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卫民 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将现代社会精神尤其是宗教与经济问题置于同一论域，是了解西方社会社会和民众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马克斯•韦伯、特洛尔奇、桑巴特、托克维尔、M．舍勒①等诸多学界先贤，极尽开拓之能事，其间佳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堪为研究成果之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背景下，宗教的新变迁与民众的精神世界重构，当为此领域一重要案例②。本文即以社会转型和社会文化生活相结合研究的视角，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宗教转型和应对为中心，来揭示现代社会精神重建的若干特点。
一、经济危机前后美国社会精神的反差
1929－1933年大萧条前的美国社会精神，是一种繁荣年代世俗价值观的热烈呈现。此一时期的“柯立芝繁荣”对美国人的生活、文化模式和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企业兴起、电气化和全球汽车文化、都市的膨胀、通讯革命的到来，似乎这是一个所有愿望都能实现的年代，尽管梦想经常在现实中与自己擦肩而过。但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确实正把奢侈品转化成必需品，并沿着阶层金字塔不断向下传播［1］。美国民众精神世界中的宗教信仰此时正发生着重要变化。首先是新教受到冲击，地位下降。在人生态度上，新教伦理和清教主义强调工作、俭省和严肃清醒，这对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作了相当明确的规定，基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曾说过:“凡不勤勉的人，决不会有荣誉”，“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支出少于收入，你就有了点金术”，“注意小笔开支，小漏将会沉大船”等［2］，长期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全国性的世俗文化强调的消费、娱乐、向上流动甚至①，与传统的价值观———努力工作、节俭、宗教、亲情以及家庭发生了冲突。1923年8月，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就职总统，他曾在总统宣誓仪式上严肃地说“愿上帝帮助我”，但看起来上帝在精神传播方面更需要他的帮助。
人们对上帝神迹存在的怀疑，使宗教界深切感受到现代生活的精神荒原和道德的窘境［3］。思想观念变革的核心使财富被糅进道德的标准中来，如“富人善良而勤勉、穷人邪恶而懒惰”［4］说法的蔓延。于是，商人作为大众精神领袖，取代了哲学家、教师、政客、编辑和牧师，控制了政府、传媒、大学、教堂和艺术，稳稳地坐在金钱经济的顶端，主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5］。斯哥特•菲茨杰拉德写道:“我们穷得不能节俭了，节约是一种浪费。”［6］消费中奢侈之风日炽和对金钱的狂热追求，成了美国人的理想，而“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区旗是分期付款制度”［7］，这在19世纪曾作为贫穷、挥霍和轻信的象征，此时却被人们接受和广泛使用。以往清教徒所宣扬的不浪费才能满足，在20世纪20年代被定义成了不犹豫才能满足。商业与宗教间的联系是这个时代意义最为深刻的现象之一。教堂与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圣经》被频繁地用以解释商业，而商业被频繁地用以解释《圣经》。纽约住宅区一个教堂的一个公告牌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话语:“到教堂来吧，对基督教的崇拜可以提升你的效率。基督徒F．赖斯纳牧师。”②而由于布鲁斯•巴顿的描述，福音书满足了人们普遍的要求。在柯立芝繁荣时代的有益影响下几乎成为了美国的国教。数百万人希望得到这样的保证:这种宗教不仅正确而恰当，在赚大钱的规则之中还可以找到所有的法律和预言家。”［8］可以看出，人们的商业宗教之心日升。
从统计学的视角衡量，教堂在美国生活中依然维持着与从前相差不多的地位，但某些精神的东西已经离开教堂，宗教已不再是毫无疑问接受的传统惯例，而是一个带有争议性的话题，惯性的力量更多地在推动宗教活动。宗教的任务更多地是吸纳新成员和筹集钱款运动。为了吸引人，教堂上演戏剧、开放式讨论会，开辟了篮球场地和游泳池以及年轻人锻炼肌肉的场所，这些都是吸引人们继续前往教堂的长期诱惑。其间，繁荣和安逸、广告和宣传、金钱和诱惑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而心理学的扩展、实用主义的流行等，也是人们心灵深处发生变迁的原因所在。另外，清教徒分裂为原教旨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或者说是自由主义者)，后者是受科学知识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怀疑论者，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件将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向最高潮。伴随着新教的分裂和其影响的下降，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逐渐增多。20世纪20年代美国“第二十八届圣餐大会”的召开，就反映了天主教势力的增长及美国政府对它的重视。而自20世纪以来，大城市越来越成为犹太人新的权力中心，比如纽约的犹太人居住区正在成为出版、编辑、思想、娱乐、商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9］。