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论文范文1
从金明昌七年《霍邑县孔涧庄碑》可以看出，四社五村作为一种民间村社组织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历代山西方志却均未见记载。该水利组织的水源地是霍山青条峪之峪泉，而位居清光绪朝优秀通志之首且搜罗最为丰富的王轩本省通志，详细到记录青条峪附近的十一条渠道、十二道泉水，也未曾提及这一峪泉，足见其被忽略的程度。从官方视角来看，官方文献刻意突出的是灌溉水利工程，包括官方管理的渠道和官方部分参与管理的民间渠道，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权威体现与利益保障。而四社五村的特殊性在于实行不灌溉的水利民间契约，强调“耕而不灌”的用水理念，所以，它的“被忽略”意义由自身历史传统和官方意识形态这两方面所共同塑造。也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反读“强势者”生产的文献、陈述的话语以及关注的焦点，我们企图理解“强势者”制造这些“东西”的历史，并且从中读出“弱势者”的生存状态和实践策略。山西历代地方志和水利志都记载了省内的水利工程，也涉及到县以下的水渠，包括洪、赵、霍三县水渠。综观这些水利史料，能够发现官方文献的一些表述策略。
其一，官方运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社会管理技巧。如具体到三县来说，官府对水利的管理主要是文告，组织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审核渠册，颁发凭信和处理纠纷，而对于各渠的具体事务并不过问。这种在水利公共领域与民间占一定自主性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共同管理格局，从各县水利碑刻与渠册中也可看出上述情况。
其二，有意突出水利事业的公益性，塑造一种道德典范，注重社会效应甚于技术规模。这种表述策略的背后实际上掩饰着的是国家税收利益之目的，因而官府要通过加强水利的社会动员力量以保障地税。如在一些方志中，三县使用官渠南、北霍渠的条目多处可见，记录有功人士姓名和相关村名、社名达三十余次，彰显官方刻意所为。
其三，注重官方的政绩评估与社会后果。在地方救灾实践中，官方文献表述的侧重点在于——在评估灾害影响方面，只讲社会后果不言水利工程；在救灾措施及力度方面，也只述官府体恤民情之姿态，松动相关纳税政策，而较少或者根本就不谈水利工程的改造与维修等技术手段。地方志曾记载水灾过后官方免除地税的史料：“明洪武五年……汾水浸塌，没四千九百六十四亩……，村移内地。又高公沟，嘉靖间河断水绝，分贾村沟水为小沟，入副霍渠借流。田去赋存，民甚病之。万历九年，知县乔因羽丈地免粮，始免征。”
其四，粉饰与夸大官府的政治权威与调处行为。官方文献在谈及三县用水规约方面，主要选取民间渠道原有的规约并加以肯定，表面上承认民间原有制度安排的文化合理性，深层原因是官方对现实社会中因水资源紧张和用水需求量增加引发制度变革要求的一个被动应对，因此，其外部表征便是“率由旧章”的表达策略。
二、地方文类背景下的谱系考古
从上述官方视角来看，四社五村是一个不被表述的一隅之地，具有“边缘化”的特性——在霍山脚下位于三县灌溉水利区域边缘地带的夹缝中求生存，用水特点、制度模式与人文类型也是在三县历史地理环境中长期孕育发展而形成的。王明珂关于“族群边缘”的论述指出了“边缘”在本体论上的意义：“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对四社五村“边缘性”的考察应当取其广义用法，如时间维度的边缘、官方叙事的边缘、灌溉制度的边缘、生态资源的边缘以及文化认同的边缘。我们对四社五村所展开的一番知识考古，也正是在这种“边缘”的进深上加以审视与述论的。虽然在官方的话语表述里，四社五村是未被书写的一隅之地，但在民间场域里他们并非沃尔夫意义上“没有历史的人民”，而是“村村有庙，庙庙有碑，人人有言”。通过分析与钩沉不同的地方文类资料，我们会发现四社五村既是一个社会组织又是一项制度实践。作为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四社五村在水资源管理问题上将数个村庄凝聚在一起，形成具有联盟性质的民间水利自治体系。早在八百多年前，这一地区便已经形成固定的社会群体，而且出现了“社”的记载，属于一种地缘性村落关系。《霍邑县孔涧庄碑》记载了一起水利纠纷：李庄村头目张厚告官，因秦壁上社人广强将泉水堵住，致使李庄与秦壁下社人户不得使用；继而于明昌五年十月，张厚告东石崖泉为无主泉水，县衙偏曲归断；后在明昌五年闰十月初十日，张厚告原不实；前后经历明昌五年初判、明昌六年再判，结案于明昌七年。这通石碑除了刻过“老二”李庄与“老五”孔涧的村名外，没有出现“老大”仇池、“老三”义旺和“老四”杏沟，可能与水利纠纷案件的性质有关。当然，此时“社”的含义还非常模糊，当为村社联盟水利组织的雏形。清道光二十年《义旺村议定章程碑》和清光绪三十三年《义旺村振理前二甲碑》反映出，作为组织形态的“社”一直存在于地方社会，其作用和影响构成了传统地方历史的另一种节奏。同时，至晚清四社五村仍然受到官方力量的较多影响，需要为县衙选举里正和甲总，说明该组织同时介于“官”、“私”之间。四社五村还具有制度实践的意义。通过对地方文类进行知识考古，其制度实践的历史能够展现出一个地方人群的生活和组织过程，在不同时期人与人之间关系得以建立的机制。这是一种“乡土社会”意义上的制度实践，是一套人们生活于其中、在生活中理解、在生活中创造、在生活中发明并表达的秩序系统。制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限制着地方民众集体选择的可能性，但同时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实施力度又被各种关系所限定。作为乡土制度的村社集中体现在对一种不灌溉水利制度的联村“发明”与实践——“四社五村”为一方水土之上社会具体运行的自洽性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框架。由于特殊情境使然，迫于缺水压力，在周围洪、赵、霍三县灌溉水利管理体制的包围中，唯独四社五村实行不灌溉自治管理，因之，我们从地方文类自身角度认识到的四社五村，它还着意于对这种特殊用水制度的设计与强调，彰显出一套民间自运行的村社制度实践。总之，如果我们将这些水利文献串联起来进行整体性分析的话，能够看到村社制度实际运作的生动过程。
三、“他者”的理解与智识取向
上述从“社会组织”和“制度实践”维度对四社五村进行了一番知识考古，本节将以“文化象征”为楔入点来考察“他者”的价值抉择。这样的划分只是出于理解与分析上的需要，在当时当地具体的社会运作过程中，这些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分是相互涵括在一起的，也即“四社五村”在地化情境中既是“组织的”又是“制度的”更是“文化的”与“象征的”。对任何一方的偏倚与强调，都将影响四社五村的整体意义与立体呈现。在当下“他者”表述与实践的过程中，这些维度更是弥散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所谓的文化象征取向，即在象征意义上，四社五村是分享共同文化、具有地域认同意识并且通过共同的身份感而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群体。它一直以来作为一种地缘关系的联系机制，和以文化象征为纽带的水利组织一起共同构筑了地方的人文关系网络。
四、结语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2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现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但是在甘肃地区，这门学科的实验教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大学考古实验室实地调研情况，从实验室教学建设方面、实验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构想，以促进实验室建设。
关键词：
“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管理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博物馆的关注不断提升，物质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馆的专业人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2012年增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对于实验课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还处于摸索阶段，还需借鉴其它大学同类实验室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自身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的思路。
一“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的调研
四川大学在实验室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学及周边地区就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了深入调研。四川大学考古实验教学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为考古技术实验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学“523实验室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下设考古技术、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微痕分析、动物考古、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7个实验室。另有中心专业图书资料室、文物标本室各1个。多年来，该中心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遗址考古、三峡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其采用的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实验教学，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特色鲜明，在中国西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博物馆学实验室：2006年，四川大学考古教学实验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学博物馆成立博物馆学实验室，开设“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观众研究”等3门试验课。文物保护实验室：成立于1989年，分为“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和“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两部分，现配备有金相显微镜、大气品质测量仪、恒温恒湿箱、电脑测控耐折度仪、台式放大镜、电脑三目体视显微镜、电导率仪、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高分辨率X射线衍射仪等分析、检测实验仪器等多种实验设备，既可保证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基础实验教学需要，亦能支持专业师生在文物保护材料、保护技术、保护理论等方面开展研究实践。动物考古实验室：2005年，川大考古实验教学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组建了动物考古实验室，依托于拥有60万件动植物标本的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和考古专业多年发掘积累的动物标本及考古教学中心购买的大量动物标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和动物骨骼种属鉴定、年代测定、动物食性测试、脂肪酸测试、动物古DNA分析等实验。
二对西北民族大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课程设置的思考
根据对川大考古实验室的调研情况，初步有以下构想：
（一）博物馆实验课程的设置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物馆专业的实验课，目前仅有摄影、文物保护、绘图方面的课程，从实验器材上看，我院与川大的差距并不大，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可开设一些具有多元化的实验课，将教学与博物馆、文物保护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培养学生多元化的研究和实践视角，联系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通过试验培养博物馆学的知识体系、强化实践操作能力。[1]
1.“博物馆藏品管理”实验课实验包括：
藏品清洁与消毒处理、藏品传拓、藏品装具制作、藏品编目与建档、藏品信息数据库建设、古代文献书画作品保护、民族与民俗文物保护。“博物馆陈列设计”实验课。实验包括：室内视觉环境计测试验、室内空间环境计测试验、室内物理环境计测试验、展陈工程制图、3D建模试验。
2.“博物馆观众研究”实验课。实验包括：
观众生理计测试验、观众心理计测试验、SPSS统计分析软件应用。
（二）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专业实习课程增加
我院的这两门学科的实习课程太少，只有毕业实习一项，鉴于这两门学科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实习课程的比例，如可增加“田野调查实习”、“博物馆实习”等课程。[2]
三对西北民族大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开放管理模式的思考
（一）管理现状
从2008年“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成立至今已经有4年的时间，还处于摸索阶段，实验室管理在开放时间、开放内容、实验设备管理及实验室财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开放实验内容单一
开放实验的内容单一，大多数实验室配合课程设置，依赖于课堂教学的理论，缺乏一定的创新性。操作性和验证性的实验占大多数，按照指导教师设计好的模式步骤进行，限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
2.开放实验难度缺乏梯度
开放实验难度缺乏梯度，这与内容单一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大多数实验是验证性，配合理论教学内容的，所以适用于大一、大二的学生。对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的大三、大四的学生，这些实验难度显得简单，此阶段这些学生更需要的是设计型、综合型的实验项目。对于学院其他专业的学生，实验室开放项目就要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互补，实验难度应有所降低，才能适应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
3.开放时间固定
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固定，大多数学生上实验课时，课内时间有限，仅能够完成基本的实验内容，熟悉仪器的时间少，实验效果差。对于一些外聘教师的授课，也存在授课时间短，往往在一周内集中授课，可能与正常的课程有冲突。
4.开放实验室设备维护困难
开放实验室设备维护困难，开放时间的不确定性，实验员的缺乏，使开放期间设备的维护较为困难，实验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修理，不仅影响到设备的使用，更给实验课程带来不便。
5.开放实验室财产容易丢失
目前开放实验室的易耗品的管理缺乏规划，小的实验材料没有准确的登记，容易丢失，缺乏有效的实验器材电子管理系统。
6.实验员、指导教师工作量
一些开放性实验是在业余时间开放，实验员及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增加，这就存在加班费问题。
（二）实验室进一步开放的功能定位
1.提供课前预习时间
大多数实验课时间安排紧凑，同一组同学数量又多，在有限的课内时间里，仅能够完成实验内容，对仪器熟悉时间少，对实验内容理解的也不够深刻，往往实验做完了，并不理解通过了哪些实验方法解决了哪些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仪器，一旦在实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学生缺乏对实验的理解、对仪器操作的时间。
2.提供课内实验没做完补充时间
