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平中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清）四川省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南皮硕学张之洞考学四川，从废纸篓中拣出廖平答卷，破格拔为府学第一，牌调入省城尊经书院肄业，并亲自指点其研治声音训诂之学。湖湘学巨擘王闓运主院尊经书院，首倡治学先明读书之法，主张治学需从研习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文选》入手。廖平勤学善思，颇得王闓运赏识，屡为指点，故最得王氏公羊学之精髓，深谙今文经学治学的理路要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因不喜外任为官，自愿回川任龙安府教授。民国初，曾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有年。因患中风，手足麻痹，遂退居乡里，以口授书育徒为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岁。
廖平被称作清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生平治经最主“善变”，曾自谓：“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至十年不变，而更为弃才矣。然非苦心经营，力求上进者，固不能一变也。”[1]提出为学不但要善变，还要屡变、多变，变古变今，甚至不惜自我否定与驳难，并提出了三年、十年为界限的阶段性“变学”要求，以在变化中求得自我解放、学术真知和经学自身的发展。一生“经凡六变”，其学从“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的经学集大成者，变到后来的“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2]的诡异荒诞境地，个中原因固然颇多，但主要原因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一、晚清空前的社会危机与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刺激着经学大师廖平不断变换治经的目的旨趣
两次鸦片战败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刺激着人们开始反思那套延续了千百年的儒家伦理道德纲常及其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可靠性与现实性。特别是想仅通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技艺即可富国强兵的愿望再次落空后，转而从儒学内部检讨造成积弱积贫的思想与学理原因，寻求解救社会危难的思想良药，成为儒学经师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在“通经致用”、“变古求解放”的时代学术背景下，廖平以“变古求解放”为逻辑基点，苦心经营，矢志不追求，实现了他从治经到治弊再到谋求治万世之法的“六变”过程。从“平分今古”的一变到“尊今抑古”的第二变，实际上是他在时代巨变、社会危亡的现实感召下，从纯粹的经学研究层面向托古改制以建立新型政治理论体系的政治学理层面的主动跃升，体现了他“每变愈上，不可限量”治学意境。第三变讳言改革，专说疆域的“大统小统”，无疑是张之洞“贿逼”后的不得已选择。“前三变”之间虽互有矛盾，但并未突破从经变中寻求解救社会危难的范围，在经学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故梁启超评价其学“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3]。肯定了他作为当之无愧的今文经学集大成者的时代地位。“后三变”沉迷天学人学，将儒、佛、道、诸子百家通同混一于“孔经儒法”，甚至将西方“所有机械、技艺、农林、商贾各学、言语、文字、算学，皆统一于六艺”。[4]终因“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5]而陷入狂悖无据、“至不足道”的臆说泥潭。但他“尊孔尊经”主动维护传统思想学术的应有地位，不断自我否定以顺应时代潮流，寻求解困治世之道的通过治学以治世的积极态度，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需求符合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谋求经学的自身变革以求解放，顺应学术因应社会需求的时代特点是廖平经学“六变”的必然选择
廖平幼年曾“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自经张之洞为学必求其根柢的提点，聪明心思为之一变，遂专意于“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之书”。后受业于尊经书院掌院今文经学家大师王闓运研治《春秋》，使他抛弃汉、宋学问，转而投身今文学的治学生涯。晚清以来，奢言心性的程朱义理之学早已于世无补而沦为经学末流；乾嘉考据之学也因泥于破碎，缺乏体统大义而衰微不堪。因此，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冲击下和人心思变思新的大环境下，泥古不化，远离社会现实需求的经学已经到了不变革求新就不足以存续的地步。廖平抛弃汉、宋学问转而研治今文经学，正是基于他对早已乏善可陈、深陷自身发展困局的晚清经学现状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深入了解。而今文经学旨在探求微言大义、务求“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不仅适应了晚清经学自身变革的内在要求，而且与急剧变革条件下学术研究须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暗合。