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永利 田家怡 单位：滨州学院科研处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奔腾不息的滔滔黄河，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而且填海造陆生成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广袤土地———黄河三角洲，成为我国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列的三大三角洲之一。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充足，水资源相对丰沛，油气、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浅海滩涂辽阔，湿地资源独特。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开发价值，引起了海内外普遍关注。黄河三角洲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早已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山东省将黄河三角洲开发列入“跨世纪工程”，并于2008年3月颁布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国家把“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先后列入“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纲要，2009年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黄河三角洲属生态脆弱区，环境污染突出，现又将面临着大规模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借鉴中外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开展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与创新，对黄河三角洲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一、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的内涵
（一）生态文化的提出
在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和矿产开发等虽对局部环境发生一定作用，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人类只能凭借有限的力量尽可能地趋利避害，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工业、农业和城市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人类为了满足急剧增长的需要，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肆无忌惮地排放废弃物质，迅速导致环境污染。20世纪5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反思由于使用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给生物和人类造成的危害。60年代初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反对污染和公害的群众性“环境运动”。1968年4月，在意大利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工业企业经理、经济学家A•佩切伊博士的鼓动下，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等约30人聚集在罗马山猫科学院，讨论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困境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于1972年公开发表。报告中所提出的全球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次会议也诞生了举世闻名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创始人A•佩切伊博士指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即提高对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的挑战和责任以及对策略和手段的理解，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1］A•佩切伊博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角度首次提出了文化与生态的相互关系问题，力图形成一种新形式的文化。1970年4月22日，美国约两千万人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呼吁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这一规模浩大的环保运动很快波及全球。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谋求国际间的共识与合作，争取全球环境改善，并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次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潮。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突破，生态文化开始真正形成并得到较大发展。我国学者余谋昌将A•佩切伊博士提出的这种“文化性质的革命”，称为“生态文化”，并认为人类面临的文化性质的革命，是扬弃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方向的传统文化，创造以人与自然统一为指导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新文化。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根本性变革，首先是人的世界观和基本价值观的变革，也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和整个精神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2］可见，生态文化问题是由于当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以及这种挑战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提出来的，是人类的新问题。它作为一种新文化是全球性文化，这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将为人类带来福祉，使人类文化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生态文化的界定
诞生于20世纪末的生态文化，由于视野和研究目标的不同，对其理解的切入点也存在一定差异。通常意义下人们对生态文化的理解是：以生态科学群、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绿色技术群为主导，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价值取向，引导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同存共荣的一种自然观。狭义的生态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即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广义的生态文化是一种生态价值观，或者是一种生态文明观，它反映了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广义的生态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制度层次和精神层次。生态物质文化是生态制度文化与生态精神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它的目标是追求真；生态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态精神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目标是追求善；生态精神文化影响生态制度的形成，是追求生态物质文化的动力，它的目标是追求美。［3］生态文化的三个层次的相互关系是“真、善、美”的结合。生态文化是吸取各种文化精华的现代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并稳定发展的文化，生态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
（三）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的内涵
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是具有黄河三角洲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是在适应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中产生，在改造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中发展，在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共荣共生中创新的生态文化。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立足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的生态伦理，启迪天人合一、诗意栖居的生态境界，诱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的生态意识，富有生命力、不断生
长着的生态创新文化。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的价值核心是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是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二、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p#分页标题#e#
（一）黄河三角洲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
生态文化，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先进文化，已发展成了一种世界性或全人类性的文化。中国生态文化，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一致为目标，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它吸收了包括中国古代生态文化思想及国外生态文化思想的符合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需要的一切文化成果。因此，生态文化是一种更先进、更优越的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解决目前黄河三角洲生态问题，就必须建设先进的生态文化来修复由于传统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问题。
（二）黄河三角洲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黄河三角洲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以理性的生态文化建设为基础，不断根据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进行生态文化创新，培养和建设体现环境友好型价值理念的生态文化，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尽快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低能耗、高效率、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达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的。
（三）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需要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是国家和山东省拓展发展空间、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优势所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已列入国家战略，但自明末至清代的大批移民垦殖，20世纪60年代始的油气大规模开采，以及7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致使黄河三角洲环境污染突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退化，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导致了生态环境灾害频发与生态危机。［4－6］虽然造成黄河三角洲环境恶化的因素众多，但归根到底还是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缺少一种自觉、一种文化、一种在开发自然、创造文明过程中的不断反思，归根结底是缺少生态文化理念。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必须在生态文化精神的指导下，理性地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使环境的变化朝着有利于生态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与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发展，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三、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传承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文化思想历史，可为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借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是伴随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逐渐提高的。石器时期，人类活动主要为采集和狩猎，兼有渔捞，以获取食物。旧石器时期，人类生活在森林里，已积累了森林方面的知识。新石器时期，人类除扩大采集活动外，狩猎和渔捞有了很大发展。以渔猎为生的包牺氏，已积累了识别天、地、水、火、山、泽、风、雷等自然现象的经验。在漫长的采猎过程中，古人对许多生态环境要素有了朴素的认识，把周围的动植物、山岩、流水看作自己的一个家庭成员和同胞姐妹兄弟。采集、狩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以免遭受饥饿和灾害。如《国语》所言，九州山川河湖，是生存的物质资源，应祭祀保护和利用。