由于近几年的扩招，实验室仪器的数量不能够满足学生都能操作的条件，特别是一些精密仪器，这就需要学生在课余时间将实验内容完成；还有一些学生由于实验设备故障或动手能力太差等原因没有完成实验内容，这些问题也需要实验室的开放来解决。
3.为外聘老师指导学生实验提供条件
文物保护分析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对于各种材质文物的分析、修复、保护，需要有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演示及讲解，而这些人员往往在博物馆、考古所等单位工作，就需要合理安排时间，集中时间对学生进行短期的培训和指导。
4.为学生自选实验项目提供条件
实验项目可分为必做实验和选做实验，必做实验由教师统一安排时间，而选作实验可由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和时间，可由实验内容安排固定的指导教师，对于实验操作进行指导。
5.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条件
以往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都是综述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开放实验室可以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时间、设备和场地，使理论联系实际。
6.为大学生创新项目提供条件
为鼓励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学校积极鼓励学生申报科技创新项目，由学校提供1000-10000元的资助，我院学生更是积极参与，实验室开放为这些课题的完成提供更好的选择方向，也为这些课题的完成提供良好的条件。
7.为实行导师制提供条件
我院实行导师制已经近4年时间，导师制是指一组学生在一个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的制度，由导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专业学习、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进行个别指导，开放实验室为这一制度在我院的开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使学生能够参与到导师的研究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
综上所述，在对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中心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院实验室建设的情况，从增设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实验室开放的管理提出了设想，实验室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随着工作的推进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完善。
作者：于永平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3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一些学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地、有意识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二、性别研究在中国
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又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③。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且非并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④或对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⑥”。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遗存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证时，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⑧，如著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与纯考古学研究不同，沈从文先生从考古出土文物开辟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日常真实生活的新途径，从而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研究，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总体来说，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学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依据考古遗存获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没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的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别。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阶段如火如荼，但开辟出了新的天地。这一时期涉及的两性研究，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輰訛輥，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时代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探讨古代的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此书专辟“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内容，通过考古发现的秦汉及三国时期的简牍进行女子姓名、多妻称谓及现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讨论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还利用了画像石、空心砖、铜镜等考古材料。扬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证”系列书籍，从一个女性及文学研究者两个视角，从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试图重现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细节。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女性服饰与装饰的研究。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女性研究。
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有关性别或两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以上所述的两方面研究，出现了从西渐而来的性别考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在历史中真实的角色和作用，为中国古代性别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性别考古学”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王苏琦翻译的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教授马修•约翰逊（MatthewJohnson）的《考古学理论：导言》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2004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第1期，这是第一篇介绍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的文章。同年复旦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陈淳与孔德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一文，这是首篇由供职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学者从性别考古学视角所做的考古学研究。自此之后，有关从性别考古学角度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渐多。2006年《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被众多学者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本书12篇文章，除第一篇是从学术史和理论层面评论新中国学术界性别研究的文章外，其余11篇文章的材料皆来自墓葬，研究内容“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两性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男女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劳动分工、财富来源、权力关系等，涉及到从黄河中游中原地区，至西北甘青地区、长城地带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这是第一次有规模的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把性别学运用至考古材料的后现代视角研究，明显地区别于依附于其他社会理论和分析手段的旧有的两性问题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考古遗存中的性别问题或曰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分析和解释，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性别考古学（表一），要求以这种后现代的性别视角审视考古遗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2007年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学术会议。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近四十位女考古学家汇集一堂，就考古学中区域文化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物保护、古DNA研究等方面的议题展开精彩的演讲。根据参会代表的性别特点，讨论会议题之一“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代表的极大兴趣。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作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之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内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部分，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没有突破已有此类文章的研究深度，但是却大大拓展了性别研究的内容，突破了仅从考古资料中取材，把女考古学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其中。这是此次会议较有贡献的一个方面。
纵观中国考古学中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八十年代，进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检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劳动分工、服饰穿着，并涉及到人口性别比构成等，但是这些分析多是附会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分析。第三阶段为九十年代至今，传统性别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旧存在，且从文字材料角度探讨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另一个方面，是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诞生，虽然有一部分学者和学生认识到了其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仍未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许多人对性别考古学的理解还非常片面。
三、中国后现代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局限与反思
由于后现代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铜时代，此后时期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除了《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和《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两本论文集中有少量青铜时代之后的性别考古学文章，单独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除了几篇是评介和理论介绍的外，都是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性别考古学研究。虽然非考古学者的研究利用到了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材料，然而他们的研究依然是历史学或掺有文学色彩的叙述方式，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和探讨思路则可以给我们以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启示。其次，在大陆任何一所高校还没有开设关于性别考古学的教学课程，而台湾大学则在1997年就开设了这一课程。其三，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别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极少涉猎“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问题。其四，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连吉迪也惊呼“中国的性别考古学几乎是丧葬分析的同义词”，没有对诸如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岩画等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研究方法单一，大多数文章数量统计分析占了主导地位，很少从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
