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主题，现代内涵———生态休闲城市的前世今生 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发展命题。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提出的“田园城市”。100年前，英国社会改革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在1898年出版和1902年再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CitiesofTomor-row）》，正式提出“田园城市”理念。这既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深刻反思，也是面对社会改革的一种前瞻构想。它希望建立一个既有高效的就业条件和生活便利，又有优美生态环境的理想城市。它反思了过度发展工业经济和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反对无节制地让城市侵蚀和剥夺大自然的资源，而要在城市的发展中保留和融入自然之美、生态之利。这一理念对20世纪以来的社会改革和城市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田园城市”成为一个经典的集成概念和城市理想，在20世纪许多国家的城市规划中获得了丰富多样的实践和表达。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对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视，可以追朔到1946年－1949年间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抗战胜利后，上海人口激增到500多万，为适应大都市的战后重建和复兴，从1946年到1949年，上海市政府编制了《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年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率先设立“造园科”，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园林设计和服务机构。该计划率先提出了大城市的功能分区、有机疏散和城市绿化理念，第一次提出要绿化工业区，在市中心区设置绿带，绿地要达到全市面积的28%，它为中国规划和建设生态城市，做了有益的探索［1］。 20世纪末，以主要发达国家为引领，人类开始跨入知识经济时代，也有称为“后工业化时代”。1999年12月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里托的《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他预言：从2015年开始，人类将走过信息经济时代的高峰，而进入到休闲经济时代，美国休闲经济最高可达占GNP的50%，城市的主要产业之一将是囊括艺术、娱乐、媒体、体育、时尚、保健、旅游等门类的广义休闲产业。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不是让居民多购买商品，而是获得新的人生体验和积极的享受。就这样，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田园生态城市的追求与休闲经济的潮流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生态城市的观念框架，其核心为“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许多有识之士，把建设生态休闲城市的希望，投向21世纪的新兴大国———中国。因为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广阔而多样的地理与资源、睿智而执着的现代化追求，正可以与现代生态城市的潮流相衔接，形成后来居上的发展动力。《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的作者、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副主席理查德•瑞吉斯特通过大量研究后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大的资源潜力去建设一个比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好得多的生态城市……中国不仅有思想基础、有实证经验、而且也有能力和潜力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中国5000多年来积淀的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观和儒释道诸子百家融于一体的传统文化。”［2］ 跨入21世纪以来，以绿色生态和节能减排为特征的技术、贸易、投资、产业浪潮席卷全球，能源和资源的节约与再生开发主导着许多经济领域的发展，生态休闲城市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前沿发展领域。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到“金砖五国（BRICs）”等新兴大国，东西方许多城市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美国底特律市把一个逐渐衰落的工业城市中40平方英里的闲置土地，通过发展休闲型、生态型的城市农业，包括900个城市菜园，赋予城市以新的经济活力和文化内涵；德国历史悠久的汉堡—哈尔堡港宣布要建设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试图从世界三大绿色建筑环境评价体系(BREEAM、LEED和DGNB)获得最高级别的环保认证；而圣达菲市则把沙漠绿洲小城与创意经济进行了良好的结合，把印第安人文化遗产、西班牙和英国殖民文化、美国流行文化在内的丰富遗产与土著民居型艺术馆、田园节庆活动等结合起来，成为全美第三大艺术品交易市场。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上海生态城市框架体系、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河北曹妃甸新区生态城、昆明“一湖两江”生态城、成都世界现代田园城市、陕西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生态城市等30多个各有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既有沿海大都市群的生态建设，也有中西部生态新区的开发，在空前广阔的规模上，展示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大国，对发展生态城市的高度自觉和多样贡献。 