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云松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
对于翰林院这一官僚机构的性质问题，清世宗雍正帝曾经明确指出：“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也。”［1］由此可见，清代翰林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署，它的实际定位应是王朝中央培养与储备人才的重要机构。而若考及翰林官之源流：历经县、府、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层层严格选拔，取中进士已属至为不易；进士再经馆选为庶吉士入馆肄业，三年期满考试散馆，优者始得留馆授职、跻身玉堂，故翰林官堪称凤毛麟角、“儒臣华选”，“士子咸以预选为荣”，［2］而翰林院亦足堪称科举精英荟萃之所。对于这样一个代表着当时社会最高学术水准和最高文化层次的官僚机构，它所发挥的社会文化职能自然不容忽视。而事实上，清初翰林院正是一个兼具政治与文化两大功能，并且实现了二者之和谐统一的机构。在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广大文人士子中历来根深蒂固，而清初统治者亦认为“学问政事原非二途”，［3］［p．1818］清初的翰林院制度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庶吉士一官，现为清华近侍之臣，久则司公辅启沃之任”，［4］“翰林地号储材，异日将践更众职，然方其备员侍从，制诰文章而外，不以他职系之。”［5］亦即翰林官在未与外任、供职词垣期间，“以作字著书为伊等专责”，［6］［p．1525］“每日作文写字，诵习讲究，是其分内之事”，［7］除去其官品俸禄而外，几与文人学者无异，在此时期他们的主要作为与成就也就自然地偏重于学术文化领域。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翰林院机构具体职能的发挥又是与清初政局以及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变化息息相关的，具体来说：顺治年间，开国伊始，用人孔亟，遂通过大考之制于词臣中“遴拣才望，出补方面”，并定翰林官同科道官一体按年外转之例。大量翰林官的外任地方，对于国家政令方针的贯彻和清初统治秩序的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迨康熙朝，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日渐稳定，如何“以文教佐太平”开始取代大规模的武力征服成为提上清廷议事日程的首要任务，统治者也开始转而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文治政策的推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能自然就尤为明显地凸现出来。康熙帝曾有谕：“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以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必淹贯经史，博极群书，方克谙练体裁，洞悉今古，敷词命意，典赡弘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为称职。”［8］这段话无疑清晰地表明了翰林院在清初文治建设中居于重要职能部门之地位。本文试以翰林官员（亦即词臣）的具体作为为着眼点，从三个方面对清初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能作简要论述。
一、翰林与清初社会秩序重建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存在某种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规范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甲申鼎革之后，入关伊始的清廷面临着两大当务之急：一是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迅速肃清关内各地的抗清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稳固而有效的统治；二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使国家尽快摆脱改朝换代的“沧桑变革”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尤其到了海内渐定、政权日固的康熙初年，以何种意识形态来整合思想、维系人心，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进而推动百废待兴的清初社会步入太平盛世，更成为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关键性历史问题。迨康熙帝亲政后，一批官居词垣的理学官僚应运而出，及时抓住培养教育少年皇帝这一历史机遇，借经筵日讲这一法定形式向年轻的康熙帝系统灌输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最关键环节。因为在当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权的文化选择。这其中对康熙帝影响最大、最重要的词臣首推熊赐履。熊赐履素以道统自任，尝谓“（道学）几希一线，不吾党任之而谁任耶？”［9］有《学统》、《闲道录》、《经义斋集》等著作传世，是清初最重要的理学名臣之一。他对于康熙帝的启沃陶钧之功，已详前文，此不赘述。这里颇值一提的是，康熙帝对其讲幄功劳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公去位后，圣祖每论侍学诸臣，未尝不称公之忠益也”，［10］并屡对臣下言及“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11］继熊赐履之后相继入值讲幄的张英、陈廷敬亦系当时理学名家：张英学问精深，所作《易经衷论》“大抵以朱子本义为宗”，“一扫纷纭轇轕之见”；《书经衷论》则“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12］至于陈廷敬，学宗河津（薛瑄），“经学邃深”，于义理深自有得，为清代北学代表人物之一，在康熙朝“侍讲席最久。”［13］康熙帝曾评价他们的进讲对自己“大有裨益，”可见张、陈二人所讲之义亦深得康熙帝赞许。
