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斐
2011年9月27日至29日，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哈萨克斯坦等16个国家和地区、83个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在民主、开放、和谐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围绕“儒学的普世价值与社会文化发展”这一主题，就“儒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儒学创新与当代文化建设”、“儒家思想及其普世价值”和“道德礼义与人文教化传统”四项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儒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
“儒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是本届儒学大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首先，不少学者运用新方法或新出土的材料对儒学的价值取向做了较为新颖的诠释。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提出，儒学的价值认知包含文化、伦理与管理三个层次。儒学虽以伦理为其体系的中心，但却基础于人性的自然体现，创造了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繁荣的生活世界。在此一文化生活的基础上，伦理的秩序方得以建立，人性的善也得以透过教育启蒙与自我修持逐渐实现与完善。但要到达一个整体的或群体的价值秩序，就不能不提供一个创造价值、维护价值的生活环境，伦理秩序的持续发展也就自然导向了政治秩序的发展，此即管理层次的出现。所谓管理即是经外在治理以达内在转化的中心价值，必须做到维护伦理秩序与提升文化生活的两个重要目标。中国孔子研究院杨朝明研究员从周文王“宝训”的发现、周代的“中道”传承、孔子所谓刑罚之“中”、孔子的“时中”智慧等方面，探讨了清华简《保训》所记载的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的关系。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以“德”“位”之分合，着重探讨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孔孟对周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由此而奠定的华夏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杨海文等指出，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中国孔子研究院孔祥林研究员以十六国和北魏为例，分析了儒家思想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泉教授分析了现代新儒家最重要代表人物的平等观念，认为就对待平等与传统的关系而言，他们虽然总体上持“返本开新”即回复到原点的姿态，但是其新方向却是指向现代性的民主。
在对儒学的价值取向进行诠释的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儒学的价值取向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宋志明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山东师大齐鲁文化研究所王钧林教授和曲阜师大骆承烈教授均认为儒家“五常”有永恒的价值，不应和“三纲”一起抛弃。王钧林教授认为“五常”在千百年的“选优淘劣”过程中，形成了跨时代的稳定内核，成为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换，更新其不合时宜的内容，增加现代性的因素，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推出与现代社会相合的“五常”。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传统儒学有民间儒学和官方儒学两种形态。由于儒学的主要功能是守成而非进取，因而它不可能承担起当前中华民族富国强兵、制度创新的使命，这意味着儒学仍将居于民间儒学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民间儒学没有存在价值，也不是说当前儒学没有用武之地，仅仅是说儒学居于民间地位。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吴进安教授从儒家王道思想入手，探讨了王道思想的内涵和价值系统以及王道思想对人类文明与新秩序的可能贡献。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通过对“中华民族崇拜问题”课题12280份问卷的统计分析，认为孔子在“已成为民族崇拜的历史人物”中居于前列，当今中国民众中存在着对孔子“崇拜”的意愿和趋向，孔子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代表。另外，还有学者就儒家孝道思想与社会和谐、儒家道德价值与当下社会、孟子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定位和建设、现代管理最优化理论与儒家相关思想及其内在联系等内容进行了研讨。
二、儒学创新与当代文化建设
在今天如何发展和创新儒学、发展和创新了的儒学对当代文化建设能够提供哪些资源、发挥什么作用?是与会代表讨论比较热烈的又一议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指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印度尼西亚孔教总会会长陈克兴先生认为，儒学要从象牙之塔里解放出来，以道德、智慧的姿态出现，走向民间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新加坡国立大学陈荣照教授提出以弘扬儒家文化理念为己任，重建安身立命之儒学道统，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的新外王:把儒家的仁政王道落实到法制层面，将其发展为民主政治的政统;并开展“知识之学”的统绪，即所谓学统，把儒家道德人文与现代科技、现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体现出儒家文化理念返本开新的时代意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等指出，儒家人文信仰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创立，它对于安顿中国人的心灵、安排人间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传统文化自身的延续性及信仰世俗化等因素，如何继承、重建儒家人文信仰以解决现代信仰危机，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会长孔祥祺呼吁，中华文化的精髓为儒学，儒学的振兴与创新是两岸共同的时代使命。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义研究员指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应该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激活多元文化要素的活力，包括孔子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维系中国文化命脉、只要经过现代阐释即可焕发活力的重要理念和智慧形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建构我们现代大国博大精深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新体系。韩国大真大学讲师蔡夏妍分析了电影《孔子》的故事叙述特征及其文化产业方面的意义，指出电影《孔子》启示我们:儒家文化内容可以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的人物及史实通过讲述再创造出优秀的文化内容，这样的工作不但可以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可提高国家经济的附加价值，进一步发扬国家品牌。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讲师阮玉诗从系统、类型等方面比较越南本土文化与儒教文化，探讨了越南传统文化与从中国借来的儒教文化之间交流的内容、形式、性质、发展规律等。#p#分页标题#e#