“犹太教和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也出现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宗教的偏执和焦虑也不时呈现，如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天主教徒在名牌大学里感受到身份和教义歧见等，并且很多宗教不宽容情绪却被当成了约定俗成的标准［10］。宗教和现实社会以及宗教之间呈现出分裂或分离的发展现状。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严重的、并且至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区别于其他历次危机，美国学者特称之为“大萧条”［9］17－31。1929年10月29日，大萧条开始使美国经济全面陷入灾难之中，并引发一些可怕的连锁反应:金融凋敝、工厂停业、工人失业、贫困来临、国内有组织的抗争及内战的危险等。大萧条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不言而喻。失去收入的美国民众度日维艰，很多人甚至被活生生饿死。在劳苦大众层面，工人和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农民生活愈来愈悲惨，流浪大军不断踊现，老年人孤苦伶仃等。1930年美国共有400万人失业，但到了1932年，至少1200万人的失业大军四处彷徨［8］779。在与危机前巨大的生活水平反差中，美国民众所遭受到生理折磨、心理落差和苦难还是可以想见的。在美国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建藏身之所，被人称为“胡佛村”;流浪汉到处提着“胡佛袋”乞讨;许多从前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被迫加入了城市街头叫卖苹果的小贩大军中［11］。大萧条期间，200万到400万中学学生中途辍学，不少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走向绝路，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大萧条最严重的、深层的社会影响，也许是美国人民思想与信仰发生动摇，甚至崩溃。#p#分页标题#e#
危机前的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繁荣而民众心理显得浮躁的时代，这里面自然就潜伏着人们对致富神话的轻信和心理的脆弱［12］。大萧条终于暴露了这一事实。G•H•埃尔德说:“在这场灾难中，社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逃避被抛向下层的命运;经济萧条的利刃无情斩向所有人，不仅割裂了有钱人的生活和希望，而且也粉碎了穷人的生活和希望。在城市史上，这种经历比近代以来任何一种情感经历更为普遍;它所震撼的根基，几乎已接近于生与死的基本体验。”一定意义上，“美国人比那些在1920年代没有享受过繁荣过的人受到的冲击更大”［13］。旧日的群众信念呈崩溃之势，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具有赎罪力，“企业宗教”信徒成群流失，自动进步的信仰烟消云散［13］518。
“许多家庭外表上依然未变，但道德上崩溃了。他们感到没有安全，没有立足点，没有前途。”［14］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危机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到了尽头”的感觉［15］。1931年，著名作家罗伯特•舍伍德就曾写道:“当前整个一代人处于一个弹痕累累的无人地带、一种介乎两个时代之间的荒凉黑暗间隙。”［16］205精神中的愧疚、内疚、孤单、萎靡、沮丧、灰暗、恐惧、罪恶、无助、绝望等不良情绪四处泛滥。更为悲惨的是，人民深受其害，却还不知其理。或许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暂时能解除心灵的危机。但是，人们发现宗教信仰陷入了严重脱离现实的形式化作风中，“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16］205。
二、政府和宗教界的共同应对
大萧条改变了所有美国人的命运。临危受命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认为自己应该与失业者、贫穷者和无特权的人同命运、共呼吸，其实行的新政措施给美国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人们普遍接受了政府要求对美国经济施加影响的观念［11］35。利用全民动员，通过产业振兴、公共救济和社会保险等措施帮助穷人，使社会逐步走向复兴，民众信心也得到增强。在大萧条的艰苦年头里，尽管失业率始终很高，但工人利益还是不断得到改善，虽然微弱，但也实在。以制造业为例，工人的平均周工资从1932年的17美元升至1937年的25美元以上，考虑到价格水平较1929年略低，实际上工人工资比大萧条以前增长了约9%。在农业方面，农民的生活在“新政”的头四五年中他们有所收益。据估计，农产品价格在此期间上涨了85%，农民的现金收入从45亿美元上升到88亿美元［18］215。
中产阶级的生活得到新的改观:汽车上路了，家庭逐步电气化了，旅行、听广播、看电影等生活方式，在构筑着萧条后美国社会的幸福时光。“精神世界的危机也许不会直接影响物质世界，但物质世界的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教会产生极大的震动和影响。”［18］216面对大萧条，美国宗教最初显出一丝无奈。急剧增加的失业人口和大面积的救济需求，使民间的宗教慈善机构和社工组织已无力承担此项重任，宗教界看到的是罗斯福新政带来的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但大萧条带来了多样化精神的复兴，这与美国民族受到刺激和激发有关。在抗击危机中，政府、教会及社会各阶层同病相怜，这是美国历史较为壮观的一页。其间，面对灾难和财富分配不公，几乎所有教派越来越具有现实关怀感①。大萧条年代之初，面对胡佛总统的无力，一部分牧师在对资本主的制度的批评上是畅言无忌，如联邦基督教协进会的新闻公报《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坚称基督教应该支持:(1)将基督教的社会福利原则实际应用于财富的获得和使用，置投机事业和盈利的动机于创造与合作精神之下;(2)对信贷和金融体系实行社会计划和控制，以及使经济进程造福于大众［18］32。
