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汴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人工河流，在隋唐、五代以至北宋时期发挥过重要的航运、灌溉等作用。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原因，两宋以后，汴河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堙废，如今只有安徽泗县境内有一小段残存。唐宋汴河的变迁对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造成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 一、汴河的开凿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沟通黄河与淮水的通济渠。“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1］开凿工程分两段进行:西段引谷水与洛水循着东汉张纯所凿的故阳渠水道穿洛阳后，在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北面入黄河。中间经过一段黄河自然河道;东段则在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开渠，引黄河水向东经阳武、中牟、浚仪(今河南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梁郡(今河南商丘)、永城、埇桥(今安徽宿州)、灵壁、虹县(泗县)、泗州(今江苏盱眙)入淮河。全段南北纵贯黄淮大平原，全长600多公里。唐宋时，通济渠称为汴河或汴渠，东南接济中原的物资多赖此河运输。随着封建王权经济需求的日益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逐渐成为唐宋内陆水路运输的黄金干流。《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载:“隋代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宋史•河渠志》也云其“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毋庸置疑，汴河(通济渠)的开通直接促进了唐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唐宋汴河变迁的过程 历史上，唐宋汴河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废而复通、最终堙废的变迁过程。 (一)唐代中后期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力渐衰，统治者无暇修治汴河，致某些河段泥沙淤积严重，八年不能通航。史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2］卷120《郭子仪传》“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2］卷156《王智兴传》代宗时，刘晏、第五琦重开汴河，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疏浚。［3］之后30年间漕路保持通畅。唐末战乱不息、藩镇割据、久不通漕，汴河连年失修，下游很快淤为污泽。［4］卷292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途经汴河时，因感慨眼前的凋敝萧条而赋诗曰:“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更低。旱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5］当时的茅城驿位于宿州西部汴河沿线，诗中反映了这一带因汴河失修而致的悲凉景象。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汴河下游埇桥东南处溃决，两岸全部沦为沼泽。［4］卷292唐末诗人吴融有诗曰:“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余柳可藏鸦。岩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6］此时宿州东段汴河已干涸，河床都可以通车了。 (二)五代北宋时期 唐末五代时，宿州西段仍有舟运之利，石晋迁都大梁即因漕运之便。［7］后汉时，曾修汴河沿岸斗门分水并疏浚河阴汴口。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改革政治，整顿军事，鼓励生产，尤其重视汴河下游的疏浚。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他“先命武宁节度使行德发民夫改汴河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荣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4］卷292“(显德七年)是月，浚汴河口，导河流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4］卷294历经五年，周世宗即疏通汴河，以达江淮。九世纪以后河患加剧水源不稳，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又加以疏浚，并引郑州以西索、须等水以加强水源。