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口译中的自我修正现象，是话语修正现象在跨语言意义传递活动中的体现。它与口译输出中的不流利性问题高度相关，在技能上升的瓶颈阶段尤为突出。对口译自我修正现象的分析，有利于充分把握译员学习的基本状况，分析译员在口译活动中面临问题的类型和分布，改进教学环节的设计和安排。话语自我修正指的是说话者在同一话轮之内自发纠正自己话语的行为( Pillai，2006)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话语修正与自我修正现象得到了广泛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只着眼于一种语言( 母语或二语) 内的修正，没有将涉及语际间意义转换过程中的修正情况纳入考虑。作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语际转换活动，口译的自我修正现象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较之一般话语修正，口译自我修正现象更容易进行理论化、系统化考察。在口译研究中，译员意识活动中的概念成分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外显的方式予以考察，于是“在自我纠错和起步失误中显现出来的输出规划和监控等产出过程引起了心理语言学家和口译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P?chhacker，2009: 125) 。口译活动的特点也决定了其自我修正现象的研究较之一般话语修正研究有更强的操作性和适用性。译员的输出大部分基于源语信息，研究者可根据源语大致确定译员话语规划的前语言信息，通过与最终产出的对比更加客观地判断译员的自我修正类型。此外，对我国大部分口译工作者而言，A 语等于母语，而 B 语多为在学校习得的外语，只有极少数译员的 B 语近似等于目标语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水平( 鲍刚，2005) 。大部分译员的 B 语输出属于中介语范畴，但口译活动的时间与环境压力使之成为有别于一般二语言说的特殊中介语，这种特殊性也体现在他们的修正模式中。P?chhacker( 2009: 11) 将口译定义为“基于源语一次性表达而向其他语言所作的一次性翻译。”一般说话者可以频繁地修改输出，但对译员而言，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不会牺牲流利度以及职业形象更改输出。那么当译员从 A 语译向 B 语时，在语言自动化程度不太高、监控机制无法像母语使用时那么高效的情况下，会将有限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语言形式还是内容层面上? 监控到有误时，会在哪种情况下不惜牺牲流利度执行修正? 反映了怎样的流利度观念和口译教学侧重?本文拟借鉴话语自我修正的研究成果，探讨适合口译研究的自我修正分类模式，并以该模式为框架分析口译语料，尝试将之用于口译研究中。将语料限定在全国性口译赛事上学生译员的连续传译表现，主要是考虑到: ( 1) 参加此类赛事的学生译员处于技能上升期，可排除语言基础薄弱所产生的一般问题，而使双语转换能力问题更为突出; ( 2) 同声传译有其专门性，学习者通常为经过高水准选拔的少数学生，相比之下，连续传译更具代表性; ( 3) 能够体现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情况，排除地域和院校的限制; ( 4) 此类赛事设置了会议口译与对话口译环节，有利于考查不同任务要求对自我修正模式的影响。 2． 话语自我修正和口译自我修正研究 2． 1 话语自我修正研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 Sacks 等人讨论修正现象以来，众多学者从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对话语修正进行了深入探讨( 王宇，2005) ，不仅区分了修正与自我修正、修正与纠错等关键概念，还分别对母语和二语的修正模式进行了研究。Levelt( 1983) 建立了母语自我修正框架并探讨了背后的认知机制; Kormos( 1999) 等人则完善了 Levelt 的框架，将自我修正研究扩大到二语学习和研究中。Kormos( 1999) 认为自我修正是话语监控机制的外在表现。而在研究者构建的众多话语产出和监控模式中，Levelt的言语产生三阶段模式接受最为广泛，也最具有影响力( P?chhacker，2009) ，主要内容是: “概念生成器( generator) ”生成“前语言表达信息”，该阶段负责监控信息是否恰当，即产生的信息是否与话语规划一致; 前语言信息接着进入“系统阐述器( fomulator) ”，它在语音、词形以及语法上将信息编码成内部话语，该阶段监控发声前的信息，也称隐性或前语言监控; 最后由“发声器( articulator) ”产出我们听到的话语，话语产出会接受最后一道监控。