廖平通过对经学自身的不断内求与考索，以礼制“平分今古”一举解决了今古文之争的千古疑难，“尊今抑古”直接启迪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将晚清今文经学运动推向了新的历史高潮。廖平从“经学变古”的角度审视经学自身矛盾与问题，以变求新求发展，打破了晚清经学发展乏力的历史困局，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局面，集中体现了今文经学“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需求的理念。康、梁维新变法的彻底失败，使廖平认识到必须变更“经学变古”前法另觅它途。从第三变开始，廖平治经以变求进、求新异为出路，在“尊孔尊经”旗号下，通同诸子百家、混合古今中外思想学术，经历了从治经术求解放到探求解救时代危亡良策再到探究治理万世新法的屡变、多变过程。但由于其学理建立在主观臆想、无限推衍发挥基础上，其所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远离实际，失去学术的应有价值而沦为笑谈。
三、巴蜀文化浪漫多变的人文特色是廖平“经变”的重要文化基础
巴蜀文化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始源。它与重道德礼乐的中原文化内涵历来殊异，属于重仙的文化体系。“仙化浪漫思维方式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特征。”[6]反映在治学旨趣上，就是好变易，多浪漫创新。如就“司马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7]但司马相如成就却是张扬铺排、神思驰骋、重浪漫想象的辞赋。扬雄好为《易》，被他的好友桓谭称作“西道孔子”，但其《太玄》已非《周易》的原旨，而是建立在“师心”基础上的新说。这显然已与齐鲁儒学治学理念大相径庭，而带有巴蜀人文特有的好变创新特色。此后的历代巴蜀人文巨星，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种仙道浪漫、变易多思的治学旨趣。如李白、三苏父子、杨慎、李调元等蜀中“文心秀士”，无一不是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奇思妙想、浪漫博通的蜀中奇才，以诗文名天下的一代文宗。谭继和先生在总结巴蜀人文学术的历史特点时说：“蜀学两千年有重文学、今文经学的传统，从司马相如到廖平再到郭沫若，都时隐时显地传承着，并明显地占有优势。”[8]概括指出了巴蜀文化自古就有的浪漫思维、仙道思想、富于幻想与追求独立开新的文化特质。重说经义微言，好独创新说这一独特的巴蜀人文传统与士风心理，正是廖平经学一变再变，联想铺排，纵横驰骋以至于离奇荒诞的文化基础。如廖平认为天学的重点在于神游学，他直接以神仙浪漫之学来阐释一向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天人之学。特别是三变之后，他跳出传统经师以史或经解经证经的惯例，杂引《山海经》、《老子》、《管子》、《列子》、《楚辞》、《经典释文》、《黄帝内经》等诸书杂说，大胆假设，比附神异，甚至主观臆想，为解释建构天人关系而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廖平的出发点是要树立天下师法素王的文化气象，但显然已经超出了研治儒家经学的“正常”范畴，成为经不住推敲的奇论臆说。如《四变记》说形游学为“人人辟谷飞身”，《五变记》说神游学为“如仙家之婴儿炼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飞身，脱此躯壳”。把儒学等同于神仙诡异之学，故闻一多称廖氏之学为“神仙之学”。[9]但其好变易浪漫的思维模式与治学价值取向，无疑与巴蜀前贤有异曲同工之妙。#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自文翁以儒化蜀，蜀中士风丕变以来，尊经崇儒，服膺礼教，勇于担待的淑世情怀与人文传统在历代巴蜀学人中传续。特别是在明末失国的切肤之痛背景下，不少巴蜀思想家开始认真总结明朝亡国的经验教训，分别从思想和理论层面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将蜀士惯有的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大丈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如费密虽流寓异乡，生活困窘，但出于对人心时局和儒学发展的深重关切，分别从学理与现实层面对理学末流空言心性，远离现实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作了深刻而无情的批判，直斥宋明理学“去实而就虚，陋平而就远，空言性命，不求诸事功，私立道统之名”，实属儒学之歧论谬说，“乖謬是甚”。宣称程朱“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实质上是“以理杀人”的软刀子，是儒学史上理性反思理学弊害的重要代表。
再如唐甄尽管生平贫困潦倒，但仍然致力于研治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权衡天下得失。他在《潜书》中首次倡言“众为邦本”，公开指斥“自古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将民生人权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巴蜀历史人文的独特士风，对自幼接受巴蜀精神文化特质熏陶的无疑廖平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他以拯救赢弱不堪的经学为己任，虽屡变其说，甚至不断自我否定，正是对巴蜀前贤舍我其谁的文化传统的主动继承；尽管“经凡六变”，但“尊经尊孔”的宗旨始终不变，足见廖平“经变”的根本目的，意在为经学寻得自我解放的新天地，为传承巴蜀文化精神特质做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