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生态环境建构

行政生态环境建构

 

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能力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程度。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而行政管理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整合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而进行的社会管理活动,也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组织、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和[2]。这充分表明,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行政管理。能否建设好和谐社会既是对政府善政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政府行政能否达成善治效果的考核标准。当然,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离开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很可能会变小变弱。   一、政府行政管理与行政生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类对客观世界履行的过程必然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类活动不可能脱离他所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进行,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对象、范围和方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基础。因此,探讨政府管理的行为规律绝不能脱离对其赖以存在的行政生态的钻研和理解。所谓生态行政,就是政府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政府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3]。   行政生态学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进而探讨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的有机联系。美国学者里格斯于1961年创立了行政生态学,根据不同的要素把人类历史的基本社会形态分为三种: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各国社会环境不同,那么,行政管理的目标、体制、观念、方式也就大为不同。而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管理也就相应地随之变化。   行政生态学的要求,政府管理必须要与其行政生态保持大体上的平衡和协调。这种平衡和协调既是管理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行政管理具有活力和效率的重要前提。要保持政府管理与其环境之间的相对平衡,首先要求政府管理要符合行政环境的现状、发展水平和基本性质。而各国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和行政环境都对行政管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最直接影响制约行政管理的是行政环境,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水平。行政管理的职能、目标、决策和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4]。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行政生态和政府管理二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政生态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管理。行政生态是行政管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行动的空间,决定、制约着政府管理的体制、行政职能、行政目标、行政决策和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以及官员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与行政经费等。反过来,政府管理对行政生态也具有反作用[4]。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前两种中的一种。但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5]。因为行政权力属于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而经济发展状况是行政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恩格斯的这番论述完全适用于政府管理与行政生态的关系。   从以上可以得出,政府管理离不开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就会变小变弱。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相对和谐的生态环境,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不合理的行政生态环境现状制约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期,在这一转型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得到不断完善。可以说,国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无与伦比的成就。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加速,国家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行政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环境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可以说突飞猛进,经济的腾飞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应该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环境并不好,经济领域存在“三大瓶颈”,经济结构———缺少高新技术,经济质量———粗放型、能源消耗大,经济安全———依存性高与“全球化”冲击[6]。经济体制性与结构性矛盾主要会带来以下失衡现象。首先是城乡发展失衡。从体制性矛盾来看,长期实行“重城轻乡”的发展政策,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城乡分隔、流动不畅;从结构性矛盾看,主要表现为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同时农业就业人口居高不下,劳动生产率偏低,人地关系紧张,农产品质量和品种不适应市场需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较低[7]。这具体表现在城乡发展失衡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民负担沉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能力下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以及农村社会事业落后等。其次是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客观条件以及改革开放步伐和力度的不同,地区差距目前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全而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难点不在东部而在中西部特别是本部的经济落后地区。最后是社会收入和分配在社会分配领域的失衡。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出现了靠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新面貌。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单位之间的利益分配出现差距过大的情况,利益矛盾也就逐渐的突出起来,造成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严重这些不合理现象。#p#分页标题#e#   (二)社会环境   社会组织是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著名学者里格斯把社会组织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自然团体,例如家庭、家族。二是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人为团体,例如教会、政党、工会、商会等[8]。从我国实际来看,在我国部分地方体现比较突出的是像里格斯的第一类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自然团体,群带效应较为严重。当然,社会环境问题远远不止这个,比较典型的还有社会保障缺口大,覆盖率低(且绝大部分为城镇人口);就业与再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庞大的下岗队伍、学生流与民工潮;“二难、二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这些不和谐的社会环境,都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   (三)政治、行政文化环境   政治环境一般涵盖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立法制度与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和政治性组织成长状况等。现阶段我国仍面临着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深,社会民主的实现程度不高等问题。从行政文化方面来说,“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一直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使得做人民的公仆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都被冲淡,严重制约了服务意识的提升和法制的建设。   (四)自然环境   近3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由于资源开发的迅速扩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当生态环境成本用尽以后继续按照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经济,将会牺牲人类的健康,使经济增长与我们的生活目标相背离。   三、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和策略   生态环境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发展。实现和谐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当代人的努力,还可能是下几代人共同的目标。它不仅仅是当代政府的重大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巨大使命。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意见和策略。   第一,要进一步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策略。当前尤其应当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发展活力。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健全二次分配机制,使欠发达地区增强创造活力,加快发展速度,尽快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使困难群体提高生活质量,逐步走上致富的道路。不断加大对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力求使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维护社会公平以及善治实现和谐。俞可平教授从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强调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最深厚的基础[9]。能否实现社会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由于它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状态,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只有真正形成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环境,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才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安定,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社会主义。   第三,加强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共性与和谐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地方,它承担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指导的变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加强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可见,没有民主公正的社会就不是和谐的社会,新型公共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的调节手段和基础保证。   因此,我国要不断的改善行政生态环境,加强政府行政管理的能力,提高广大公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最终推动社会走上“以人为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