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资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注意的方面。现在墓葬性别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将墓葬习俗中所反映的男、女两性的态度和观念直接等同于其生前的态度和观念。众所周知，墓葬毕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实录”，“墓葬习俗实际上是由生者来操纵的，它最终反映的是生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反映”。我们如要通过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们生前的社会关系和角色，需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步骤进行。林嘉琳及王迎在对安阳殷墟女性墓葬进行研究时，直接将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等同于死者生前实际的社会地位，而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两步走。因此，其所得武丁二后妇妌的社会地位高于妇好的社会地位的结论也就未必正确。其实，这不只是这两位学者所疏忽，大多数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一方面，墓葬虽然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及同性之间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的最佳材料，但是墓葬并不能直接且完全反应死者生前实际社会地位和角色，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还要参考其他可资借鉴的资料，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墓葬性别考古应该做到如此，而史前的性别考古由于没有文献和文字资料可资借鉴，但是在用墓葬材料对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角色进行分析和判断时也应持谨慎态度，切不可直接简单对应。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和角色是一个变量，大至一个时期小至个人一生，社会地位和角色都在逐渐发生或小或大的变化，而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死者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只是一个固定时间之内的、是静态的。因此，根据墓葬材料进行性别研究时应注意这一问题。而我们根据墓葬材料及结合文献、文字资料和已有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认为妇好的社会地位应是高于妇妌的。
另外，性别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及自我意识可能就会不同。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性别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和性观念，如酷儿理论。它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具有多元的可能。现在的性别理论和认识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重合古代的性别意识和认识，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和质疑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提醒我们在对古代的性别进行研究时，不能操之简单，需要认真、具体地分析，为我们进行解释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最后，后现代的性别考古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考古学本身，我们要借鉴和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与成果，或与这些学科能有机融合。而这些学科有关性别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就以历史学为例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出版“妇女研究丛书”（1987~1992年，15种，河南人民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多套性别研究丛书。“20年过去，从荒原中的第一声呼喊到今天的苗木成林，从不登大雅之堂到今天的‘显学’态势，从单一性别方向上的‘妇女研究’开始，逐步走向各学科领域中的‘性别研究’”，而且男性主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历史学中的性别研究已经解蔽脱壳、渐趋成熟。而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不可分，尤其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我们应借鉴多学科有关性别研究理论，多源汲取研究经验和成果，多元化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扩大研究视角和材料，丰富自身的研究思路，加强长时段、大范围的性别考古对比研究。
四、结语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4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
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p#分页标题#e#
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结语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5
壹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
对人类古老性问题的认识和进化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欧洲，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依赖于传统的《圣经》。“七天创世说”以自然和人类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论否认远古时代和原始人群，与此同时，在那个时期地质与古生物学所揭示的一些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事实也被掩盖，以乔治•居维叶（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为代表的一些地质学家宣扬“灾变理论”，一系列生命形式的进化被解释为上帝超自然的创造。然而，越来越多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证据使得《圣经》的解释与人类古老性问题备受争论。1785年，詹姆斯•赫顿（JamesHutton）为地质史提出了一种均变论的观点，认为从地质学上讲古代与现代情况类似，所有地质层都可以用长时间里一直运转的、目前仍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动力来解释。1830年到1833年间，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支持了地质变迁的均变假设。地质学上的均变论表明，过去是一个漫长和在地质学上并未间断的时期，其间有可能发生其他的事件。对人类古老问题的正视同样使生物进化的观点在一些科学家中被普遍讨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科学和政治问题提倡一种一般的进化方法，环境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从原本的浪漫与美学的范畴向具体和科学意义的转变。1859年11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浓缩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变论和地质学的启发，大大推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广泛普及了自然选择的概念。18~19世纪，对人类古老性与进化论思想认识的核心在于：人们开始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方面，均变论与进化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能透过现在的地质材料为重新研究过去提供条件，也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过程来说明现代物种的起源与分布以解决古生物学上的演变。对人类古老性的认识和进化论成为后来环境考古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此时期发现的众多地层上的共存关系为后来的地层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均变论与进化思想是环境考古“将今论古”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前提，而地层学则是考古学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
贰世界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19世纪中期，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的欧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学实践，显示了当代考古学雏形的各种特征。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后期环境考古理论发展的渊源。斯文•尼尔森（SvenNielsen）是这一个地区最早过去的关注生存方式，并试图通过考古材料推断史前生存方式科学家。尼尔森运用模拟实验和民族志标本进行系统比对以确定石器与骨器用途的尝试，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论贡献之一。他还第一次将生计发展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研究，这也许是用过程方法来解释史前变迁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学家约翰•亚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发掘丹麦泥沼的过程中，揭示出一种森林变迁的方式。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开始意识到文化进化与环境史的联系，并在最后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分别与森林变迁的松树、栎树、榆树阶段相对应，完成了汤姆森三期说中的器物序列与环境变迁的对接。詹斯•沃尔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麦的原始古物》一书中将汤姆森三期说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并将其与尼尔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发现结合到一起，从而对丹麦史前史作出了一种总体的解释。1846年以后，沃尔塞访问了不列颠和爱尔兰，对这些国家史前遗存的观察使他深信汤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欧洲的。
19世纪50年代初，以沃尔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约翰•乔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领衔的丹麦交叉学科委员会对“厨庖垃圾贝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的研究中虽然没有就贝丘的年代达成一致，但内容涉及到古环境的植物背景、季节变化和动物驯化和人类行为干预等等方面，开启了考古发现与它们的古环境背景相结合的先河。他们整合了考古学、生物学和地质学方法来调查史前丹麦人是如何生活的，无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尝试。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发展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样。1853年到1854年间，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点，将保存在饱水环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来。这些湖居遗址（LakeDwellings）为瑞士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最终考订了他们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的研究有着更为优越的材料，为环境考古尝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中期，史前的考古学研究在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欧洲就已经具有当代考古学的雏形。虽然此时北欧考古学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结合运用共生发现物、简单的式样排列和地层学背景来建立相对年代学的能力，即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还停留在分类和分期上。但这一批北欧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已经颇为超前。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如进化论、文化———历史学、过程———功能方法论等有史前考古学特点的理论渊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论价，而是作为一种了解过去人类行为的信息来源和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依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北欧考古学家所用的这一套方法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普遍的接受与使用。
进入到20世纪的初期以后，与环境有关联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开。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亚土库曼地区的考古发掘时，第一次对恢复史前遗址的古环境进行了努力；1914年两河流域第一次完整发掘巴比伦王国城市建筑。科尔德维和安德烈发掘了巴比伦城和亚述城，成为生态考古的先声。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类生活与现代沉积的关系，探讨了美国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会环境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左右，英国率先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伦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环境考古部，迈出了环境考古学系统实践的第一步。生态学在这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从建立到框架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过程———适应”理论的分类，生态学建立起一个以不同地理区动植物关系为基础的框架，各种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都被考虑，并相关联，最终为食物链、食物网和生态位等生态学概念作出了定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与考古学看似是独立发展的两个单位，但实际上生物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了模范，这一时期生态学“过程———适应”的理论为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对下一时期考古学理论的转变有很大贡献。#p#分页标题#e#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环境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已经初步包含了气候，水文，古动物群等古环境成分。但该时期大部分古环境研究，领域还不够广阔，针对环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自然生物环境的描述和恢复，很少涉及古代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探讨。19世纪20年代之前考古学基本概念还未建立，20年代到30年代的考古学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考古学家倾向于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在具体的与环境结合的研究中，对人地关系或者人类对环境干预问题上探讨很少，比起之前19世纪中叶的北欧甚至可以说是退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人们研究环境变迁与考古学文化变化的关系时通常将考古学变化归结为环境变化或直接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模糊，从而陷于“环境决定论”中，缺乏对环境、人类活动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系统探讨和人类行为在考古材料中的解释。另外，环境考古中研究的文化与这个阶段定义的“与人群相对应的遗存组合”的文化概念的不匹配（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的区分标准主要是器物组合，但器物的变迁不能与环境的变迁直接画上等号），考古学文化所依赖的判定标准无法与环境变迁建立直接的联系的事实在当时的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
