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范例

一、医患冲突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概念表述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表述用语不多，且不统一，使用最多的是“纠纷”、“医闹”、“闹丧”和“医患冲突”，也有使用“医疗暴力”的。所谓纠纷，是指争执不下的事情，不易解决的问题，而纠纷的过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谓“医闹”，是指患者家属、亲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殴打侮辱医护人员、打砸财物、设置障碍等手段，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并从中牟利的行为。2006年7月10日，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医闹”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面对有争议的医疗结果，患者（死者）家属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货币。所谓“闹丧”，俗称“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发生是其引发的基本前提，其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发生地可能与医院毫不相关。如发生在农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冲突”一词的本意指近身袭击，同时也包括：直闯、碰撞、冒犯、争斗、矛盾等意，当然也含心理冲突；现代词意上的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对抗过程，分为意识和物质两种，意识以认识为基础，所以是无形的，物质的冲突是可见、有形的。“冲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败对方，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双方必须有直接的交锋；冲突双方追求的目标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冲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规则、规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危法性。冲突的类型包括：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群体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等；从方式和程度上划分，有辩论、口角、拳斗、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因此，综观已经被曝光发生在医院内的“那些事”，用“医患冲突”来表述应是最为恰当的。

（二）关于历史划定

《南方周末》报曾以“中国医疗暴力史”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国的医患冲突历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为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致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因视网膜脱落疗效不满的患者包季厚。对医患冲突的历史划定，至今并没有权威的论述，但仅以2001年为划分而论史显然其“史”太短，准确地说也只是本世纪的“史”。仅从建国开始计算，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医患冲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现在如此严重而已。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为例，当被强制“结扎”的妇女因故死在手术台上后，以“兴师问罪”、“吊民伐罪”为特征的农村“闹丧”事件便自然发生，医院被砸、医生被打亦是常事，笔者就曾亲眼所见死者家属将“大队长”（现称村委会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场景，而对因“闹丧”引发的纠纷冲突，笔者在1991年参加的江西省社科课题成果中就有论述。

（三）关于成因分析

就医患冲突事件引发的原因，对现有论述分析后可用△符号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医院医生的不良医术、过度治疗、不负责任等等，谓之“活该”；另一面则是痛斥对医生的犯罪行为是丧尽天良，谓之“暴徒”；更深层次的则是结合我国的医改政策、医疗资源、相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等进行理性分析，呼唤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将医生和患者在利益争夺中推开，从而真正避免冲突悲剧的发生。由此看来，国家医疗制度、医疗政策层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会诚信才是治本之策。

一、关于人脉和人际关系的相关论述

人脉，顾名思义，即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现代汉语词典》对人脉的解释为：“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有的学者根据人脉的来源或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从哪里获得，将人脉分为六类：血缘人脉、地缘人脉、学缘人脉、事缘人脉、客缘人脉、随缘人脉等。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人际关系在满足人们需求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人际关系简单地分为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如关爱、温暖、安全感和归属感等）的需求；而工具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是个人因某种需要或目的与不很关联的他人所建立的某种时效性关系。无论是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它们都是个人正常、健康、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另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权力依附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权力网”；利益相关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专业网”；情感交融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人缘网”。前两种人际关系主要受理性逻辑支配，维系这两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披着情感“外衣”的权谋和利益；最后一种人际关系主要受“情绪逻辑”支配，维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人格认同。

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认知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上述人际关系类型，结合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等情况，我们设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21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试图通过调查得出现代大学生心目中应该重视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考虑到当今社会中所谓的“拼爹”观念盛行，我们在问卷中先预设了三个关于“拼爹”的问题，用以考察大学生对该问题的相关态度。经过前测和优化，人脉关系被调整为23种，每个问题设计了6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说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性别、来源地、年级、是否做过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驻新乡五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总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结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选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个专业，然后从每个专业中任意选择一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平均每个专业分配25份问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对预设问题的调查结果解读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及其特征分析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精准定义。笔者查阅了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高见，更倾向于认同学者谷士刚博士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中的正确性部分，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内容及特征

（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内容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吸收了生物学、生态学后形成的一套分析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与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理论。该理论在质疑和抛弃了不良社会行为的“个人归因”模式后，转而在更为系统、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寻找“病态”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助人方式。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H.Zastrow）与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作出了巨大贡献，二者都把人类行为的主体与包绕于其的社会环境划分为不同层次。扎斯特罗按照个人—周围群体—社会设置顺序，把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而布朗芬布伦纳则在此基础上，把宏观系统进一步分解为外部和宏观两个系统（这种说法是一种大约的区分）。根据他们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描述，结合莫拉莱斯（ArmandoT.Morales）与谢弗（BradfordW.Sheafor）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与我国隔代抚养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为方便分析，文章把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个人系统。主要包括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系统及特点。家庭系统。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所处的“祖代—孙代”家庭形式以及家庭关系模式。实践操作系统。指除家庭成员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日常在生活实践中能够直接产生互动的同龄群体、班级、老师等社会因素。外部环境系统。指包绕于隔代留守家庭的社区、学校、教育或其他公共机构等可以为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服务的社会设置。文化系统。指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价值观、信仰以及其他社会认定的社会准则。历史系统。儿童价值的历史认识及变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主要是父母离开的生活事件特征以及他们对事件的认知。由内及外、由微观到宏观，是影响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心理因素的不同层次系统，当然每个层次都不会独立发生作用，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境中。即微观系统中的个人行为涵聚着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因素，是这些因素的个体表现方式，系统之间存在着开放式的互动关系。反而言之，对某一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生态特征进行分析，也能够关照到这些特征最终会给群体或个人施加何种影响。查尔斯•扎斯特罗认为，了解每一系统的正常成长标识（Nor-malDevelopmentalMilestones）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标识就是个人成长状况的衡量标准，即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心理、生理、社会功能的行为方式。因此，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总是与正常的成长标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缺陷也会较多地导致群体或个人行为对社会期待的偏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厘清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预知他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可鉴材料，也可以在预防、矫正他们偏离社会行为时做到有迹可循。

