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针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通过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文化和消费文化，探索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确定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 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上，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问题上等等。但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既有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观误解和拓展的一面。本文重点就来谈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成因分析。 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前提就在于准确地揭示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在这一问题上，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指导。但是，在另一方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特殊情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成因。应当说明的是，尽管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解的误读，但总的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化解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迪。概括来讲，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包含着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 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双重矛盾的观点是由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只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另一类矛盾，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乃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奥康纳具体分析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也不外三种，这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条件、生产的社会公共条件以及外部的物质条件。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劳动力注意较多，而对外部的物质条件则有所忽视，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之处。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奥康纳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扩大的理论。他认为，倘若扩大生产条件，那么生态环境问题就能进入人们的生产视野。他强调，生产条件不仅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而且还应包括生产关系。后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对外部自然环境的商品设定。它已经造成了对自然环境、土地以及人力资源的严重剥夺。另一方面，生产条件也不能仅仅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加以探讨，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已经带有政治的属性，它往往经过法治的程序逐步形成。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显而易见地能够看到由于资本利益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政府根本无法做到对生产条件的调控和管理。这就导致了双重的实践恶果，它不仅表现为资本利益对生产条件的破坏，而且表现为资本主义政府对生产条件的非理性的失控。毋庸讳言，奥康纳这里揭示的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破坏的思想是正确的。 奥康纳还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必然导致的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破坏的恶劣后果。奥康纳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的矛盾切入可知，资本主义实际是追求资本的利润无限扩张的生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资产阶级必定通过改良生产技术以便不断降低劳动者再生产的成本。在这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完全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利润增值目的的。而另一方面，无论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对原材料的高效利用所导致的平均利润率的上升，这些都无法改变对资源开发的无限扩大的历史趋势。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性也做出了具体的分析，认为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扩张的追求必然导致反生态本性的生成。奥康纳对此做出了分析。他认为，资本的逻辑并不包含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生产条件的破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个别资本不会考虑由于资本的长期利益而内生的对社会生产条件的维护。另一方面是包括环保运动在内的各种绿色环保主义运动必定会增加生产成本。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分析，福斯特与奥康纳略有不同。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生态危机，根源之一在于资产者对资本增值的无限追求与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福斯特进一步分析认为，就其本性而言，资本主义生成了扩张主义的理念。这就导致了资产阶级必然会将对利润的追逐和积累作为最高的目标。而资本的无限扩张又必然会无视环境和生产的社会条件的长期性的维护。由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资本无限扩张的趋势根本无法实现，因此这就内生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福斯特总结认为：“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制约发生冲突。”①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科学 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生态马克思主义做了具体的分析，这种分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运用科技批判和文化批判代替制度批判的思潮有着极大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仅仅依靠分析科技的作用便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它更强调对资本主义运用科技方式的批判。 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剖析了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缺陷。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是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存在的对科学技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前者完全肯定技术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强调只有回到前技术的时代才能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完全能够化解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生态危机。对这两种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反思，认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十分片面的。#p#分页标题#e# 生态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科学技术运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们对待科技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义和有机论。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孕育的却是与之相悖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崇尚牟利，崇尚对效率、物欲以及利润的追逐，同时强调只有运用科技才能达到这些目标。显而易见，在资本主义中，机械论的科技思维方式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伴随着这一思维方式的运用，资本主义越往前推进，技术对环境危机的加深的负面作用就越为突出。福斯特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②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科技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婪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运用对生态原则和环保原则的否定。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完全取决于成本和销售额的差值，而绝不是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快速地追逐着销售消费品，它的目的虽然是利润但是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普遍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都是破坏性的，反生态意义的，这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对人们的生活，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而当资本主义进行调整时，它又会进入漫长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期。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功能决定了资本主义对技术的运用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此做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在技术上，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虽然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却产生了加速对自然资源盘剥的恶果。而在技术消费方面，人们虽然能够从环保需要出发适当地节制对非耐用品的消费，但是对于汽车、电冰箱等耐用品的需求却无法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具有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功能。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对技术的选择往往是以能够强化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控制为出发点。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提高，资本主义紧缩了生产的管理体系，从而实质上加大了对于人们的控制力度。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甚嚣尘上，人们的异化消费和过度消费又必然会加剧对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掠夺。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 “异化”一词原出自德国古典哲学，意指主体和客体相互分离，导致了客体外在力量对主体的对立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劳动为异化劳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挥。而同样地，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汲取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基础之上构造出了异化消费的理论，从而对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与异化消费的关系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极端异化，它已经和有限的自然资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 从资本主义旧有的统治合法性的角度切入，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避免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普遍采取了经济调控的方法。