公报还对不公正的经济制度进行指控并列举了诸多方案，要求必须保证所有的人维持生活的工资，对在“有害的工作条件下劳动的”工人应保障其有防护设施，以及因年老和失业而遇到苦难时有社会保险。还有一批纽约牧师联合起来，要求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们作为牧师分会的第一号地方分会，想表明自己同体力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性［18］32。教会响应政府的号召，制定了一系列慈善计划，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为政府分忧解愁。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约翰•A．利安神甫写的《社会重建:社会问题和弊端的总考察》，后来成为著名的“主教社会改革纲领”，其中提出了法定最低限度工资和童工法令、公寓、劳动组织权、老年保险等社会经济问题。罗斯福总统在推行其“新政”措施时，还吸收了其中不少建议［19］。在基督教随着经济危机精神膨胀的年代，宗教思潮开始反对自由主义，逐渐皈依新正教。20世纪20年代新正教在美国已经有皈依者，30年代信仰的人在增多。在新正教神学发展中，美国著名的新正教神学家是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和H•里夏德•尼布尔。赖因霍尔德•尼布尔1929年曾发表《一个驯服的犬儒主义者笔记本中的讲演》，谴责社会弊端与工业的残酷;里夏德发表《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揭示教会与历史的牵连，阐明阶级、种族、国家和经济因素如何分裂教会，以及美国宗教的主流如何深深陷入中产阶级的成见的。1932年，赖因霍尔德发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社会》，认为主权国家、公司、工会几乎完全不可能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
新正教批评自由主义，强调人类罪恶在历史上制造的危机，可以视为其是为了克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期美国宗教危机而传播的［9］472。随着经济萧条的加深，相当一部分教会领导人重新相信社会福音教义。1931年，浸礼会全国大会赞同后来“新政”提出的一些社会措施。1932年，北方长老会社会与工业关系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报告，对资本主义及现存的秩序表示谴责，并对“新政”提出更高的要求。1934年卫理会全国青年理事会第一次全国理事会甚至认可社会主义。20世纪30年代，代表大多数新教教派发言的联邦教会理事会对政府举措给予肯定。1933年，联邦教会理事会主要成员、公理会本森•兰迪出版了《美国第三次革命》一书，自诩“新政”和自由主义教会的关注相吻合。美国的天主教也得到发展。实际上，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的选票就发生了显著变化。胡佛的竞争对手艾尔•史密斯的反禁酒主义立场和天主教信仰，使人第一次在美国一些最大的城市取得胜利，并在大多数都会大大超过以前的得票百分比。#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在美国的活动日益高涨:天主教工人运动纷纷出现;天主教徒也步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行列;不同民族的天主教徒联合组成团体，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罗斯福总统任命了许多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官员，赢得了大多数天主教徒的支持。在社会各方面，天主教都显示出了自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0］。1934年，美国颁布《印第安人重组法》，土著印第安人由此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包括拥有土地、宗教活动等。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W．D．法尔德的人开始在底特律宣传伊斯兰信条，在美国黑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论述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美国人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结社，那里不仅有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商业和工业组织，而且有成千种其他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宗旨极为宽泛和极为狭隘的、成员极为众多和极为有限的……”［21］513“在我看来，美国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其基于个人自愿的、有道德基础的社会组合。”［21］517