在此基础上，Levelt( 1983)将自我修正分为五类，即不同信息修正( different informationrepairs) 、恰当性修正( appropriateness-repairs) 、错误修正( er-ror-repairs) 、隐性修正 ( covert repairs) 以及其余修正 ( rest ofrepairs) 。该分类比较全面，不仅包括语言( 形式) 层面的自我修正，也将与内容相关的自我修正现象纳入考察。 2． 2 口译自我修正研究 口译自我修正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相关研究大都重在考复、停顿等不流利现象。如徐海铭曾对 5 名受训译员的口译产出样本做停顿分析，试图总结出停顿类型及原因，结果显示译员“因为寻找表达内容问题导致了主要停顿”( 徐海铭，2010: 70) 。该研究采取了动态的实证研究方法，但未进一步探讨更深层原因。译员产出过程中因重复、错误启动、犹豫、改述和替代而导致的停顿只不过是其自我修正的外在体现，要更深入地了解口译产出中内隐的认知状态，必须深入研究口译自我修正模式，超越对音节延长和停顿等外显现象的关注。Petite( 2005) 首次研究了口译中的自我修正现象，她收集了 8 份由英语译为母语( 法语或德语) 的同传口译样本来分析译员的自我修正类型。她提出 Levelt( 1983) 的分类可结合口译的特点加以改进，引用到口译自我修正研究中。她重点探讨译者采取修正的交际理论依据( Petite，2005) ，认为译者倾向采取适宜性或错误修正，是因为语义欠准确、语言形式与内容有误会破坏交际准则，影响与听众的沟通交流。文章最后进行了辅助性的定量研究，初步统计了各修正类型所占的比例，但未展开讨论。该研究初步肯定了 Levelt 的框架在口译自我修正研究上的运用，但没有进一步探讨译员具体的修正模式。 3． 适合口译研究的自我修正分类体系 本文依据的分类体系借鉴了 Levelt( 1983) 和 Kormos( 2000) 的话语自我修正类型框架，但结合口译产出的特点进行了改造。Levelt( 1983) 和 Kormos( 2000) 的分类适用于一种语言( 母语或二语) 内的修正，对于各修正类型的涵盖度和区分度较好，但口译涉及语际间意义转换，源语是译员规划言语时前语言信息的依据与来源，有必要在分类系统中引入。这样不仅兼顾了口译话语产出的特点，也有助研究者在分类时作出客观判断。如不同信息修正，在 Levelt( 1983) 的分类框架中指说话者在输出的过程中，监控到当前产出与前语言规划有异，决定重新编码不同信息而造成的修正，而前语言规划无法外显观察。改进的分类系统假定原文是译员进行话语信息规划的依据，理想状态下成功的话语产出即译员在输出时实现了对原文内容的准确再现。如果发现口译修正源于输出信息与原文相比有误、为原文所无或有遗漏，即可判断进行了不同信息修正。表 1 的口译自我修正分类保留了 Levelt( 1983) 分类系统的框架，但对不同修正类型进行了重新定义: 该分类没有包括隐性修正。在 Levelt 的分类系统中，隐性修正指重复、延长和长时间停顿等现象。由于缺少显性的修正标记，很难界定隐性修正究竟于何时、何处开始，区分正常停顿与隐性修正中指的长时间停顿也是个难题，需要另有专门的研究。#p#分页标题#e# 4． 连传口译中的学生译员自我修正现象分析 4． 1 研究问题 在上述分类体系基础上，通过对所选语料的分析，笔者初步探讨下列几个问题: ( 1) 学生译员在汉译英连传口译中，自我修正类型和分布如何? 他们的语言监控机制对何种类型偏误最为敏感? ( 2) 不同口译任务类型对学生译员的自我修正模式有何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 3) 对当前的口译教学有哪些启示? 4． 2 数据收集与转写 数据来自第一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和第一届全国口译大赛，参赛者均为英语专业的大四学生或研究生。此类赛事能最大限度模拟现场口译的氛围和压力，使学生译员的思维处于高度警觉的监控状态，自我修正现象表现得十分充分，有利于观察和分析。收集到的大赛录像资料包括7 段对话口译视频及6 段会议口译视频。每段对话口译视频约 8 分钟长，每段会议口译视频约 7 分钟长，都根据 Jefferson ( 2004) 的符号转写系统转写成文字资料。视频材料共 1 小时 52 分 33 秒，语料转写文本共 6，827 个英语单词。 4． 3 数据统计及分析 根据录像资料和转写文字，通过对照原文、查找字典与语法工具书、请教外教等方式对学生译员在口译输出中所犯的各类偏误进行归类统计。对应表 1 的分类，将偏误也分为三大类，即内容偏误( 信息添加、信息遗漏以及信息有误) ，恰当性偏误( 提供内容欠精确具体或容易造成歧义) 和形式偏误( 又分为语法偏误、词汇偏误和语音偏误) 。再根据表 1 的分类系统对文本中的自我修正现象进行标注，得出不同修正类型的频数和偏误修正率。任何不确定的或存在分歧的分类由两名研究人员共同讨论决定，个别无法达到一致判断的数据将被剔除。所有分类确定后，再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4． 4 分析结果与讨论 4． 4． 1 学生译员汉译英连传输出的自我修正模式及分布 表 2 显示，学生译员在 110 多分钟的汉译英连传输出中内容偏误数为 137 次，执行修正 46 次，修正率为 34%; 恰当性偏误数为 78 次，修正频数为 29，修正率 37%，为各修正类型中最高; 形式偏误数为 415 次，修正频数为 75，修正率18% ，为各修正类型中最低。