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化探索成果，为21世纪生态休闲城市的建设，注入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1.生态型的经济模式———把打造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2.高性能的资源利用———提高一切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最大限度避免资源浪费；3.绿色型的服务产业———立足于生态体验和知识消费的服务经济,使得人类消费模式向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平衡型转化；4.高品质的文化享受———开发积极而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从文化消费中获得充实和享受。这就从人类追求新增长方式的战略视野，为文化产业推动生态休闲城市的建设，提出了多样的要求和广阔的空间。 二、跨界合作,文化贡献———文化产业与生态城市的有机结合 建设现代生态休闲城市,需要文化产业为之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因为在21世纪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这类新型城市模式，远远超出了100年前霍华德所倡导的“田园城市”，而是具有创意文化内涵和现代服务经济的新型城市模式。生态休闲城市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创新活力和产业支撑，否则只是一个徒有田园外表的空壳，很快就会人去楼空，破败凋零。生态休闲城市的“现代性”，完全不同于农耕经济的低效益形态，而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它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形成宜居和宜业的生活环境，吸引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绿色经济要素和知识型产品的集聚和流动。这是生态休闲城市获得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p#分页标题#e#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博园的联合国馆内了它成立65年来第一份有关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报告，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UNESCO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这一演讲中指出：“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可以通过文化间对话的方法应对文化变迁，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杠杆，为国际社会找到促发展、维和平的新途径。”［3］该报告总结了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1.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2.文化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支柱的交汇；3.创造力是文化多样性之本，两者存在相互的促进关系；4.跨文化间的对话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广泛的人类创新活动。与此同时，国际上其他重要研究机构也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文化创意与生态平衡的关系。英国国家科学和艺术基金会在2010年的报告《跨界创意的价值》中指出：创新活动是21世纪人类财富最重要的源泉。创意和创新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人类好奇心的强烈驱动，这是由生态多样性的环境和文化包容性的社会所培育的；第二，成果利益的强烈驱动，这是由发达的工商业市场和科技进步及广泛应用的基础所培育的［4］。如果把创新活动仅仅归结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研发活动，或者仅仅归结为源自个人学术兴趣的好奇心，那就是忽略了创意和创新的丰富动力而必然导致其萎缩。 联合国和国际研究机构的这些重要报告启发我们，要从人类超越落后增长方式、寻求新增长模式的大视野去理解生态休闲城市对文化产业的需求。它绝非单纯的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也不单纯是城市田园景色的再造，而是一种对城市发展模式的综合改革，是对城市产业结构、城市消费模式、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化活力等的综合升级。它旨在通过政府服务功能的创新，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城市功能的转型的“双转型”方面，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理论和实践相对应的大量案例证明：尊重生物多样性，需要开发大量有利于生态平衡的科技成果，而在保障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才能有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多样性，正是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才能引导大量新兴产业的要素包括人才、资本、项目、技术等向城市群集聚，增强城市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功能，优化生态和文化环境，最终建成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高度国际化的新型城市，实现城乡繁荣、产业发达、文化多样、居民幸福、环境优美、创新活跃等多重目标。正因如此：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新贵》中，对美国创意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做了统计排名，结果发现科技发达、文化多元、休闲时尚、舒适性高的城市是最能吸引创意人才的家园。新一代创意人士所钟情的舒适性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更喜欢划船、攀岩、现场音乐会、有机超市、户外餐厅等与良好生态环境结合的参与性休闲活动。