二、环境考古学的早期功能———过程阶段（主要是20世纪40~5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意识到，文化———历史的考古学方法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新的方法应运而生。这些新途径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需要注意的是，环境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考古学解释仍没有产生有效的支持。早在20世纪初期，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GerarddeGeer）就开始利用冰缘湖泊的叠压纹泥序列来为斯堪的纳维亚过去12000年来的冰缘消退断代，并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历纪年校准的自然年表。使得将文化变迁不仅与序列而且可以与涉及的实际时间长度一起加以考虑。另一位瑞典人伦纳特•冯•波斯特（E.J.LennartvonPost）利用孢粉，改善了斯廷斯特拉普对冰后期植被变迁的先驱性研究。大约1916年，他得出了意在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史前期相继阶段中各类树种百分比图谱，并对应于德•吉尔的冰缘地质年代学得出了更为精确的日历。孢粉分析方法是环境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这种分析方法有着更高的效率，它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为较大区域内的差异性研究提供了可能。1940年到1960年间，生态学方法主导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石器时代研究。孢粉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英国，并由生物学家哈里•戈德温用于考古学研究。类似的环境功能———过程论还被应用于探讨黄土堆积与聚落分布、粮食起源的绿洲与干旱理论、农业起源等等问题上，并涉及北欧、中欧、美国、俄国等等国家。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20世纪50年代左右，生态学进入了时空上综合研究的阶段。生态学研究从标准的分类方法转变成了注重相互过程的方法。人类学（包括考古学）也在此时相应地提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些对人类社会与他们的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促成了人类行为重要方面的一种功能———过程观点。这种方法鼓励进行古环境以及史前文化对这些环境进行生态适应的研究，认为自然环境对于适应种类会产生制约，导致对特定反应的性质产生可能的作用。
早期功能———过程阶段与环境考古密切相关的主要探索包括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经济学方法、格拉厄姆•克拉克（J.G.D.Clack）的生态学方法、泰勒（WalterTaylor）的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和威利（GordonR.Willey）的聚落考古。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偏离了传统的文化———历史学方法，并在后来试图仿效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寻找史前期普遍存在的经济趋势，并以此来解释传播的特定案例。他的研究结果展示在《远古的东方》（TheMostAncientEast1928）、《青铜时代》（TheBronzeAge1930）和《远古东方的新启示》（NewLightontheMostAncientEast1934）三本书内。柴尔德不只将文化变迁解释为技术发明的结果，他也留意影响采纳这些发明的广泛经济和政治背景，并将一些经济变迁解释成对环境挑战的反应（例如他赞同之前的绿洲理论）。这样一种经济学方法本质上含有一种多线进化的视野，虽然柴尔德的有些论证有着解释特定考古发现而非一般观察的嫌疑，但是他也从另一方面拉近了对史前文化进行静态重建与求助于外来因素解释演变之间的距离。在许多方面补充了功能论的另一种方法是由格拉厄姆•克拉克首创的。克拉克认为，考古学应该“研究人类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并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考古材料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来予以观察，并只有与社会关联才有意义。一个文化的基本功能或生活方式是要保证一个社会的生存，这意味着文化的所有方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著作《考古学与社会》（ArchaeologyandSociety）中，克拉克发表了一份流程图，将文化的各个方面与食物供应联系起来，后来又添加了生境（HABITAT）和群落作为生计之下的双重基础，这也许是最早发表的将文化与环境因素作为单一系统组成部分加以联系的图示。在《考古学与社会》中克拉克宣称，考古学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解释考古材料。在后来十年里，克拉克试图通过完善技术来发展他的生态学方法，并着重探讨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1949~1951年间，克拉克发掘的饱水遗址———斯塔卡（StarCarr），他对这个遗址的研究堪称环境考古研究的典范。在发掘期间，克拉克撰写了《史前欧洲的经济学基础》，将生态系统概念系统地应用于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被克拉克视为相互作用，而经济则被定义为“对特定自然和生物条件所做的某种需求、能力、希冀和价值观调节”。在克拉克的引导下，考古遗址出土动植物遗骸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对它们从生态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阐释成为重要学科交叉的专业化趋势，并被诸如动物考古学、古植物学、生物考古学的名称所涵盖。
1948年沃尔特•泰勒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AStudyofArcheology）倡导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应该将“为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变寻找通则”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最终目标。泰勒在论文中声称，几乎没有几个文化———历史考古学家关注系统重建史前人类的生活或解释史前期发生了什么，相反，他们热衷于纯粹的“编年史”，进而指出，由于美国文化———历史考古学家有限的目标，造成了田野考古工作分析十分马虎，动植物遗存的提取和鉴定往往很不够，因此考古学家对古人类的食谱、生业方式毫无了解。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泰勒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建议在传统的调查之外，应特别留意考古材料的关联性和数量、空间分布、制作与使用方法……也必须收集有关遗址的古环境背景信息和民族志材料。泰勒试图从功能整合的文化形态来了解考古材料，“掇合方法”的一个独特方面是赋予了一个遗址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考古的目的在于运用证据重建史前遗址居民是如何生活的。泰勒的方法，使以前许多被人忽视的古环境细节被重新关注，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因此加以扩展。但与克拉克不同的是，泰勒并没有把文化看作一个生态适应性的东西。#p#分页标题#e#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第一位明确采纳人类行为唯物主义观点的美国民族学家，他极大地增进了对生态因素在塑造史前社会文化系统中所发挥作用的了解。1938年，朱利安发表文章指出，“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应该设法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为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分析作出贡献。因此，考古学家必须停止专著与器物的形制分析，并开始利用他们的材料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斯图尔特这种利用生态学方法了解文化变迁的理论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是现代环境考古的理论基础。受到斯图尔特和克拉克的影响，生态方法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已经有一批重要的研究项目有了多学科团队的参与，开启了利用考古材料详细研究人类历史上重要经济和社会转变的先河，如：布雷伍德主导的西亚农业起源研究、伊拉克的扎摩尔计划、特瓦坎考古学———植物学计划等。在聚落考古调查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计划中，他采纳斯图尔特的意见，运用聚落形态调查的方法。然而在对所收集材料的阐释上，威利选择视聚落形态为一种“对考古学文化作出功能阐释的战略性起点”，他进而宣称，聚落形态“反映了自然环境、经营者在其中采用的技术以及由文化所维持的、社会互动和控制的各种机制”。与斯图尔特不同，威利的研究将聚落形态看作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信息来源而不仅仅是生态适应方式。威利在维鲁河谷的研究成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继汤姆森三期说把考古学研究的落脚点至于器物之上之后，威利的方法把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扩大为遗址。威利的成果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复杂社会起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区域调查。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聚落对研究小型社会内部文化变迁以及对区域多样性和适当复杂性认识的价值，并被鼓励去研究人类行为而非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相伴的文化和民族身份。
从以上这些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以后的早期功能与过程理论正试图通过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功能———过程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人们的研究视线从之前的历时态转向了同时性，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关注系统如何按惯例运转而不在意对主要变迁加以说明。考古材料功能与过程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威拉德•利比（WillardFrankLibby）建立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导致了考古学家对器物排列和交叉测年的依赖性减小。日显技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对民族身份的专攻，被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变迁的充满活力的关注所逐渐取代。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技术上有了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对文化解释的关注与重视使环境考古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一系列要求重视生态学和聚落分析的方法论扩展了环境考古的研究内容，高科技手段的发明则给予环境考古的研究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此时的柴尔德、泰勒、克拉克等人虽然意识到了要从内部来解释文化的变迁，但是却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早期功能过程阶段的考古学理论仍然依赖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限制了对考古学材料和文化过程的解释。但我们仍应该看到，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退和对行为研究兴趣的增强，不仅与其他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也预示着史前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进一步变革的到来。
三、环境考古学的过程考古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沃尔特•泰勒《考古学之研究》出版后的十年里，文化系统内部变迁的概念在美国考古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转变一方面得到了来自考古学内部特别是生态学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的激励，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日趋流行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美国考古学家共同为新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建立了基本和不朽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空前繁荣，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乐观与自信反应到美国的人类学界则表现为对文化进化兴趣的复苏，和新进化理论的重大影响。生态学领域长期性的、方向性的、规律性的变化理论影响到了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生物一样，不同文化对相似环境的各种适应方式也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征。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中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的两位主要倡导者是莱斯利•怀特（Leslie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怀特反对当时博厄斯学派主张的“不同文化群体不可以比较”的观点，提出了“一般进化”概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斯图尔特则倡导了强调生态适应的文化进化研究法则。1960年，新进化理论在梅格斯（B.J.Meggers）的《作为实际研究工具的文化进化法则》（TheLawofCulturalEvolutionasaPracti-calResearchTool1960）一书中第一次得到了考古上的运用。梅格斯在书中提出“文化=环境×技术”的公式，认为考古学家可以通过重建史前文化与环境以基础推断其他部分的关键特点。新进化论提出的作为文化变迁原因的许多关键变量，包括生计、聚落形态、人口变化对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把握，这一理论对文化规律性的认定也为后来新考古学的主要理论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契机。1959年，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美国考古学》（TheNewAmericanArchaeology）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一些促成考古学转型的主要趋势，并认同之前泰勒的观点，认为“变异无穷的文化现象和特定历史状况的背后是数量有限的一般性历史进程”。考德威尔认为考古学不应该继续被看成是各种留存至今的器物类型和特征的总和，文化亦必须作为完整的结构和功能上整合的系统来加以分析。考古学家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从文化进程来解释考古记录的变迁。