我们从美国大萧条中又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在教会联合中，主要是对联邦教会理事会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满，多种“原教旨主义的”教会要求联合。这种冲动，使得1940年组成了高度战斗性的美国教会理事会和1941年不那么具有排他性的全国福音派新教协会。其他的联合还有:南、北卫理公会摈弃前嫌，于1939年合二为一;4个较小的德裔教会曾举行合并会议，1934年前两个合并为福音派与改革派教会，后两个到1946年合并为福音联合会友会。另外，还出现了更激进的教派间联合团体，如和好联谊会、社会主义基督教联谊会，他们关注劳动问题和阶级斗争。当然，在30年代宗教活动空间里，一些保守派和右派也时有蠢蠢欲动之反应，但美国社会中更突出的还是教会对民众的关心及相互间的协调和融合。
三、美国社会精神重建的理论
无论是大萧条，还是社会精神重建，都是剧烈的社会转型的表征①。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现代社会转型实际上包含如下复杂的过程:社会活动从行动到组织化，再从组织化到社会化;历史发展空间从工具到领域，再从领域到世界;人类精神生活从宗教崇拜到理性发展，再经过理性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最终形成新的心智文化。其间充满着异质化的变迁及诸路径的相互影响、相互交错。这种状况既看出了传统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有限性，也使人发现了以往定义中进化论色彩的浓厚。因此，在得到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等人的再现代化理论启发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何传启研究员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尽管还不成体系、根基也不稳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界对现代化的新的认识②。由是，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转型解释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从一般行动到社会组织化再到社会化诸阶段的剧烈转变，人类活动的空间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再向全球领域的骤然扩展，人类精神生活从宗教崇拜到理性发展再经过文化交流和发展而形成新的心智文化，及由此带来诸多社会风险现象产生和历史发展路径大变动。下面的《社会－历史－精神发展结构微图》可视为这个社会转型过程的具体展现。其中Ⅰ组所展示的是社会发展的三个过程;Ⅱ组所看到的是历史活动的三个空间;Ⅲ组给我们提供的是精神世界的三个层面。
整个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图系。在图示形式和内容效果上，笔者注意了3个共在:(1)存在结构和发展结构的共在;(2)行动体系和意识体系的共在;(3)结构方法和解构方法的共在。社会转型概念的辩论，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也为社会精神结构的剖析引入了新的角度。作为隐藏于社会、历史发展现象之后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结构，精神结构的解析更为重要，但也更为复杂。实际上，人类社会精神的发展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阶段性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物质生产、政治建设、社会分化和整合以及历史空间扩展相呼应的问题，所以可以层次来剖析之。人类在渔猎社会、畜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当然以求生存为要，于是对自然、地方性社会和知识的依赖性较多，对宗法社会和专制权力依附性较强。宗教或宗教意识进入了人们的精神空间。随着社会领域的扩展，个体独立性和现代社会组织化劳动的有效结合，带来了理性精神的大突破、思想的大爆发。理性精神的张扬与其说使人类到了“脱魅”(马克斯•韦伯语)的阶段，毋宁说是使人类进入了一个重视物质大发展和高科技提升的时代。
原因是理性文明残暴的一面证明了人类“脱魅”程度的极其有限性，加上人们心灵深处的空虚和紧张愈演愈烈，于是对现性的清算和对宗教或宗教意识的清理被放在了文化的拼盘上，笔者称之为心智文化的产生。尽管宗教、艺术和主义等字眼渐迷人眼，但人类的自省和反思，从现代审美体验的角度出发，吸取宗教体验的特点，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构造了心智文化的内涵。由是，宗教或宗教意识、理性精神、心智文化成为精神历史的全部①，而由于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它们在现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和社区中却有着不同形式的存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要经历这样两个过程:从宗教(意识)到理性精神的嬗变，从理性精神到心智文化的提升。其中理性精神和心智文化构筑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核心，二者的缺场不但会造成个体的苦闷，而且易造成社会的混乱。两个过程、三个层次在现代社会是以一体化状态被要求，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从而构筑了现代精神之世界。同时，各种精神之间的相互宽容和批判，不断塑造着时代之精神，丰富着精神空间。
