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宇文所安与《文赋》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结合前人的经验，以创作过程中的构思问题为中心，“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阐明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家（特别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和《诗品》的作者钟嵘），有很大的启发，可以说《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继往开来的作用。近两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其中也不乏西方的著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是其中之一。宇文所安（StephenOwen）是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为哈佛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于该校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是以汉学研究而获此殊荣的极少数美国学者之一。他学识渊博，学术思想敏锐，很有才气。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情有独钟，造诣颇高，著作丰厚，如An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1996），TheEndoftheChineseMiddleAges（1996），TraditionalChinesePoetryandPoetics：OmenoftheWorld（1984），Remembrance：TheExperienceofthePastinChinese Literature（1986）等等。不少论著已有了中译本，如《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等。1992年出版的ReadingsinChineseLiteratureThought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文论研究与翻译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中，宇文所安对《文赋》等中国古代经典文论进行了精心的译评，其中每篇分中文原文、英译以及评论三部分，使我们从西方文论这一外在语境找到了一个新的观点和角度，其中不乏富有见地之处。在他对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双向阐释中，产生一种中西文化灵魂的碰撞，让我们发现过去未曾认识到的中西文论的许多新特色。 二、从翻译目的论看宇文所安的译文 翻译目的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传递说话人的意图。在意图、意义、语言三者的关系上，意图赋予语言以意义，意义是意图和语言相结合的产物，语言则是联结意图和意义的中介或纽带，也是这两者的外化、物化手段。因此，要确定话语意义，就必须充分考虑说话人的意图、交际场合以及听话人的背景知识、信念、态度等语境因素。就翻译而言，它们是一种“三元关系”间（即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明示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既要通过原文语境关联推理认知原作意图和意义，与原作者达成认知上的共识而构成交际的一方，又要通过译文将自己认知的原作意图及其相关信息与译文读者交流而形成交际的另一方，从而完成这种“三元关系”间的跨文化语言交流。但是由于文化环境、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原作意图及其语篇形式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原语与译语的语篇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也难以一致。对于这种情况，继弗米尔（H.J.Vemmeer）之后，以莱斯（K.Reiss）、诺德（C.Nord）等为主的“目的论”学者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他们认为，为适应译文文本功能、新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自己放在译文读者的位置上，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既能连贯自如地传达原作内容，又符合目的语规范和文化标准并且译者还可根据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当调整、删减甚至改写。翻译目的论为译者顺利实施其翻译策略提供了可行性途径。 宇文所安对《文赋》的精彩译评把翻译目的论所表达的技巧和意蕴发挥的淋漓尽致。透过他的译评，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学贯中西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理解，体味到他译文中的哲思之美。宇文所安在ReadingsinChineseLiteratureThought的Introduction中写到“Thisworkisaddressedprimarilytotwoaudiences：first，toscholarofwesternliteratureswhowishtounderstandsomethingofatraditionofwesternofnonwesternliterarythought，andsecond，tostudentsbeginningthestud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3]（这本书服务于两种读者：一是想对非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学者，再者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初学者）。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介绍给学习文学和理论的西方读者。中国古典文论不仅是古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而且还是古代文学家创作经验的结晶。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传统文论已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模式、思想体系和话语系统。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文论典籍主要属于文学类体裁，尤其是散文体裁，具有叙议结合、重神明理的特点，并有其自身的常规性——“形趋简约”的语用规范、“言以文远”的审美原则以及“敷陈其事而道言之”的说理宗旨。因此，为了能让读者领悟到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华，宇文所安不仅需要传达古典文论的思想精髓，更要在翻译中体现其文体风格。