［8］卷93《河渠志3•汴河上》经此综合治理，汴河成为漕运的主干道之一，与当时的金水河、惠民河、五丈河合称漕运四渠。史载:“唯汴之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8］卷93《河渠志3•汴河上》但是，因“汴水浑浊，易至填淤”，［8］卷94《河渠志4•汴河下》宋代起初规定三五年一浚，至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因“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8］卷93《河渠志3•汴河上》以后汴口春开秋闭，“终岁漕运，止得半载”。［9］可见，到北宋中期，汴河已淤积严重，漕运大受影响，虽年年疏浚仍不免年年淤高。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记载，熙宁年间，汴河自东京开封至雍丘(今杞县)、襄邑一段，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此时的汴河已成悬河。 (三)金元时期 公元1128年，金兵攻占汴京后继续南犯。东京留守司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西人为决堤，黄淮之间顿成泽国。至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宋金在江淮流域长期拉锯，汴河失修失浚淤塞严重。宋室南迁后，某些河段仍为金朝兵马粮秣调运发挥作用。金初曾于河阴设黄汴都巡河官，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10］金朝后来定都中都(今北京)，不再需要利用汴河漕运粮物，故朝廷不予重视，汴河堙废之势已不可免。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楼钥出使金国，自灵璧北行数里途经汴河，“二日，车行八十里，虹县早顿。饭后乘马行八十里，宿灵壁。行数里，汴水断流……三日甲申，车行六十里，静安寺早顿，又六十里宿宿州。自离泗州，巡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行其中，亦有作屋其上”，乾道六年正月二十日，“车行六十里至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又六十里渐行汴河中……宿宿州，汴河底多种麦”。可见有的河床上已种上麦子。［11］同年，范成大使金由泗州路经汴河时，留下《汴河诗》一首，其注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12］洪适也有诗云:“隋堤望远人烟少，汴水流干辙迹深。”［13］可见，唐宋以来流淌数百年的汴河，在12世纪后期已经变成了一条陆道。今天从商丘以下，经永城、宿州、灵壁、泗县的公路，大致就修在当年汴河的河床上。2006年宿州市区汴河遗址出土的瓷器中，发现了大量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金、元磁州窑系、钧窑系的作品。《宿州志》载:“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王红五先生据此考证，直至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北入渤海，始致汴河丧失水源完全荒废。此前，被朝廷废弃的汴河的某些河段可能还在被民间商旅长期使用，如《泗虹合志》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14］#p#分页标题#e# 三、影响唐宋汴河变迁的原因 曾盛极一时的唐宋汴河从盛到衰再到完全堙废，共经历约720年。这种巨变有自然原因，也离不开人类活动的影响。 (一)自然因素 1．泥沙的侵袭。唐宋汴河兴废的主导原因来自黄河。汴河以黄河为主水源，河水含沙量高，极易导致淤塞。战国时黄河已有“浊河”之称。［15］西汉时人称“河水一石，其泥六斗”。［16］唐宋以后中游水土流失加剧，河水含沙量与日俱增，北宋河患最严重时1立方黄河水就有36公斤沙。汴河流经地区多为平原，水流速度缓慢致泥沙大量沉积。加之唐后期黄河上中游原始森林被破坏，从北宋起，安流数百年的黄河又进入了它的多难期。历史上六次黄河大改道有两次发生在宋、金时期，其间决口、发大水见于记载的不下数百次。北宋熙宁六年汴水淤积成患，相国寺积沙几及屋檐。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王安石二次称相后，曾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汴河疏浚工程，疏浚后从汴京到泗州河底宽约3－5尺。［8］北宋后期汴河已成悬河，金兵南侵后“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加上黄河屡次夺汴入淮致使河道淤塞加剧。元朝时黄河水患更加肆虐。《元史纪事本末》载:1288年至1325年间，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8次，如1325年开封漫溢、七月阳武决口等。正如邹逸麟所言:宋代汴河入金以后就仅存尾声，到了元明时大多淤废不用。这都是因为黄河南决，不断将大量泥沙灌入的缘故。［17］从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区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剖面看，大运河河床内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层多为黄色沙土层;文化层以上是淤积层，多为浅黄色和灰黄色沙土层。