因此，此处所说的社会精神，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包含的自然的、现代民族国家所赋予的、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可以自由参与并赋予批判内涵的综合文化时空。而所谓社会精神的重建，则指人们对精神生活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这尤其体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可见社会精神重建和社会转型关系的密切。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物质活动的社会—历史空间扩大还是减小，精神空间都必须扩大，社会才有希望。社会精神的重建和发展不是一个被动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运作，在社会—历史—精神结构图中，其潜在性正好说明其复杂性和重要性②。社会精神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不但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简单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带有解构色彩的过程。精神的解构力量正在于对唯物质观和单线发展论的批判。一个宗教———理性的人，显露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形态，展示着人的力量，而在理性—心智文化层面的人则是一种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和理性为什么并不能总是很好的契合，也说明了精神的解构功能的存在。#p#分页标题#e#
四、美国社会精神重建的启示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精神重建中的几点启示:
(一)社会精神重建的中心应该是给人民以温暖、希望和力量
罗斯福上台后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把人民当成自己的朋友。他每天收到5000—8000封信，以至于有一众议员称其为耶稣。沃尔特•李普曼说:“我们全国人民原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过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对国家、对政府又恢复了信心。”［21］在罗斯福新政中，“人民”的内涵其实也被重新界定:这个词在20世纪20年代曾被描述成一种心胸狭窄的原教旨主义和粗俗不堪的商业主义的代表，此时在罗斯福看来却是民主化美德的象征，他宣称普通人代表了美国的情感与灵魂［22］。由此可见，即使在现代民主社会，人民的信心资源及社会精神空间也是可以由国家合理干预并且重新分配和建构的。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点在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中尤其重要。而在人类的现代文明进程中，国家就是为公民增加生存力量，使公民逐渐走出狭隘天地，奔向新的文明领域，并最终独立地走向世界的保障。而民族国家的调整和完善，离不开给人民以温暖、希望和力量。无论是市场经济的繁荣还是危机，人民的精神文化都需求得到提升;由于宗教、文化政策的调整，人们的思想会相当活跃;由于国家和人民之间权力张力的缓和，人民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在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大趋势下，由国家出面，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刻及时实施“新政”，在主流价值观的多元交融中一定程度上整合精神资源———整合传统的宗教资源和理性原则，进而形成新的心智文化，甚为必要。
(二)政府和宗教界应密切合作并做好价值影响的合理让渡
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教会大力宣传社会福音，罗斯福新政后教会承担的许多急救工作由政府接手过去，教会的关注点又过渡到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为个人家庭提供救赎。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为代表的新神学对重视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学进行反思，调整自由派对科学和人性的过分重视，重新提出人性的双重性和上帝的超验神秘，并在欧洲思潮的影响下发展“基督教存在主义”［23］。在美国建国和发展历史上，宗教曾发挥了强大的正面作用，一直到现在，它仍然在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道德塑造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可谓是美国“伟大的精神价值”。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强大冲击，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不过，在20世纪初神学不知不觉走向衰落时，宗教依旧有它的市场。而从1916年到1942年美国基督教徒人数从4200万增长至7200万。教会的身份在美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美国人对基督教也不再有过高的精神追求，但教会却在这种环境中提高了威信［24］。新教伦理对人们社会生活深入影响的年代，已经走向历史。人们关于工作、关于生活，有了新的文化理解和思考。尤其是经过大萧条，或许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德•贝茨所言:“大萧条，也只有大萧条，才能摧毁美国人所珍视的一种说法，即从清教伦理演化而来的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人格的说法。”［18］231这是政府和宗教界密切合作并做好价值影响的合理让渡后人们心灵的愉悦。
(三)宗教等国民精神遗产在国家危机时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石