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接受并发展了考德威尔的上述观点，并在美国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中普及，从而开启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世界公认的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先河。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asAnthropology1962）和《考古系统学与文化过程研究》（Archaeo-logicalSystematicsandtheStudyofCulturalPro-cess1965）两篇文章中宾福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正式认定考古学的目的与美国的传统人类学一致———是全方位解释文化行为的异同。宾福德还提议通过把人类行为与功能整合的文化系统联系起来以达到这个目的。解释被看作对系统变迁和文化进化采取一种通则的形式，在宾福德的设想中，人类行为有着很强的规律性，这使在我们解释社会的变迁的单一事件和类似变迁的整体事件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的主要关注在于说明跨文化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文化这一概念被宾福德视为人类体外的（超肌体的）适应手段，只有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有意义，为此，文化系统所有方面的变化可以从对自然环境波动、人口压力变化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调节来解释，另一方面，文化变迁则是由人类群体对自然生态变迁产生的压力做出理性反应的结果。在新考古学的理论背景之中，人类能像生态系统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分析，对文化规范的关注显得次要，相比起对器物类型的特征比较，器物在活体文化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方面。为此，以推论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成为了新考古学主要的研究方法，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规律成为了新考古学下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进一步廓清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宾福德设法对考古材料提供的行为解释参照框架概念做重新的定义，并发展了中程理论。中程理论关注从考古材料来推断行为，在过程与他们的结果之间建立了稳定和独特的因果关系。这一方法成为后来环境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另外，在有关新考古学的纲领性宣言中，宾福德反复呼吁用系统论（systemtheory）的方法来研究文化演变。肯特•弗兰纳利（KentFlannery）是史前考古学最著名的系统论倡导者，他强调的一般系统论从过程而非历史的角度研究生态驱动的文化变迁方法，并进一步发展了新考古学，将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馈的形式连接起来，避免了单一的解释。在系统论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模型的基础都与环境背景和资源相关。这样，环境考古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叉学科，而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对环境考古概念的定型和体系的建立影响深远，环境考古工作在分析和解读考古材料上的科学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前期的一个辅助性的角色演变成了考古发掘中需要贯穿始终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环境考古范畴大大拓展，并开始频繁地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新理念对解释和系统论的强调促使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由原来的静态向动态转变。环境考古学的概念在此也基本形成。#p#分页标题#e#
四、环境考古学的景观考古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有意地对过程考古学另辟蹊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大约在1985年，伊恩•霍德（IanHodder）将这个新趋势称之为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主义新理论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塑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中的文化、个体和历史的重要作用。反映在环境考古学领域，则是在后过程思潮的影响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环保主义运动的催化下产生了景观考古学。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在英国Cranborne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而现代景观考古学的很多关注从霍德对史前欧洲房屋和墓葬与其地理背景关系的象征性研究发展起来。景观考古学被看作一种后过程的、以文化为取向的聚落考古学。绝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景观考古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学，其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过程考古学对环境的关注。景观考古学更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认识，而不似传统环境考古学一般把环境作为纯自然、静态的实体，仅在研究目的上探讨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景观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自然物体，而是人为的景观。随着人类认识的变化，景观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景观考古学反对环境决定论，强调人与环境是互动的，景观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受制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精神信仰。而景观考古就是要探讨景观的人文含义。侃普和艾室莫（Knapp&Ashmore）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定位在西方较具有代表性。1999年，这两位学者联合主编了一本景观考古学论文集。在为该书所写的绪言中，侃普和艾室莫从理论上对景观和景观考古学作了系统论述。其他景观考古学的代表人物还有费曼（GaryFeiman）、费舍（Fisher）和瑟斯通（Thurston）。目前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这种理论对新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人类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象征意义”的构建，实质上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终极性反思。它的出现是环境考古的又一次革命。但不可否认的是，过程论背景下的环境考古研究仍是环境考古的主流研究。
五、环境考古发展的两条主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考古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是建立在两条主线之上的，第一条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另一条是生态学对环境考古的推动。
叁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众所周知，作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考古的发展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息息相关。在中国，虽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成就瞩目，但由于起步晚、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考古学的发展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停留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和早期的功能———过程阶段，这也使环境考古的发展程度大体仅停留在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与国外的环境考古学不同，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一件舶来品。20世纪前期国外环境考古的方法和技术才开始对中国的考古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起步晚，发展还不充分，不能完全与西方环境考古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对应，在此将其分为两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前环境考古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环境考古初步发展时期。考虑到各自的特征和出现的研究趋势，两个时期可以概括为分类———描述阶段和功能———过程阶段。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20~80年代中期）前环境考古时期是一个中国考古学从拓荒到逐步成熟的阶段，环境考古学则伴随着考古学谱系的建立以及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结合而蓄势待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是一批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先驱对石器时代文化与古人类的发现写下了中国考古学的初篇，为环境考古提供了契机。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的奠基人袁复礼先生参与仰韶村与西阴村考古发掘，他将地质学与考古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初页，成为我国地质考古的先驱。裴文中先生在著作《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难得的把地貌与遗址分布联系起来，使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发生了关系成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先驱。20年代左右顾颉刚先生和李四光先生开始强调环境概念以及环境对文化与人生的重要性。这些环境与人生关系的科学论述为中国后来普遍接受国外环境考古理念做好了铺垫。随后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我国考古学的类型、地层年代与谱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第四纪地质学的建立与走向成熟又为我国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而孕育的环境考古学创造了条件。前环境考古学时期，属于科学的环境考古学并没有真正展开，但在此期间一些考古发掘中的综合研究，关注环境与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思想为后来环境考古的展开树立了榜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碳十四与孢粉分析等科技手段的引进，则为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武器。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大量材料被发现，其中包括以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旧石器和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化石。难得的是，对一些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庙后山、周口店等）进行了地质、气候、植被、动物的综合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获得进展，旧石器文化演化有了眉目，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也突飞猛进，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年代学的基础上，各区域的考古文化序列逐步明朗。由于文化序列有了眉目，遗址和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学文化专题的研究被深入推展，包括农业、聚落、生业方式的问题被关注。20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力主考古学与相关学科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为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指明了道路。孢粉分析法于50年代开始在我国建立，并应用到半坡等遗址的发掘中，这一时期对古环境方法的引进还包括沉积物古环境研究和人类食谱及动物食性的研究。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957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来统筹我国第四纪研究工作。自此以后，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开始步入有计划的快速发展时期。60年代第四纪孢粉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实验室的建成，奠定了我国第四纪研究实验的科学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基础性的文化分区、谱系研究和序列研究之上，对于高层次的诸如人地关系问题的探讨涉及不多，与此同时，该时期的学科合流还没有形成大趋势，地质学与考古的工作未能完全地结合起来，古环境研究的领域还不够广阔，环境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还处于对古环境的复原这一初期状态，考古学家多倾向于用传播和迁移解释文化的变迁。因此这一阶段属于早期的分类———描述阶段。#p#分页标题#e#
