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县流传的关于土族语言的传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说，在很久以前，生活在该地的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汉族，由于语言不通给他们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有时还导致了一些误会和笑话。于是，四个民族商议各自选派一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学习语言。土族兄弟在中途因疲乏倒头而睡，一觉醒来已不见别人，他只好在路边等。当藏族、蒙古族、汉族兄弟学完归来，他就从藏族、蒙古族和汉族兄弟所学到的语言中带了一些回去。所以，土族语言中就包含了这三个民族的语言成分。［1］其实，词语的借用不仅在土语中存在，而且在青海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也比较常见，甚至有些民族语言已经成为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文化圈之间通用的交际语言。
同仁县的土族，对内主要使用地方特点较强的土语，而对外使用的则是藏语，他们对藏语的熟练程度，与当地的藏族人并没有任何区别。居住在化隆县卡力岗地方的回族，以安多藏语方言为主，或藏汉语兼通，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藏回回”;居住在海晏县和祁连县一带的被称为“托茂人”的回族主要操蒙古语，或蒙汉语兼用，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蒙古回回”。这种语言上的互动，在青海6个世居民族的语言使用中各有表现，尤其是在不同文化圈的交汇处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不同民族往往在交往中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掌握并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
宗教信仰。青海的气候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着高原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力量的强大及个人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于是神灵观念随之产生。恩格斯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2］在青海这片沃土上或根植或移植了众多的宗教信仰，主要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同时还掺杂着萨满教信仰、苯教信仰、道教信仰及其它民间宗教。长期以来，在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物质资料十分匮乏的青藏高原，这些宗教和信仰为民众提供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各种宗教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从地区、族际间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看，在青海地区形成了两个比较密切的互动圈:一是藏族、土族、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互动圈。在这个互动圈中，藏族、土族、蒙古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土族又吸收了许多汉族宗教的因素，汉族也同样接受了藏族、土族、蒙古族宗教的某些影响;二是回族、撒拉族之间的互动圈。回族、撒拉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这两个民族在宗教文化上形成更为亲合的关系。正是这种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织，使生活在青海的很多民族，很难简单地说他们信仰什么教。
以土族为例，土族原本信仰萨满教，后受藏传佛教、道教的影响，经过整合形成了含有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成分的特有文化体系，他们“对喇嘛、阴阳先生、法拉、法师、苯伯子等几乎是同样的欢迎，相互兼容在土族社会中，保留着各自相应的社会位置，有些活动中可同时见到喇嘛、阴阳、法拉等宗教人员在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能”。［3］土族建“俄博”的“苏克斗”中，就体现了出多种宗教信仰系列之组合:修建时由喇嘛或阴阳先生负责皆可，说明藏传佛教和汉传道教都被容纳;“俄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都是萨满教的遗存;“俄博”地基下填埋的羊毛、杂粮、海龙、狼头等是萨满教、汉族民间宗教和道教常用的驱邪避鬼用具;立在上面的嘛呢杆是喇嘛教的东西。［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族先民无论是鲜卑吐谷浑人或是蒙古人，早期均信仰萨满教，萨满文化的某些因素(像“长生天”即“腾格里”崇拜)至今仍然为其所传承。然而，在与周边藏族长期的文化互动中，土族在保留其萨满文化某些特征的同时，又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表现在其相关民俗活动中既有萨满教的遗风，又有藏传佛教的习俗。明清之际，土族地区修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且香火旺盛。如互助的佑宁寺，即是清代广有影响的名刹，也是一个以土族僧侣为主的寺院。该寺历辈章嘉、土观、松巴等高僧也多为土族出身。和藏族一样，土族人也普遍入寺为僧。“番、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5］
过去，土族几乎家家供有神佛、设有煨桑炉，院中竖有嘛呢杆。一些寺院的宗教活动或庙会，往往也成为土族大型的节庆活动。佑宁寺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六起就有诸如祈愿法会、观经会、辩经会等宗教庆典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成为了当地土族群众大规模的节庆式的民俗活动。此外，土族还接受了汉族的道教信仰，信奉灶神、二郎神、龙王等。如民和三川地区每年秋季举行的“纳顿”大会，“除了名称是土族原有的之外，活动内容是汉族秋社谢神的移植，供奉的是汉传民间信仰的神，表演的是汉族传播的故事”。［6］在土族居住区，既建有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寺院，也建有各种各样的城隍庙、娘娘庙、关帝庙、真武庙、龙王庙、二郎庙等。在土族传统的社会中，道士以及具有浓厚汉族道教色彩的“法师”、“阴阳”等都相当活跃。土族人生病时，既有到佛寺中焚香叩头或请喇嘛念经禳解者，也有请法师之类到家中捉鬼贴符念咒，以求除灾祛病者。土族人死后，既有请喇嘛诵经超度的，也有请道士、阴阳等诵经的。
大量的事实表明，存在于青海的各种宗教在相互激荡中共生共存，穆斯林民族的清真寺、藏传佛教的嘛呢康、汉族民间信仰的庙宇或道观，在一个城镇或村子均能和谐相处，遇上重大的宗教活动，不同信仰者彼此相助提携，逢民族节庆活动时还互赠礼品以示祝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重建、扩建中，得到了大通广惠寺、互助佑宁寺的藏族、土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一条三丈多的‘横担梁’，由范姓汉族捐赠……藏传佛教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僧众赠送的鎏金宝瓶和法幢，被安装在礼拜大殿顶脊和宣礼塔顶”。［7］黄南州、海南州汉、藏、土、蒙古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神职人员和信仰的神灵，不再有十分明显的界限，汉藏信仰的神灵一起供奉，神职人员也没有严格的民族成份要求。