与熊赐履齐名的康熙朝另一著名理学家李光地亦曾以掌院学士兼直讲幄，他竭力鼓吹道统说，并对康熙帝期以承接道统、复兴理学之历史重任：“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其君臣情谊之深，竟至于康熙帝曾有“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14］之语。在理学官僚们的长期熏陶下，康熙帝全面地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终其一生，不仅专崇程朱、潜心理学，而且力图将理学思想付诸用人行政的实践当中，以期实现治统与道统之合而为一。康熙帝对于朱熹推崇备至，不仅郑重宣称“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5］并且亲自撰文，大力表彰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16］对朱熹及其学说之尊崇几臻于无以复加之地步。程朱理学由此而获得了清初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正统哲学。毫无疑问，对于程朱理学在清初社会意识形态中独尊地位的最终确立，以熊赐履、李光地为代表的一批崇奉理学的翰林讲官们多年不懈的讲筵启沃之功最为弘巨。#p#分页标题#e#
二、翰林与清初学术文化
清初程朱理学之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必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规定着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专崇理学、独尊程朱相对应，清廷规定科举考试中所考四书五经之内容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则。这样，为功名利禄所驱动而寒窗苦读的广大士子们无不潜心研习理学经典以为仕进之阶，一时间讲习理学的热潮席卷全国。而一些颇具远见卓识的翰林官员为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更力图将儒学的影响扩大到满洲贵族中去。早在顺治元年十一月，詹事府少詹事李若琳就建议：“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宜令奏送国学读书，一体讲习。”［17］康熙九年，秘书院侍读徐元文升任国子监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挞责”，［18］其严格督责令当时的一批满洲贵族青年学者受益匪浅。久之，满洲贵族中研习儒学渐成风气，许多旗人亦转而信奉程朱、谈论性理。如国舅佟国维，“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19］甚至历来对汉族传统文化无甚好感的太皇太后此时也开始于深宫中翻阅《大学衍义》，并且深以理学之义为然，认为人主“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同时盛赞此书“法戒毕陈，诚为切要。”［20］［p．82］当时在满洲贵族中还涌现出一批名著一时的文人学者，如：完颜给谏阿什坦，“通经学，笃于践履”，因曾向康熙帝建言“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而被誉为“我朝大儒”；［21］大学士明珠之子揆叙亦称学问优长，“所学不但超出满洲之中，即汉人中亦少”，［22］在康熙朝领袖词林达16年之久。由此可见，在清初举国上下风靡一时的理学热潮中，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儒学修养和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这对于消除满汉畛域、促进民族融合进而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清初政治随之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景象：一批著名的理学官僚相继受到重用，逐渐在朝野内外占据显要地位。不仅包括康熙帝本人在内的整个上层统治阶级深受影响，而且随着其宦迹所至，风气浸染，影响并及于地方。如汤斌，字孔伯，号潜庵，顺治壬辰进士，由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举康熙己未特科，历官翰林院侍讲、侍读、左右庶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江宁巡抚、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工部尚书等职，并典试浙江、总裁《明史》、侍讲经筵、辅导东宫，系康熙朝重臣之一；“其学于苏门也，师法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为主，故于濂洛关闽之书，尊信之尤笃，与夫世之标宗旨、树藩篱以自炫鬻者迥然异趋，唯其一本于诚而已”，［23］也是康熙朝颇负盛名的理学名家。康熙二十三年，汤斌由内阁学士特简江宁巡抚，临行陛辞，康熙帝特谕以“朕非忍出卿于外，顾江南风俗奢靡，讼狱繁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抚之，冀有所变革”，并予以优厚赏赐，期望甚殷。汤斌抵任后，“禁游冶，驱优伶娼伎，严市肆淫辞邪说之流行刊布者，禁有丧家无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岁，报葬者三万余棺。五通神者，祠庙遍江南，巫射利诞妄，士女怵于祸福，奔走如骛。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骇，已而妖遂绝。广立义仓社学，聚民讲《孝经》、小学，月吉读上谕律令，旧俗丕变。”［23］经其大力整顿，江苏地方“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声。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之辈，亦稍知敛迹，”大有“返朴还淳”之景象。［24］对于康熙朝的这段历史，后人颇多赞誉，有所谓“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25］而以汤斌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于其中所发挥的独特历史作用则是其他任何官僚群体都无法取代的。清初词林出身的理学名臣诚可谓不胜枚举，而与此同时又诚如康熙帝之所谓“即如翰林官，有工诗赋者，有工文章者，亦有讲理学者”，［26］在翰林这样一个代表着一个时代最高学术文化水平的精英官僚群体中，于文学艺术领域颇有造诣者亦不乏其人。