显而易见，这一举措是和资本主义一贯倡导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矛盾的。不仅如此，这一举措实际上也导致了私人生活领域的政治化。而为了掩盖这一矛盾，资产阶级许诺会向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然而，兑现这一诺言却需要无限制地扩大商品生产规模，激励高消费的方式，而这又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发生了对立。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的角度切入，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借助消费主义价值观而在无形中强化生态危机。高兹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们消费价值观的变化。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是“够了就行”，他们仅仅在于满足自己和家庭成员的需要。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消费价值观乃是核算成本的经济理性，乃是获取利润，“计算与核算”成了唯一的效率原则。这种原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再消费所谓的使用价值，人们需要的只是符号，是虚假的消费符号。但是，这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必定会导致对商品的无止境的追求，因而必将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了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具体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异化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莱斯和阿格尔都认为，资产阶级一向标榜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在于能够提供丰裕的物质财富。加之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误导，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因此异化消费的实践实际上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人们毫不在意的异化消费实际上鼓励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攫取，这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失衡。第二，异化的疯狂的消费所生成的高生产和高消费模式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第三，异化消费及其与之相应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并不能解决自然生态的难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宣扬其科技的功用，但是这都无法解决由于科技的非理性运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控制自然理念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控制自然理念和生态危机关系的揭示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详细地阐释了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有所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否认了控制自然观念会造成生态危机，相反地，却认为控制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p#分页标题#e# 莱斯对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经济核算以及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的错误观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后者不过是把现象当作了本质。他追溯了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在古代世界，古代的原始宗教不仅意识到了机械技术能够发挥控制自然的积极作用，而且揭示了机械技术也会导致野蛮的消极后果。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既确立上帝的创世权，又确立了人类管理统治世界的派生权，因而使得控制自然获得了更为合法的理论根源。此后，至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理性精神的兴起，宗教被逐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认知领域，因此人类在自然面前逐步稳固了原先的对地球万物的统治权。这样，以培根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的思想领军人物把科学与宗教做出了区分，消除了人们心中原有的对宗教的恐惧，人与自然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得到了最终的解决。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观念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莱斯认为，必须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倘若人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忽略控制人与控制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更不能明白科学技术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对西方社会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关系，莱斯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获得了主宰的地位。但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给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地，人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渐地丧失，而人的价值也随风飘散。因此，实际上，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对人和自然有着双重控制的效力，它已经退化为资产者的统治工具。在这里，莱斯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我们早就应该放弃人类理应为了自身的利益去绝对地征服自然的观念。”①但是，一旦人们把对自然的控制视为当然之事，一旦人们不能意识到控制自然本身就是控制人，控制自然就已经转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它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 再次，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还论述了控制自然观念和生态危机的直接关系。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控制自然意识形态对生态危机的爆发负有直接的历史责任。他认为，从意识形态上强调技术对于自然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推向了极端。由于资本主义是以利润为自身追求目标的，所以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形成了。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反过来又造成了对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相反地，科学技术却成了对人的统治工具，成为了破坏生产力的消极因素。莱斯认为，表面看来，控制自然似乎在为整个社会牟利，但是实际上却是以此为借口为某个利益集团牟利。 莱斯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后果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他认为，控制自然观念显然既具有积极面，又具有消极面。其积极面在于击破了人类对于自身技术的绝望态度，强化了人们对于改变生存状态的自信。其消极面在于掩盖了科技发展和社会冲突以及政治统治之间的矛盾。显然，控制自然观念最为恶劣的生态后果，是它将自然作为人的无限欲望得以满足的对象来占有。因此莱斯认为：“希望靠人类的技术来掌控自然从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做法是根本不会成功的。……新的时代会向我们展示一个全球环境危机的世纪。这场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环境退化，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② 五、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经济理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 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完善。与之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揭示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竭力反对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性的观点，强调现代性并不能承担生态危机的全部后果。 高兹从现代性的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代性并不是本身出了问题，问题在于问题已经跃出了现代性的范围。人们需要重新考虑现代化的前提，因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就在于理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根本上乃是准宗教的内容出现了分裂。人们应当重新考虑现代化的前提，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漫无边际和没有界限的，现代化应当是选择性的。 高兹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利润动机，并由此延伸至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理性的内容得到了完全的呈现。那么，什么是经济理性的内涵呢？那就是以计算与核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对生产的经济效益唯一追求形态。经济理性并不关心产品能否给消费者带来幸福的问题，并不关心消费者的幸福或痛苦。他只关心唯一的利润能否实现。不仅如此，经济理性对经济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越快越好。高兹进一步认为，并不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经济理性的原则。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不是经济理性原则，而是自我满足的原则。人们只要自认为够用，即能自发地限制自身的物质欲求。因此，可以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乃是“自我够了就行”。但是，毋庸置疑，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原则完全被经济理性原则所取代。在这一原则的牵引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完全成了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的原则支配着生产的全过程，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交换，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更大的交换价值。高兹认为，和过去评价人的幸福标准不同，人们此时的评价标准就是财富，而不是过去的等级和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经济理性原则的支配下，人们之间评价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的多少，而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通过效率的高低加以裁决。① 对于怎样消除经济理性所造成的危害问题，高兹表达了对马克思观点的赞同。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仅剩下金钱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仅剩下工具关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应当使人们从更多与更好的连接转化为更少与更好的连接关系。高兹指出，当人们从金钱的衡量标准转化为道德伦理标准的时候，市场的价值观就会被废弃。而保护生态环境，其根本的价值观也必须从这个方面去解决。人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消费观，他们应当限制不必要的消费，逐步扩大自主生活的空间，这将对生态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