［5］ 正因如此，生态城市的建设有待于建立发达的文化产业，提供大量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种文化贡献又与创意、科技、生态、产业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密切相关，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战略视野和政策大框架来加以保障。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等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美国创新战略》，提出创新的七大特征，强调最有价值的创新出现在多学科交叉领域；2010年11月，大伦敦政府发表《文化大都市：市长的文化战略－2012及其后》，也强调跨界合作是推动创意产业的关键，因为数字技术与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广泛的变化，使得任何一家专业机构都无法全面理解并抓住正在出现的各种机会。英国国家科技与艺术基金会提出的研究报告《跨界创意的价值》等，［6］欧洲事务公司KEA提出的研究报告《文化型创意的影响》［7］，都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包括生态休闲城市在内的新型城市空间再造，必然是创意、科技、生态、环境、社区服务等专业力量的跨界合作和综合成果。 三、转型发展，中国前瞻———建设文化强国所包含的新课题 对于正在倡导发展转型和创新驱动，从新兴大国迈向世界强国的中国来说，发展生态休闲城市具有推动经济转型，加快新型城市化步伐，发展现代服务经济，扩大内需市场的紧迫意义。2010年中国GDP达到397983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均GDP远低于日本的人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在第100位以下。［8］中国为了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必须从原来的依托投资和外贸拉动、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依托创新和科技拉动，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的增长方式上来，这同时也具有服务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建设文化强国的深远意义。 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城市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功能的“双转型”方面，总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认识和实践水平上。因此，尽管许多城市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生态城市”、“休闲城市”的目标和规划，但是，与全球文化产业与生态城市建设相结合的最新潮流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贡献水平和实践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在以下多个方面奋起直追： （一）中国城市亟待开发表现生态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不但是适应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广阔需求，也是城市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的需求。生态文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刺激和引导了绿色经济的市场需求和城市形态的更新。从20世纪末期开始，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道路和绿色经济模式的探索，对生态多样性、低碳经济模式、城市与自然平衡、节能减排技术等的广泛研究和应用，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表达这一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在全球市场上大行其道，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成为开发和传播生态主题文化产品的产业基地，占据了领先的规模优势。有专家统计了2000年以来美国出品的100部故事片和50部动画片，发现其中24%和19%与生态多样性、自然平衡、节能减排等主题内容有直接与间接的关联。其中以《2012》、《后天》等好莱坞大片为代表，把“生态灾难片”类型电影推向了新的阶段，用具有震撼性的视听形式表达了对生态失衡和未来生命的忧患意识。其中《2012》上映仅3天，全球票房高达2.25亿美元；而皮克斯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则以浪漫幻想的形态，表现了对海洋生态平衡的深切忧虑，全年票房高达8.65亿美元，而这些影视内容又被用作主题公园和衍生产品的再开发。在这方面，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文化产业还处在相对弱势，有待于树立远大目标，奋起直追，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上才能占有一席之地。#p#分页标题#e# （二）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亟待以生态文化来引导空间布局和产业组团，顺应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前瞻需求，形成宜业宜居宜文的复合型空间。全球城市发育的历史证明：一个城市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产业结构，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布局。工业经济早期阶段的城市，大多采用“单中心”结构，以工业的增长作为核心，“摊大饼”式逐步向外扩大城市的规模和空间。而以旅游、休闲、文教、商业等服务业为主的中小城市，如法国的戛纳等，往往采取高度集中布局的方式；当一座城市向依赖资源为导向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必然形成“双核心”结构。它所依赖的矿产、交通枢纽、大型港口等，多在城市中心以外的某一个地点出现，与行政和居住中心分离；当城市跨入知识经济和后工业化时代，就走向“多中心组团”式结构。城市要成为全球知识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必然把高端制造业和金融、科技、创意、娱乐、旅游、商贸、教育、保健等现代服务业形成组团式分布，依托各种网络连接，又以绿化和休闲地带进行环绕。