为了达到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精髓并保留其文体特点这一目的，宇文所安在翻译陆机《文赋》时如何做的呢？下面笔者将对其翻译进行分析研究。 1.增加信息以示译入语与原语区别 原文：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译文：Itmaybethatthepattern（wen）islushandtheprinciple（li）rich.Butintermsofconcept（yi），itdoesnotreallyhaveapoint.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将言、意、物矛盾关系引入创作过程并以理论探讨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以“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作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这里陆机指出“文繁”、“理富”、“意不指适”矛盾关系，强调创作主体在构思中努力追求“意”、“言”之间的和谐。为了彰显陆机的这一文学理论思想，并让不熟悉中国文论的西方读者体会到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宇文所安在给出译文的同时采用添加括号的方式在译文中增加了“（wen）”、“（li）”、“（yi）”这三个信息，这并不是一般的音译，因为括号的增添正是要提示读者注意文中要表现的矛盾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增加信息的音译方法，宇文所安在《文赋》英译屡试不爽，不仅更好地传达了文论词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更体现出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从而不断提醒英文读者，被翻译过来的汉语词与它的英文对译并非等值。#p#分页标题#e# 2.直译以保留保留原文的模糊性 原文：极无两致，尽不可益。译文：Reachingitslimit，thereisnosecondsignificance.Exhausted，itwillbeunabletoincrease.正如宇文所安在评论中所说“极无两致，尽不可益。”是《文赋》中最难理解的两句话。古往今来，各家就不曾停止过对这两句的争论。“极”：尽头，极点，[1]古汉语中的常用意，与“尽不可益”中的“尽相互呼应”，益，增加的意思。[1]但是钱钟书指出“‘极’如《书•洪范》‘皇建其有极’之‘极’，中也，今语所谓‘中心思想’。‘无两致’不容有二也‘尽’谓至境，即‘指适’也‘不可益’为‘无两的互文，谓注的唯一，方可命中，增多则莫知方向”。[2]中国语言文字经历了古代、近代及现代几个时期的演变，语义和表达方面变化较大。此外，由于我国“传—注—疏”的学术传统，几乎所有重要的文论典籍都经过历代注疏与勘校。这就造成了对一文论的“百家有百论”的现象，其实这也正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特点之一。可是对于译者而言却是件头痛的事，不仅要辨义还要选择所谓相对权威或正确的解释。从宇文所安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倾向于五臣的解释“Itreachit’sthepointofexhaustion/endingwithoutbeingablesatisfactorilytomakeitspoint.”[3]中文就是“文之终篇又不可增益其辞”。[2]但是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没有背景文化知识，也不曾读过这些注疏，如果只是采用其中一种注释不仅缩减了原文的文化信息，也抹杀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之美。宇文所安正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选择了直译，并在评论中给出各家解释以供读者自我选择文本的意义。 3.归化以便原文文化意象的接受 原文：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译文：Setasuggestivephraseinanessentialspot.Anditwillbearidingcropforthewholepiece.这句是以马喻文。中国自古就有以马喻文的传统，如“魏文帝《典论》：‘咸以自骋骥騄於千里，仰其足而并驰。’‘《诗品》卷中：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彦氏家训•文章》：‘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杜甫《戏为六绝句》：‘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片言指的是提纲挈领、揭尔曹。’”[2]初读译文，读者可能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suggestivephrase”何以成为英语的“aridingcrop”。警策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被引用的一个比喻。警，告诫，警告。[1]策，竹制的马鞭子。[1]李善对该句进行解释“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也。夫驾之法，以策马乘。今以一言之好，最与众辞，若策驱驰，故云警策。”[2]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不需任何解释就可意会其中的含义，当然对于英语读者则不知所云，但是如果只把原文当中的比喻意义直接译出如：Setasuggestivephraseinanessentialspot，itwillmaketheworkintoemotion，givesitenergyanddirectionandspeedsittowardtheunifyingpoint，固然能够使原文的深层涵义一目了然，可是译文读者则领略不到原文中“警策”的文化意象。为了保留这一文化意象，宇文所安把它译成英美人熟悉的“ridingcrop”。虽然“ridingcrop”比一般的“whip”（鞭子）短、硬，不像“策”是用竹子做的，但是却让译文读者明白这比喻指向骑马中用的鞭子，因而，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义更展现了其文化内涵。 三、结论 翻译中应具体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目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化差异、读者需求则是在确定了翻译目的之后应考虑的因素。也就是说，翻译并非只需遵循传统观点中的翻译标准即可，只有将这些因素都充分考虑并酝酿之后，才能译成精妙且被读者赞赏的作品。宇文所安正是基于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文论的目的翻译《文赋》，在这一目的指导下，他站在读者的角度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不仅成功的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博大精深，并真正做到了“如风格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