如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顺治戊戌进士，初选扬州府推官，入为礼部主事，再补户部郎中，后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十七年，以诗名素著为大学士李霨所荐：“时上留意古学，特诏公懋勤殿试诗，称旨。次日传谕‘王某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讲，旋转侍读。”［27］其后复入直南书房、纂修《明史》、侍讲经筵，仕途通达，洊至卿贰。其于诗歌之创作，近师钱（谦益）、吴（伟业），又远宗唐代王（维）、孟（浩然），“诗格风流，吐辞修洁，倡为‘神韵’之说，声气复足以张之，遂至名盛一时。洎乎晚岁，篇章愈富，名位愈高，海内能诗者，几无不出其门下，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胜于钱吴多矣。其所著有《阮亭诗钞》、《带经堂全集》、《渔洋山人精华录》等行世。当其时，士祯所倡之神韵说风行士林，所著之《精华录》亦“风行一代，莫之能比”，至乾隆中，更以工诗而得补谥文简，［28］足见其在清初诗坛上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又如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康熙庚戌进士，由县令行取科道，官至户部侍郎。康熙三十九年，以其“工诗文，尤精画法，臻神品”，“特旨改中允，入侍南书房，历侍讲、侍读学士，充日讲官，累迁詹事府詹事、（翰林院）掌院学士。”原祁既“以文章翰墨结主知”，颇得康熙帝赏识，“常召入便殿，从容奏对，或于御前染翰”，［29］并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万寿圣典》总裁。在绘画技艺上，原祁自幼得其祖、清初画坛领袖王时敏的精心指导，学业精进，对于元季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之画法钻研尤深，俱得其神形之妙。一时师从门下者遍及天下，形成著名的娄东画派，其影响之大，至于“海内绘事家，不为石谷（王翚字）牢笼，即为麓台械纽，至款书绝肖”，［30］为举世公认的清初画坛一代宗师。与王士祯、王原祁类似的享誉一时、影响深远的著名文人学者在清初词林中实在不可胜数，若再附以康熙己未博鸿特科，取中之五十人几将当时的所谓“奇才硕彦”、“博洽之士”尽数网罗在内，仅就文学方面而言，其中就有：与宋琬并称“南施北宋”的著名诗人施闰章，清代阳羡词派的代表人物陈维崧和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汪琬等等。五十人俱得从优以翰林官用，堪称词林一大盛事。综之，清初词林人文荟萃、巨擘迭出的盛况，牢固地奠定了翰林院作为国家最高层次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p#分页标题#e#
三、翰林与清初文化工程
延揽人才，编纂典籍，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清朝亦不例外。尤其是在康熙朝的60余年中，清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力于以编纂各类图书典籍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文化工程，中国古代官方学术文化事业由此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系列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化工程中，作为官方学术文化中心和国家文治建设重要职能部门的翰林院自然责无旁贷。按清制，纂修书史本系翰林院的法定职掌之一：凡各馆纂修书史，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亦充提调官；庶吉士亦间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31］康熙帝亦曾屡次强调“翰林官员职司修纂，所系匪轻”、［20］［p．85］“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以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而事实上，翰林院的组织领导和翰林官员的大量参与对于清初文化工程之实施的确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翰林官首先构成了内廷长开修书三馆———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的主要编纂力量：“康熙间，特开书局于武英殿，实为词臣纂辑之地”；［32］至于国史馆，本系隶属于翰林院的一个机构，故馆中所设之提调、总纂、纂修等职多由翰林官兼任。三馆而外，遇有临时性交办以及冠以皇帝“御纂”、“钦定”名义的编纂任务时，亦向例以翰林院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的承办单位。如：“康熙戊午，奉旨令翰詹诸臣修《皇舆表》，仿《史记》年表之例，代为一格，横书之，惟详历代沿革名号，他皆不及，”［33］翰林院遂遵照康熙帝所定体例予以组织编纂。一年之后，书成进呈御览，深得康熙帝赞许，特谕掌院学士叶方蔼：“览书具见翰林官尽心编纂，考核精详，朕心甚为嘉悦。尔可传谕各官知之。”［20］［p．399］
1．《明史》