在三种错误修正中，语法错误修正率( 28%) 高于词汇错误修正率( 23%) ，语音错误修正率( 6%) 最低。由于条件所限，在学生译员自身对于偏误的觉察率和修正率的关系方面，仍有待专门的回顾性研究加以探讨。Krashen( 1981) 曾在监控假设中提出，学习者要对自己的话语输出进行监控，必须具备两大前提: 一是看重语言准确性，有强烈的避免语言偏误的意愿; 二是了解相关语言规则。 李朝渊( 2011: 81) 在尝试阐释学生译员交替传译中修复策略的使用时也指出: “在交替传译过程中，由于译员监督机制的作用，译语的最初版本由于某种不足激起译员的修复意愿，而是否对其进行修复则取决于译员的修复意愿和修复能力的强弱。”在汉译英连传输出中，学生译员错误修正率( 18%)远低于内容偏误修正率( 34%) 与恰当性偏误修正率( 37%) ，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相比执行错误修正，他们进行内容方面修正的意愿更加强烈; 二是他们的 B 语能力有所欠缺，对相关语言规则掌握得不够熟练。执行错误修正的意愿不强烈，与口译教学侧重以及口译活动本身对译员的要求有关。在口译过程中，要同时进行听辨、理解、记忆、输出等活动，由于注意力有限，往往难以同时兼顾原文的信息传递以及语言形式。不管在口译教学设计还是职业口译质量评价体系中，内容的传达都占有很大的分量。蔡小红和方凡泉( 2003) 指出，古今中外涉及口译质量评估的 6 大基本指标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可信度”，即译文的信息转达是否完整、准确并忠实于原文内容。职业评估标准、教学侧重和客户对口译服务的期待，常常会影响学生译员努力的方向，故进行内容方面修正的意愿很强烈。相比之下，频繁进行错误修正，不仅对流利度有影响，还有可能给听众造成“专犯低级错误”之嫌，影响交际效果。形式修正率偏低与学生 B 语( 英语) 熟练程度不高也有关系。譬如分析发现，学生译员在输出时语音石化现象十分突出。石化指“外语学习者中介语中的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 Selinker，1972: 215) 。有的选手将 the 中的/?/发成/d/，对之未进行一次修正，证明对该读音的认知已经石化。 在总共 150 处修正中，词汇错误修正为 18 处，语法错误修正为 47 处，词汇错误修正占修正总数的比例( 12%) 远低于语法错误修正( 31%) 所占的比例，这与二语会话中自我修正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Kormos( 1999) 曾列举多位研究者的结论，表明在一般言说中，词汇错误修正不管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言语输出中出现频率都远高于语法与语音错误修正。造成差异的可能原因有:( 1) 有些词汇发声前被发现并得到修正。由于本次暂不考察隐性修正，有可能影响了词汇修正占总修正总数的百分比。( 2) 学生译员注意到词汇错误但决定不予修正。译员倾向认为语法错误对理解障碍较大，给听众留下印象差，故对语法修正更为重视，而词汇方面的非关键错误不致影响理解，也易被听众忽略。为保持语流，译员会刻意忽略一些词汇错误。( 3) 学生译员对自己在词汇层面的语码转换能力比较自信。当前口译教学非常重视提高学生在词汇层面的语码转换能力，并安排大量的双语对照反应训练，鼓励储存套语。 Jones( 2008: 114) 在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xplained 中指出:“所有译员都应该储存套语，以不费任何脑力就能使用”。所以，处于该学习阶段的译员能比较自如地进行词语层面的转换，并对自己的输出相对自信，导致放松对这类套语词汇的监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较少的词汇修正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好的语言能力，译员第一反应并立即运用的词，往往未根据语境需要和搭配习惯来选择，如:例 1: 美国经济明年可以有正的增长。The US economy will regain positiv e increase f ～ —start-ing from next year．译员将“增长”直译为“increase”，从单个词语来看完全对应，但 忽 略 了 与“economy”搭 配 时，“增 长”宜 翻 为“growth”。在高压环境下，学生译员来不及兼顾语境，而条件反射般将平时储存的套语抛出来，既体现出他们语言自动化程度不高，无法合理分配注意力关注语境问题，也凸显出过度重视套语练习的弊端。学生译员的语法错误修正率为 28%，他们能监控并修正近 1/3 的语法偏误，其中大部分为句法问题造成的语法偏误，证明他们对语法规则有一定的掌握，也比较重视对语法的监控。但是频繁的语法修正也体现了他们对语法、尤其是句法知识的内化还不够。