二、环境考古学功能———过程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国外当代考古学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环境考古学界。与此同时，生态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的合流使中国的环境考古有了新的动向。这个时候一部分环境考古工作者对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环境考古开始不单单停留在对古环境的复原工作之上，演绎、解释等一套动态的新因素开始逐渐见于环境考古的研究中，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开始出现功能———过程甚至过程考古学的萌芽。1984年张光直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做了九次演讲，包括文化生态学、聚落考古学等国外的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思想在国内得到宣传。1990年，俞伟超先生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序言中，全面地分析了外国的考古学发展脉络，介绍了外国主流的考古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并在文章的最后肯定了中程理论的研究，呼吁中国考古借鉴国外的方法。两位先生尝试用国外新的理论方法来推动我国学术演讲的努力，深深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工作者。1987年，以侯仁之院士为主任、周昆叔先生为副主任的“北京城市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文物管理所的合作下开展了上宅遗址与平谷盆地的环境考古。这次由周昆叔先生提议并完成北京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将人地关系的演变作为了研究主题。该考古实践证明：动态的解释在探讨史前环境变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的转移上，以及从环境变化，生产的发展到阐述北京城的兴起上是行之有效的，它实现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考古研究。
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标志着现代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开端。1989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北京环境考古》中主要讨论了北京地区30000年来环境变迁与古人类活动的关系，将古环境视为北京史前文化的重要渊由。周先生结合对待古环境与考古学文化的观点，意味着“环境”与“考古”自此正式从两个独立研究的部分走向了交融。这篇文章也被刘东生先生认为是中国第四纪地质与考古文化结合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91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关于环境考古问题》中，再次强调了环境考古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并力主环境考古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作为中国环境考古的奠基人，周昆叔先生根据自身的实践，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种可称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在该模式下，环境考古工作首先是去探求环境演变规律，其次是认识环境演变所引起的地质地貌变化导致人类生活场所的变更，以及人类与文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具有了很深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特征。2004年，汤卓炜先生在《环境考古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法，并对一些专题进行了论述。他将环境考古学定义为：根据反映古人类生活时期的环境信息、资料及实物，利用环境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一步弄清环境与人类及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的发展和演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一门学科。汤先生在实践的基础上构架了一套以“资源”为中心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并从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积极地运用环境学理论进行环境考古解释。汤卓炜先生的努力是一次中国环境考古与西方研究接轨的积极尝试，标志着以遗址为中心、以资源获取为切入点、以环境学理论为阐释工具的多层次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形成。2004年陈胜前先生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从两个角度开展了考古学解释方面的研究，一是在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的对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二是在以遗址形成过程基础上对考古遗存的功能的探讨。这两个角度均考虑到了环境变迁对考古遗存和文化变化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基于考古材料，而是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中提出问题，从问题出发进而综合利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为包括环境考古学在内中国考古学找到了一条崭新的研究路线。他继承了Binford先生的研究方法，将文化作为适应手段而不是看作代表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组合，这就为探索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之后其他学者也借鉴了这条思路，将动物利用与生业方式相联系，利用相关材料来形成一个推理的框架，而不局限于分类和描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环境考古学，受到外国新思想和多学科合流趋势的影响，出现了多种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批学者的实践、引进与创新使得中国环境考古学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在传统的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我们亦能看到早期功能———过程甚至过程主义研究的影子。中国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也随着研究方法的变化产生了包括：人地关系问题、遗址域研究的引进、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在内的几个新的主题。与此同时，随着跨学科合作趋势的加强，DNA、食谱分析、锶同位素、GIS环境考古等新的科技手段也日益被应用到环境考古中来。与国际接轨、应用科学科技和跨学科合作似乎已成为中国环境考古未来发展的几大趋势。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的环境考古主流研究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美一样，是以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为中心的。从研究理论与思路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环境考古大体上仍处于分类———描述阶段。虽然也已经有一小部分关于家畜起源、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文明产生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环境考古学角度的探讨，但毕竟不占主流。整体来看，中国的环境考古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过程主义及后过程主义学术环境下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范畴，我们的研究多以“客位”的视角看问题，并缺乏主动的解释。所以中国环境考古现在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肆发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
上世纪20年代初到现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环境考古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从最初单纯的记叙环境到科学时代对人地关系的实验求证再到今天在多学科，高科技的背景下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尝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已逐渐走出了拓荒期，并在崭新的道路上成长着。然而，由于作为科学的环境考古是从外国引进到中国的，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差异和长期的封闭发展导致了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起点低、起步晚，并且不可能与国外环境考古学一样，在自身的理论建设上走一条自成体系的道路。俞伟超先生提出，在过去的30~4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建立我国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面，这样，尽管近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其目标已达到欧美第三阶段的水平，具体阶段还是走在第二阶段的道路上。丰富的研究材料与相对落后的研究水平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我国环境考古工作科研成果一直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不可再生的考古学材料来说，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也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需要改革，实现环境考古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任重而道远。#p#分页标题#e#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多学科的合流和外国先进理论的引进，中国环境考古学界才出现了许多对于功能———过程方法论甚至是过程论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传统方法与新理论的博弈、各种新理论之间的交流，使得新时期的环境考古学界呈现出许多种不同的面貌，为环境考古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环境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尝试，并没有形成国外60年代以后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流派。一言以蔽之，中国环境考古处于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型时期，传统研究模式目前仍主导着主流的研究工作，而新模式的指导思想正在孕育和萌发之中。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它不仅左右一门学科的探索方向，而且也涉及一门学科中的方法论设计和分析结果的诠释。而研究方法论的转变是一个学科的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时期的标志，它不仅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科学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赋予研究者更为广阔和更有深度的视野，是研究工作进步的有力助推器。在国外环境考古的发展轨迹中，这样的转型在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左右经历过两次，分别是从分类———描述阶段过渡到功能———过程阶段以及从功能———过程过渡到过程考古阶段。根据国外环境考古学发展的轨迹，再结合当今中国环境考古学界出现的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科学的、解释的环境考古学将是中国环境考古发展的大方向，并且，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国外理论的影响下成长，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借鉴国外最先进的理念来设计自己发展的道路，去粗取精，在功能———过程考古学理论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发展到外国五十年代水准的程度上对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进行尝试，从而少走弯路，实现更加有效率的方法论上的跨越。要实现在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上的超越，环境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