三、儒家思想及其普世价值
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因素，以之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指出，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中都有某些“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以致达成某种“共识”，是寻求不同文化间“普遍价值”的必由之路。中巴学术交流中心执行主任凯文•德拉图尔和主任西蒙娜•德拉图尔指出，当代的趋势是走向普世主义———一个反映了孔子眼中的大同社会的观念，这个趋势已经为正在进行的全球化所印证。由于很多人认为孔子是通过伦理体系来致力于社会和谐的人类最早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之一，在新世界的建设中，儒学无疑要起很大作用。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认为，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天人合一”的综合性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可以为未来全球一体、多元文化并存、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可能。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何沛雄指出，儒家学说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柱，影响东方文化的发展，也曾掀起西方文化的“启蒙运动”。世界文化是多元化的，各国、各民族有其文化本身的特质。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自己文化的特质和优点，不必崇洋媚外。“仁”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不少学者就“仁”的内涵及其普世价值展开了探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存光教授认为，儒家的仁道，既非纯粹而冷漠的理性，亦非单纯而激烈的情感，而是一种内省修己、关爱亲人的私人美德，亦是一种情理圆融、崇尚道义、忠恕待人、维护和增进社群福祉的公共品格，更是一种指引人们共同追求实现和谐有序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认为，儒家的“仁爱”思想在践行上可以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本质上是一种人道思想。它以血缘亲情之爱作为价值源泉，具有人类共通性;它在血缘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形成了同心圆的层递扩展特征，符合人类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逻辑次序。韩国岭南大学郑炳硕教授指出，孔子通过基于血缘纽带的情感引出道德情感的仁，又以此赋予自觉的道德行为的当为性和普遍性。仁就是喜欢或讨厌别人的情感，其核心在于对人的爱。这时的爱不是私人的爱，而是公共的爱，具有道德意义。这作为社会成员们共同的道德情感，成为礼的基础。
也有学者分析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说交融、影响的关系，或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将儒学与其他思想、学说进行比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指出，将法家与儒家截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法家其实是儒家的支流之一。法家在现实政治中的成功，乃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儒家的正义原则、尤其是时宜性准则;而其最终失败、及其个人悲剧，则是由于背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以至正义原则成为了无源之水。大连大学历史学院郝虹教授认为，王弼玄学是援道入儒，即借用道家思想为儒学张目。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军等比较了释家佛性说与儒家心性之学。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吕武吉比较了新儒家天道观和基督教上帝及其真理的显现，认为基督信仰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以及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皆指出:人文、宗教领域的真理只能是主体开出来的存在现象意义，而“现象”不是人与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障碍与隔阂，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揭露出来的真理。真理的呈现和人的存在有关，因为人是真理的接受者。在这个基础上，“无言天”与“有言上帝”是可以汇通、契合的。另外，还有学者就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进行阐述，新见迭出。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曾振宇教授指出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应当区别“君子所性”与“性”两个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否定“性”或“人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心。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认为，《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章的诸“畏”字，只能训为“敬”或“敬重”，不能训为“惧”。南京大学周群教授从怀疑经典和尊身立本两方面分析了泰州学派的早期启蒙思想。