纽约、东京、伦敦、洛杉矶等国际城市正在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如日本，2009年媒体和内容产业的国内市场达到12.1万亿日元，约合1571亿美元，占全球第二位，［9］其中约50%集中在东京。从号称“都市心脏”的六本木中城到千叶等地的郊野公园，包括23个特别区、26个市、5个町和8个村，各种文化休闲项目星罗棋布。以著名的六本木中城为例，它占地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是高端金融、保险、会展、时尚等的荟萃之地，又集中了日本国立美术馆新馆、21－21博物馆、森美术馆等著名文化项目，配合以生态优美的六本木中庭和榉木大道，成为城市生态休闲的组团性胜地。中国学者王志平对东京和上海居民消费做了数据分析比较，指出上海城市居民的消费中，食品、居住、教育等“刚性”支出比重比较高，而东京居民的消费中，休闲娱乐等“弹性”支出的比重比较高：相比之下，东京是一个更适合于生活和休闲的城市，上海是一个更适合于生产和发展的城市，上海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方面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10］这是中国许多城市进入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阶段，在设计前瞻目标和空间布局时值得借鉴的良好经验。 （三）中国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的贡献，不但要传承农耕文化的丰富遗产，而且要开发海洋文化的丰富内容，适应21世纪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全域视野和全球责任。在人类发展的大视野中，注重大陆－农耕文明和注重海洋－商贸文明，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学者指出：大陆性国家注重对本土资源的开发和自我循环式的生产体系；而海洋性国家注重全球资源开发、国际贸易和全球海洋的法权治理，主张公民、法人和国家都可以依法在开放的海洋上行使自己的权利。［11］中国人在历史上不象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没有海上扩张的传统，而是以大陆为基地，实施渐进式扩张”。［12］目前中国许多城市文化产业对资源的开发，包括历史文脉、人文名胜、民间风俗、手工技艺、民歌节庆等，大多属于农耕文明的遗产，这是应该的，又是远远不够的。作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中国必将形成经略海洋的强大能力。而中国走向蓝水大洋，必须以城市作为深水良港。中国大陆和岛屿的海岸线长达3.2万多公里，自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包括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海南岛、北部湾等，绵延着中国经济最发达、贸易最活跃的城市带。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沿海城市带，在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目光不能局限于陆地，要与走向蓝水，经略海洋的大国战略相结合。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的贡献，不仅仅包括陆域文化的开发，也不仅仅传承农耕文化遗产，而且要推动海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大量发展与海洋有关的创意主题、亲水景观、滨海休闲、跨海旅游、游艇游轮、文化品牌等，让更多的人获得参与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的体验和快乐。在这方面，日本作为岛屿国家，许多城市都进行了开发海洋和保护生态相结合的文化项目，比如著名的“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通过大规模的环境艺术，使得濑户内海的废弃岛屿获得重生，复育自然景观，恢复人气文脉，这是很值得中国城市借鉴的。 四、创新驱动，多种路径———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的主要贡献 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贡献，是一个战略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前沿领域，必须在实战中检验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在《创意经济报告2010》中指出的，创意经济的动力包括文化创意、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创新的有机综合，需要从产业培育、主题开发、经营模式、空间重建等方面探索多样化的实践道路。中国文化产业要对建设生态休闲城市做出重大贡献，就要借鉴国际经验，立足大国国情，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探索： （一）要把握好现代产业的特性，把文化建设对生态休闲城市的贡献，落实在产业化的开发方面，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发展动力。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领先的文化产业项目，越来越表现出“一体两翼”的运作特点，即以创意为龙头而前后联动的产业链作为主体，形成规模优势；以金融服务和科技开发作为两翼，增强发展动力。这对中国文化产业参与生态休闲城市建设，拓展了产业动力的新视野。中国城市需要开发更多绿色生态型、节能减排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园区。第一个节能环保产业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是令人鼓舞的典范。中国第一个环境能源交易所落户其内，该园区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地冷等自然能源节能降耗，建立遮阳系统、室内新风系统、雨雪水等中水回收系统、节能门窗等数十项节能技术，成为一个综合节能环境方案解决中心。花园坊园区内，每幢建筑物都是节能环保技术的体现：如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外墙外保温、双层中空玻璃、遮阳门窗、楼宇自然新风系统、雨水回收系统、节能照明系统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等。更重要的是：花园坊园区通过对节能环保产业的“展示、交易、集聚、服务”四大主体功能的打造，形成三级产业集聚，形成全方位、多功能、共享性的节能环保综合服务平台和集成商务平台，打造出生态节能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园区模式。