新石器中期的黄帝提出了按时节开发利用山林川泽资源的要求，并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园林———平圃。［7］夏商周王朝能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生态环境条件是其重要原因。周朝对山川林泽更为重视，有保护的政令、制度和办法，还设置了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对其管理，如周王室颁《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是中国生态文明居世界领先时期。管仲提出，“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是国之贫也”（《管子•立政》），“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龟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管子•八观》），强调了保护山林川泽与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性。荀子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反对过度开发山林川泽资源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庄子更是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万物高度和谐统一思想（《庄子•齐物论》）。秦汉时期，先秦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并未失传。汉代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中的“畋不掩群，不取麝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和先秦的有关思想一脉相承。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就是一部内容丰富、作用巨大的生态环境著作，对生物变异与环境的关系，共生互利、共生互养等的生态平衡和生物间的相克相生有了清晰的认识。隋唐时期生态环境趋于良好，隋炀帝在认识到林木有保持水土和护岸作用后，曾下令规定淮南各州郡沿河植树。唐朝安史之乱后，因人口增加而增大了垦殖力度，破坏了生态环境，减弱了抵御灾害和危机的能力。其后的五代十国，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北宋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但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加之黄河改道和频繁决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崩溃，为战争所迫，不得不迁都江南，把北方的先进技术与南方的优越生态环境条件结合，才使全国的经济得以复苏。期间，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张子正蒙•乾称》）的主张，力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和“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以此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
明清时期鼓励垦荒为主，辅以兴修水利，以最大限度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过剩人口，生态环境建设没有多大进步。清初思想家顾祖禹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外部的、非决定性的条件；技术水平较低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反之则小；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但不能改变自然规律。其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思想，揭示出生态文明思想在明代已逐渐成熟。清康熙雍正时期虽是清朝鼎盛时期，但因过度垦荒和农民战争频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清末，海南省万宁当地官府在青皮林区立碑，石碑上刻有：“居海之滨，正赖海山以为前案，并赖海山以为皮毛……白日纵放牛马扰害田园捉着者，罚五十文；夜间捉着者，罚一百文……如有坟墓之山，不准乱伐树木；既无坟墓之山，凡在海滨者，亦不准乱伐树木。倘有持强砍伐，一经该图呈控，立即拿案究惩……有船来海滨入山乱砍树木者，将船拦阻，发入充公是实。”明确规定严禁采伐该区域内的林木，这是中国古代官府最早立法保护林区。清末梁启超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上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区域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使不同区域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生产关系。梁启超深刻分析了环境与国家形成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理、生态、环境在国家形成、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的意义及其相互作用。中国古代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建设实践古已有之，对世界先进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我们建设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p#分页标题#e#
四、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
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精神层次，要求人们转变思维方式，使全社会树立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物质层次，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开发、利用和保护三者统一起来；从制度层次，加强生态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要把生态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全社会树立起建设生态文化的共同理想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信念，实现公众、企业、决策管理者生态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统领生态文化建设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可持续进步、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理念，它与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是一致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对于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因此，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必须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二）在传承我国古代生态文化思想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生态文化
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要用科学态度对待我国古代生态文化，吸取其精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生态文化传统，古为今用，又赋予时代精神，不断创新，建设符合黄河三角洲区域的生态文化。同时，要立足本国，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以丰富和发展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的内涵。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文化。
（三）加强公众的生态文化建设，培育良好的生态文化建设氛围
把生态文化建设与正在进行的创建和谐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以培育和构建生态文化体系为出发点，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建立由各社会群体、组织、单位和民众等参加的生态文化建设组织，制定适合黄河三角洲社会发展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促进生态文化建设工作扎实有效。广泛发动环境保护民间团体以及社区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参加环保活动，提高公众的参与水平，维护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检举权等权利。监督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增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使公众成为环境保护的忠诚卫士。
（四）加强生态文化法制体系建设，加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在生态文化的制度层次上，我国已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轨道。黄河三角洲地区应建立绿色GDP为主的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以生态建设指标为核心的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优先的综合决策制度，把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综合起来，统筹考虑，从源头上解决对生态的破坏问题，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政策性倾斜，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五）深入开展生态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
在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过程中，广泛开展生态教育活动，培育生态文化的观念和意识，努力造就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意识的一代新人。包括对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广大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等进行生态教育，提高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的生态文化素质，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行为的自觉行动。对社区、家庭以及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开展生态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价值观，促进公众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六）培植生态传媒文化，扩大生态文化宣传
黄河三角洲地区应根据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需求，加强生态传媒文化建设，大力发展专业生态传媒，扩大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和作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手段，通过大众和社会喜闻乐见的专栏、专题报道以及文学、戏剧、电影等形式，广泛开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环境知识和生态市、县（区）、乡镇、村建设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生态文化，普及生态文化，使生态文化理念和生态意识成为黄河三角洲社会主流价值观。
（七）发展生态物质文化，倡导绿色消费
根据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应构建繁荣的生态物质文化。建立生态工业体系、生态农业体系、生态林业体系、生态水利体系、生态能源体系、生态旅游体系、生态人居环境体系等，创建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等生态社区，规划建设一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生态博物馆以及植物、动物标本馆等生态文化设施。倡导绿色消费文化观，在居民生活中提倡、引导、培育一种符合生态建设需要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倡导生态消费，推广使用环保产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是黄河三角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证，本质上要求人们从精神形态上转变思维方式，在全民全社会树立生态价值观、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物质形态上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开发、利用和保护三者统一起来；从制度形态上强化生态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规范、约束人们和社会团体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