这是因为使用中的河道，河水流速快时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则土多色淡。在表土层以下文化层以上，存在着2－3米厚的浅黄与灰黄色土层，说明通济渠东段的湮废最终即由黄泛淤淀所致。［14］ 2．黄河的改道。自从1128年滑州李固渡决口，黄河开始经古汴渠夺泗入淮。1194年，黄河又在阳武决口，巩固了黄水入淮的河道。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水患的特点由原来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18］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所经的泗水(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公元1325年)之后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河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而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古汴水泥沙少水量充沛行船较易，于是汴泗水道自然取代了汴河。它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成了夺泗入淮后的新水道。黄河改道或泄洪使汴河引水量必然减少，加上河床早已淤高，势必加速淤废。再者泗州入淮口堵塞，汴河最终被湮塞夷平，埋于地下。可见，汴河最终湮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河改道使其失去了固有的水源。 (二)人为因素 唐中后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统治者对汴河无暇顾及、疏于浚治;德宗即位后藩镇多次叛乱，汴河又不时为藩镇所切断。战争时决黄河水以代兵也曾导致黄河多次泛滥。如唐末淮南杨行密决汴河以阻朱温南下，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东京守将杜充为御金兵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黄水沿汴河东流至徐州入泗，入淮后又夺淮入海。由此黄河南泛600多年，汴河上游沦为黄河的一段河道，受泥沙侵袭甚重。靖康以后，金人占据黄河流域，高宗偏安一隅，南北成为敌国，水运不复往来。金人只顾掠夺中原财富，根本不会去疏浚运河。1194年后，黄河又在阳武决口，黄水南下致河道淤积加剧，汴河随之埋废。元以后定都北京，重开新运河，无心引黄河归故道，汴河遂彻底失去了振兴的机会。［19］ 四、唐宋汴河变迁对流域生态的影响 汴河的变迁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影响 1．阻遏黄河的南泛。汴河开凿之初，便将北堤筑为御道，高宽均超过南堤。自荥阳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与黄河比肩而下，为保漕运，汴河北堤被累年培高加宽，宋时汴河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宽更是南堤的两倍(宽40米)。根据朱玉龙实地考察，新中国建国初期汴堤尚很高大，其中濉溪段北堤宽约40米，高出地面约5米;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约3－4米;河床高出地面2～3米。宿州段堤面宽80－100米，最高处高出地面3米。据方志记载，自公元611－1938年的1327年中，因黄河决口导致的灾害共106次，其中宿州、灵璧、临焕、泗县33次，被水地区全在汴堤以北，其中乾隆年间的一次发水，“居民争赴汴堤”。［20］可见清代汴堤尚可以阻碍南来的黄河水。自古就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实际上汴河的北堤，已经成为黄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这也改变了淮北地区的地貌。据实地考察，汴堤南北土质迥异:北面是黄泛沙土地，南面是砂礓黑土地。因黄水长期南泛，汴北地区原来的砂礓黑土地带被厚厚的黄土覆盖，形成了广袤的黄泛平原区。［21］ 2．淤泥可以肥田改土。借汴河引黄河水灌溉淤田，既可以洗碱，又能利用水中挟带的养分增加瘠薄沙土的肥力。沈括曾“出使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22］可见，唐代宿州沿汴河两岸置有斗门，若运水不乏，既可引水沃灌，又可用于淤田。北宋熙宁二年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之间，多有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计马而牧之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此遗利之最大者也。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最宜稻田，欲于汴河两岸稍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二十六陂水以灌之，则环畿甸间可以得数百万以给兵食，此减漕省卒，富国强兵之术也。”此建议立即得以实施，朝廷还委派杨汲提举沿汴淤田。［23］另据《宋史•河渠志》:京东、京西一些盐卤地经连年放淤，“尽成膏腴，为利极大”。《宋史》记载的15次汴河决口也含有转害为利的成分。