清初翰林群体数十年间取得了为数众多的编纂成果，而《明史》堪称其中学术水平较高、影响颇为深远者之一。《明史》是清代官修正史，计三百三十六卷。其修纂时间之长，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前后近百年：始在“国初顺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34］直至乾隆四年方全书告竣，而其中最关键的编纂工作则主要在康熙朝进行。康熙十八年，开局续修《明史》。而于是年举行的以“求海内博学宏词之儒，以备顾问著作”为目的的博学鸿词特科，除却某些特殊政治意图外，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修《明史》延揽人才：“中选者彭孙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开局编修《明史》。……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左春坊庶子兼侍讲张玉书为总裁官，开局内东华门外。”［35］其后汤斌、徐乾学、陈廷敬、张英、王鸿绪等词林重臣相继任总裁，“久之未成，特敕廷敬任本纪，玉书任志、表，鸿绪任列传。”［36］经康熙君臣共同努力，历经数十春秋，前后几次增删，到康熙六十一年，终于完成了《明史》三百一十卷的全稿。后又经雍正朝的修订，至乾隆初，今日通行之三百三十二卷（另有四卷目录）本始全书告竣，“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这部《明史》虽亦不无阙失之处，但在五代以来所修诸正史中可称得上佼佼者。清人谓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此后“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37］《明史》于正史体例亦有所创新，如：列传中增“阉党”、“流贼”、“土司”三目，为研究明代宦官擅权、明末农民战争及边疆民族问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成功的正史著作。
2．《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的编纂成书，也是令人瞩目的一大成果。康熙朝中后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日趋统一和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编纂一部精详完备的新字书已是势在必行：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四方风土不同，南北声音各异”，［38］加强各地间的联系与交流极为必要；而且“经传至博，音义繁赜，据一人之见，守一家之说，未必能会通罔缺也”。加之当时流传于世的以往历代所编的较好的字书，如：梁之《玉篇》、唐之《广韵》、宋之《集韵》、金之《五音集韵》、元之《韵会》、明之《洪武正韵》等，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书滥疏无准，或字有数义而不详，或音有数切而不备，曾无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39］有鉴于此，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康熙帝对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提出了编纂一部新字书的构想。针对前人所编《字汇》、《正字通》二书之不足，他指示：“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38］此书之修纂，以张玉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凌绍雯等27人为纂修官，陈世倌为纂修兼校刊官。具体承纂的28人中，除凌绍雯（原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景曾（太仆寺卿）二人外，其余26人均系自詹事、读讲学士至编修、检讨的翰林各官：其中蒋廷锡（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励廷仪（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王云锦（翰林院修撰）、陈世倌（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等人日后均官卿相、任封疆，深得重用。在编纂过程中，诸词臣“悉取旧籍，次第排纂。切音解义，一本《说文》、《玉篇》，兼用《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其余字书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39］态度极其认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此书之编纂，凡经5年，至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康熙帝钦定其名曰《字典》。后人以其系康熙帝主持修纂，通称《康熙字典》。较之历代字书，该书有如下突出特点：收字最为丰富，达47035字（若再加上重复古文1995个，总字数则达49030个之多）；在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都比较完备、细密、精确；编排体例采用《字汇》、《正字通》二书行之有效之部首检字法，并将部首及部中之字均按笔画为序，查阅便捷。总而言之，“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足可“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39］《康熙字典》虽然也存在不少错误和不足之处，但由于它博采历代字书之长，融会综合，又加以补充发展，是封建时代所编字书中的集大成者，所以一问世即被视为“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成为广大学子学海寻路的必备工具书；而且清廷明令规定凡应试的文人士子必须根据《康熙字典》书写字体，其影响深入到当时知识阶层的各个层次，至今仍受到重视。#p#分页标题#e#
除此而外，康熙朝还编纂了包括儒家经典、天文历法、历史地理、诗词文学以及实录、圣训、会典、方略等在内的多种书籍，成果之多、成就之大，令人瞩目，给后世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总之，以“留意典籍，编定群书”［38］为主要内容的清初文化工程，上有康熙帝本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推动，下有广大才学优长的翰詹词臣的具体参与及实施，因此既无财力、物力短缺之虞，又有坚实可靠的学术水平保证，遂终以规模宏巨、成果丰硕而闻名史册。综上所述，若要对作为封建国家最高官方学术文化机构的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能作一简要概括的话，可以说，翰苑词臣之于推动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功臣、文坛画苑的大师巨擘、政府文化工程的骨干力量之誉，诚属当之无愧。他们的贡献之巨、影响之大，应予充分肯定。由此也可见淸人将翰林院比为“人文之渊薮”［40］也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