#p#分页标题#e# 如例 2: 所以这个一揽子计划的实施，我相信对于今年保8% 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Therefore，the ( ． ) introduction of this package plan—with—with this introduction，I believe that er we can reach thegoal of 8 percent GDP growth rate．译员以“introduction of this package plan”为主语开始句子，但无法完成，于是改变原有句子结构，以介词短语重启句子。如果该译员已经完成对相关句法知识的内化，他便能遵循顺句驱动的原则，顺利完成句子而不做语法修正，如“therefore，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ckage plan will surely play adecisive role in helping us to reach the goal of 8 percent GDPgrowth rate． ” 4． 4． 2 不同口译任务类型对学生译员自我修正模式的影响 表 3 显示，在内容修正方面，学生译员在会议口译中的修正率为35%，高于对话口译中的33%; 在恰当性修正方面，译员在会议口译中的修正率为 33%，低于对话口译中的40% ; 在错误修正方面，译员在会议口译的修正率为 12% ，同样低于对话口译的 22%。会议口译与对话口译对口译员有不同的任务要求。会议口译要求译员“尽可能精确、忠实地再现原讲话”( Jones，2008: 4) 。张威( 2011) 对会议口译质量的评估调查显示，在各类会议口译中，内容受重视的程度都远高于口译形式。纵向看表 3 也可观察到，学生译员在会议口译中对内容修正最为敏感，常常不惜牺牲流利度，放弃错误的内容输出，重新规划语言，力求准确传达源语信息。而对话口译译员的角色更为灵活，修正模式也有所不同。Gentile 等( 1996) 将对话口译定义为“译员在两个语言方向间进行传译的口译模式”。尽管为了比赛需求，语料中的译员只操一种工作语言，但他们的口译活动还是具有对话口译最为独特的特点，即强调不同参与方的互动。译员通常与各参与方面对面交流，肢体语言也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完全忠实传达源语内容的负担相对较轻，有更多精力考虑如何实现说话者与听众的顺利交际，更关心输出信息的语用方面，比如表达是否明确，是否便于听众理解而不会造成歧义，因而对恰当性偏误最为敏感。又因为语言使用是否准确、恰当也会影响各方交际的顺利进行，对话口译员对形式偏误也比会议口译员敏感，修正率也更高。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尝试在会话自我修正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口译研究的自我修正分类体系，并将之用于学生译员连传口译中的自我修正研究。研究发现( 1) 在汉译英口译输出中，学生译员在内容方面的修正率高于形式修正率。( 2) 学生监控和修正形式偏误的能力稍显不足，对相关语法尤其是句法规则内化不够，词汇错误修正出现频率低于语法错误修正，可能是平时过分强调套语练习造成学生放松词汇层面监控所致。( 3) 不同口译任务类型影响学生译员自我修正的模式，对话口译中学生译员偏重恰当性偏误修正，而在会议口译中则更注重内容偏误修正。口译自我修正现象研究对于更科学、精确描述口译现象及其规律有着重要作用，也能为口译教学提供诸多借鉴。本文的语料分析虽然仅仅是初步的、有限的，但也有一些启示作用。首先，学生监控和修正形式偏误的能力相对不足，表明即便在这些代表着全国水平的优秀学生译员身上，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仍然是制约口译表现的瓶颈。Jones( 2008: 37)曾指出“再怎么强调译员目标语语言技能都不为过”。口译教学中无论对技巧的强调多么详尽，也不能忽略对语言能力本身的重视。在口译专业培养的整体框架下，可以进一步思考语言基础课程如何与口译方向的特点结合，促进语言基础向口译技能的转化。其次，应加强学生对句法知识的吸收与内化，增强针对口译的句法训练，譬如: 给出一系列的中文句法结构，要求学生给出尽可能多的对应英文翻译，以使学生掌握多种英语句法结构，在口译中灵活运用; 给学生完整的中文句子，并给出特定的词语或短语，要求他们以该成分为句首完成翻译，以提高学生使用不同句式的能力。此外，不宜过分依赖套语练习，而应该鼓励学生在输出时“脱离原语词语外壳”，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准确体验原话语的核心意义并流利传达。最后，在培养学生流利输出能力时，可针对不同口译形式不同的修正模式给与相应指导。 6． 不足与建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因条件限制带来的不足:首先，由于隐性修正没有包括在此项研究之内，一些和隐性修正相关的不流利现象( 如重复和停顿) 没有得到考察。其次，是对既有的代表性材料进行加工和分析，而未能采用回顾性调查。回顾性调查有助于研究者在更深层次上探讨说话者倾向选择某种修正模式的原因。最后，学生译员和专业译员语言能力不同。研究者可对比研究他们各自的自我修正模式，进一步研究从学生译员到专业译员乃至资深译员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