#p#分页标题#e# （二）要加强文化与科学的融合创新，努力突破文化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共用技术，形成新型文化产业基地，成为建设生态休闲城市的战略支撑。在文化产业链中，科技研发处于链条的前端，掌握了核心技术就意味着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许多科技含量高的新文化业态如iPad、i-Tunes，几乎是一夜之间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消费模式。生态休闲城市的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和储备，从低碳经济型的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到绿色生态型的文化产品和时尚消费，和节能减排的技术交易系统等，这与国家倡导的转型发展、创新驱动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比如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有近60个印刷园区，共有1050多家印刷企业入驻，占全国印刷企业总数不到2%，亟待向集约型、绿色型、数字化的产业形态转化。有鉴于此，座落在江南水乡的国家绿色创意印刷产业基地（金山），作为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第一座部级绿色创意印刷示范园区，以“高端引领、特色鲜明、集群发展、生态环保”为原则，培育绿色包装印刷、绿色特种印刷、智能标签印刷、数字和数字化印刷、防伪和票证印刷、广告设计和创意设计等十大先进印刷产业，成为开展绿色创意印刷服务外包，承接国际印刷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和示范园区。象这样的新型产业基地，在各个城市中应该是多多益善。 （三）针对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国情，在东中西部形成文化产业与生态休闲城市相结合的大格局，形成以点带面、滚动推进、梯度转移的发展态势。中国作为一个土地辽阔、生态多样、人口众多、处在深刻转型期的新兴大国，从沿海平原到浩瀚高原，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既是亟待克服的难题，又给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多样化的产业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清醒地看到：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上的总体差距依然存在而且有所扩大。国家亟待发展的新兴战略产业包括数字出版、绿色印刷、网络视频、数字游戏、音乐产业、动漫制作等基地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城市应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奋起直追，发挥引领作用。比如：位于陕西省西（西安）咸（咸阳）新区腹地的泾河新城，占地146平方公里，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工业园区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市田园化”的综合目标，特别是传承了关中八百里秦川的农耕文化传统，确立了“大开大合”的开发战略，即以大尺度的田园型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以集约型的城市和工业集群作为经济支撑，建设融都市农庄、优美小镇、滨水休闲、现代新城为一体，富含田园风情、生态韵律、幸福元素的现代生态新城，获得了健康而良好的发展。 （四）传承和开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通过现代产业化的转化，形成生态休闲城市的中国特色和中华品牌。正如许多中外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中华文化的内核是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儒释道与诸子百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伟大智慧，成为当代中国主张“和平、和谐、合作”的主要精神来源之一。从岭南文化“桑基鱼塘”的循环经济形态，东南沿海妈祖文化的广泛影响，到巴蜀文化“耕读传家”的世俗传统，中华文脉在历史和空间中展开得极为丰富，有待于各地通过内容、科技、形态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开发成为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许多城市在这方面做了有效的探索，比如杭州的西溪，与西泠、西湖并称“三西”，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占地达11.5平方公里。西溪之水不仅滋养了秀丽的湿地景观，更孕育了浪漫诗性的江南水乡文化，以“城市水乡、完整生态、洪故里”而广为人知。近年来，“创意西溪基地”正在建设成为融生态休闲型、文化创意型、总部经济型于一体的文化创意基地。其中的西溪艺术集合村，以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三大主力业态”即艺术创作及艺术经营类、创意设计类、总部基地类为基础，引入“梦西溪”艺术家酒店、艺术创意工作室、影视和媒体企业、中国西泠网、浩瀚国际拍卖等以及配套商业，把实体园区和虚拟网络、生态农业和创意旅游等结合起来，把发展文创产业展与生态休闲新城、江南诗意文化、中华耕读传统、绿色生态产业结合起来，让人们获得江南特色的田园城市和生态农业的体验，这是很值得借鉴和推广的。 探讨中国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的贡献，有一个深远的背景，即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将大大有别于西方。中国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远超出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13］中国文化产业的壮大以及对建设生态休闲城市的贡献，不但适应了全球范围内倡导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而且将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展示中华文化对世界进步的独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