四、道德礼义与人文教化传统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而且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道德礼义与人文教化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针对儒家的道德礼义与人文教化传统，不少学者进行了研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林素英教授指出，礼乐文化乃是中国文化之核心，故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其教导弟子亦应以礼乐之教为其主要内容，并以恢复周初之礼乐社会为其教育目标。参照新近考古发现中有关礼乐教化之资料以及传世文献所载注重礼乐之教的历史传统，可以看出，孔子的礼乐教化理想乃是前有所承的。湖南师范大学徐仪明教授主要根据《易经》的相关内容，分析了早期儒家情感心理及其教化作用。中国孔子研究院孔祥安研究员指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肯定音乐自然属性的同时，又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去阐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其共同点是都特别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从而形成了先秦儒家独具特色的“乐治”思想。明代的礼制前所未有地下渗到民间社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林存阳研究员分析了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及践履，认为礼在清代社会的发展中是发挥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功能，在现实运作中亦不免被权力所利用、扭曲等。礼在清代社会存在的形态，无疑为后世寻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韩国汉阳女子大学金天浩教授探析了韩国的儒敎祭礼文化———“社稷祭”的意函、历史、仪礼程序及祭馔，认为“社稷祭”的基本思想及仪礼的架构从中国引进而来，久而久之，渐渐演变到符合韩国当地的民情及文化，成为韩国的传统文化。#p#分页标题#e#
在对儒家的道德礼义与人文教化传统进行分析研讨的同时，一些学者还深入挖掘了其当代价值和现代启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彭林教授认为，传统礼乐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理应从中吸收有益的养分。礼仪教育要进课堂、进主流教材。台湾中华孔子圣道会高秉涵先生通过分析《论语》中“礼”的含义和思想价值，认为可以通过以道德引导民众，以礼仪规范民众，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等方式来推行礼乐教化。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坚持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以此观念为指导，在构建人的物质家园上实行“减法”，即从追求外在的物欲转向追求内心的道德;在构建人的精神家园上实行“加法”，适时地将人生的“痛点”转化成“乐点”，才能真正找到人生快乐，做一个快乐幸福的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董金裕认为，儒家以礼化民成俗的传统礼俗，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仍然具有其不可抹灭的价值，应该设法将之贯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收端正人心、移风易俗的效用，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
也有学者在总结儒家教育、教化经验的基础上，对当下的国学教育提出了建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呼吁，将国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以孔教儒家伦理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国学教育中应当运用孔子的教学法，以经典教育为重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钱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进行国学教育，是为了建设民族的共有家园，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学教育既要兼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又要把力行和学文结合起来。他建议把“读《论语》学做人”作为国学教育的中心，使学生志于道，立志做好人;见义勇为，应该做的就做;忠恕之道，心中要有他人;知耻，有所不为;立于礼，动静合宜。结语:强烈的现实关怀，开阔的研究视野“强烈的现实关怀”是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一大亮点。不论是会议承办方，还是与会学者，都期望在对儒家思想的阐发中促进儒学的创新，都期望儒学在当下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在闭幕词中所说:“自2007年9月举办世界儒学大会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至今已经走过了五个春秋。回首这五年，我们对历届大会的成功举办感到欣慰，同时对大会的未来前景充满信心。可是，我们自己也在思考，儒学大会对于我们学术思想的发展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儒学大会上纷争不息的讨论对我们的社会现实又能够起到什么影响?这是我们作为会议承办方始终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对于儒学研究的成果，还应当找到更生动、更精彩、甚至更通俗的方式进行广泛地传播，特别是在视觉文化领域加强对学术思想的推广，使我们的儒学研究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推进作用。”
“开阔的研究视野”是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又一亮点。在本届大会上，既有从不同文化视角对儒学做出的跨文化阐释，也有从法学、史学、宗教学、艺术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出发对儒学做出的跨学科研讨，还有将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儒学与华夏儒学比较的跨地域分析。本届大会较为圆满地实现了主办方通过会议“搭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高水平的、儒学研讨的国际化交流平台”的设想。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上，同时举行了2011年度“孔子文化奖”(ConfuciusCulturalAward)颁奖典礼，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儒学院院长汤一介先生与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汤恩佳先生获此殊荣。会议期间，恰逢孔子诞辰2562周年，全体代表参加了隆重的祭孔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