婚姻家庭。婚姻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子系统，直接而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惯法规及社会结构。不同民族间的族际通婚，是相互之间文化认同的有力证明。在青海各民族中，族际通婚也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有的大家族是由几个民族成员所组成。由于宗教信仰、饮食禁忌等的限制，穆斯林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较为少见。不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在回族、撒拉族的形成中就有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入成份。以撒拉族为例，他们的先祖“到达循化地区后，与当地的藏、回、汉等民族共处，进而联姻”，［8］渐次发展壮大。所以，撒拉族的家庭生活中渗透着许多其他民族尤其是藏族的文化因子。“撒拉族的庄廓四角都放置白石头……撒拉人室内衣服不是放在衣柜中，而是挂在一根横杆上;结婚时做一盘‘油搅团’(象征藏族食用的糌粑)送给送新娘的客人们分吃;用三碗牛奶，一碗泼在新娘骑的马蹄上，两碗仍拿进来(藏族习俗用三碗青稞酒，因伊斯兰教禁酒，故改用牛奶);还给送新娘的人打‘肉份子’吃，等等”，［9］这些都是受藏文化影响的结果。#p#分页标题#e#
饮食。青海各民族的饮食，既有各民族自身鲜明的特征，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乃至共享。藏族和蒙古族都是游牧民族，以牛羊肉、糌粑、酥油及其它奶制品为主要食物。生活在青海的其他民族受他们的影响，喜欢吃大块手抓肉和酥油糌粑、喝酸奶和熬茶。因为以糌粑、牛羊肉为主而缺少蔬菜的膳食结构，存在很大的不足，而茶叶中的营养成份正好弥补这种膳食结构的不足，正像明人所谓“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10］所以，喝熬茶一直为青海各民族所钟爱。穆斯林为青海的饮食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许多经典食品，像酿皮、“花花”、馓子、蜜馓等小吃，酸辣里脊、肉沫羊筋等西宁老八盘，还有被称为中国式快餐的牛肉面等都出自他们之手。而这些几乎也已成为青藏高原的特色食品，成为青海各民族饮食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外地人来青海旅游时品尝的特色食品。各民族之间不仅有食料的共享，其烹调方法也相互学习、影响。穆斯林饮食在影响其他民族的同时，也不断地借鉴川菜、湘菜以及粤菜的一些做法。
节日文化。各民族均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在青海，一个民族的节日到来，其他民族会或多或少参与其中，有的甚至会完全融入其中。音乐和舞蹈是民族节日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青海，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音乐，像藏歌、蒙古长调、汉族秧歌等。有趣的是，“花儿”是青海6个世居民族共同喜爱的民间艺术。当然，不同的民族在“花儿”的语言创作和时令等方面是有所区别的。舞蹈的共享也是如此，头顶小白帽、身穿白衬衣、腰系小肚兜、嘴里哼唱“我是个尕撒拉”的舞蹈，并不一定是撒拉族在跳;至于蒙古舞、藏族锅庄，在各民族中广泛流行。以“锅庄”来说，它不仅已经流行于农村、牧区，而且还进入城镇，成为市民锻炼身体或休闲娱乐时最受欢迎的舞蹈，不管老人还是小孩，也不管哪个民族，都会伴随音乐加入到跳锅庄的行列中来。长期以来，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的互动、共享，不仅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而且对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各民族文化互动共享，是中华民族文化充满生命力的保证文化的多样性是指在一个区域或群体系统内，同时存在相互联系且各自有独立文化特性的几种民族的文化。文化多样性是文化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如果只是传承一种文化而排斥其他文化的共生，这种文化必定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走向消亡。中华文明之所以经历五千年的繁荣而没有中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所以说，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不仅是各民族文化充满生命力的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繁荣昌盛的保证。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依赖，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青海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变。这里的山间谷地，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土质肥沃、水源充沛，适于农耕;此外，繁茂的森林，丰美辽阔的水草，又是发展牧业的理想环境。牧业和农业两种经济形态的差异和相互需求，催生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牧业文化与农业文化彼此依赖和互补，而这种依赖和互补又主要通过商业贸易来实现。正是这种深层次、多维度的碰撞、交融，补充了各自的需求，使生活在青海的各个民族各取所需、共同繁荣，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深刻道理。
多民族文化的共生为青海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稳定、和谐的环境建设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文化建设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意义。我国自古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多民族的稳定团结，这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当前，青海地区民族团结，政治稳定。同时也必须看到，某些地区还存在一些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如果不认真对待并及时处理这些不和谐因素，不仅会影响青海的稳定与发展，还会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考察造成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经济的，当然还有文化的。究其深层次原因，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隔阂可能是最为主要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各民族首先要客观、理性地审视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看到其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因子，承认各民族文化都为青海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认可其他民族文化为本民族文化提供的补充和支持，并继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闪光点，从而形成文化共享。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一种文化除了有许多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优秀传统外，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适合时展的糟粕成分。所以，各民族对待本民族文化时也要理性地进行审视。青海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既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青海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本，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各民族文化能够保持良性的互动、共享共生的局面，将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地方文化，进而推动青海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反之，则会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重阻力，甚至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和社会发展。（本文作者：徐世栋 姚继荣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