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梦杰 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
中国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大国。在民间文学中，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及各民族的民间传说故事，不胜枚举。其中作为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等民间传说故事相比，较少地带有幻想色彩，它的人物形象也不像《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那样受神话影响之深。但它同样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有经过长期口头流传而形成，是民俗文化孕育、积淀的结果。[1]任何民间故事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2]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的一些典型情节的形成，往往都是民众共同心理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想内涵的集中反映。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进行研究与探析，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些民俗文化，更深入地理解梁祝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思想。
1.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社会环境下要求平等权利的体现。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礼教思想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封建统治者用来麻痹大众、巩固其封建统治最有力的武器。由于一般老百姓都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禁锢，歧视妇女，认为女子应当顺从于男子、女子无才便是德。于是社会便逐渐形成了一种男尊女卑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是导致中国古代女性长期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俗话说：有压迫就有反抗。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一些女性开始对自身所处的从属地位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并且这种反抗愈演愈烈，到“武则天夺取唐皇宝座，雄治天下”时几乎达到了顶峰。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民间故事能够对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作出最敏锐、最直接的反映。[3]因此，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这一故事情节的形成与发展绝非是偶然的，它与当时社会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有着必然的联系。“魏晋南北朝三百几十年间，战乱相寻，几无宁岁……但因为纷乱的原故，遂不暇作儒术的提倡，压迫既小，反动易张”。[4]战乱的频繁、社会的动荡以及多种文化的兴起使儒家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社会呈现出了多元化和开放化趋势，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思想呈现出了解放势头。不少女子走出闺门，要求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参政、参加社会活动和接受教育等等。于是乎，一些才智超群、刚烈豪爽的女子因风而起，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上，女性的主体意识一时颇有复苏，出现了许多奇伟女杰：西晋末，宁州太守李毅之女李秀“有才智，父亡后，州文武推领州三年”[5]、东阳女子娄逞女扮男装从政[6]、北魏女子花木兰代父从军等等……无独有偶，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的目的也在于呼唤女权，争取与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权利，“但愿爹娘相允许，读得诗书称我心”，“若然错过没思学，痴呆一世枉为人”[7]等歌谣，更是一语破的，道出了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容在于要求男女权利平等，争取女性的人格独立。
2.祝英台与马文才的婚配，是当时社会门阀观念、婚姻父母包办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关系，制定了“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等两性关系的道德要求。这样势必会造成古代女子无爱的权利。《礼记》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8]，婚姻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9]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双方历来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的婚配多是基于一种政治目的或家世的考虑，根本不考虑子女本人的意愿，男女自由恋爱婚配根本无从谈起，因此造成了很多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产生的晋代是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豪门大族的势力是十分猖狂的，士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很大权力，官员的任命也被这些士族操纵着，所以官场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故而豪门望族在婚姻问题上的“门第之见”是极为严格的。上文中虽然提到魏晋时期由于战乱的频繁、社会的动荡以及多种文化的兴起使儒家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封建礼教的束缚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殆尽。祝英台的父亲就可以看作是当时封建礼教的“守旧派”。祝英台的父亲既称员外，即属于士族富豪之家。他并不需要建立丰功伟业，但求良田千亩，保求门第，苟且偷安。故员外之家是十分重视财产的，作为“布衣子弟”的梁山伯，一没有大权在手，二没有家财万贯，自然不可能成为拥有员外身份的祝公远的女婿。祝父在对祝英台劝婚时说：“自由盘古开天地，哪有闺女自定亲！马家有势又有财，梁家无势又无财。”[10]这些话语正是魏晋以来门阀观念在婚姻问题上的反映，是封建地主阶级强加给女子的礼法枷锁。
3.祝英台哭祭跳墓，是女性对于封建婚姻压制的一种控诉。
中国的古代教育是以“诵诗习礼”为主的。祝英台在书院避婚求学过程中不免要接触到《诗经》中一些情歌、情诗，以及较为原始自由的婚俗仪式，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启迪了祝英台受压制的心灵，从而使她在潜意识里萌发了思想解放和追求婚姻自由的念头，让她有了不惜冲破一切封建思想桎梏的勇气。按照中国传统的婚嫁礼俗来说，在祝英台出嫁大喜的日子，她是绝对不能跑去梁山伯墓前吊孝的，但正是因为潜意识中的反抗精神给了她莫大的鼓舞，不顾马、祝两家的反对，跑到了梁山伯墓前祭拜。祝英台用实际行动表现自己内心对封建婚姻压制的控诉以及对统治阶级制定的婚丧礼俗的蔑视。其实，追求爱情幸福婚姻自主与三从四德的礼教，在封建社会中永远都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11]。对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民间创作者来说，虽然他们不能完全推翻封建礼教的藩篱，但却巧妙地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们一反常规地在祝英台出嫁那天创造了于礼有亏、于情合理的哭祭跳墓情节，大大地替广大婚姻不遂的妇女吐了一口怨气，进一步突出了梁祝故事反抗封建婚姻压制的惊世骇俗的意义。
4.合冢化蝶是青年男女对于爱情婚姻自由的一种理想化追求。
《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理想主要还是表现在“合冢化蝶”这一情节上。“合冢化蝶”情节是梁祝故事发展到成熟、完美阶段而出现的点睛之笔。现今能见到的最早的梁祝故事，是唐代的张读在《宣室志》中记述的一段文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p#分页标题#e#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最初的梁祝故事并没有“化蝶”这一情节，直到宋元时期，“化蝶”情节才被逐步加入到梁祝的故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一方面封建统治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大众的思想在不断地解放。随着社会的发展，《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民间创作者们已不再愿意让梁祝故事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叙述记事的表层意义上，他们开始增加故事情节，利用了“合冢化蝶”这一情节来升华原有主题，将这个故事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地位，使其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充斥着传统的封建礼教观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使古代千千万万的青年被迫屈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新生的反抗力量并不足以与之抗衡，常常会以失败告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创作梁祝这个爱情悲剧的目的，本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既要表达出对于婚姻压制的谴责；也想解决梁祝爱情之间无法解决的内心的冲突。由于追求婚姻自由的理想和现实社会的礼教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民间作者根据生活经验，只好另辟蹊径。[11]活着追求不了的东西，死后继续追求，终于得到。因此，梁祝二人的“合冢化蝶”既是民众对于爱情婚姻自由的一种理想化的表达，也是日益厚积的冲击封建礼教的强烈社会心理的生动反映。
总之，从以上几个情节来看，无论哪个情节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文化内涵。梁祝故事中任何情节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与当时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习俗、礼仪、信仰等文化思想密切结合的，都是民众共同心理的产物和共同情感的集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