一、概念体系的转变在传统的分类描述乃至功能过程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中，对于考古材料的把握是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体系下进行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认为：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部分和作为这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的自然环境的遗存部分组成的，进而，他们很容易将考古学文化作为整体或其分区与环境背景进行对接，以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将环境、人类活动与文化三者之间确切关系简单化。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表示有时空特征组合的遗存组合，代表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一体系下，遗存，主要是文化遗存，被视为是可以反映“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脉络的，因而可以区别不同的文化。然而，基于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却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环境考古学的假设中，人是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并且遗存（主要是自然遗存，其中包括纯自然遗存，也包括经过人类活动这一文化筛筛过的“自然”遗存）可以反映出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所以，环境考古学中的文化并非代表了特定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脉络，而是一种人类对于环境做出的适应性的手段（这一点与新考古学的理论直接相关）。传统特定人们共同体文化的变迁即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不一定归因于环境的变迁，反过来，环境的变迁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也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作为环境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文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用以区分和代表特定人群的“考古学文化”而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会产生的动态的“文化”。明确了文化的概念，环境考古研究的对象则也需要发生转变。首先，我们的研究不能再以一个文化区为中心，而应该收缩到一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的范围。因为主要根据器物特点划分出的传统文化区的面积一般非常广阔，内部环境异常复杂，在同一个文化区内产生一致的环境考古学中的适应性“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一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内，相对单纯环境条件则为环境考古进行人地关系分析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主要根据遗物进行区分的文化区，而是主要根据遗迹区分出的聚落或者遗址，相应地，环境考古的分析单位则应该从遗物向遗迹上转变。
二、中心问题的转变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基础性建设基本完成，高科技的断代测年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环境考古研究重视聚落遗址而淡化文化区概念的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的中心问题也面临着从传统的分期、排队和划分类型到对考古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的转化。中心问题的转变，要求考古学家在传统的对于考古材料外观、质地、年代和演变等比较表面化的认识上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挖掘，要求考古学家将材料和环境联系起来，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方法为手段，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能动性的基础上解释考古材料与现象。这个转变，如俞伟超先生所说，实质上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中间环节的理论。环境考古的研究如果不从传统的历史唯物概念的直接解释中跳出，许多现象是过渡不到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上去的，那么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将停留在静态的文化区划分上而止步不前，对于人地关系问题、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等问题的研究都将成为一纸空谈，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将没有办法转化为其他学科可以利用和社会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对环境考古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行转变，以获得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发展的历史。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理论与研究目标的转变相应的需要一套与之配套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基本围绕材料而做，因材料而做，使得许多材料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同时影响了研究的效率，往往造成了研究成果价值不高的局面，阻碍了我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基于新考古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应该完成从以材料为中心到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我们应该意识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有着更大的价值，比起围绕材料进行分析的传统做法，以推论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将给未来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带来更多的课题，同时也带来更旺盛的生命力，为我们探索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规律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持。另外，新时期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还应该摆脱传统上孤立的考古学发展的模式。在当今学科合流，边缘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多学科的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环境考古与生物、地质、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势必将给环境考古带来更广阔的学科视野，给予环境考古研究课题的提出与解释更加强大的科技和人文支撑。#p#分页标题#e#
四、走自己的路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环境考古萌芽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基于国外发展的前提下发展，环境考古作为一件舶来品，受到外国的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国外的先进理念与技术无疑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然而，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地域与文化性差异的存在。国外的先进理论都是在基于国外大环境的背景下循序渐进地产生的，它们深深依托于自己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土壤，有些理论固然先进，用于我国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在借鉴外国的理论与技术（尤其是理论）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全盘模仿，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我国环境考古指导思想的发展就无需照搬国外逐步进行从文化历史时期、功能———过程到过程考古的过渡，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后两个理论阶段一起发展，实现理论上跨越式的进步；主要基于新考古学理论发展起来的现代环境考古学也不必拘泥与新考古学的全部理论，还应该认识到新考古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重视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正视考古学在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的重要性，并充分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对考古学家的释读能力和考古材料的信息含量有一个客观合理的认识。最后，我们还应该在不断地实践中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环境考古理论，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6
0引言 2002年,钱俊龙等从九种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1],1950年以来,仅我国关于物理和化学方法及核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论文就有787篇之多,占各类新技术用于考古学研究论文总数的80.5%。该统计计算表明,很多近现代测试技术已经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核技术方法及物理和化学方法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其中,穆斯堡尔谱技术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应用,包括对古陶器、瓷器及釉彩所含元素及烧制过程中的剖析,对古代铜制品及其他金属制品、古代壁画等其它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等。穆斯堡尔谱技术是固体物质中超精细相互作用的有效研究手段,也是较早应用于考古研究中的现代测试技术之一,主要应用于分析考古制品的原料成分、制作过程等方面。它以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特别是对试样的无损检测的特性而适用于对珍贵的古代制品的研究工作中。本文将主要概述近年来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状况、方式和方法,并列举一些成功的应用范例,以期对该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进行评价。 1穆斯堡尔谱 1.1穆斯堡尔谱的发现 1957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R.穆斯堡尔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实验中发现[2]:固体中的某些放射性原子核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发射伽马(γ)射线,γ光子携带了全部的核跃迁能量。而处于基态的固体中的同种核对前者发射的γ射线也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共振吸收。这种原子核无反冲地发射或共振吸收γ射线的现象就被称作穆斯堡尔效应。利用多普勒效应对γ射线光子的能量进行调制,通过调整γ射线辐射源和吸收体之间的相对速度使其发生共振吸收。吸收率(或者透射率)与相对速度之间的变化曲线叫做穆斯堡尔谱。图1为标准零价元素铁(57Fe99.85%)的穆斯堡尔谱,图下表格内数据为穆斯堡尔指标。包含左右对称的六条吸收峰,其同质异能移动(IS,isomershift)、四极移动(漂移)(QS)、半宽度(HW)、局部磁场(Hi)等。谱图的吸收峰样式、位置和相关的穆斯堡尔指标,可以用于确定样品中的铁化学种态;利用各化学种态谱线的面积可以计算其相对含量,也可利用吸收峰的总面积估算样品中的总铁含量。 1.2穆斯堡尔谱技术的特点 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分辨率高,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对试样无破坏,实验流程较为简单,试样的制备技术也不复杂,所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导体、半导体或绝缘体,试样可以是晶体或非晶体的材料、薄膜或固体的表层,也可以是粉末、超细小颗粒,甚至是冷冻的溶液,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其主要的不足之处是:只有有限数量的核具有穆斯堡尔效应,而且许多核素还必须在低温下或在具有制备源条件的实验室内进行,使得该项技术的应用领域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主要是57Fe、119Sn、151Eu等少数元素的室温穆斯堡尔效应得到了实际应用。而Fe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分布,特别是其在粘土矿物中的丰富含量,和Fe元素的穆斯堡尔分析结果所揭示的丰富信息,以及该项技术的无损检测、非破坏性和根据要求无需化学前处理等优点[3],使得研究古陶器、瓷器及釉彩等多种考古制品成为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领域。 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在穆斯堡尔效应被发现大约10年之后,有些研究人员就意识到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分析粘土矿物的可行性[4-6]。而这之后不久,Cousins和Dar-mawardena就开始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相关研究[7],提出了运用这一新技术可以有效的检测试样的Fe2+/Fe3+比值,从而推断古陶器烧制过程中的氧化还原气氛。这可能是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最早的应用[4]。从此之后,在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进行相关的分析测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常用的检测分析手段。 2.1穆斯堡尔谱技术的考古学原理 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社会物质文明与文化发展状况的学科。特别是研究文字记载稀少甚至缺失的古代世界。对古代制品的现代技术分析以还原其制作工艺等是现代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选取各时期典型的古代制品作为分析对象是研究的重要问题。古陶、瓷制品,铜及其它金属制品因为其不同时期的形制、制作工艺的不同,以及它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而成为考古学中涉及较多的古制品。Fe在陶、瓷制品的原料粘土矿物中含量丰富[8],Fe和Sn在古代金属制品中也都有广泛存在,而Fe与Sn的穆斯堡尔谱是目前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穆斯堡尔谱技术,因此,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对上述几种古代制品的分析过程中。 2.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陶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出土文物的古陶制品中隐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包括陶制品的原料来源、烧结温度及纪年效应等[9]。自从1969年首次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研究之后,很多研究者开始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制品的矿物组成,并利用实验室模拟实验来推断古代陶制品的烧制条件等[7]。在我国还开展了用穆斯堡尔谱研究古陶片的记年效应的研究[9]。潘贤家等测定了13个不同地区出土、不同历史年代和不同烧结工艺的已知年龄古陶片的室温透射穆斯堡尔谱。他们的实验数据经计算机拟合分析表明:11个古陶片顺磁成分中Fe2+四极劈裂值明显地随着古陶历史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几乎线性上升的规律:年代久远的陶片其磁性成分基本消失[9]。