《灵璧县志略》曾举汴河南岸司家仓、汴北休家道口为例，说汴河“浊流经过，泥沙停积，其地最为肥美，旱涝无虞”。［24］直到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张晋享戍宿州，以“汴堤南北沃壤，宜屯田以资军食”，乃分兵屯垦，期年遂获其利。［25］可见汴河肥田改土的功效非常明显，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p#分页标题#e# 3．分洪排涝有利于黄河安流。下游的支津以及两侧众多的湖泊为黄河流沙的淤积和洪水的宣泄起了分担作用。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当可视为黄河的支流。关于汴河于黄河的取水量，宋元佑年间御史中丞梁焘曾说:“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幸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尝九分也。”［8］卷94《河渠4•汴河下》可见隋唐时期汴河引用黄河的水量约占黄河水量的三分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河对下游的危害。周魁一的研究成果表明:隋唐五代黄河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黄河下游的汴河、永济渠、济水等人工或天然的支流提高了黄河下游的泄洪能力。［26］ (二)不利影响 汴河的堙废使黄河失去了优良的泄洪水道，一旦决口，洪水漫溢便成灾害。 1．导致土地沙化、盐碱化。因汴堤抵挡，黄水不得南下，汴北深受黄泛之害;运河引黄河之水，增加了黄河泥沙的为害程度。清人胡渭曾言:“河水为鸿沟所分，力微不足以刷沙，下流易致壅塞，此宿胥改道之由。”［27］鸿沟尚且如此，何况南北汴河。因有汴堤阻隔，黄河每次决口南流，形成大量泥沙淤积沉淀，使汴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原来肥沃的青黑土(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近河处较砂，远河处较粘。砂地“有雨则涝，无雨则旱”。据《宋史•本纪》、《宋史•五行志》记载，北宋一代黄河共泛决22次，其中19次发生在农历6－9月间，曾给沿岸造成严重灾害。每次决口后即将大量泥沙带出堤外，水退沙留，在地上覆盖了大片深厚不一的沙土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在一定时间内对土地有一定肥力，但如沙质过粗，尤其是长期排水不良而引起的盐碱化，给农业带来很大损害。此外，河流改道后留下的枯河床和自然堤上的沙质沉积物，经长期风力作用，形成的许多断续沙丘吞噬了大片农田、房屋，破坏了城市、交通道路，撂下了沙荒。［17］ 2．破坏正常的水系。汴河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天然河流的排水系统。淮北平原一些小的支流被运河所截，丧失了排水出路。尤其是运河因泥沙淤积成为地上河以后，两岸堤坝高筑长达数百公里横贯于河淮之间，无法接受运河以西小支流的排水，导致这些支流南北流窜宣泄不畅，结果造成水涝和附近土地的盐碱化。宋人王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论述:“汴渠派分黄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绝，散漫无所归。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9］在未形成地上河以前，开封以西至汴口一带汴河有很多支流，见于《水经注》记载的就有10余条。沈括说:“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22］卷25《杂志2》后来汴河河底逐渐高出两岸，沿岸支流不能排入，两旁堤脚就潴积成许多陂塘，侵害民田，［8］卷93《河渠3•汴河上》每逢雨季常常酿成涝灾。金代以后汴河淤废，汴堤仍如一道土墙屹立地面，阻碍了两岸沥水的排泄，使土壤渐趋碱化，至今犹受其害，元至正年间即出现了“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的局面。［28］汴河以东地区因得不到来水导致农田缺水干旱，以致漕运与灌溉用水之争持续不断。宋时曾于汴河设斗门调节水位，允许两岸农民引汴水灌田，以达到水运与灌溉的双重功效，结果不出四年，汴河水位急降不能通航。 3．淤塞湖泊。黄淮平原历史上曾存在诸多天然湖沼，因汴河变迁、黄水侵袭逐渐淤平。圃田泽(跨中牟、阳武)唐代时东西25公里，南北13公里，金代以后汴河淤塞，一遇河决泥沙灌之，圃田泽陂塘淤浅，明清渐成平地。荥阳境内的荥泽、商丘东北的孟诸泽自古水草丰茂，麋鹿众多，唐时仍方圆25公里。河南杞县东的逢泽、白羊陂、宿州东北的滭湖等，自宋以后多淤平消失。［29］ 总之，汴河主要是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侵袭而最终堙废的，这又使得黄河失去了泄洪渠道，导致黄河泛滥频仍，对汴河流域尤其是汴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土壤沙化也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唐宋时期这里曾是重要的产粮区，以后逐渐萧条。另外，汴河堙废后，其航运功能随之丧失，原来依托汴河兴起的城市也渐渐衰落，如开封、商丘、宿州、泗州等，经元明清三代已演变成全国较为贫困的地区，再难重振当年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