（二）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特征

1.个人系统特征

当前研究成果大多数认为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但是笔者通过与两种儿童直接谈话与问卷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一般留守儿童以及非留守儿童在生活认知、言语表达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同年龄段儿童相比，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比较突出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个人自主能力较强，自尊水平较高。生活中的小事大多是自己做主，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对来自家庭、学校的压力事件表现得更有信心。生活能力上呈现性别差异与年龄上的两极分化，即女性生活能力相比男性稍弱，吃饭、洗衣等生活问题对祖父母依赖较大，初中儿童生活能力很强而小学儿童很弱。从学习能力上看，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学习自主性稍有欠缺，但学业成绩与普通儿童差异不大。

2.家庭系统特征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1研究区概况

高黎贡山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山区，面积280×104hm2。全区处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南延地段，山地相对高度大，气候垂直分异明显。水平基带的地带性气候为中亚热带气候，气温高、积温多，全年盛行西南风，四季不分明，干湿季明显，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的特征。11月下旬至翌年4月为旱季，日照充足，降水少;5—10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7%。高黎贡山东坡主要分布有汉、傈僳、白族、彝、傣等民族，其中，汉族、傈僳族和白族是该区域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研究点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均以小学文化为主，均占总人口的75%以上。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经济林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打工等工资性收入。

2研究方法

2.1研究点的选择

在高黎贡山东坡，根据村落分布格局，综合民族组成、人口规模、分布海拔、与自然保护区距离及交通状况等因素，完成了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的初步调查，并选取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白花林行政村的汉龙、芒岗、芒晃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局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对象。研究点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具一定代表性。选取的3个自然村户数为35～106户，人口规模131～420人，代表了该区域内自然村的规模类型;民族以傈僳族和汉族为主，是该区域内人口比例最大的两个民族;村落海拔分别为1500m、1200m、10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同时，村落与自然保护区的直线距离分别是0．6km、1．0km、2．2km，形成村落与保护区的距离梯度。

2.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在全面进行人口统计(汉龙村50户206人，芒岗村106户420人，芒晃村35户131人)的基础上，按26%的比例抽取农户(汉龙13户、芒岗27户、芒晃10户)，共抽得50户作为作用者样本。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完成社会学田野调查和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定性分析，确定V－SES基础组分及其构成;同时，采用精细测量、逐户统计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得村落位置、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林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采用SPSS16．0完成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影像数据来源于2007年SPOT－5遥感影像，其分辨率为2．5m。应用ARCGIS9．3软件并结合实地勾绘得到的土地利用图对遥感影像进行逐块校对，矢量化生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立拓扑关系。在空间分析模块支持下，将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数据。根据景观格局指数所反映的不同的生态意义，结合研究目的，选用景观水平上的边缘密度(ED)、斑块平均大小(MPS)、散布与并列指数(IJI)、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和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SION)、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LAND)共7个指数，采用Fragstats3．3分析3个自然村的景观格局和空间结构特征。

一、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动态

1．研究主题的选择

对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显示，在前15位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中，“教育生态”(19次)、“生态系统”(16次)和“可持续发展”(15次)遥遥领先。这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主要是借鉴生态学的核心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聚焦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特有问题，而问题的呈现更多的是宏大叙事型的而非微观细致型的。此外，“生态位”、“生态环境”和“生态承载力”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有学者开始借助生态学的核心观点探讨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其研究的旨向已开始着眼于某一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生态管理、高校科研系统的生态化资源配置、高校分类和分型的生态位机理、高校人才培养动态、平衡、共生、协调的生态环境构建等，显示出高等教育生态研究开始从单纯的理论建构转向到现实问题的研究。

2．论文的机构分布

在研究的样本中，只有5篇论文来自非高等院校，仅占论文总数的2%，可见高校是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的主力军。从的数量上来看，广西师范大学以9篇论文居首，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8篇)、燕山大学(6篇)、天津理工大学(4篇)和广西师范学院(4篇)。广西师范大学的贺祖斌先后11篇，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生态承载力、生态结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出版了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高等教育生态论》，是国内少数在这一领域进行持续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学者之一。总之，研究成果零散、研究作者缺乏稳定研究方向的状况依然存在。这表明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形成思路清晰的系统研究。从论文所属研究机构来看，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优势明显的高校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明显高于其他研究机构。这与其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积累和博士研究生学科后备人才培养密不可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农林类高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研究上也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与农林类高校在学科分布中生态学占据的优势地位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同时，研究成果也反映出一定的地域分布和高校类型差异，如西北地区高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高校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也并不多。

3．基金课题产出论文动态

从所依托的科研项目来看，获得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为34篇，占论文总量的14.2%。其中获得国家级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有10篇，占科研项目支持总量的29.4%；获得省部级项目支持的有21篇，占61.8%；获得学校级别科研项目支持的只有3篇，占支持总量的8.8%。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目前更多处于自发自主研究状态，在学术体制内获得各类项目资助和支持的研究并不多。这表明该研究领域尚未得到主流学术认可机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此外，获得的各类课题支持以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主，从一个侧面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研究逐渐受到关注，针对具体地域、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的相关实践研究开始得到认可。

摘要：文中采用归纳法、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的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专业书籍，旨在对目前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理论和依据。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