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波折，美国民众生活和心灵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大萧条以后，随着美国民众的性情和生活方式发生显著改变，习惯于道德革命至少已进入休眠状态。宗教是否已恢复它那往日的威望，不好说。1930年，美国所有教堂的会费净利润仅仅有1．1%。但是，信教的场景确实发生改变了。天主教和新教已经对相互之间的争斗感到厌倦，原来对宗教冲击和影响较大的科学主义声音，在否定宇宙精神价值存在方面，也不再那么气势凌人。已经很少有年轻的男男女女会对任何宗教或者所有宗教都充满敌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广泛和一般的愿望，就是在那些怀疑者当中，他们也都希望能在宗教中找点根据，从而更积极地、成功地诠释生活的内涵［6］。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西德尼•阿尔斯特伦在《美国人民宗教史》一书中说:“1929年大崩溃后，20年代以来宗教不景气现象更加显著。失业与饥饿不会导致群众宗教的复兴，不过减少了美国宗教生活的肤浅性和自我矜持”［14］950。”但他也承认:“新政期间，随着国民的自信心的恢复，基督教出现某种发展现象。欧洲秩序的崩溃、希特勒的兴起，以及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挑战，使得美国人重新关注起包括宗教传统在内的国民遗产来。尽管战争动员干扰了新正教已经煽起的复兴运动，但是，夫离子散的家庭的疑虑，‘为战争尽力’引起的社会混乱，的确刺激起对宗教的明显而更强有力的兴趣。战区流行一句话:‘伞兵坑内没有异教徒。’在数百万伤亡将士家中和许多国教堂里，也可以这样说。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战后复兴’在停战以前很久就开始了。”［14］950诚如《美国社会:〈心灵的习性〉的挑战》一书所言:“尽管宗教组织的努力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可能完全制止世俗化对基督教传统的冲击，但作为社会的净化剂，宗教道德从整体上说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公民素质、增强社会凝聚力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25］
(四)世俗精神和宗教价值的融会创造了美国的新精神
客观地说，在20世纪20年代世俗化发展日益占主流的时期，美国的宗教信仰虽然呈现出一定低迷发展态势，但也孕育着新的美国精神元素的诞生。只不过，这种精神在当时是与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之下。在大萧条来临时，《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的作者G•H•埃尔德肯定了当时报纸的评论:“这次经济萧条也有它的益处。伟大的精神价值产生于萧条之中……许多家庭失去了汽车，但是却找回了灵魂……从而勇气倍增。躯体安享了更多的平静，尽管精美食品依然匮乏，但消化能力却增强了……教堂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因为一些曾经是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的人再也承担不起享乐所需付出的代价了。”［13］41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结论中，曾渴望美国统治者所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培育出伟大的人民”，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盖格尔认为，“与历史背景不同，我们的目的必需(须)是以和平和自由来培育‘伟大的人民’”［13］42。宗教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发生了新的改变，“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精神”在危机中也得到鲜明的体现。当今社会，美国90%以上的人自认为信仰上帝，过一半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经常参加教会活动［23］368。在文化世俗化与宗教复兴共存、宗教和教派合作与宗教政见分化共在的时代，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美国新精神。#p#分页标题#e#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危机和反危机的重要时刻，政府、宗教和民众的结合，使美国精神在短暂衰落和崩溃后获得重生，并在现代社会已经融会成了一种不断随着时代变迁的新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今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还在不断发生，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美国也不例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繁荣和危机，对人们的心灵信仰时刻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危机的影响，有时可谓痛彻心扉。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阵痛和疗伤的美国，宗教从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归到自身的思考中去，给自己的时代以准确定位，相信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能在美国新的危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