1980年代末,秦广雍等曾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了相关的考古分析[10],他们对兵马俑陶片及骊山粘土分别进行了重烧和模拟试烧。在对各样品在不同温度烧制后的室温穆斯堡尔谱进行计算机拟合分析后得出,秦始皇兵马俑制作过程中的烧制过程是先经高温氧化,然后小火还原,在烧成后进行缓慢降温处理,秦俑的原始烧制温度上限可能在980±50℃。单纯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的相关方法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该技术与计算机模拟及其它测试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期使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p#分页标题#e# 2.3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瓷器及釉彩研究中的应用 作为陶瓷大国,从古陶瓷中获取历史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应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的工作也已经广泛开展[11]。古陶瓷材料研究表明[12],富铁矿物在古陶瓷制作中被广泛应用。富铁矿物不但可以成为胎料配方中的材料组成之一,还可以成为釉料配方中的组成材料。在元代钧瓷釉的穆斯堡尔谱分析中[13],高正耀、陈松华等研究了元代钧瓷釉和现代仿古蓝钧釉的穆斯堡尔参数(结构铁的同质异能移、四极分裂)与烧制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当烧制温度高于1200℃时,仿古蓝钧釉的Fe2+、Fe3+的配位数与元代钧瓷釉的相同,皆为4。这说明高温阶段仿古蓝钧釉的物相有可能与元钧釉相同,这也为现代钧瓷釉料的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陈全庆等在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南宋官窑青瓷釉呈色机理研究中发现[14],烧成温度的提高和釉层厚度的增大都使南宋官窑青瓷釉色饱和度显著提高。采用穆斯堡尔谱测试分析手段,可以分析研究古陶瓷烧成过程中其矿物组成、微观结构、釉玻璃相中离子的存在状态和它们的变化规律。通过这些研究,不但可以推断古代陶瓷制品的烧制工艺条件,以此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相对地域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古陶瓷制品的制作工艺、烧制温度的研究对保护及修复陶瓷文物,甚至对现代陶瓷制品的制作都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2.4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金属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将穆斯堡尔谱技术应用于古陶、瓷制品研究后不久,考虑到古代金属制品普遍含Fe、Sn等元素,而金属制货币、金属工具等也是考古学的重要材料,研究人员就开始利用Fe、Sn等穆斯堡尔谱来研究古代金属制品,并主要集中于古铜币、铜制品、金币等考古制品的研究中。东京大学的Takeda等[15]用119Sn研究了我国古代的铜钱,并得到了几种古钱币的特征穆斯堡尔谱。根据不同时期铜钱的谱线的不同特征,就可以鉴别古钱币的真伪。另外,古钱币的穆斯堡尔谱分析结果对于了解古钱币的铸造成分和方法等也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对青铜制品如中国古铜币、汉代青铜镜等早有研究报道[16]。在用散射穆斯堡尔谱对青铜镜作无损检测中,谢建忠等分析了包括春秋战国、楚、汉等不同时期的古镜共12块。在完全不破坏原样品的条件下,给出了镜表面下100μm内关于所含Sn的价态及其化学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并从测量图谱得出,虽然古镜的历史年代、制造地点、甚至制造工艺等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谱型是类似的,即其中的金属锡均以Sn4+氧化物和铜锡合金状态存在,这说明制造铜镜的材料是类似的。不同的铜镜Sn4+氧化物与铜锡合金比例不同,而结合铜镜外观可看出,具有黑漆古的铜镜比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Sn4+氧化物比例高。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锈蚀严重的Sn4+氧化物所占比例高。对古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制品表面腐蚀层的穆斯堡尔谱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埋藏时的环境条件,特别是分析过去历史时期该地土壤的酸碱度及氧化还原条件等。这些研究对于出土金属制品的保护及修复工作都有着积极的作用[17]。此外,穆斯堡尔谱技术还被应用于对古代金属冶炼遗址中发现的炉渣及金属矿渣的研究中[18、19],这类似于对陶、瓷器古窑址中古瓷碎片及粘土的研究。因为铁元素在矿物及岩石中广泛存在,在古代金属冶炼过程中,含铁矿物总是会出现在铜或其它制品的生产过程中,这就为运用Fe的穆斯堡尔谱技术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古代金属炉渣及矿渣的研究对揭示古代金属冶炼史及了解古代文明进程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5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壁画及颜料研究中的应用 在对古壁画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推断绘制壁画所用颜料的特点。Kuno等运用57Fe的穆斯堡尔谱对墨西哥Mor-gadalGrande古壁画的研究中发现[20],MorgadalGrande古壁画所用颜料中的红色组成主要来源于赤铁矿(Fe2O3),颜料中的橙色组成矿物主要是针铁矿(FeOOH),而颜料中的蓝色部分的物质组成中只含有少量的铁元素。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墨西哥MorgadalGrande壁画所用颜料的厚度大于20μm。目前,有关国内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代壁画的工作还鲜见报道,而我国古代壁画景观相当丰富。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伴随着新型的轻便式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该项分析测试技术在野外古壁画的研究中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相信我国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古壁画及颜料的工作也将逐渐开展并拥有广阔前景。 3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3.1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源起小型化的穆斯堡尔谱仪的兴起是源于ESA及NASA的火星探测计划[21、22]。MIMOSⅡ型穆谱仪的重量甚至不到500g,体积也不过(50mm×50mm×90mm),额定功率不到3W,携带有两种γ射线源,可以对样品表面的Fe进行室温穆斯堡尔谱检测。早在2003年,火星探测器“机遇号”和“精神号”上安装的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MIMOSⅡ)被用来对火星表面的含铁岩石及土壤进行分析。“机遇号”上安装的穆斯堡尔谱仪在火星“梅里迪亚尼平原”发现了黄钾铁矾类矿物(jarosite)和富含赤铁矿(hematite)的岩石露头以及富含赤铁矿的土壤等。这些矿物的发现表明了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的可能性,因为赤铁矿和黄钾铁矾类矿物只有在有水的条件下才可以形成,而水是生命之源,所以火星表面黄钾铁矾和赤铁矿的发现显示火星曾经拥有生命。这一发现,可以讲是花费巨资的火星探测计划到目前所获取的唯一一项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巨大成就。同时,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地球上远古生命起源问题也有重要科学意义。 3.2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MIMOSⅡ相对传统穆斯堡尔谱仪来说,不仅携带及使用便利,更重要的是以其可以在火星表面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设计要求,MIMOSⅡ不仅适宜室温条件下工作,在户外温度等环境条件下它依然可以正常检测样品,并且由于MIMOSⅡ的高检出率,工作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对样品进行处理[23]。目前,MIMOSⅡ也已经被应用于考古研究中。MIMOSⅡ的开发者,德国科学家Klingelhfer教授等走在了前面[23],他们运用MIMOSⅡ在室温条件下对雅典风格绘有黑色人像陶瓶(Lekythos)表面的绘画进行57Fe的穆斯堡尔谱检测。用作检测的古陶器由美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提供,陶器表面绘有三个含红绘小细节的黑色人像。Klingelhfer教授等对绘制图像所使用的颜料中的矿物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陶器表面黑色画像颜料中包含赤铁矿(Fe2O3)成分。目前我国也已经有机构在开展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的研制工作,朱静波等进行了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换能器的研制并取得突破[24],新设计的换能器的重量及体积大幅下降到实验室原有换能器设备的七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并通过实验证明,这一新设计的小型化换能器能够长时间的稳定工作,各项性能指标也都达到设计要求。虽然目前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还未见广泛应用,但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其在科技考古领域中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鉴定手段必将大有作为。#p#分页标题#e# 4小结 自1969年研究人员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古代陶制品研究开始,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已有更多的物理、化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之中。在研究粘土矿物为主要原料的古陶瓷制品,甚至是在鉴定所有含铁相的考古制品时,穆斯堡尔谱技术始终具有其他分析手段所不能取代的显著优势。可以预见,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不断开发,以及与嵌入式数据采集系统[25],计算机模拟[26]等其它科技手段的不断结合,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广泛,研究程度越来越深入,其在文物保存环境的探索和文物修复工作中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甚至会扩展到考古学研究的更多分支领域的分析应用之中。致谢:本项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7年度获择优支持)的资助。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7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 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 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 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 “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 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 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 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 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 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 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 2004 年在《东北史地》第 5 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 似应调整为 “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 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 此次文章中， 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 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 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 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 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 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 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东北史与各专门史的关系， 实际上体现的是作为整个中国史组成部分的东北区域史与东北地区各社会专门史的纵横关系。 即中国东北史的体系， 总的必需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为基础。而各个专门史都应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横向展示各个门类、系统的专门发展史。诸如：东北生态发展变迁史，东北地域文化史，东北各民族专史，东北建置、疆域、交通发展史，东北人文领域的文化艺术史等。 其中还没有包括已从历史学科独立出去的新的一级学科东北区域考古学。 这其中从整个东北史体系来考虑， 过去除了东北民族史相对发展比较活跃外， 许多专史至今研究单薄或尚属缺环。如至今尚无系统的东北生态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国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总结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编著一部系统的东北区域考古学，也在人们的期待中。这里尚不包括具细的东北区系各民族史(如秽貊、槖离、夫余、鲜卑)和各东北断代史等。对整个中国东北史和各专门史研究存在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在确认东北史研究宏观分期、文化体系、基本民族分布体系和主要考古学类型分区的基础上， 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分类文化学上，总结梳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协调组织具有研究基础的团队，进行不图眼前功利、不带“时限指标”的系统深入研究，其中团队的专家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如此，方能以期获得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成果， 否则只能停止在议论中。#p#分页标题#e#
考古研究论文范文8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中特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