化对贵州社会进程的影响；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促进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实施思南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新对思南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应的价值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对思南文化的结构进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结构应该包括乌江文化、黔东地域历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个板块。其中乌江文化与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地域历史文化方面，由于县境地处古代巴蜀、楚湘与贵州高原的结合部，开发相对较早，经历长期的历史沉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故也不可忽视。作为贵州高原第一大河的乌江，北源六冲河出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汇合后流到息烽县乌江渡，抵达思南县，再经沿河县出省境，至重庆市酉阳折向东北，于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18千米。历史显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哺育贵州高原各族人民的乌江文化，同样集中体现在她的中游重镇思南。
1990年在思南县建立乌江博物馆并非偶然之举。它是贵州省文化部门，对乌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亦是对思南在乌江流域范围内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认同。目前，乌江博物馆仍然属于我国境内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馆。这至少说明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思南县境内的文化集中了乌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对迄今为止，沉浸在现代化与工业增长中的人类对江河文化认识的不到位。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对当今的社会是一种启示：总有那么一天，当人类意识到未来社会不能过度依赖于科技与工业，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这个资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乌江博物馆的设立，会带给后人更多的思索。现有的乌江博物馆设于思南县文庙大成殿内，以图片和实物等形式浓缩千里乌江的自然人文风貌。图片以空间为序，从贵州威宁石缸洞的乌江源头到重庆涪陵汇流长江处的江尾，不仅涵盖了乌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风光与资源，还包括乌江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等历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纤道、古今码头、各大滩险、摩崖石刻等文物名胜尽收其中。该博物馆还忠实记录了村寨城镇与各个民族的生存变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乌江。博物馆建立以来，参观者已达13万余人。[3]乌江博物馆所展示的无疑是乌江文化的精华。但什么是乌江文化，迄今我们尚未看到关于它的学术界定。几乎所有涉及乌江文化的文章所陈列的都是一些乌江流域范围内的文化表象。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乌江文化，立足于贵州文化资源的视角，不仅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观察，更应从它在山地高原这一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下，在贵州一体多元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贵州是一个通道文化特征尤为显著的省区，是祖国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其区位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西南片区的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元明以前省际驿道未曾开通的历史时期，民间小道与水路是地区交往的主要通道。我们只要由此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乌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内容，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可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结构的主体之一。土家族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一些学者在论述土家族文化时认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它不仅在单纯的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就，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哲学思想、古代法律、历史典籍、古代建筑、书画雕塑、名胜古迹和出土文物等多种领域，也呈现出丰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有深富的文化内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4]
然而，众多的论著并没有将土家族文化空间是一种什么文化这个问题说清楚，学者们述及的土家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除了表现形式外大都类同，这显然不利于对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对集中，地理上与汉民族居住区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间的文化渗透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吸纳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程度较大。总人口68万，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的思南县，虽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县，但土家族文化的这一特征，表现得甚为显著。从整体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灯为代表的土家族艺术文化；二是以傩堂戏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对上述几方面虽曾刊发过不少相关文章，却未从土家民族文化的分类上进行深入探讨，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长期未能形成系统。花灯是我国民间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歌舞形式，注入戏曲情节以后发展为以花灯为表现形式的戏种。贵州是花灯流行最盛的省区之一，除省境东南较少见外，黔南、黔北、黔中、黔东北都较普遍。尤其黔东北思南、印江两县的花灯特色独具，有“高台戏”、“花灯戏”之称。#p#分页标题#e#
在思南，全县近六百个村（居）委会及较大的自然村都有花灯队。足见这一民族艺术形式在当地扎根之深。思南花灯早在宋元之际即已广泛存在于民间，较之其他地区清末民初才流行开来要早六百余年。从思南花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活跃诙谐的风格等方面，不难发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与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够在全省范围内赢得“花灯之乡”的美誉。傩堂戏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有关部门开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思南傩堂戏的情况得到了科学的展示与评估。调查报告认为：“在思南地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融汇，开成了以‘信巫鬼，重淫祀’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与氛围。[5]傩坛活动的保留及生存，一方面缘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广大群众无法生存，被迫逃往深山密林，聚族而居，长期与世隔绝使许多原始宗教文化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十分脆弱，灾害瘟疫、疾病死亡处于无力把控与预测状态，也是傩堂戏能够长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铜仁市辖区而言，思南傩堂戏历史最悠久，属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享有“戏剧活化石”之美誉。傩堂戏一般结合傩仪，在农历的冬腊月或正月里举行，其中的《甘生赶考》、《秦童买猪》、《媳妇告公公》等戏目，由于风格幽默，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受思南群众喜爱，亦受到学术界人士高度关注。
思南是一个由汉、土家、苗、仡佬、蒙古等18个民族聚居的县区，民风民俗异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俗仍是土家族习俗。其中除土家族的年俗、婚俗、生育习俗外，奇特的土家族节日习俗，尤其表现出诸多独特性。以盛行于板桥乡的“甩神节”为例，在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上，不仅分布着四寺八庙12组古建筑，当地每年农历正月十四的“甩神节”，更是热闹非凡。内容与举办形式均令人十分神往。自古以来，菩萨一直是民众心中的神灵，神圣不可亵渎，“唯有板桥民间，偏要在每年正月十四这天将菩萨抬来甩着玩。[6]据传这一民族节日的产生，与当地长期流传的“神树”故事有关，而且，节日由当地四大庙会轮流出资举办，节日期间四乡轰动，气氛热烈，欢歌笑语响彻全镇。由于思南滨临乌江，建置较早，汉末为永宁县治，魏晋时为万宁县治，隋唐为涪川县治，因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宋以后虽为土官统治，其后属思州土司管辖，但这不仅没有削弱当地文化的内涵，反而为思南文化增添了土司文化异彩。因而，地域历史文化同样是思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属于思南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必须不断加深对思南文化的认识，深切了解思南历史文化在促进县域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中的优势，理性分析自身文化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的不足，方能做出符合思南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具有可行性与实践价值的科学决策。其次，由于位于梵净山麓，地处武陵山脉腹心地区，又是古巴蜀文化、楚湘文化与贵州土著文化的结合地，思南具有打造旅游文化产业的众多优势。这种优势不是任何地区希望拥有便能拥有的，是思南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但无论我们从江河文化的角度、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亦或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发展旅游产业，都必须认真领会国发〔2012〕2号文件的精神。即必须按照国务院文件中所提出的要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思南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把思南建设成为省内外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思南具有在省内走出一条文化旅游创新的路子，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具有创新思维。
如果陷入一些地方发展文化旅游只追求短期效益，或只简单地给旅游项目贴上文化标签，那是很难达到成功彼岸的。第三，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忌讳是不尊重文化规律，不尊重市场规律，片面追求经济数据，简单地仿效其他地区追求轰动一时的效应。那样做的结果，不仅可能会导致历史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因无限“啃老”破坏祖辈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甚至可能使自己的一番苦心，演变成“以文化之名行破坏文化之实”的错误。[7]在思南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两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保护资源基础上实施开发，在开发中进行保护。尤其必须加强对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严格杜绝掠夺式开发，坚持在保护的同时进行可持续性开发，形成保护与开发并举的良好态势，以确保思南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本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